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学习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的体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央党校论文,重要讲话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新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形成了两大成果。这两大成果，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说，也就代表了两个不同的阶段。江泽民总书记5月2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论断，进一步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到底“新”在哪里呢？江泽民总书记用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四个词，回答了这个问题，集中概括了这个理论的新的风貌和特点。
新境界
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这一概括，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达到的新的理论层次和精神风貌。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地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吸取新的精华，充实新的内容，展示新的风采，使之不断地达到新的更高的境界。邓小平同志无论在拨乱反正还是全面改革的过程中，都始终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实践，看待理论，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毛泽东思想。他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贯穿于社会生活和理论思维的各个方面，既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强调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又从来不囿于传统的条条和观念，始终强调要结合新的实践经验和条件，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说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来，努力使马克思主义达到新的境界。
根据实践和理论的不同情况，邓小平同志有的是在继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观点的同时，又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赋予一定的新意；有的是改变以往一些过时或不完全科学的观点，特别是抛弃了过去某些对马克思主义扭曲和错误的认识，依据新的实际作出新的结论；有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毛泽东都没有遇到或论述过，邓小平同志主要依据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际，作出了新的概括和新的结论，或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新的主张。例如“一国两制”问题，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考虑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时，曾经提出过如果实现统一，台湾可以实行高度自治、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台湾地区政府仍旧归蒋介石领导等主张。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思想都没有展开，也没有能得到实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紧紧抓住时代发展大转折的机遇，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以求真务实的实践精神和勇敢无畏的理论勇气，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这一完全新颖的战略构想，不仅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而且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邓小平同志正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把继承、坚持同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
新水平
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一概括，集中反映了邓小平理论在对社会主义的根本认识方面所作的推进和取得的成就。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他们的时代，曾经对社会主义的轮廓作出过一些预测和构想，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但实践证明，他们的构想与现实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在实践过程中，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搞清楚。回顾社会主义的历史，总结很多国家的经验教训，问题往往都出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把握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抓住这个最主要的症结，邓小平同志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不断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鲜明地提到全党面前，领导全党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随着对社会主义探索和认识的不断深化，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如果说，要求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指点迷津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对于认识社会主义就起了“画龙点睛”、“点石成金”的作用了。如同建造任何房屋都需要首先明确这座房屋的功能及对于我们的价值，从而明确建造这座房屋的目标和任务一样，搞社会主义，当然需要知道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和基本特征，但更为重要的，是要知道社会主义的功能、价值、目标和任务，即“社会主义是干什么用的”。社会主义的一切制度、体制、模式，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来设计和建设。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偏差，往往是只注意到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和形式，没有注意到它的功能和价值，就形式讲形式，结果有些形式并没有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功能和价值，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就在于告诉了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亦即社会主义最大的功能、价值、目标和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一切具体制度和形式，都要体现这个要求，服从这个要求。符合这个要求的，我们就坚持；不符合这个要求的，我们就调整、改革；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要求，变换旧的形式或创造新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其他一切概念，都要服从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抓住了本质，才抓住了社会主义最核心的内容，也才能真正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
新判断
江泽民同志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前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变化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这一概括，集中反映了邓小平理论以宏大的视野观察和把握时代潮流，不断对时代和世界的发展态势作出科学判断以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点，力求赶上时代的重要特点。
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封闭的理论。它总是通过不断吸纳世界先进文明发展的一切成果，对时代发展的新趋势作出科学说明而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的。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眼界始终非常开阔，胸怀始终非常开阔，他总是密切关注世界发展的各种新情况、新动向、新趋势，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立足国情，放眼世界，统揽全局，敏锐地把握世界和时代发展的潮流。他强调，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通过这种“放眼”，他紧紧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关系，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作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学判断，对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一系列战略性的抉择。
他紧紧抓住时代主题的变化，确认“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根据新的时代主题，中国可以而且必须抓住时机，集中精力加快经济发展，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
他紧紧抓住世界日益开放、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特点，制定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国策，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开放。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本世纪不能变，下个世纪也不能变。
他以融汇世界文明的博大胸怀，强调要学习利用国外的一切先进经验，包括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特别是确认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方法，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为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打开了通道。
他紧紧把握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向，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强调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一定要把科技、教育作为战略重点。重视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邓小平理论中诸如此类的一系列新的判断，无不体现了这个理论所渗透的深刻的洞察力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新体系
在提出上述三“新”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概括起来说：“这个理论总结近20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成功和失败的历史经验，总结国际经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这一概括，从总体上说明了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基础、中心课题、基本内容和历史地位。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未曾遇到和解决的问题，但又是当代中国面临的切切实实需要回答和解决的最基本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我们党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邓小平同志在思考和回答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心命题和基本口号，为我们指明了历史任务和奋斗方向，也把当代中国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用一句鲜明的话概括了起来。围绕这个中心命题或主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从而从根本上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目标和道路。江泽民同志多次说过，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说它是体系，从理论自身的内容来看，它是对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比较全面、完整的回答，是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和概念紧密联系而构成的有机整体；从理论与实践基础的关系来看，它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比较全面和整体性的认识；从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来看，它既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运用，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新的高度和境界。从内在的统一性和相互联系上来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统一的科学体系，但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有自己独特的主题、内容、特点和结构，有自己独特的时代风格和精神，所以，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如同一棵躯干高耸、枝叶繁茂的大树，深深扎根于现实的沃土之中，吮吸着人民和实践的营养。1992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审阅十四大报告送审稿时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要写得合乎实际。”这段话准确地阐明了邓小平同志创立的这一理论与群众、与实践的关系。江泽民同志说的“新鲜经验”、“历史经验”、“国际经验”，则准确说明了这一理论的实践基础和基本根据。
基于上述四个“新”的内容、风格和特点，江泽民同志明确地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称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一般来说，所谓阶段，可以从两方面的含义来考察。一方面，从事物本身的发展来看，事物的根本矛盾和性质没有变化，但它的表现状态或次要方面发生了变化，它的发展就表现出阶段性来。另一方面，从反映事物的认识过程来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程度，这就会使认识表现出阶段性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无论从实践运动本身，还是从思想理论高度，都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我们所称的两次革命、两次飞跃，已经包含了这种意思。现在，明确地确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顺理成章的。
由“新阶段”的判断，自然就得出了必要的政治结论：“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我们一定要高举这面旗帜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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