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经济金融合作研究_中日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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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回日期:2006-09-20

中图分类号:F11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1-0025-05

一、引言

经济周期的相似性被认为是进行金融合作(货币合作)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如果合作国家的经济周期是相似的,那么,它们之间进行金融合作的成本比较小,一方面因为相似的经济周期使合作国家可以采取相同的货币政策应对相似的经济周期的波动;另一方面,如果合作国家的经济周期是不相同的,那么,有效的货币合作机制是不可能建立起来了[1] [2]。(Mundell,1961,1973)衡量经济周期的相似性的方法和指标很多,这里采用国民产出水平发展来检测合作国家经济周期是否相似。首先验证国民产出水平长期发展趋势是否相似:如果国民产出水平长期发展趋势是发散的,那么,不具有金融合作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国民产出水平长期发展趋势是相近且呈收敛态势的,经济周期相似,那么,就可能采取相近的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共同增长。因此,长期产出水平的发展趋势相似性是进行金融合作安排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3]。(Yin-Wong Cheung)。

用GDP作为产出水平的衡量指标。本文通过对三国GDP的内在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三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具有相近趋势,满足进行经济金融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论文第二部分简单介绍分析了中日韩经济金融合作的最新动向和展望。第三部分建立中日韩三国GDP的时间序列模型,通过单位根检验,确定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通过协整分析和ECM模型,证明中日韩三国有进行经济金融合作的可能性。第四部分归纳研究结论,指出中日韩三国满足经济金融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是东亚经济金融合作和成功建立FTA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中日韩经济金融合作的最新动向和展望

1.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现实考察。日本是资金技术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在区域内是资金和技术的输出国;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正在成为区域内主要的资金输出国之一;中国则是处于赶超阶段的转型经济国家,较低的生产成本吸引了区域内的资金、技术的流入和产业的转移。东亚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经济增长最快(除日本之外)的地区。根据IFS网上数据库提供的资料,2004年中日韩三国总人口为14.8亿左右,占世界人口总量的24%,GDP总量分别居全球第二、第六和第十二位,占全球的20%。表1给出了中日韩三国在过去20年里经济增长率。中韩两国在过去的20年里GDP一直保持着10.5%和6.66%的平均增长率。日本虽然增长率较中韩两国低,只有2.51%,但是日本GDP的绝对值保持着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绝对优势。

表1 中日韩三国经济增长率

年份 中国日本 韩国

198516.205.07 6.47

1986 8.863.0110.97

198711.573.7310.99

198811.276.8210.46

1989 4.075.28 6.08

1990 3.835.26 8.98

1991 9.203.33 9.23

199214.240.95 5.44

199313.490.20 5.49

199412.661.13 8.54

199510.511.89 9.17

1996 9.593.61 7.00

1997 8.801.82 4.65

1998 7.80

-1.16-6.85

1999 7.110.20 9.49

2000 8.002.87 8.49

2001 9.070.40 3.84

2002 9.67

-0.49 6.97

200310.412.57 3.10

200423.743.68 4.64

平均增长率 10.502.51 6.66

资料来源:IFS online database.

2.中日韩三国的贸易额增长非常迅速。图1给出了中日韩1994~2005年间进出口占世界进出口的份额。如图1中,过去十二年里,三国年均进出口贸易额占世界进出口贸易额的25.71%,2005年世界15.79%的出口、13.56%的进口来自这三个国家,占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的29.35%。数据显示,三国的贸易额已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中国的进出口增长速度最快,2005年出口和进口占世界份额为7.49%和6.23%,分别比1994年提高了近4.57和3.49个百分点,并从2003年开始超过日本成为区域内的最大贸易份额国,反映出中国是区域内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韩国进出口占世界的份额稳中有升,日本进出口占世界的份额则稳中有降。

资料来源:同上。

图1 中日韩三国进出口占世界进出口的份额

3.中日韩三国间存在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合作步伐在近年里是相当快的,特别是中国加入WTO,这种合作的前景更加被看好。中日韩三国密切的经贸关系对促进三国经济合作产生重要的影响。日本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为日本第二大贸易对象国。日本是中国吸收外资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最多的国家;韩国已成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资对象国。三国之间贸易关系有如下特征:(1)近年来日韩对中国出口占各自总出口的比例均大幅提高,2004年日本、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值在其总出口值中的比重分别为13.06%和19.61%,比2000年分别提高了6.73和8.91个百分点。(2)与此同时,中国对日韩出口比例在不断下降。主要表现为对日本出口份额下降很快,从2000年的16.72%下降到2004年的12.39%。对韩国出口的份额则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3)日本对韩国出口的份额增长缓慢,仅从2000年的6.41%提高到2004年的7.82%,而韩国对日本的出口份额则从11.98%大幅下降到了8.55%。(资料来源:CPMTRADE database Online)

中日韩之间的直接投资作为三国之间相互贸易的支柱和补充,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中日韩三国中,日本是全球重要的直接投资国,中国是全球主要的直接投资吸纳国。韩国居于中间,既吸收来自日本的投资,又向中国进行直接投资。1992年中韩邦交正常化后,韩国企业对华投资迅速增加,投资地域逐渐由环渤海地区向其他东部沿海地区及中西部地区扩展。按照实际到位资本,从2004年起,韩国已成为中国的第3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韩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在同期外商对华投资中的比重已由1992年的1.1%上升至2004年一季度的9.8%。中日韩三国密切的经贸关系对促进三国经济合作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为进一步进行经济金融合作和提高合作层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虽然建立共同经济体和共同货币在短期内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但长期的合作发展被普遍看好。中日韩三国如果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诚意,选择适合三国国情的区域经济合作应有成功的可能。

三、建立中日韩三国GDP的时间序列模型

Johansen协整分析被用来检验分析各国产出水平是否具有同方向变动趋势。协整模型是一种多边分析框架,包括了产出水平的所有数据系列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接下来的VECM模型提供一种分析方法反映产出水平长期变动趋势、长期均衡对短期偏离的调整力度、短期内产出水平的相互影响。

相似产出水平发展趋势的存在被看作是这些国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周期,可能进行货币合作的前提条件。当然短周期的相似性也是不容忽视的,这里暂时不考虑。本文只探讨长期内三国间产出水平的变动是否存在同方向变动趋势。

(一)变量与数据

实证数据选取1994年第一季度至2005年第一季度的时间序列,共43组观察值,数据选取原则是依据中国和韩国的经济开放程度与合作,因为90年代早期中国的经济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和为了避免1993年底的外汇改革的影响,从1994年第一季度才开始采样。数据来源于《中国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2~2001)和IFS online。本文用经过季度调整后的实际人均季度国民生产总值(货币单位统一为美元),简称为GDP或产出水平。

(二)单位根检验

根据SC和AIC准则选取适当的滞后阶数后,最终采用模型为

ADF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不难看出在5%及10%的显著水平上,三国的GDP都是非平稳的;中国的GDP的一阶差分ΔCHGDP在5%和10%的显著水平上都是平稳的。日本和韩国的GDP的一阶差分ΔJAGDP和ΔKOGDP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是平稳的。得出三国GDP都是有单位根的结论。且经过1次差分后都成为平稳序列,三国GDP均为1阶单整的时间序列。

表2 ADF单位根检验

Test for(1)Test for(2)

CHINA

2.592

-11.641

JAPAN -1.764-3.410

KOREA -1.264-3.270

临界值:5%:-3.52;10%:-3.19

(三)协整检验

这里三国的GDP时间序列经过1次差分后都成为平稳序列,它们之间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下面进行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该方法是Johansen(1988)[4],Johansen and Juselius(1990)[5] 所发展出来的,它是由VAR模型推导而来的,因此,需要先对VAR模型选取最佳滞后阶数;依据最小赤池准则,可确定Johansen检验的最佳滞后阶数为3,然后就可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检验结果为表3,在1%置信水平上协整向量个数为1,这意味着三国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三者在长期里具有共同或相近的发展趋势。

表3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Trace Statistic Max Statistic

r=2 4.087 4.087

r=120.744 16.657

r=080.719 59.974

注:这里报告了痕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两种方法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上协整向量个数为1。

协整关系的存在意味着虽然单个的GDP时间序列是非平稳随机漫游的,但它们以相同的概率趋势随机“移动”,因此,具有长期相似的运动趋势。不考虑产出水平的绝对差异、公司文化和基本制度差异等,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中日韩三国的GDP时间序列有共同随机趋势(common stochastic trends),同步“移动”,在长期内不是发散的,满足经济金融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

三国的GDP时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被认为是进行经济金融合作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三国产出水平存在共同随机趋势且呈收敛态势,意味着三国的经济发展周期具有相似性,使三国在将来有可能采取相似的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应对经济波动,以较低成本取得较好的政策效果。如果三国产出水平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采取相似的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应对经济波动就不太可能,进行合作的成本和困难比较大。协整关系的存在意味着三国之间的经济发展长期趋势是相同的,经济周期的相似性使得潜在的合作国家有可能进行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

(四)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中日韩三国之间的GDP时间序列具有协整关系,可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来做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析,其中既包括了误差修正项的长期影响,也包括了解释变量滞后项的短期影响(Engel and Granger,1987)[6]。

以下将三国经济增长率关系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设定为:

其中星号代表t统计量小于2,没有显著意义,这里省略了其具体值。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中日韩三国的GDP时间序列有相同概率趋势,同步“移动”,在长期内不是发散的,满足金融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协整关系的存在意味着三国之间的经济发展长期趋势是相同的,有可能进行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

1.只有韩国的经济增长率明显受到误差修正项的长期影响。韩国产出水平受到中日两国产出水平的影响。韩国GDP的增长而不是中日两国GDP的增长明显受到误差修正项的影响,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则反映了长期均衡对短期偏离的调整力度。这个结果的原因主要是虽然韩国是新兴工业国,人均GDP将近13000美元,但其资源贫乏,国内市场狭小,贸易依存度高达66.5%。同时韩国也是三国中经济总量最小的国家。

2.前期产出水平增长率对三国经济的影响。三国都受到中国前期产出水平增长率的影响,韩国受到中国和日本以及自身的前期产出水平增长率的影响,是唯一一个受三国前期产出水平增长率影响的国家。中国只受自身前期产出水平增长率的影响。日本只受中国滞后二期产出水平增长率的影响。在三国相互影响中,韩国是唯一一个同时受到其他两国产出水平增长率影响的国家。原因如上述韩国是三国中的最小经济体,对外贸易依存很高,很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从经济合作中获利也可能最大。这正好印证了三国研究小组2003年的研究成果。2003年的研究主题为“可能建立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影响”。三国研究小组关于三国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福利效应采取了一般可计算均衡(CGE)模型进行模拟,虽然三方是各自建立了模型,但所得到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中日韩三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于促进三国经济增长,扩大对外贸易和提高国民福利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GDP增长率提升效果是1.1%~2.9%,日本是0.1%~0.5%,韩国最为明显,大约为2.5%~3.1%。韩国从中获益最大[7]。

中国只受自身前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且由于在式(3)中,Δy[,1t-1],Δy[,1t-2],Δy[,1t-3]的系数均为负值,因此,就短期而言,前期的增长率越强劲,现在的增长率越可能减缓,这恰好印证了经济理论中的平均复归(mean-reverting)动态增长的现象。而且这些系数的绝对值是递减的,这表明短期负向影响作用随时间过程逐渐衰减,这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率趋势减缓的现实情况。

3.日本的弱影响力与中国的强影响力。日本的弱影响力是因为日本虽然是区域内最大经济实体和最大投资者,但是90年代以来其经济增长率极低。因此,反映在此模型中的贡献力度减弱甚至消失。中国的强劲影响力是因为他是样本期间区域内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最大的直接投资吸收者。基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日韩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日韩经济界对如何发展中日韩经济合作产生了许多新的思考,有意从这种良好的发展形式中获得尽可能大的积极效果,而加强经济合作,显然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合理选择。

(二)启示

1.中日韩三国进行经济合作符合三国长远利益[8]。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有利于日韩经济的发展。中国与日韩两国间存在的经济互补性,决定了日韩两国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不仅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更有利于日韩两国本身的经济发展。

(1)中日韩三国建立区域合作关系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东亚各国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度明显上升,其中固然有产业转移加速导致中间产品贸易量增加的因素,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市场内部需求的扩大。中国不仅需要开发内部市场,也需要开拓外部市场。中国对北美和欧盟市场的出口依赖程度过高,面临两大贸易集团继续扩张产生的贸易转移风险,需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关系,实现市场多元化。

(2)加强中日韩的合作有利于日韩两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实现中日韩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对日本和韩国来说更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国无论内部需求增加还是出口扩大都会拉动日本和韩国的出口。主要表现在有助于推动日韩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日韩两国国内各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促进经济协调发展。虽然日韩两国相对中国来讲经济上比较发达,但就其国内各地方比较而言,经济上也存在着一定差距,例如日本、韩国的西海岸地区相对于其东海岸来说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这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也面临着如何通过对外经济交流,扩大对外开放,合理有效利用国外资源,发展本地经济的课题。如果这类地区能通过充分利用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的契机,通过积极扩大对中国的投资,以合资、兼并、技术转让等形式参与进来,就可以有效利用那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比重,进而不断提高其经济发展程度和国际化程度[9]。

2.中日韩三国经济金融合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日韩三国存在着开展经济合作的基础,但三国经济合作尤其是高层次经济金融合作的设想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现实经济中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因素影响三国经济合作的进程,如日本的国内经济改革滞后就可能阻碍中日韩加深合作。日本经济存在着明显的“双重结构”:一方面拥有竞争力很强的汽车、家电、机床等出口型制造业;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十分缺乏竞争力的纺织、食品加工等面向国内的制造业,后者长期受到国家保护,效率低下,惧怕对外开放,成为日本同外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领域”。同时日本要推进自由贸易,还必须对缺乏竞争力的农产品的自由化问题加以解决。

中日韩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将影响三国经济合作的前景。中国与日本、韩国在中国出口的农产品问题上也是摩擦不断。中日韩三国为了本国的利益,必将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在诸如这样棘手的问题上开展合作将是一个艰难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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