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女性文学的应答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96(2001)03-0066-05
从80年代中期，中国女性文学“浮出海面”之后，就繁花似锦般地发展起来，大有燎原之势。但是，在女性文学形势一片大好的景观中，女性文学的隐患也在潜滋暗长。正如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所说：“这些女性写作大多数并没有真正反抗男性菲勒斯。在关于女性与男性关系方面，简单化地将男性处理成一些恶棍、性欲狂，要么一味地逃避到女性内心世界。”[1](P.202)这种女性文学中的两性极端对抗和女性的极端逃避反映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叙事缺乏对自身“整体叙事”的自觉意识。所谓“整体叙事”是贯穿于从古至今整个中国女性文学的叙事史中的叙事传统。只有意识到了这种“整体叙事”，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叙事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找到创新的生长点，走出极端化的误区。要寻找这种“整体叙事”必然无法囿子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而是要在一个历史整体中去考察寻求。并且，女性文学的能指范围也不能仅限于女性写的，而是凡那些披露了女性文学叙事中文化心理的作品都应是女性文学的。
女权主义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用来寻找这种“整体叙事”。女权主义批评流派繁多，观点各异，但其核心是基本相同的，即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是男性中心的历史，女性一直处在边缘状态。所以女性文学叙事的边缘性是女性文学的整体叙事。并且认为，当今的女性文学叙事已经开始从边缘向中心进军。[2](PP.190-191)事实上，女权主义批评的这种“边缘叙事”的整体叙事观是站不住脚的。姑且不说女权主义批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这种批评的学理性，仅从逻辑上来看也是自相抵牾的。董之林曾指出：“西方女权主义批评始终面临一个悖论：如果迄今为止的文化传统是她们的立足之地，她们的思想和理论来源又来自何方？”[3](P.42)这的确是一针见血的批评。在此，我们同样可以这样对“边缘叙事”的整体叙事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边缘叙事”是女性文学的整体叙事，那么女性文学叙事在当代从边缘向中心进军的景观不就是逸出了这一整体叙事吗？而这种当代女性文学的叙事景观又是中国女性文学叙事史的必然发展阶段。所以，问题并不在于边缘与中心的对立，而在于另一方面。
那么，中国女性文学的整体叙事到底是什么？
李洁非在论述自“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时曾惊奇于女性文学兴起的过程与中国社会转型之间的巧合关系：“当我们将这一过程与中国历史的时间表作一番对照时，会惊奇地发现，它正好跟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所经历的曲折历程相吻合”[4](P.140)。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中国女性文学的应答叙事在“五四”以来女性文学中露出的冰山一角。可以说，“应答叙事”正是中国女性文学中的整体叙事。
在说明什么是“应答叙事”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阐明两组概念：一是女性生存场景的平稳状态与倾斜状态；二是女性文学的平稳叙事与倾斜叙事。
女性生存场景的平稳状态与倾斜状态。历史的发展是由社会的稳定状态与社会的转型状态交替出现构成的。历史学的研究表明：一个社会的存在如果有足够强大的维系力量，那么它就处在平稳状态中；反之，当这种维系力量日渐削弱时，它就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倾斜状态中。社会存在的平稳状态和倾斜状态构成了生活其中的女性生存场景的平稳状态和倾斜状态。
女性文学的平稳叙事和倾斜叙事。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学叙事区别于西方传统叙事的地方在前者是空间性的，后者是时间性的。时间性叙事指的是事件(event)与事件前后衔接，组成一条“经验流”，而空间性叙事则指的是事件与事件排除了时间的流动，事件与事件重叠，组成稳定的叙事图式。[5](P.19-25)据笔者看来，如果说时间性叙事最基本的两种形态是正叙和倒叙的话，那么空间性叙事的两种形态则是平稳叙事和倾斜叙事。“平稳叙事”指的是叙事中诸事件的“图式”是稳定的，即叙事中行动元与其生存处境是合作的；“倾斜叙事”指的是叙事中诸事件的“图式”是倾斜的，即叙事中行动元与其生存处境之间是冲突的，甚至是冲突的极端化——逃避。
在阐述了这两组概念的基础上，我们说中国女性文学的应答叙事的含意可概括为：在女性的生存场景与其叙事方式之间存在着共振式的应答关系，当女性生存场景平稳时，女性文学呈现平稳叙事；反之，当女性生存场景倾斜时，女性文学呈现倾斜叙事。
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地指出，在女性文学文本中，生存场景的展示往往不是通过自然、社会环境的描述完成的，而往往是通过意象群的象征喻示。因此，解读女性文学文本，首要的任务就是来解读其中意象群，将其中喻示的生存场景揭示出来。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最能体现女性文学叙事的是才子佳人小说。根据一般的看法，才子佳人小说是男权中心社会中穷困潦倒的文人的白日梦或志得意满的世大夫们的消闲品，在其中是谈不到什么女性叙事的。其实不然。原因很简单，才子佳人小说虽大部分并非女性创作，但是它的流传却并非仅限于男性群体，在女性群体中同样流行，《红楼梦》中宝黛同读《西厢记》的著名片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艺术品的被接受同时也是被创造。那么女性实际上也参与了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
有人在评价才子佳人小说时，讽之为“公子小姐定亲后花园”。在这句讽语背后，道出了才子佳人小说的主导意象——后花园。后花园者，休憩怡养之所也。它象征的是生活场景的稳定状态，是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6](P.196)的折射。与这种稳定的生存场景相应答的是才子佳人小说中女性叙事的平稳性，这主要体现在：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女性叙事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代表着稳定的生存场景的“才子”。这些由女性们一手抟造成的“才子”体现了女性与其稳定的生存处境合作的愿望，是一种平稳叙事。才子佳人小说中，当然少不了一番好事多磨，但最终一切都会在具有强大整合功能的平稳叙事中结成一个大团圆。
在平稳的生存处境中，女性与其生存处境合作的心态在抒情性的闺怨诗中也得到了旁证。在古代闺怨诗中，女性所怨者，不外乎离别、春情、薄幸，都是怨而不怒、无伤大雅的“闲愁轻怨”，如李清照在《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在闺怨诗中，几乎没有一首对于当前的生存处境做出实质性的追问和反抗，有的只是优雅的伤感。这同样是平稳叙事。
封建社会末期，女性稳定的生活场景在几千年的“超稳定”之后第一次开始微微倾斜。包世臣在《再与杨季子书》中说：
“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见百为废驰，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郁，殆将有变。”作为应答的女性文学叙事开始从稳定走向倾斜，《红楼梦》为其先声。
《红楼梦》开篇从女娲补天写起，这是深有寓意的。它包含两层含意：第一，女娲补天神话中所包含的“天已破”喻示出《红楼梦》全书笼罩着的“殆将有变”的倾斜的社会氛围。第二，代表着女性的女娲奋起补天喻示着《红楼梦》中女性将以奋起、抗争的面目出现，与已破之天相对抗，呈现出倾斜叙事的面貌。的确如此，《红楼梦》一书中位于前台的几乎都是女子——只有一个贾宝玉，也是一个只与女孩儿心心相同的假男子。众女子面目不同，性情各异，但在大难将至的不祥前兆中，纷纷背叛了对于曾是坚如磐石现在却在风雨飘摇中的封建社会的忠贞，迎风高蹈，唱出了凄厉的挽歌。值得玩味的是曹雪芹将这种先知先觉给了一群女子，而让那些峨冠博带的男子在昏噩中等待灭顶之灾。因此，与其说，曹雪芹借众女子之口讲述《红楼梦》，不如说女性群体借曹雪芹之笔进而表达了女性的声音。
从曹雪芹写《红楼梦》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间近二百年的历史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在转型期，中国社会如何风雨如晦，地覆天翻，前人之述备矣，不必赘述。在百年转型期中，对林黛玉们来说尚还是征兆的女性生存场景的倾斜在这些年间已实实在在地将女性裹挟其中。女性文学所做出应答的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倾斜叙事。
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不同作家那里有一组意象几乎是共同的——一间隔绝着屋内的女性和屋外世界的“房屋”。这间“房屋”可能是深宅毫门，也可能是如斗囚室。屋子外风云激荡，是革命、启蒙、救国的宏伟叙事；屋子内的女性蠢蠢欲动，与屋外的社会动荡相应答着。这在冰心前期代表作《斯人独憔悴》，凌叔华《绣枕》，冯沅君《隔绝》，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都是突出而鲜明的意象。这个意象形象地表达出“五四”以来女性对于倾斜的生存场景的应答——反抗，冲决——倾斜叙事。她们或者是从抽象的爱与人性出发，批判封建制度，或者是从利比多的压抑困闷出发，映射倾斜的生存场景对人性造成的戕害，或者是对尚为封建制度守贞理念的抨击，诚如茅盾所说“浑身充满了社会运动的热气”。这是女性的宏伟叙事，它与男性的声音一起构成了那个时代宏伟叙事的大合唱。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叙事是在男性宏伟叙事挟制下的他者叙事，没有自主性。[7](P.205)我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五四”以来的宏伟叙事与封建社会士大夫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宏伟叙事的显著不同在于其强烈的叛逆性、否定性。这种具有强烈叛逆性否定性的宏伟叙事恰与身处倾斜的生存处境中而做出抗争性应答的女性叙事相遇，达成一种共谋关系。因此，并不是自主的女性叙事不存在，而是这种不期而遇使女性文学叙事的自主性被遮盖了。事实上，当男性宏伟叙事渐渐消退之后，女性文学的倾斜叙事仍旧清晰可见，这在“孤岛时期”张爱玲的创作中得到了证明。在40年代的上海，革命、救国的宏伟叙事消退了，男性叙事整体上沦落入讽刺、闲情生活情调中，如钱钟书的世情小说，周作人的“苦茶”散文，林语堂的人生小品等等。而在张爱玲的文本中，对于倾斜的生存场景的感受依旧是那么强烈：“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求”。[8](P.349)她所做出的应答从莎菲女士激烈决绝的抗争转而为对于女性在末世苍茫中的宿命的无奈感喟：“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9](P.92)这种无奈是与倾斜的生存场景的加倍疏远，不合作。
新时期文学初期，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之后，逐渐趋向于稳定。这种社会的稳定为女性构造了一个稳定的生存场景。这种生存场景投射到文本中形成了喻示着稳定归附的意象群。
诗人舒婷在《致橡树》中最早表达了这种稳定感。从“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到有着“铜枝铁杆”的树干，到“相触在云里”的叶，全诗构筑了一个稳定的立体空间。卢新华的《伤痕》虽然引发了以之命名的伤痕文学大潮，但是其中的意象仍是传达着稳定安谧：“那响声仿佛是母亲嘴里哼着的催眠曲；而列车则是母亲手下的摇篮，全车的旅客便在这摇篮的晃动之中安然地舒适地踱入恍惚迷离的梦乡。”王安忆《雨，沙沙沙》中则写到在雯雯的眼中整个世界成了一个亲切的橙色的梦。
新时期初期女性文学对于这种稳定的生存场景的应答是合作、归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理想男性的设计（这一点与才子佳人小说中女性的“才子”心态相类）体现了女性与其生存场景的合作，呈现为平稳叙事。
在新时期文学初期的女性叙事中，理想男性几乎出现在每一篇作品中。舒婷《致橡树》中的理想男性是“有着铜枝铁杆，象刀，象剑”。铁凝《哦，香雪》中的“小北京”是：“身体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以及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对于母亲的昔日恋人的描绘等等。这些理想男性的形象大同小异，都是与当时主流话语所赋予的形象——高大，稳定，有力——相吻合的。
(2)在对“文革”的反思回顾中，女性作家的反思更多的是以文革的不合理论证着生存场景的合理。与此相比，男性作家则长久地沉浸在对于文章的批判情结中。在舒婷写出《致橡树》表达出劫后余生，对于当下生存场景的归附时，北岛的《回答》是：“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宣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当卢新华在《伤痕》中一字一句地发誓：“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时，刘心武的《班主任》依然在展览着“伤痕”。
新时期文学中后期，在五四文化大潮中未被击垮的传统道德与文化，精神家园在商品大潮中岌岌可危，在文革之后刚刚萌生的理想和憧憬在后现代的反讽中被消解掉了。中国社会再一次步入转型期。在这一次转型中，旧的稳定状态被抛弃之后，新的稳定状态付之阙如。因此，这一次转型造成的女性生存场景是倾斜的极端化。作为应答出现的女性文学的倾斜叙事由对抗、不合作走向了它的极端化——逃避。
80年代中后期，王安忆的“三恋”，《岗上的世纪》，铁凝的“三垛”等一批性爱小说以利比多的冲动掩盖了女性文学叙事在生存场景刚刚显露倾斜时所做出的应答。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的发表才真正标志着女性文学叙事从新时期文学初期向后期的转变。
《山上的小屋》发表于1985年，这正是社会转型、风云乍起的前夜。作品中一个主要意象是“山上的小屋”：“在我的屋后的荒山上，有一座木板搭起来的小屋……北风在凶猛地抽打小屋桦木皮搭的屋顶，狼的嗥叫在山谷里回荡。”四面楚歌的“山上小屋”喻示着女性生存场景的极度倾斜。在这种场景中，女性所做出的应答是瑟缩在小屋中，日夜惊恐。如果说五四文学时期女性文学的倾斜叙事是女性与屋外的宏伟叙事积极应答，充满了反抗的话，那么8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文学的倾斜叙事则是蛰居在“山上的小屋”中的逃避。这种逃避事是女性倾斜叙事的极端化。残雪在小说中的逃避经验在伊蕾、翟永明的诗中得了诗化的总结。在她们的诗中，女性的生存是“镜子的魔术”，[10](P.229)是“窗帘后的秘密”，[10](P.231)是“黑房间”的世界。[11](P.258)她们灵敏的触觉从来不敢伸向更广阔的天地，只是在逼仄的空间中进行着利比多的臆想。
在90年代女性文学叙事中，按照倾斜叙事的不同表现方式分为三类：
(1)个体体验的倾斜叙事。在这一类叙事中，女性与其生存场景之间的倾斜性，是通过个体体验来展现的。这一类的作家有陈染，林白，海南等。
陈染《与往事干杯》中破败的尼姑庵，无家可归的黄昏，青春期的苦闷，家庭的不幸等等融结起来喻示着女性生存场景的倾斜。而这一切又被一个更加突出的倾斜意象所覆盖——“父亲”的创伤性缺席。在父亲创伤性缺席的倾斜场景中，主人公开始了无所适从的“逃跑”。从“替代性”的父亲——与男邻居的恋爱，到个人身体的体验——自恋，受虐，到母亲之爱等等。陈染另一篇小说《无处告别》中这种“逃跑”更加明朗化了，掩隐在逃跑之后的倦怠也在主人公黛二最后的诉求中体现出来。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陈染的叙事中，这种逃跑叙事不仅仅是理智的选择，而且更多地源于作者的生存体验。陈染曾在一篇访谈中说：“我最大的本领就是逃跑，而且此本领有发扬开去的趋势。”[12(P.29)“每一次逃跑，我都加倍地感到我与世界之间的障碍。”[12](P.30)林白《回廊之椅》被作者自己认为是写的最有感觉的一篇作品。作品中大西南林区的冷湿，章家楼邸的残破诡秘，悬在每一个头顶上的不测的命运使整个文本被置入倾斜的生存场景中。以身体为中心，朱凉逃避在身体的体验之中，“朱凉洗澡总要花费比别的太太多两倍的时间，她让七叶在她全身所有地方拍打一篇，她那美丽的裸体在太阳落山光线变化最复杂的时刻显现在七叶面前。”革命的冲击，丈夫的惨死都成了过眼浮云。在《致命的飞翔》中，身体的体验被喻为一种超脱的飞翔。但是这超脱的飞翔实际是逃避的借口：“飞翔是指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它们全都是一些黑暗通道，黑而幽凉，我们侧身飞入其中，把世界留在另一边。”[13](P.353)而海思，则以“死亡”体验构成了倾斜叙事。在《永远诞生的困境》中，海南如是说：“小说便是可怕的死亡，巨大的，无可阻拦的死亡……生者是没有的，生者便是死亡，每一个生者必须死。”
(2)女性叙事史的倾斜叙事。这类作家作品有王安忆的《文革轶事》《叔叔的故事》《长恨歌》，铁凝《大浴女》。
《文革轶事》的思路就象任何一个在90年AI写作70年代的作家一样，讲着以前的故事，折射着当今的时代感受。如火如荼，颠倒错乱的时代大潮，低矮的亭子间外传来令人心悸的隐隐雷动，这是任何一个90年代女性对于倾斜的生存场景的感受。在作品中，女性做出的应答是女性叙事史的构造。在亭子间的女人中间，唯一的男性赵志国成了“贾宝玉”，在叙事中做为一面镜子反映出胡迪菁、张思蕊们的女性叙事史。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看出来，作品中的几位主要女性周延地代表了当时历史语境中女性的所有遭遇：家庭主妇，贤妻良母，爱情上的苦闷者，红卫兵，“伤痕”的一代等等。《叔叔的故事》中，倾斜的生存场景并未得到明确的喻示，在近半个多世纪的叙事跨度中，倾斜在作品中似乎不存在了，事实上，这种倾斜藏在作品的深处。“叔叔”一步步从一个精神导师沦为“再也快乐不起来”的被抛弃者。男性叙事史中断了，女性叙事史得以建立起来，从“妻子”到大姐，到小米以及围绕在叔叔周围形形色色的女性们进行着自己的叙事。妻子代表着贤妻良母，大姐代表着精神伴侣，小米代表着性伙伴，三个女性同样周延地代表了女性在男性世界中曾经担当的所有角色。然而，虽然女性叙事史的构造把在男性世界中一直是“隐形书写”的女性世界还原出来，但是这种构造又是在极端拒绝男性中进行的，因此，又不免陷入虚构之中。在《文革轶事》中，胡迪菁们的女性叙事史只在追忆中存在，没有未来：“她们一边做着女工，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着闲话。她们的闲话只有一个字：怀旧。”这种虚构的女性叙事史并未给逃避着的女性带来希望。《叔叔的故事》中，妻子、大姐、小米等女性并未在女性叙事史的虚构中得以安妥，依然在倾斜的生存场景中流浪。小说最后，大宝——叔叔在困厄的时候与妻子迫不得已的结晶品，代表着男性叙事史的薄弱，同时代表着女性叙事史的生长点，继承者——举刀向叔叔砍来，似乎代表着女性不甘退出叙事的前台，但是随着大宝“软了下来，刀掉在地上”，女性的虚构叙事史最终破灭了。王安忆在一篇访谈中曾这样说：“她外表上平静，内心却依旧十分聒噪。”[14](P.441)可以说是对于企图在女性叙事史的虚构中自拯的女性命运的悲观前瞻。
(2)后工业社会中职业女性的倾斜叙事。这类作家作品有徐坤《含情脉脉》，毕淑敏《女人之约》，张欣《绝非偶然》等。
当代职业女性文学似乎给女性文学的应答叙事做出了一个反证：歌舞升平的城市生活看不出生存场景的倾斜，女性与男性相比以毫不逊色的热情投身到社会的角逐中去。我们的观点在这儿似乎搁浅了。其实不然。事实上，歌舞升平的生存景观背后是碎片式的拼贴，物质化的狂欢。膨胀的物质享受与欲望使人们的生存场景割断了历史的根柢，悬浮在虚空之中。在女性的职业热情背后依然是对这个世界的拒绝与空虚。徐坤《含情脉脉》讲述的是在一只溯流而上的游轮中，两位职业女性在一群男性中的“职业经历”。游轮上男性的卑狭，无聊仅仅理解为男权中心的僵化是不够的，应该说，这些男性和那只浮游于水中央的游轮一道构成了女性倾斜的生存场景。在这样的场景中，两位职业女性表面上左右逢源，其实是“从一条腿摩擦打坐到另一条腿”，内心是无尽的空虚：“一切皆是虚无，空虚。虚无的空虚。填充的空虚。”在“填充的空虚”中，肉体在这个倾斜的世界上风光荣华，内心深处却欲哭无泪。
我们在对中国女性文学叙事方式作了一番匆匆地巡礼之后，还原出了处在边缘的女性文学现象背后所存在的女性文学整体叙事——应答叙事。这一观点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男权中心话语中，女性文学叙事是男性文学叙事的附属物，因此所谓女性文学叙事的自主地位是不存在的，而女性文学应答叙事的存在则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证明了女性文学叙事的自主地位。
(2)女性文学的应答叙事的提出为新世纪女性文学叙事风貌的前瞻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视角。未来社会的冲突和倾斜将会更加剧烈多样，旧的传统价值观念必将进一步受到激烈冲击。因此，我们可以说，新的女性文学叙事比之“后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叙事将更趋向予倾斜叙事——更加极端的逃避或者逃避的极端反面，如自杀式的疯狂、堕落——这在“新新人类”的女性写作中已初露端倪。
(3)女性文学的应答叙事的提出为建构新世纪女性文学的对话性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景。从性别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女性“性征”较之于男性“性征”具有更强的平衡性，敏感性：面对顺境，容易随遇而安；面对逆境，则容易冲动反抗。[15](PP.74)女性文学的应答叙事正是这种女性性征在文学叙事中的体现。女性文学的应答叙事因为伏根于这种女性“性征”，所以在平衡的生存场境中，女性叙事应该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在倾斜的生存场景中，女性叙事应该在逆境中寻找出自信自强的支点，与自己所处身的生存场景进行积极的对话。
[收稿日期]2001-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