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发展制约因素的结构性影响：一种经验评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制约因素论文,中小企业发展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2)12-0041-08
一、引言
在任何国家，中小企业的数量都占有绝对优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都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只有形成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和谐发展的组织结构，良好的经济生态才能形成。
中小企业在我国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1]；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起着积极的促进和催化作用；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渠道[2]；催育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对外开放和政府职能转变[3]；也是自主创新的主阵地，是66%的专利发明、74%的技术创新和82%的新产品开发的发端地[4]。
中小企业的重要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知，各地也出台了各项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但是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很多自身矛盾和问题，成长与发展环境还并不宽松。改进中小企业发展环境需要了解中小企业成长与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其数量特征，从而为制定中小企业政策提供新的思考和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自身问题和外部环境约束已经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汤曙光等(2010)认为，中小企业在各个环节和各个阶段，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它们在获取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方面往往比较困难，导致创新能力弱，产品附加值低；由于投入少，它们很难像大企业一样建立起完整的生产销售平台和网络；由于信息闭塞和渠道狭窄，使它们市场拓展乏力等等[5]。
对中小企业面临的成长与发展环境，现有文献进行了较多的定性描述。陈恩才(2003)、刘国华(2004)等从法律、金融、创业、技术、信息等方面描述了国外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与对我国的启示[6][7]。邓泽宏(2004)、蒋伏心等(2004)等分析了非正式制度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8][3]。
很多文献利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中小企业成长环境问题。林汉川等(2003))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对东中西部中小企业外部环境进行评价，分析了我国小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9]。苏晓燕等(2005)抽样调查了华中地区的中小企业，发现正式制度不完善导致了中小企业一系列适应性制度安排[10]。林汉川等(2004)对中小企业的环境特征(包括法制环境、资金环境、市场环境、信用环境、社会环境等四个方面)进行了量化处理[11]。周国红等(2002)构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环境评价指标体系[12]。霍治平(2006)指出我国中小企业存在产业集聚不明显、企业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不通畅、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13]。
在中小企业面临的众多问题中，提到最多的是融资困难。林毅夫等(2005)指出直接融资成本高，中小企业难以负担，而传统融资渠道又经常出现阻梗[14]。徐洪水(2001)认为中小企业存在融资缺口，我国的金融压抑、信息不对称使问题更加恶化[15]。王霄、张捷等(2003)在抵押品和企业规模作为内生变量的信贷配给模型中发现，信贷配给中被排除的主要是资产规模小、抵押品价值低的中小企业[16]。徐忠等(2010)认为只有银行管理层级改革和融资创新才能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17]。欧阳凌、欧阳令南(2004)认为造成中小企业融资瓶颈的原因在于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产权的私有属性导致的所有制歧视[18]。田秀娟(2009)提出农村中小企业自身素质、银行体系、融资渠道等问题是导致其融资难的主要原因[19]。
现有文献在对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时，很多是把中小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但是，同样制约因素对不同规模和不同性质中小企业的影响会存在很大差异，制约因素的这种结构性影响会产生出不同于传统思考方式的政策含义。本文利用新的方法对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定量评判，并结合其他调查数据对其结构性影响结果给予评价，并由此引申出新的政策取向。
三、数据来源
为了推进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每年组织学生参与“河南社会经济发展假期系列调研”活动。对河南中小企业的系列调查是其中的一项。对中小企业的实地调研采取结构化开放式访谈的方式。访谈提纲在访谈初期经过多次修改，结构性提纲用来指导学生访谈和获取能用于定量分析的有用数据。每3名家乡所在地较近的学生组成一个小组，针对其家乡所在地中小企业的企业家和员工按照访谈提纲给出的框架进行深入交流。调研的区域遍布了河南省的每一个县市。最后收到学生提交的访谈报告296份，涉及301家中小企业，可以获得完整有效数据用于定量分析的企业184个，样本企业的行业分布见表1。
四、中小企业发展约束的整体评价
我们将河南省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制约因素概括为四大种类(见表2)：融资约束、政策约束、要素投入约束和成本约束，每一大类又细分为若干具体项。我们要求企业家按照严重程度对每一个制约因素给予1—5的打分。这种方法存在一个问题，个人在打分时执行的标准可能不同。有些企业家打分时可能总是在1—3分这个范围选择，这样，绝对严重程度很大的制约因素从分数上看仅仅表现为中度或更低，而有些企业家同样情况下可能会选择4—5分。因为每一种制约因素绝对分数的差异在政策含义上没有实质性意义，我们将企业家给出的分数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它处于0(严重程度最小)和1(严重程度最大)之间，然后对标准化分数进行简单算术平均。对每一个分数进行标准化、加总和平均处理，既可以表示出每一种制约因素的绝对严重程度，也可以在不同制约因素之间进行对比。表2表明了企业家对每一个制约因素的严重程度所给予的绝对和相对的评判。
企业家对不同制约因素影响的评判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但这不是唯一的信息，在实地调研中，我们收集整理了其他相互补充的信息资料，这些补充数据将在下面的分析中给出。总体上来说，不同的数据信息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五、融资约束及其政策含义
从表2可以看出，在所有中小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中，企业家对融资约束所打的分最高。但较高的约束分数是否意味着严重的市场失灵，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表3显示了被调研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情况，其中，企业家自己的储蓄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大部分企业(72%)在创业和企业发展过程中得到过家庭或近亲的资金支持。中小企业采用合伙制的较少，合伙者主要是有亲戚关系的人。利用商业信用和民间借贷进行融资的企业数量基本相等，占企业数量的30%左右。大约有32%的企业谈到，在获得正规的银行贷款之前，至少利用了其中一种非正规信贷渠道。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还有一种形式的融资渠道在中小企业的融资发挥着重要作用，那就是各种协会、商会牵头组织的非盈利性组织和具有互助性质的合作金融，有39%的受访中小企业表示曾通过这种渠道获得过资金融通。
表4显示，45%以上受调查的中小企业曾经获得过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表4将中小企业和获得过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中小企业按照规模和企业年龄进行分类，雇佣人数少于6人或者企业年龄少于3年的受调查的中小企业数量共77家，其中获得过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只有6家，仅占该类企业的7.8%。对于雇佣人数多于5人和经营至少3年的中小企业，有79%曾经获得过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该类中小企业中未获得过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20家企业与同样情况但雇佣人数少于6人或者企业年龄少于3年的81家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地差别。前者给融资约束打的分数一般较低，表明融资问题并不严重。而后者在金融约束这一项打分较高，其中有70家曾经向银行申请过贷款，但大部分没有成功。根据受访者的反映，贷款申请者需要提供不动产做抵押，租赁的厂房和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还不能作为抵押物。另外，贷款申请者必须为项目投资提供详细的可行性报告和完整的财务报表。即使所有要求都符合了，从申请到获得贷款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调查得到的结果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在所有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因素中，金融约束的分值最高(0.92)，紧随其后的是资金成本约束(0.85)，说明中小企业在融资市场中是天然的弱势。考虑到中小企业巨大的社会边际效益，可以通过设立政策性银行金融机构、直接向中小企业拨款、对中小企业贷款提供贴息、资助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的机构等方式建立财政扶持体系。
从调查结果看，内源性融资是中小企业最主要的资金渠道。因此，可以通过结构性减税，降低中小企业税收负担，提高其盈利能力，增加利润积累规模，从而提高内源融资比例，形成良性的内生扩张机制。
正规金融机构仍然是中小企业获得融资的一个主要途径，而且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网点众多，与中小企业建立有紧密的联系，掌握着大量有关企业“软信息”。有研究表明，影响中小企业贷款获取的关键因素是贷款审批的层级而非银行规模大小[20]。所以，通过减少中小企业贷款的审批层级和手续，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在中小企业贷款中的优势。
在调查中我们关注到，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非盈利组织，包括各级中小企业协会、行业协会、地方商会以及非营利的互助担保机构，以及企业家之间自发组成的具有互助性质的合作金融，在中小企业资金融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通过立法和监管，引导和规范这些非盈利性组织发展，可以作为解决中小企业间接融资的重要补充。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民间借贷在中小企业融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很多企业家在访谈中都说到这个话题。特别是货币紧缩时期，中小企业受紧缩政策影响最大，只能转向民间融资渠道。民间金融可以充分利用“软信息”和其他一些非正式制度安排，很好地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道德风险，为民间资本有效地服务于中小企业架起了一座桥梁。我国应该为民间金融寻求合法的渠道，通过立法将其纳入国家监管体系，建立相关的服务平台，不断促使民间金融正规化。
六、制度约束及其政策含义
表2进一步将中小企业面临的制度约束细化为税费负担、生产用地限制、行政手续(包括各种证照办理以及处理与行政管理部门的关系)、用工限制以及政策不确定性，标准化平均分数分别为0.68、0.52、0.32、0.10和0.14。用工限制在企业家看来影响最小，可能是因为劳动合同法在中小企业并没有完全执行。政策不确定性来自于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的复杂性并经常变动，需要企业随时跟踪新的规定。生产用地限制的影响较大，但这里无法展开讨论。我们最关注的是税费负担重与行政手续繁琐问题，它们对不同企业具有不同的影响。
表5把每一种制度约束的分数在不同规模和法律性质的中小企业间进行分解，用以观察制度约束对中小企业的结构影响。我们发现，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制度约束分值也在增大，这种现象在税收约束中比其他制度约束项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我们把中小企业的相关负担分为三类：财政负担、行政负担和门槛负担。财政负担是中小企业缴纳的税费总额。行政负担是中小企业为了应付各种繁琐的行政审批手续而需要支付的成本，特别是企业家浪费于非财富创造活动中的时间、精力等方面的机会成本，其大小与政府行政效率负相关。行政负担的增加往往伴随着财政负担的加重以及部分行政部门的不合理摊派、收费、拉赞助和某些行政人员的寻租行为。行政负担对小企业的影响最大，因为行政负担中很多属于固定成本，它们并不会随着企业规模而增加。另外，相对较大的企业可以派专人与行政部门打交道，而小企业需要企业家亲自处理这些事情，这时企业就必须暂时停业。当只有规模达到一定临界值的企业才承受财政负担或行政负担时，门槛负担就会出现。门槛负担可能会导致企业有意放慢发展的速度，或者导致一些半独立企业的出现，使企业的规模控制在承担税收和行政审批所要求的门槛之内，从而带来非规模经济的效率损失。
门槛负担可以解释表5中表现出的税费负担和用工限制约束的分值随企业规模扩大而提高的现象；行政手续约束出现同样的变动规律主要是因为小企业逃避监管更加容易和成本较小，很多小企业没有办理行政审批所要求的各种手续。
从我国税收制度看，中小企业税收负担相对较重。就一般中小工业企业来说，它需要交纳的税一般包括：增值税(17%)、企业所得税(25%)、营业税(5%)，同时在营业税额度上还要增加城建税(7%)、教育费附加(3%)、印花税(1‰)、地方教育费附加(2%)以及其他地方特殊附加税，除此之外，还需要交纳工商年检费、工会费、环境卫生评估费、垃圾清理费、消防许可费等各种非税费用。调查中，很多受访者坦承他们实际交纳的税费远远低于正式规定的标准。没有注册的小企业可以逃避交税，但为了应对有关部门的检查需要一些“通融”费用。个体或合伙制企业需要正式注册，但不要求完整账目，不需要查账缴税，他们在申报自己的收入和利润时都会留有余地，并且只要客户不提，能不开发票就尽量不开发票，或者通过赠送礼品代替开发票。调查中发现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受到税务部门的严格检查。有限责任公司隐瞒收入和利润的空间也比较小，因为它们拥有规范的经过审计的账目。用工制度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正如表5反映出的，有限责任公司不断增加的透明度也使它们成为用工制度的重点监控单位。总体上说，实地调查表明，随着规模的扩大，企业对税收和其他规制的敏感性在增加。因此，一些企业家理性的选择控制企业的扩张规模和速度。
在调查中很多中小企业主反映，虽然有不少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这些政策多散布于个别税种中，缺少固定的法律条款，而且很多是以补充规定或通告的形式发布，再加上政策经常调整，造成优惠政策缺乏规范性、系统性和稳定性，不利于中小企业经营者掌握、执行和操作，加大了企业纳税成本或者使中小企业无法得到应有的税收优惠。
从与中小企业相关人员的交流中可以看出，行政部门办事效率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中小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多，审批手续环节多、时间长、注册企业成本高等问题仍然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一些行业前置条件和不公平竞争阻碍了中小企业的进入。
制度约束调查信息透漏的政策含义是，功能良好的规制和税收制度的特征是行政审批环节和手续少、透明度和可预期性高、负担适中而普适性强。如果那个地方的规制或税收制度缺少这些特征，财政负担、行政负担和门槛负担会相互作用，市场主体会创造出一些制度安排减缓不合理制度带来的过度危害。例如，税收负担制定得过高，企业就会通过各种小手段减轻实际税负，如果针对这种情况政府提高税收征缴的强度和透明度，企业的税收负担就会超出中小企业承受范围。同样，如果要降低门槛负担，增加规制或税收制度的普适性，就需要改变现有的行政负担和财政负担。
考虑到各种负担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规制和税收制度改革需要同时在四个方面进行。第一，减少政府部门垂直组织的层级，减少并规范行政审批事项、程序和手续，创新现代化服务手段节约中小企业(机会)成本；第二，对中小企业实行普惠的减税政策。同时，规范和清理地方收费制度，逐渐变费为税；第三，通过制度建构和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作用，增加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第四，在降低财政负担和行政负担的同时，改变传统的非普惠型的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和其他扶持政策，增加税收和规制的覆盖范围，减少门槛负担。政府制定的税收优惠和其他扶持政策会对一些中小企业起到的有形促进作用，而同时也会对另外一些中小企业效率造成无形损失。通过政府行政力量而不是市场主体自发交互作用来改变制度约束，可能会损害中小企业整体的经济效率。政府不应该采取行政性手段刻意追求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应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力量，给予中小企业融资、税收、信息、人员培训、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七、要素投入约束及其政策含义
我们将要素投入约束细分为物资投入约束与技术、营销投入约束两类，前者指原材料、能源和设备短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制约，后者指技术、熟练工人和销售渠道缺乏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
与融资约束和制度约束不同，物资投入约束更多的出现在个别行业和个别时期。如2006年造纸行业曾出现过原料木材短缺，用电高峰时期和枯水期常出现电力和用水供应短缺，这些并不会对所有中小企业造成普遍影响。0.12的评分意味着物质投入约束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不大，说明我国生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水平已经很高。而且，原材料短缺的评判里面往往还掺杂着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购买原材料的资金短缺等因素。但是，与物质投入相关的一种约束在访谈中引起了我们特别的注意。在一些区域的个别产业中，一家处于支配地位的企业直接或间接地推行大规模的垂直一体化运营，从而形成一种对中小企业歧视的产业组织结构。垂直一体化可以充分发挥一体化内部的交易或技术效率优势，但这种联系不能扭曲。垂直一体化如果是为了人为控制市场而建立，它可能并不比独立交易更有效率(虽然有些时候确实会如此)。
在表2中，技术缺乏、熟练工人短缺、销售渠道和客户不足等约束的分值不高。但是，受访企业在评价这些约束时针对的是他们现在所处市场，而这些约束可能更多地会出现于他们预进入市场的开拓中。即便如此，熟练工人短缺约束与过去相比增加了不少，特别是留住熟练工人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对技术约束和市场约束的评价可能会因为特定市场的价格和质量要求(市场因素方面)以及企业主的抱负和其市场知名度(企业家因素方面)的不同而改变。正如表6所表明的，对技术缺乏约束的评分确实随着企业规模、企业家受教育程度和市场定位不同而系统性的变动。
我们将企业家按照受教育年限分为“受教育程度高的企业家”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企业家”，前者受教育的年限为13年或更多，后者低于13年。将市场定位按照销售对象和销售模式分为“高端市场”和“低端市场”。前者包括：主要为政府、国外、大中型企业、大客户、高收入者提供产品或服务；产品主要在正规商场或专卖店出售。后者是企业将产品直接销售给普通消费者。
在表6中，受访中小企业明显地分为两类：雇佣人数在5人以上的受教育程度高的企业家，市场定位于高端市场，对技术缺乏约束评分较高；雇佣人数少于15人的受教育程度低的企业家，市场定位于低端市场，认为技术缺乏对企业发展的制约并不重要。而且，市场因素方面与企业家因素方面各自表现出一定的独立影响：在服务于高端市场的中小企业中，受教育程度高的企业家对技术缺乏制约的评分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企业家；在受教育程度高的企业家所在的中小企业中，定位于高端市场的企业对技术缺乏制约的评分高于定位于低端市场的企业。
要素投入约束调查信息所包含的政策含义取决于对约束形成原因的判断。访谈中透漏的信息，特别是有关技术缺乏、熟练工人短缺和营销渠道和客户不足的内容，说明我国针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和销售支持系统，即中小企业外部的公共和盈利性的市场、组织网络，还很不完善。一种可能是这些支持系统具有内生性，支持系统不完善是中小企业所处市场技术含量不高的结果，而不是形成这种低端市场的原因。如果是这样，政策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政府和非营利性组织对企业进行引导。中小企业在利用政策创造的新机会的过程中，私营组织提供的技术和销售支持体系就会自然的内生出来，中小企业的生产性服务在一定的服务需求规模和市场交易效率下实现从“内部化”向“外部化”演进。但是，支持系统不完善的另外一种原因可能来自于市场失灵，这就需要政府干预。市场失灵可能源于技术和市场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结果导致私人供给不足。市场失灵也可能是因为技术和市场信息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合作问题降低了第一个进入者的积极性。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作用应该是提供最初激励的催化剂。
八、结论
经验研究发现制约中小企业发展因素的影响随企业规模和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证据明确显示，融资约束对所有类型中小企业的发展都造成很大的制约，但对小规模企业的影响尤其严重。小规模企业很难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它们更多地依靠自己和近亲的资金，同时，非正规金融机构、非盈利性组织和合作金融也是其资金的重要补充。紧随融资约束的是制度约束，特别是税费负担。高税负催生了中小企业很多的避税方法，造成规模相对较大和透明度相对较高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税负偏重。技术、营销渠道和其他要素投入约束对中小企业的制约并不显著，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定位的提高，技术缺乏、熟练工人短缺和营销渠道不足等约束被认为更加严重。从实际调查得出的信息看，我国需要对当前一些做法的政策取向进行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