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和谐区域的构建与日本外交的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亚论文,日本论文,课题论文,外交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3.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35X（2006 ）06—0058—05
一、构建东北亚和谐区域，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区域合作的必由之路
众所周知，随着世界范围的冷战终结和国际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东北亚区域已经从单纯的地理性概念，演变成具有地缘政治与区域经济合作等多重内涵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概念。东北亚既是世界大国关系最集中、最复杂的地区之一，也是未来国际格局变化的温床，更是切实关系到中国和平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周边区域。
尽管“东北亚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代的政治对立，区域的组织化程度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但是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局限而日益活跃的经济关系，则显示了这里也正在缓慢地向区域一体化方向发展。[1] 加强区域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已经成为东北亚乃至东亚各国的共识。
另一方面，尽管通过双边和多边对话的协调与合作，建立东北亚区域安全竞争与危机管理的有效机制符合有关各国的共同利益，但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建立相互信赖关系、推进区域政治与安全的稳定、扩大区域合作等问题上，有关各国的认识和行动并不一致。
鉴于东北亚区域历史及地缘政治经济现实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尤其是域内各国之间存在的严重互信危机和政治与安全困境，我们主张将构建共同繁荣与和谐的东北亚区域作为促进区域政治与经济的稳定与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各国社会政治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与终极目标。
二、构建东北亚和谐区域的要件、实现可能性及主要障碍
第一，构建东北亚和谐区域既不是单纯的区域政治或地区安全议题，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合作的翻版，而是一个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综合性课题。
东北亚和谐区域的概念超越了“东亚共同体”、“东北亚共同体”以及“合作共生”等等以往区域合作理念的技术性层次，[2] 赋予了区域合作与共同繁荣发展以更高层次上的哲学意义和目标蓝图，将为打开东北亚区域繁荣稳定与和谐发展的新局面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东北亚和谐区域的概念既包括了加强政治与安全领域的互信与合作的战略思考，也包含了经济与社会领域的互利共赢、协调发展的宏观构想。
构建东北亚和谐区域的概念，是在深入考察东北亚区域历史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基础上提出的。尽管目前还是一个很不成熟的理念，但我个人认为它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层涵义。
东北亚和谐区域的概念，包括：（1）基于相互尊重与信任、平等与协调的和谐的政治环境；（2）互利共赢、合作共生的和谐的经济合作空间；（3）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共生、不同社会制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存的和谐的社会文化区域；（4）拥有正确认识东北亚区域的历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的区域归属意识和认同感。
第二，冷战后东北亚区域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已经为构建和谐的东北亚区域积累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以政治与安全领域为例，东北亚地区围绕共同关心的区域安全与合作问题所进行的双边与多边的政治对话及协商机制正在逐步形成。鉴于各种层次的安全对话机制的逐步形成，尤其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为东北亚政治与安全环境建设提供的新契机和可能性，我们有理由相信旧有的以意识形态划分国家阵营的冷战思维正在逐步向以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观的方向迈进。开放而平等的政治对话与合作机制的逐步形成为东北亚地区和谐稳定的环境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中国在和平发展和促进区域安全稳定方面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则为构建稳定而和谐的东北亚政治与安全新秩序提供了坚定的信心和必要的条件。
第三，东北亚区域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构建东北亚和谐区域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历程。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在多极化趋势发展的进程中能够或者有可能成为影响世界全局的力量中心国家——俄罗斯、日本、中国和美国都处于该地区或在该地区拥有重大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而且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各个国家之间政治与安全关系以及他们对地区事务及安全的态度和政策取向，也对东北亚地区的整体安全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处于上述大国夹缝之间的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蒙古等国家在存在相互矛盾和利益的同时，他们同地区大国之间也有盘根错节的利害关系，并对地区政治与安全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互信机制和安全制度的约束，东北亚地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安全困境表现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
许多学者认为多边主义是缓解“安全困境”的一剂“良药”。[3] 青睐多边主义的学者认为，多边主义可以为各国际行为主体提供一个降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活动机制：缓解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猜疑和恐惧，增进彼此的互信；推动形成各行为主体对安全规则的集体认同，促进次区域安全共同体的形成。
与此同时，关于东北亚区域的历史认识、区域认同感及国家在区域内的定位问题、领土及资源利用等方面的民族主义与国境障碍、多元化政治与强权政治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区域内各国在如何处理构建和谐而开放的区域社会等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认识反差，都对构建和谐的东北亚区域形成了巨大的阻碍。而这些矛盾与问题又都是在短时期内无法有效解决的。
第四，建立和发展相互信任关系是促进东北亚经济繁荣与和谐区域构建的基本前提。
目前，东北亚地区存在着诸多矛盾，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相互信任度比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构建和谐的东北亚区域的难度。
有人认为造成这种相互不信任的原因更多的是来自相互的错误认识。而且对于相互的国家未来走向理应明晰的政治精英和智囊人物的判断模糊，对于国家的政策决定有着巨大的影响，并直接导致了国民的不安和相互不信任感的产生。
然而，我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则在于东北亚地区面临的消除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促进各国政治对话与合作，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的问题。如何对待历史是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面向未来、构建和谐的东北亚区域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
东北亚和谐区域的构建和区域合作的发展，地区政治互信与信赖关系的建立，不仅取决于各国政府的相互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各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和理解如何深化，能否做到“增信释疑”。
只有国民层面上的相互认识和理解达到新的高度，才有可能推动各国政府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构建东北亚和谐区域方面加强协调与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及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三、东北亚和谐区域构建中日本外交的困境与课题
在建构东北亚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世纪性战略博弈中，东北亚区域和谐与稳定的前景，尤其是建立相互信赖与合作协调机制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日本的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走向。日本将如何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修正其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不仅直接关系到日本国家利益的实现，同时极大地影响着东北亚区域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发展。
首先，东北亚区域中的日本如何自我定位及发挥作用对于构建和谐的东北亚区域具有重要影响。日本在关于东北亚中的日本国家定位问题上，存在着东亚区域认同与自我疏远两种意识倾向。
近年来，有关“东亚共同体”的话题充斥日本。然而，当站在战后60年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的“东亚共同体”论时，日本人的国际感觉和东亚认同感究竟是怎样的东西，就不能不仔细考量其中的复杂含义了。
近代日本在立志要当“东洋的盟主”、领导整个东亚世界的“大日本主义”思想和亚洲观支配下，日本走上了侵略东亚邻国的战争道路。同时，日本是在亚洲之内还是在亚洲之外，这种自身在东亚区域定位认识上的两种观念之争一直伴随着近代日本最终走向战争和毁灭的道路。[4]
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单独占领和主导的民主化改革中重生，成为一个“和平国家”。然而，旧金山媾和条约的签订，是日本对西方国家的承诺，没有承担对于亚洲的责任。这种认识植根于日本的保守势力当中，成为历史认识问题、政治和解与合作、以及经济合作问题上日本同东亚国家相互隔阂的深层次根源。
日本对于自身是属于西方先进国家的一员，还是作为东亚国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作用的问题的认识依旧十分模糊。日本的国家战略依旧显示出两重性格和左右摇摆，给日本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增添了许多变数。
冷战后，日本在外交战略上逐渐显示出争当政治大国的志向，意欲从美国的羽翼下走出来，改变战败国的形象，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要掌握亚洲事务的主导权。在处理东北亚区域安全困境和区域合作等问题上，日本在追求政治与外交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同时，确保日美同盟轴心地位也是必须的政治选择。
当然，日本必然将在外交的实际运作中积累对美国的离心倾向，而这种趋势将会对未来日本外交战略的选择以及日美同盟的未来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尽管日本增强政治与外交自主性的愿望日益强烈，但由于其战略选择的有限性以及现实的国家利益决定了它无法跳出日美同盟的大框架。
日本国内政治与外交正在酝酿和进行着的深刻变革也反映了这一点。
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思潮上的“新民族主义”倾向与“普通国家”论相互呼应
二战之前，日本对外侵略、君临亚洲、称霸世界的指导思想是大和民族优秀论。如今，这一思想又以新民族主义的形式再现于日本的社会思潮之中。
1996年，由105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该书称“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为解放亚洲而出兵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等，极力为当年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辩护。2001年小泉当选首相后，不仅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无视亚洲邻国的抗议，让有争议的教科书通过文部科学省的审查，而且，我行我素地多次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耐人寻味的是其内阁支持率却一直居高不下。据一项舆论调查表明，有70％的被调查者赞成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5]
与此相呼应，“普通国家论”也在日本大行其道，成为许多政治家在政策选择时的目标。
（2）政党政治的总体右倾化
在2003年的第43届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和民主党囊括了全部议席的86.3％。在2004年的第20届参议院选举中，两党议席合计仍占改选议席总数的81.8％。“日本政治朝自民党、民主党两大政党制迈出一大步。”然而，尽管两党制在日本初具雏形，但是，自民党和民主党都是保守政党，两党除了要不要兴办公共事业，要不要推行积极财政等内政领域存在分歧外，在加强日美同盟，重视安全保障等问题上几乎持有相同立场。
此外，日本“新民族主义”逐渐与日本现实政治、政策形成互动，对日本社会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使日本政治越来越右倾化，使日本政党的政策越来越偏离和平发展的方向。自保革对立“55年体制”解体之后，随着日本政局的分化改组，保守势力在日本政坛连连得势，革新政党涣散无力，日本政治总体右倾化迹象愈发明显。这种政治的保守化循环还在继续，而制约力量则相对减弱。
（3）加快构筑与美国的全球伙伴关系，并借此推进积极外交和强硬外交
“20世纪初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去争取全球对日本的承认”。[6]“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在美国的默许下，日本积极介入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及战后重建等国际事务，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争取国际社会认可。
2005年2月19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与日本外相町村孝信，以及防卫厅长官大野宫统在华盛顿举行美日安全磋商，会后美日发表了《共同声明》。其中声明第13条提到：“为更有效地应对各种威胁，美日双方均认为，应继续对日本自卫队及美国军队的角色、任务及能力进行审查。这种审查将包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如日本为应付突发事件所制定新防卫指针及相关法律、双方后勤支援及导弹防御系统合作等。双方还强调了美日两国军队加强协同作战的重要性。”[7] 这事实上就是要重新定位日本自卫队的角色，为日本自卫队配合美国的全球军事行动寻找依据。
而日美同盟关系的这种“全球化”趋势在其官方表述中早已出现：1991年8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我们同日本的联盟依然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我们希望看到美日全球性伙伴关系超出传统的范围，进入到诸如救济难民、核不扩散以及环境保护领域。”[8] 2003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明确指出：“日美安保体制和日美经济关系的紧密化不仅对于实现日本及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及繁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而且日美两国合作发挥领导作用，共同面对国际社会的各种课题，对于日本国家利益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9]
（4）积极推进联合国改革，谋求安理会“常任”席位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
日本众多的战略家认为，未来世界秩序不可能一直是美国单边主导的，况且美日同盟之间存在着同盟体系内的矛盾。在国际秩序中，除了美国的单极力量，日本也重视联合国的作用。为此，“入常”成为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国际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防止国际孤立的重要战略步骤。
从日本的政治现实来看，积极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重要步骤。[10] 冷战后日本外交战略大调整的核心就是推进大国外交。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对美独立性，二是开展多边外交。日本不少人认为，冷战后像过去那样把问题全部交给美国去解决已经困难了，现在已进入多数国家协调合作的时代。而联合国是日本外交“从以经济为中心走向以政治为中心”，开展多边外交的最好舞台。成为常任理事国则是确立全球性合作这一外交基轴的关键。[11] 正因如此，共同社在播发日本正式申请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消息时说，这将使日本外交迎来重大转机。[12]
其次，彷徨的国家战略与矛盾的东北亚外交政策束缚了日本的作用发挥。
在冷战后新的世界政治秩序形成过程中，日本的国家战略和外交理念与行动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日本借助于反恐和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世界秩序的“大义名分”，不断强化日美同盟，向世界强调日本在国际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在许多方面，日本都开始把重视和强化日美同盟放在了联合国的和平协调外交原则之上。
在区域安全问题上，日本坚持以日美同盟为基轴，进行双边、多边安全合作的立场。传统的地缘战略观和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促成日本拥有多重的安全战略构想。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受中国国力增强的刺激，日本开始重视和强化同东亚世界的连带关系，将自身定位为“亚欧利益的交汇点和协调者”，从政治和经济各方面争取和强化日本的主导地位和影响。[13]
日本在各种国际场合都反复主张要在建立世界政治新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日本坚持要用“民主”、“人权”和国际“正义”的原则来实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新组合。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当中，日本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大国。日本实行追随美国的世界战略，力图通过参与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建设，确保日本的战略利益，分享美国的世界霸权。很显然，这样的世界新秩序无助于东北亚区域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共同繁荣与发展。
目前，日本的东北亚外交集中在政治安全和能源外交两个领域。针对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日益增长的地位与影响，在刻意强调“中国威胁论”的同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也对中国等邻国的发展采取了牵制和对抗态势。日本的所作所为，不仅与其国家战略所强调的协调外交与国际贡献相背离，也在实际上严重损害了日本同周边邻国的关系。
第三，日本面临着自身定位与调整国际战略平衡性的重大外交课题。
日本迫切期望通过纠正日本的国家定位，寻归自我，体现日本作为一个普通的国家的存在价值和国际地位。尤其是虽然日本在亚洲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政治上的作为却难以得到亚洲国家的认同，因此，日本能否作为亚洲的一员做出“与国力相称的国际贡献”，一直是日本各界争论的焦点和外交上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但是，日本如果不能解决好“脱亚”和“入亚”的观念认识问题，处理不好自身在亚洲的定位问题，也不可能处理好同东亚邻国的关系。而目前日本在国际道义上和现实国际事务中的表现并不能深得亚洲邻国的充分信任与支持。
在区域安全领域，日本对于军事贡献的积极态度和对周边事态的模糊处理，必然将使东北亚地区军事安全的战略平衡产生新的调整。在东亚区域合作与整合的问题上，伴随着争夺地区主导权，在资源和领土问题上的咄咄逼人的态势，表现出日本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和过度的反应，缺乏国际合作的诚意与做法，对于本地区既有的领土问题和资源合作，以及区域一体化进程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如何解决坚持日美同盟的战略轴心同推进“国际协调”与合作的东亚外交方面的非平衡性问题，避免过分注重美国和轻视东亚邻国就成为今后日本外交难以回避的一道难题。
基金项目：该项成果得到“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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