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一体多元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依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民族论文,制度论文,民族区域自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1；C956 文献标识码：A
中华民族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它经过了夏、商、周三代演变，秦汉时期民族主体的定型，春秋战国、两晋南北朝及五代十国、宋辽夏金元三大时期的民族融合，明清时期的完型。中华民族是一个一体多元的民族聚合体。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发展的历史，对理解我国的国家结构和政治制度，巩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的统一不无裨益。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在探寻中华民族一体多元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依据的基础上，来进一步认识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合理性。
一、地缘政治环境和地形地貌
中华民族生活的区域从新生代以来，其原始地貌的构成和现在差不多。东部是漫长的海岸，在古代，大海视为无法征服的神秘领域，“观于海者难为水”。大海实际上成为古代中国与彼岸交流的天然屏障。西部是帕米尔高原，是东亚与西亚的自然分界线，阻隔了两边文化的充分交流。西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把两个独立发展的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有形地分割开来，使两者未能充分交融。北部东起库页岛，中经茫茫大漠，西止巴尔喀什湖，与西伯利亚相邻。大漠之北原本人口稀少，加之寒冷的西伯利亚锁住了北部边疆。大海、大漠、高原、山脉遏阻了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封闭性的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了以语言、心理、经济和文化等综合因素为基础的生活统一体。
在这个封闭性的地理环境中，其地形地貌十分复杂。北部蒙古高原，西部帕米尔高原和西南青藏高原，受高原强劲寒风的吹打，地面上的细土被吹走，只留下砾石或基岩，形成戈壁和沙漠；但高原牧草长势较好，在古代一直是“逐水草而居”的各游牧民族的主要生息地。南部的云贵高原耸立于四川盆地与广西盆地之间，地势海拔1000米以上，高度向西递增，外围大部分地区地形支离破碎，长江水系的支流长期切割地面，使这一地区大部分是高山深谷。峰峦叠嶂，人们世世代代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正因如此，这一地区的聚落形态、民族类型也显得盘根错节，是我国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
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自然地理条件曾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封闭性的自然地理条件，使我国处于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环境。生活在同一个政治环境中的人们，随着人口的流动、经济文化的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的统一体，复杂多变的地理地貌则成为各民族保持其个性特色的重要的地理条件。因此，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复杂多变的地形地貌成为中华民族一体多元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地理依据。
二、多层次同心圆的文化结构
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这与该流域特殊的地理自然条件不无关系。黄河流域土质疏松，土性肥沃，适宜原始农耕的发展。黄土特殊的柱状节理和垂直节理，容易挖穴构屋。冬暖夏凉的窑洞，为先民定居聚落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居住条件。此外，黄河又便利于原始聚居的人们的文化交流，其众多的支流，犹如原始华夏文化圈的血管，支持着原始村落和农耕文化的发育。黄河流域成了孕育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
中国社会很早便确立了农业经济模式，殷墟卜辞中的“王其萑耦”，“王往萑耦”表明了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而《诗经》中的“十千维耦”，“千耦其耘”则形象地展现了远古时代农业劳动的壮观场面。农业经济发达地区，便是古代文化繁荣的地区。黄河流域优越的自然条件滋润着农耕经济的发展，夏、商、周三代在黄河流域中下游之交地区形成了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形成后对周边生产方式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产生了吸引力。春秋时代，中原周邻地区所谓“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等少数民族在与中原华夏族频繁交往过程中，不断被华夏族所同化，民族差别逐渐消失，最终成为汉民族的先民。秦汉时期，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原地区达到了民族所需要的地域、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诸因素的统一，广大中原地区形成以汉族为主干的中原文化核心圈。
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原文化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辐射力。秦汉至明清，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北方和西方边疆的少数民族大量迁入中原，与汉族杂居相处，学会了农耕技术；同时服饰、语言和习俗逐渐汉化：许多少数民族改用汉族姓氏，时至今日，在中国百家姓氏中，还能分辨出古代少数民族改用的汉族姓氏，如慕容、令狐、东方等。在少数民族迁入中原的同时，不少汉族为了躲避战祸，或是为了屯垦戍边，不断向长江以南，北方和西方边疆地区迁移。外迁的汉人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传授给江南和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使不少民族由牧业、采集转化为农业或半农半牧。在共同的经济活动发展过程中，中原文化由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波及到华南沿海和北方、西方边疆地区。共同的经济生活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内迁的少数民族在其新的生活区域内，有的形成了新的民族，有的与其他民族融合形成另一些民族，更多的则与汉族合为一体。未内迁的生活在原来区域内的少数民族，虽然还保留着民族的特色，但在与汉族的交往中，在衣、食、住、行、礼仪习惯和思想行为方面互相影响，民族心理日具共同性，中原汉文化逐渐成为各民族人民认同的共识文化。
中国古代独特的农耕经济，形成了农本的中原文化核心圈。这个核心圈的向心力和辐射力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融和民族心理的同化，诸如安土重迁、尊老敬长、崇拜祖先、安逸自足、注重实用等精神，皆成为一种共同的民族心理现象。这种心理现象将生活在各区域的民族凝聚在一起，形成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由此可见，农本的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多层次的同心圆文化结构是中华民族一体多元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经济文化依据。
三、人口流动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简单的按领土范围划分的民族集合体，而是彼此间有着密切联系和共同利益的自觉的民族实体。在二千多年间，各民族人口的流动，使中华民族人口增加，质量提高，通过互相间的人口流动，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精神和物质的联系，逐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多元的局面。
中华民族的主体和核心——汉族，其人口数量和质量在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其中虽有相当复杂的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的迁移。汉族人口通过迁移扩散到非汉族地区，同时将迁入到汉族地区的非汉族人口，以及新移植区的非汉族居民融合到汉族中。
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并不源于黄河流域同一血缘部落：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演变，至春秋时代，以炎黄部为核心，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结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雏形——诸夏，其主要集中于中原地区。秦汉时期，随着疆域的扩大，诸夏向周边地区推进，东到海滨，西至陇东高原，北抵河套、阴山，南达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甚至南下珠江流域。此时诸夏基本上已经一统天下，形成汉族。
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和西方边疆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人口迁入中原，与汉族人民杂居相处，先后建立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北魏、北齐、北周等10多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到唐代初年，这些少数民族的特异性已趋消失，基本上与汉族同化。这一时期，尽管汉族人口总的分布范围并没有什么扩展，但却在此范围内进一步压缩非汉族的区域，实际上扩大了汉族的居住区。如长江中下游原由蛮族和越族人聚居的地方，汉族人口大量迁入，这一带已很少再有蛮族和越族的大片聚居区了。
唐末至元，沙陀、女真、契丹、西夏等少数民族进入了中原一部分地区，相继建立后唐、后汉、辽、金、夏等政权。进入中原的这些北方民族在与汉族长期共同生活中，同样被先进的汉文化所同化。元代统治者把汉化了的契丹、女真、西夏等族统称为“汉人”，原先的汉人称之为“南人”。北方民族大举迁入中原地区的时候，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族则加速南移。两宋时期，五岭以南的平原地区已经成了汉人的一统天下，非汉族的居住区进一步缩小。
明清时期汉族向周边地区大规模迁移。以军屯为先导的移民广泛进入云南和贵州，逐步压缩当地民族居住区。在汉族人口大量涌入下，南方非汉族都退缩到山区，成为真正的“少数”民族。清代，汉族大规模向东部和台湾迁移。明清时，除了西藏之外，汉族人口几乎覆盖全国各地。
汉族人口迅猛增长，并遍布各地，这与汉族擅长农耕，并掌握先进的农耕技术有关。凡是汉族定居的地区都适宜农业种植。这样一来，汉族很快在新定居地区立足、发展，同时带动新开发地区的经济发展。非汉族人口不断注入原汉族居住地区，很快被先进的汉文化所同化，使汉民族人口迅速增加，身体素质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汉族之外的50多个民族，从其发展的历史来看，除了自古以来就在当地生存发展的民族外，其他民族的形成则与人口迁移有着密切联系。
如朝鲜族、俄罗斯族、京族、塔塔尔族等是最近几个世纪从境外迁入的少数民族。京族于16世纪迁入，其余的都是19世纪后迁入中国定居的。人口迁移对这些民族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意义自不待言。
与这些直接迁入的民族不同的是，有些民族是居住区域有过较大变化，或有过多次迁移而形成的。如维吾尔族和裕固族，原是居住在蒙古高原的回鹘人。中唐时期其政权被黠戛斯人所灭，回鹘人大部分西迁，其主要一支移居新疆，在当地定居后，逐渐由游牧转变为农业，又与当地民族长期结合，形成了维吾尔族。另一支移居河西，北宋初年迁至甘肃、青海、新疆交界地区，15世纪以后陆续迁至陇西定居，成为裕固族。又加蒙古族，原本是聚居在今额尔古纳河东岸的室韦一支，称为蒙兀室韦。铁木真统一各部后，称成吉思汗。他的子孙随着军事征伐的胜利，先后建立钦察，察合台、窝阔台、伊尔四个汗国和元帝国。四汗国蒙古人大多融合于当地民族。明灭元，元顺帝率数十万蒙古人迁回蒙古草原，与原来留在蒙古草原的本族人发展成蒙古族。在经常性大规模迁移过程中蒙古族不仅接受了其他民族更先进的文化，也吸收了不少其他民族的人口。再如回族，构成回族的基础是13世纪迁居中国境内的中亚各族、阿拉伯和波斯信仰伊斯兰教的移民，也包括从7世纪以来就侨居在中国东南沿海一些港口、商业城市的阿拉伯和波斯人的后裔。这些人进入中国后，又经多次迁移，在这过程中吸收了汉、蒙、维吾尔等族的成分，人口数量增加很快。由于长期与汉族交往或杂居，回族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已使用汉语，但其依然保持着本民族在心理状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点。
纵观中国移民史，清晰地看到汉族与其他民族互相交融，交叉居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这样的人口布局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一体多元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又一个重要依据。
四、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中国大一统观念产生比较早，在《尚书·尧典》中有“光被四表”、“平章百姓”和“协和万邦”的记载。虽然概念比较松散，但却有一个中心，尧就是这个中心。这个中心之外，围绕这个中心形成不同层次的圈子，由小到大，由最亲近的“九族”，到周围的“百姓”，再到远方的“万邦”。这是一个大一统的系统。后来，这个系统一直延续下去。秦统一六国，开创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由此大一统转为制度化。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一经确立，对缓解民族矛盾和冲突，维系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其主要表现为：
1.建立中央管辖的行政机构 如秦统一后，在全国建立36郡。唐统一西域后，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地区。元将岭北、辽阳、甘肃、云南等边远行省隶属中书省，这既加强了对边远省区的管辖，又促进了边远地区与内地的交往。
2.屯垦戍边 如秦统一后，迁三万户居民到北河、榆中，垦田生产、开拓边疆。征服南越后，迁徒50万人戍守王岭，与越人杂居。元统一后，大量的汉族被签发到边地去开垦，边疆各族也大量内迁，相互间的沟通和联系，使过去视为边陲绝域的地区和中原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原有的地域观念逐渐减弱。
3.和亲、通关和册封，强化中央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 汉与匈奴和亲通关，改善了汉与匈奴的关系。唐朝公主远嫁吐蕃首领，唐蕃和同为一家。唐王朝册封南诏皮罗阁为云南王，增强了唐与云南少数民族的关系。清先后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整固了对西藏的统治。
4.设专管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元中央设宣政院，“秩从一品，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清设理藩院，专门管理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这些机构的设立，说明中央王朝十分注意对蒙、藏、维等少数民族的管理，这对巩固统一后的多民族国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5.修建寺庙、制定政策、联络感情，消除割据我国少数民族中，要数北方民族最强悍，中原王朝对其一直保持防范的心理。明清对此所采取的方法各不相同，明筑长城以防之，清修喇嘛庙来联络信奉喇嘛教的蒙藏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众多的西南地区，清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将很多少数民族世袭的土司，改设为流官，此举消除了土司割据称王的隐患。
中央王朝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将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华民族牢牢地凝聚在一起。一千多年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模式沉淀在中华民族的心理深处。这是中华民族一体多元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治依据。
综上所述，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内含着相当旺盛的生命力。在近代，她曾经遭遇到最黑暗的政治年月，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依靠西方列强而割据一方，国家政治十分脆弱，中华民族滑向崩溃的边缘。即使为此，中华民族还是挺了过来，这足以说明千年历史造就的中华民族有着非凡的内聚力。统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分裂将为全民族所讨伐。中华民族一体多元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依据同时又证明：我国现行的单一制结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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