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忆——我与晚年周扬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与论文,此情论文,晚年论文,可待论文,成追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年生死两茫茫”，周扬同志息肩瞑目已十个年头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十年来，文坛难耐的沉默终将过去，人们没有忘记他，他一直活在我们心中。周扬，一代文宗，不管你褒之、贬之、爱之、损之，你都不能无视他曾经存在。他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中共半个世纪（除“文革”外）未曾中断的文艺领导人，他的升谪沉浮，折射着中共文艺方针、政策、路线、口号的变化。他就是一部左翼文艺运动史。他是“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在世界范围被称作“红色的三十年代”，也是在全球性“左”倾思潮弥漫的革命时代，走上了革命与文学道路。在骇浪惊涛的年月里，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他横跨新旧两个中国，经历了“文革”前后两个时期。他是一位悲剧性人物。他身上具有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种种悲剧因素，他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晚节彪炳。在他晚年罹受的一场冤案中，显示了一位共产党人、一位理论家凛然的勇气、正气与骨气，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年，也是他充满矛盾与压抑的十年；同时也是他生命最辉煌的十年，我有幸得以亲炙，身受熏沫，成为忘年之交，至今仍深深怀念那一段情谊。这篇文章早汹涌于怀，但又不想写出来。并非因“只是当时已惘然”，实乃为当今之世，
（一）
周扬同志是我的前辈。
“文革”前我与他无缘接触。五十年代初，我由江苏奉调北京，由出版总署而文化部。他是文化部的领导人，我只是一名年青的普通干部。
我与他第一次直接接触是1977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他仍未被分配工作，住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我时任文化部理论组组长。我偕同另外两位同志去访问他，是为了请教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一事。
这一年10月5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中，基本上推翻了“四人帮”关于教育方面的“两个估计”（即“文革”前十七年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中得到启悟，我们经请示文化部党组分管的贺敬之、冯牧同志，决定着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当月，我们在东四礼士胡同北院会议室，以文化部理论组名义，召开了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文艺部派记者郑荣来同志参加。根据现有资料，这是文艺界最早的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行动，拉开了一场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战斗的序幕。之后，年底，《人民日报》召开了更大规模的、文艺界具有影响的人士参加的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座谈会，同时发了消息，这场战斗算是正式打响。
周扬同志精神状态很好。我后来写文章说他“谈锋刚健，豪情不减当年”。当然，劫余之人，已不复是当年的周扬了。他侃侃而谈，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理直气壮地批驳了江青诬蔑文艺界是“黑线”专政，强调一件件、一桩桩事，是贯彻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但是仍然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他在批驳“四人帮”荒唐的“左”的观点同时，还不能对他们自己在“十七年”中所执行的“左”的政策也加以否定。1977年虽是“四人帮”被捉，但“文化大革命”并未被彻底否定的一年。“抓纲治国”是总口号。抓“纲”，抓“阶级斗争”的纲。党的“十一大”，认为党的主要任务是批“右”而不是反“左”。对“文化大革命”仍然认为是“及时”的，“必要”的。刘少奇同志还没有平反。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错误的“批示”仍然不能触犯。这些都像一条无形的绳索从政治上、思想上捆住人们。
之后一年，周扬同志不仅迅速赶上了时代的步伐，而且站在了时代的前列。他对自己过去“左”的错误，作了真诚的反省。他在“文革”后文艺界的第一次聚会、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说：“我是一个在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周扬文集》第5卷）之后，大会、小会，差不多每会都要检讨。这种检讨不是敷衍，不是姿态，是发自内心，是一种具有历史内涵的认识。在那一个全民族反思的年月里，作为一位“人性回归”的理论家，他具有着反思的深刻性与彻底性，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辩论中，他鲜明地支持这个哲学命题，在当时也是一个政治路线的命题。在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上，他作了长篇发言（见《周扬文集》第5卷）。他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的讲话，着重谈了“双百”方针，用他的换一种说法就是“两个自由”，即艺术上自由发展，学派上自由讨论。自此以后，“两个自由”成了他一以贯之的不变话题，因为这对他有切肤之痛，也是文艺上“左”倾错误症结所在。令人惊叹的是他在这个讲话中已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反封建的问题。他将对“四人帮”的批判上升到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并将之视作是“当前思想战线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在1978年。（见《周扬文集》第5* 复出后的周扬，名声大振，重领文坛风骚，是由于他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这一篇报告奠定了他在新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地位，这篇报告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这是在1979年春天，三中全会后思想领域略有洄流情况下作出的。周扬将当时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并列，称作是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的理论活动极具历史感。他的这种理论概括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高度地评价与科学地论证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与历史地位。“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他第一个提出的。这篇报告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将那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这时周扬同志刚出山不久，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这篇报告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讨论会上作出的，在5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产生了极广泛影响。据于光远同志回忆，光远同志当时作为分工负责学术工作的社科院副院长，是他与温济泽、黎澍同志推举周扬同志作这个主题报告的；之所以没有请时任院长的胡乔木担纲，是因为他们觉得，纪念“五四”六十周年，有必要重新强调“德”“赛”二先生。而胡乔木想强调的内容肯定与他们想强调的内容有距离。“第三次
1978年12月，广东省召开文学创作会议，周扬同志应任仲夷同志之邀赴广州，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这是他在“文革”后复出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关于文艺问题的系统意见。刊载在1979年2月《人民日报》上，分两天连载。我读了这篇讲话，发现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他引用了黑格尔的一个著名论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他解释前一个“凡是”是“反动”的，后一个“凡是”是“革命”的。我认为周扬同志的理解不符合黑格尔论题的本意，解释不确切。后来我陆续看到或听到文艺界一些人在文章中或讲话中，转引周扬同志的所引与解释。我感到有必要提出与周扬同志讨论，以免以讹传讹。两个“凡是”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论题，也是一个确实令人难解、困惑的论题。海涅就曾在一封信中说过：“有一次，当我发现对‘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有点困惑时，‘哲学之王’颇有点奇怪地发笑起来，并指出：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也是指一切合理的东西都应当存在。”（转引自普列汉诺夫给《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所作的注释）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章中曾引用这个论题当作例子，说明黑格尔反动哲学体系中的革命因素。恩格斯的这部《费尔巴哈论》在我国读过* 条件合理的；而应理解为，凡是合乎规律的、带有必然性的东西，它的现实存在是合理的。所以，不能认为黑格尔的第一个“凡是”是“反动的”。他的两个“凡是”是一个意思，都带有革命辩证法的因素，是一个完整的命题，这两个“凡是”在提出当时，就曾令人陷入困惑之中，也许黑格尔本人确有反动的政治动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黑格尔的这个论题显然是为当时普鲁士王国专制制度作辩护的，说它们存在是合理的，从而引起了“近视的政府如此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方面如此的愤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威康三世国王的感激与自由派们的反感，都是“近视的”，表面的，没有看到深层的革命辩法。对黑格尔的这个论题，我曾经梳理过。学习“小逻辑”时，曾向贺麟先生请教过。为了说清楚我对这问题的看法，我写了一篇约三、四千字的文章，摘引了一些材料，供周扬同志参考。他读了文章之后，与郝怀同志议论，一方面觉得我的文章“有道德”，另一方面又觉得我“未能完全说服他”。之后一天见面，他问我手头有无文章底稿？我说有，他说，你拿到《文艺报》发表吧，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我思忖再三，没有照他的话办。原因是，79年春天，又有要批判周扬的传说。虽然就黑格尔的两个“凡是”哲* 1979年秋天，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我参与了筹备工作与大会工作。周扬同志在胡耀邦同志支持下，在大会上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主旨报告。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始了文艺的新阶段。会上周扬同志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文代会后，他调任中央宣传部任主管文艺的副部长，算是正式地重执文艺牛耳了。
1981年2月中宣部召开了在京的文艺界（包括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暨各协会）党员领导骨干会议。出席会议的开始是120人，逐步扩大到学习结束时近200人，周扬同志主持这次会议。会议中心论题是讨论贯彻年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上有所谓“三四左右”之争。“四项基本原则”与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理应是统一的，但是会上有的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侧重反右”；有的强调三中全会精神，仍应反“左”。形势是严峻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是稳定经济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由于前些年的洋“跃进”，经济上发生了新的比例失调，财政上赤字增长，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因而指出经济上要大调整，一些工厂企业要关、停、并、转。影响所及出现了一些地方闹事。再加之国际上发生了团结工会上台的波兰事件，中央一位领导人提出警告：一个经济，一个宣传（新闻、文艺），搞不好要“翻船”。中央一位领导人，严厉地批评：宣传工作有严重缺点，对“四项基本原则”宣传不够，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批判斗争不力。继耀邦同志之后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批评“文艺界某些人自由化倾向严重”。针对周扬同志所说：“《假如我是真的》（话剧）、《在社会档案里》（电影剧本），在台湾即使被拍成电影* 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 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这个总结报告胎死腹中了，文艺界领导骨干座谈会也就不了了之。这篇一万六千字的总结报告打印稿，现存我处。我认为这应该是属于周扬未发表的重要佚文。将来《周扬文集》再版希望能收录。在协助周扬同志起草这篇总结报告过程中，我加深了对他的尊敬之情。当时，上面的精神十分清楚，上面已提出要“转弯子”，从几年来反“左”到反右。如果从个人利害出发，从仕途考虑，最好的选择是顺杆子爬，跟着上面调子唱；但是周扬同志傲然不屈，真正践履“实事实是”的原则，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党性与理论家的良知。在上下左右对他指名不指名的责难，在一片反右的声浪中，他沉着应对。这篇报告，虽不及《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有气势，也不及前一年9月在中央高级党校讲话（《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流畅飞扬，在那种形势下，有的地方带有辩解性，有的地方难免吞吞吐吐，显得艰难。但是这篇报告的主干是反“左”，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毫不含糊。他同我谈话中，从历史的反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文艺方面“左”的东西“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这是深刻的历史认识，掷地有声。直到他死，对这八个字的科学认识未曾动摇。他生命最后十年的价值，最重要的也在于一直擎
在这篇报告中，周扬同志批驳了那种在反对“左”和右的两种倾向中貌似辩证法的“两点论”，指出还要讲“重点论”，反对“均衡论”。在对文艺形势的估计与文艺的任务分析时的指出：“从领导的角度来看，阻碍三中全会以来方针路线顺利贯彻执行的，不利于四项基本原则的，主要是‘左’的倾向，是长期以来根深蒂固‘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足够的估计。因此，应该着重清理的是‘左’的思想影响，同时也要纠正右的放任自流的倾向。但必须明确，清理‘左’的思想影响，在文化战线上如在经济战线上一样，是我们一个主要任务。”
“在我们党内，尤其是文艺界，‘左’的思想有着长久的历史根源和深刻的社会根源与认识根源，‘左’的思想早在三十年代就有。建国以后，文艺方面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判《海瑞罢官》，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不仅是批判，而是搞成运动。五十年代后期，‘左’的东西逐渐滋长发展，十年内乱发展到了顶点。二十多年，文艺战线‘左’和右的错误都有，但就主体和主导思想而言，是‘左’的错误。……我们工作中‘左’的错误，在十年内乱中，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和恶性发展。林彪、江青一伙是反革命，但是，不能否认他们推行的极左路线，和毛泽同志晚年‘左’的错误，和我们工作中‘左’的错误，有着渊源的关系。”
“……当然，应该看到，在批‘左’的过程中，右的思想必有所滋长，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但是过低的估计‘左’的影响，以为三中全会以后，‘左’的倾向已成过去，右的倾向已经是主要的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均引自打印稿）
令我吃惊的是，在当时形势下，他竟然分四个方面，展开来大摆“文艺战线指导思想上‘左’的表现。”后来我整理成文字有4000多字的篇幅。极具针对性，尖锐性。
在起草这篇总结报告的过程中，我与周扬同志谈话、讨论，露菲同志也时有参加。露菲同志出身于烈士家庭，抗日战争时她年纪很小便参加了革命，是“红小鬼”。五十年代中期，她在电影学院毕业后便到周扬同志身边任秘书。“文革”中，露菲既然成了周扬这位“阎王”的最重要“知情人”之一，株连难免，反复被批斗，逼其揭发交代。露菲是一位刚强正直的人，坚不屈从，坚信周扬同志是好人，决不乱招乱供，受尽磨难。露菲同志的人品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所以周扬同志复出后便立即调露菲同志重归原位。露菲同志也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她写小说、散文、儿童文学作品。她的长篇小说《米河流向远方》清新朴实，可惜她为了协助周扬同志工作，不得不耽搁自己的创作活动。她不仅是周扬同志“代拆代行”的“大秘”，与周扬同志配合默契，成了周扬同志离不开的左右臂；而且，在20多年的接触中，成了患难之交，有着很深的友谊。那时周扬同志的手发颤，执笔有困难，自打这篇总结报告以后，我便常常为周扬同志的讲话、文章代笔。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怀念周立波》这样的文章，也由周扬同志口授提纲，我操觚。往往是露菲一个电话，我便召之即来。中宣部文艺局办公地点在西长安街5号，横跨马路，穿过绒线胡同，便是安儿* （一）这个概念不够科学、准确。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认为自由是上层建筑现象，与一定生产关系相联系。在阶级社会里自由有阶级性（政治科学的“自由”，不是哲学概念的“自由”）。我们主张无产阶级自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揭露和反对把自由说成是“绝对的”〔蒲鲁东说：“一切人和公民的绝对自由”“是我们政治的和社会的忠实誓愿”。《无政府主义批判》（下册）第14页〕、“孤立的”。列宁指出，“同劳动摆脱资本主义压迫相抵触的自由”，是“骗人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9卷，第315页）反对把自由说成“抽象的”、“超阶级”的。对于进步的自由，无产阶级自由，《马恩全集》第一篇，列宁的文艺论文第一篇都是强调的。马、恩、列也好，毛泽东同志也好，都未提过反对“自由化”，因此，我以为是否以提反对的是资产阶级自由或绝对的自由，无限制的“自由观”等等为好。
（二）这不是一个概念的推敲，这是一个历史经验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大概是自1957年开始用的，“四害”翦除前的二十年，它同“双百”方针像是一对孪生兄弟，难解难分。那二十年，“双百”方针并未得到真正贯彻，一般说来，“双百”贯彻较好的时候（1956-1957上半年，1961-1962上半年），文艺比较繁荣，思想比较活跃。而批“资产阶级自由化”起劲的时候，（1957年下半年，64-65年，“文革”十年）文艺就受摧残，遭破坏。试想一下，那些年反“自由化”究竟反了些什么，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当然原因是多方面，但与这含糊不清的概念恐怕不无关系吧？
（三）这也是当前现实生活中已经暴露出来令人担忧的问题。我从这次学习会的“简报”中所见，“自由化”简直成了无所不包的垃圾箱，什么都可以往里扔。什么演出中庸俗低级的台风是“自由化”，什么文艺作品中低沉、消极的描写是“自由化”，有错误观点的文章也是“自由化”，违反外事工作纪律的也是“自由化”，总之，认为不顺眼的事情，最简便的方法就是贴上一个“自由化”的标签。
（四）“自由化”的提法并非绝对不可以用。那么，什么情况算是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现象了呢？毛主席他老人家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一个重要的思想是在实行“双百”中不能避免出“毒草”，不能认为出“毒草”就是“双百”方针没有贯彻好，就是“自由化”。他老人家有一个要求：力争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因此，我以为出现了个把“毒草”，即便斗争不够及时，也还是贯彻“双百”方针的正常情况。要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毒草，占了上风，占了统治地位，严重泛滥，不可收拾，如果出现了这种局面，或可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或是“封建主义专制化”（“文革”十年，出现过这种局面）。
（五）粉碎四人帮后的这几年，大家在反思这问题，结合历史经验，人们很少再去使用这概念，您本人在这几年文章中有的地方用“反对自由主义”，有的地方用“反对右的放任自流”。但是“自由主义”自延安整风以后已有确定内涵，很难移作它用，也还不是好办法。到去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不知哪位“秀才”给××同志起草的报告中，使用了这个概念，一下子又到处反‘自由化’了，可是××同志在去年一月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也还是提的“必须坚决肃清……在党内新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他也在斟酌使用这个概念呢。这次他说：“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句”，可见他所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有确定内涵。同样是在××同志的报告中，提出“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以及去年8月被政治局通过的那篇著名的讲话中提出的要继续肃清“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现在却很少有人提了，包括我们这次会议。
其实，我很迂腐，这已不是一个学术性问题，岂容周扬自己定夺？这不是给他出难题么？但是，他看了我的“条陈”之后，说了一句精彩的话，却大出我的意料之外。他淡淡地一笑说：“就是要‘自由化’嘛！”这句话我从未向人转述过，因为容易引起误解，若被别有用心人抓住上纲，可以戴上一顶不大不小的帽子，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罪名。他决不是“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他对无产阶级的自由认识的彻底性，给我印象极其深刻。我对他的文艺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这次会议进行中间，四月，文艺界发生了“文革”后第一次“左”的思潮回潮的批判《苦恋》事件，年初，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白桦编剧的电影《太阳与人》在内部审查映出，受到严厉的批评，中央某单位有一份专门的简报，说《苦恋》是“四反”作品（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如何对待这部影片，有这样一种处理意见：禁演，或拿出来公开批判示众，如同当初批《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一样。这显然不是正常的文艺批评。后来电影没有准许公演，但批判欲罢不能。怎么办？总不能“缺席审判”吧？结果是将在一年前《十月》杂志上发表的电影剧本《苦恋》端出来以儆效尤，4月20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以及一个整版的批判文章，造成很大声势，接着一些报刊纷纷转载，一时间山雨欲来的架势，使人联想许多，国内外反映强烈。是胡耀邦同志及时制止了这场风波。他在5月17日与中国文联及各协会以及中央文化部的负责人谈话指出：
“首先，文艺战线形势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正确与错误是相伴而行的’，所以必须首先肯定成绩，也必须克服前进过程中出现的不成熟或有害的东西。接受过去的教训，就是吃了不肯定主流的亏。毛主席为什么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因为没有肯定主流。不要因为看到局部少量不好的东西，忘了大量好的东西。第二，我们克服缺点错误，办法一定要稳妥。由于文艺界多年搞批判运动，大家特别敏感。文艺界是‘惊弓之鸟’，由于过去遇到了多次‘弓’与‘弹’，更应特别注意。前些日子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看来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批评是有好处的，为了帮助他们。但回过头来看，方法如果好一点，效果则会更好些。……写《苦恋》的作家还是写了些好作品，但这篇（作品）是不健康的，有害的。军队对他的态度还是好的，但‘军报’那种批评的措词，用的方法不稳妥。（批评）我过去提过，是否可叫评论？大家叫惯了也可以。但批评是卫生运动，是洗脸。这是一，其次，争取作者作自我批评，作者反批评也可以。第三，发表批评文章，一定要用个人名义。第四，要把批评作品与批评作者分开，不要在一起。第五，要充分说理。说理不容易。（批评文章）不要全国报纸
对于《苦恋》事件，周扬同志的意见为三条：一、白桦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但作品《苦恋》有错误，可以批评；二、应该对作家采取帮助的态度，帮他把电影修改好，而不是对作品采取“枪毙”的办法，三、批评应该实事求是。周扬同志这三条意见在不同场合说过，也受到不少指责。他说了一句“白桦还是有才华的”更象惹了祸似的。在起草总结“报告”时，他对我说，这事，我们还是要写上一段，明确表明我们的态度。后来，在定稿的“报告”中，这样写的：“在学习会进行期间，发生了批判白桦同志的电影剧本《苦恋》的事情，白桦同志是一个比较有影响、有才能的作家，写过一些好的作品，但《苦恋》确实是有倾向性错误的作品，应当批评。批评的角度和观点可以不同。作者表示愿意修改这个电影，文化部也同意了。我们希望改好。无论是否改得好，电影公映后，还是可以批评。有错误不批评是不对的。但对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一定要慎重。既要实事求是，弄清是非，又要团结同志，与人为善。”（根据打印稿）。
1981年6月初，我在周扬同志授意下，根据耀邦同志讲话精神，撰写了《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一文，以“顾言”的笔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对“苦恋”事件中的种种过“左”的做法，从正面阐述中作了批评。像这样的文章，由我个人署名，显然压不住，不适宜，但耀邦同志刚刚讲话，写评论文章要个人署名，所以也不便于用“专论”、“评论员”等名义，便用了这样一个笔名。此文经周扬同志审阅，将原题“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易一字为‘健全’的文艺评论，避免刺耳，还是他老到。由于自批《苦恋》事件开始，《人民日报》一直未表态，岿然不动。所以这篇文章发表引起敏感的在京外国新闻记者注意，当日，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法新社发出十几条消息，有的说：“中共迅速平息了一场新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第二天的新华社大参考有载。（注：新华通讯社《参考要闻》第320期。1981年6月9日，星期二（下午版）：“外电评《人民日报》发表顾言文章《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 【合众国际社北京六月八日电】中国共产党今天间接地谴责军队对一名作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次意识形态闪电战，说这种行动会对中国带来“无穷后患”。 党报《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中第一次明确地表明党对酝酿中的一场文艺
同意军队控制的报纸所采取的立场，后者指责白桦创作了“反社会主义和不爱国”的电影剧本，这种罪名在中国是严重的。 《人民日报》反对用“大棍子”和政治“帽子”来对付知识分子，但文章始终未具体地提到目前进行的争论。观察家们注意到，这家报纸很谨慎。不参与对白桦的攻击。 但是，这家报纸还强调，知识分子在中国将不会得到“绝对和无限制的自由”，并敦促被批评的知识分子“虚心接受”对他们的作品提出的“正确意见”。 观察家们认为，《人民日报》阐述这种主张的目的是要对这个政权的某些官员起遏制作用，因为他们还在不断对那些有一定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进行训斥和指责。 【美联社北京六月八日电】题：报纸提醒不要对作家进行鲁莽批评，中国共产党党报今天间接表示军队报纸批评一名剧作家时做得过份了。 它提醒人们不要混淆文艺和政治之间的界限。 《人民日报》今天的评论文章要求文艺批评者也必须注意他们的批评的社会影响。）《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发表，公开批《苦恋》事件告一段落。到中宣部组织的唐因、唐达成合写的《〈苦恋〉的错误倾向》和白桦的检讨发表，《苦恋》事件表面上算是正式划上了一个句号。
1981年7月9日，周扬同志在他家前小客厅，召集林默涵、张光年、陈荒煤、贺敬之开会，商谈起草制定文艺八条问题，我和中宣部文艺局其他几位同志列席，他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了，六中全会的文件是好文件，我们文艺界应该制定一个文艺条例，提出几条纲领性、政策性意见，然后向中央报告。文件不要长，三五千字。”“我们五个人，集体努力，用一定的时间搞出来。我们再合作一次，搞出一个新的文艺八条，告别文坛。”制定一个新的文艺八条，是他许久以来存于心的想法，是他晚年要做的三件大事之一（注：周扬同志多次与我谈及，他晚年要做的三件大事是：（一）整理他的著作，出版文集。（二）制定一个新的文艺条例，八条或十条；（三）他不写个人回忆录，但要写回忆毛泽东，将他和毛主席的接触，毛与他的谈话、指示等写出来。遗憾的是，这三件大事，他只完成了一半。有幸的是“文集”在他健康时经他本人审阅定稿，总算出版了。虽然最后一卷问世，是在他逝世5年之后。文艺十条如前所说，完成了一半。而回忆毛泽东这件事却完全落空。我当时听他谈话之后，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与紧迫，想到我们对许多老艺人身上的绝活，采取“抢救”的办法；周扬同志年事已高，也应立即“抢救”。我曾写出一份正式* 在这个会上，周扬同志谈了他设想的问题，是：一，新时期的文艺形势；二，“左”和右的问题；三，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口号以及文艺自由问题；四，文艺与新时期人民群众的关系；五，继承与借鉴问题；六，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七、人材问题；八，调整问题；九，党的领导。（根据记录）谈的不是八条，也不是十条。他一边谈，其他人不时插话，讨论式。会上，有人认为，现在制定这样一个条例时机不成熟，每一个问题，都会有分歧意见。在文艺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是事实，但这并不能说明不应制定坚定而明确反“左”的条例。会后，周扬同志要我将他的发言，整理成一个文字材料，大概他是作进一步思考之用，我没有费什么劲，将记录整理成文交给了他，这是制定新的文艺条例的第一阶段。这件事不久便又搁浅了，原因是紧接一个星期之后，邓小平同志在7月17日上午召见了王任重、周扬、朱穆之、黄镇等，谈《苦恋》问题，批评思想战线存在着“涣散软弱状态”。《苦恋》问题又被翻出来，据说是因为六中全会把这问题压下了，实际上，并不因胡耀邦讲话，这件事就算了结。他说，《太阳和人》，这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到这样印象* 经历过文艺界风风雨雨的人，都能够领会，最高领导人批评文艺界“涣散软弱”意味着什么。为了贯彻由批《苦恋》引发的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8月，中宣部召开了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胡乔木作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报告。这篇长达数万言的报告，后来成了“中央文件”下达全党，转而又成了他个人“文章”，出版单行本，并反复作了修改。使人无法弄清，胡乔木个人文章与党中央文件有何区别。个人是否可以修改党中央“文件”？胡耀邦同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这之后，中宣部内清理思想，发动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部领导提意见。有一位好汉在部务会上跳出来，不指名地攻击周扬：“有的副部长，在会上讲话象作学术报告，王顾左右而言他，一个字检讨都没有。如果还是这样，是否可以发动群众，各单位派代表参加会议，提意见。”“（周扬）不是涣散软弱，‘坚强’得很嘛！”“小平同志讲话已经敲响了警钟。我们能无动于衷，处之泰然吗？”在9月1日的部务会议上，王任重总结说：宣传部开会，开展批评，总的是好的。“外面传说这次宣传部开会反周扬；周扬又不是不可以批评，不能一批评就是反你。”（均根据记录）。
看来，有人说制定反“左”的文艺八条时机不成熟，不无道理。1981年，周扬经受了“文章”后第一次的“左”的冲击。然而，周扬“贼”心不死，一旦形势略为缓和，他又捡起这个文艺几条了。转年，1982年1月8日，上午，周扬同志找我，在他家后院的客厅，谈起草文艺八条事。他说：“20年前搞的文艺八条，是文艺政策调整时期。现在也是调整时期。但现在与20年前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需要搞新的文艺八条。”他说，这个文艺工作纲要（草稿）是条文式、纲要式，不是论述式，不要展开。他说：“文学艺术是我们国家事业，应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我想来想去，这个文艺几条应该搞。”我觉得，他对应以法治文的认识又进了一步。可惜，他没有意识到，仅凭他个人是无法立法的。虽然他说，我们制定的文艺几条只是草稿，还要经过中宣部讨论通过，还要经中央讨论批准。但这并不是现代民主的立法程序。政策不是法律。他已经考虑成熟，是十条，他系统地谈了十条的意见。与第一次谈话比较，首先增加了第一条：思想文化建设要和经济建设相适应。这就不是孤立地谈文艺问题、谈思想文化建设问题了。
第二条是正确估计文艺形势。这里他讲了一个新鲜的意见：反对“无害论”与“亡国论”，反对过高或过低估计文艺的作用。他说，陆定一同志过去讲过无害论与亡国论。“无害”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针对旧戏的政策，旧戏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可以三分法为有益、无害、有害。有益的提倡，无害的允许，有害的取缔。对我们自己创造的文艺，不能只提无害。定一同志后来又讲，文艺是危险的事业，文艺多了要亡国。那时乔木同志不赞成，我觉得乔木同志是对的。文艺亡不了国。现在大有文艺要亡国的样子。
第三条是总结历史经验。他讲到三十年来，文艺战线基本经验是要正确贯彻双百方针，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他说“不再提文艺从属政治，这是几十年来革命文艺的历史经验重要总结，也是对文艺方针的重要调整，这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文艺不再提“从属于政治”，不再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首先是胡乔木1979年10月29日，在讨论第四次文代会报告稿时提出来的。公平地说，在这个问题认识上，胡乔木比周扬早一步。但是，周扬在这里已明确地表述了他的正确观点了。他将“二为”与“双百”分列为第四条与第五条。都讲得很好。第五条为：“发扬艺术民主，保障两个自由”。他说，“文艺创作是精神劳动，没有自由怎么行？精神劳动最需要自由。要强调艺术多样化，强调艺术个性，强调风格、流派，强调自由创造与自由讨论。要保障批评与反批评。”第六条讲尊重传统，第七条讲向外国学习，第八条讲理论建设，第九条单列一个团结问题，第十条是党的领导问题。（根据记录）他要我根据他所谈，整理出一个稿子来。在这以后，他感到要完成制定文艺十条的任务，非一两人能为。要组织一个起草班子。他要冯牧来负责这个起草班子。一个星期之后的1月14日，在他家前院小客厅，周扬同志与冯牧同志及文联研* 后来，形势有了变化。以后几个月，贺敬之直接主持制定这个文艺十条了，实际上周扬同志已不再过问。起草班子也重新组织，除个别人被吸收，人马都是新的，当然也不是冯牧负责了，我当然也被撇在一边，不再参与此事。后来这个文艺十条，最终在全国文联全委会上作为“讨论稿”通过。这是文艺十条制定的第三阶段。不过，最后通过的文艺十条，已不是周扬主持的文艺十条。周扬晚年要完成的三件大事之一，制定一个新的文艺条例，只完成了一半。因为他毕竟留下了一个他自己对文艺十条的完整意见。同样理由，我以为，周扬对新的文艺十条意见，也应视作他的重要佚文，收进他的“文集”。
（二）
1982年，11月间，一天，贺敬之来文艺局布置工作。传达中央政治局的一项决定：1983年3月14日为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举行纪念活动。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由党中央召开，胡耀邦同志作报告；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召开，周扬同志作报告。给周扬同志的报告作些准备，帮助周扬同志起草报告稿。中宣部徐非光、梁光第和我参加。另找陈涌、陆梅林、程代熙参加。这三个人是贺敬之认为文艺理论有功底，而且观点比较相投，尤其是陈涌，更是在文艺理论方面为贺格外依重的人物，可以说是首席顾问。这件事似乎并未事先与周扬同志商量，我也未去问过周扬。不过，我还是在人选上，提了一点建议：是否可以调上海王元化同志也参加？贺敬之同意了，那时还比较豁达。我之所以建议王元化参加，是因为我和周扬同志谈话中，听到过他两次提到王元化。一次谈到侯敏泽（侯敏泽送给周扬自己著的两卷本《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时说：我很佩服侯敏泽，划了右派，还搞了两大本出来。虽然里面有简单化的东西，可究竟搞出两厚本。还有郭绍虞、王元化、王文生，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搞文艺理论的同志，都在整理阐发中国文论上作了努力。一次是开一份文艺理论骨干名单，他建议将王元化加进* 中宣部文艺局综合处电告上海市委宣传部，转告王元化同志来京开会。综合处同志找我，说：王元化同志来京，我们去接机；可是王元化电复，说文艺局的人只认识你，所以劳你驾去机场一趟。王元化同志是我朋友，又是我推荐他来京，我乐意去机场接他。王元化同志来京后，上述几位同志曾在一起议论过一次，由梁光第主持。由于我们并不了解这次纪念马克思忌辰100周年中央的精神，也不知道周扬同志本人的想法，贺敬之又住医院，这种议论就漫无边际了。会上有人基于1958年周扬同志在河北文艺理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意见，建议可以讲这个问题。当然，议论不会有什么结果，也没有成立什么起草组。会后，元化同志希望我陪他去会见周扬同志；周扬同志正在北京医院治疗腿疾，我陪他前往。周扬同志确实不知道元化为何来京，也不知道找了一帮人准备为他起草报告事。元化呆了两天回沪。起草报告事搁下了。
转眼过了年，1983年1月，我在出席全国文联召开的文艺理论工作座谈会，住崇文门饭店，接到周扬同志秘书小丁的电话（这时，露菲已出任文联办公厅主任，丁春阳同志接任周扬同志秘书），说周扬同志有事找我，要我去医院。我思忖可能是周扬同志自己来抓起草报告事了。若还是贺敬之组织的那个班子，牵头人必然是陈涌。我找了陈涌，正好，他也在参加会。我说成是周扬同志找“我们”，邀他一起去医院。路上，在车子里，陈涌对我说：让我参加为周扬同志起草报告并不合适。我在两个问题上与周扬同志观点有分歧：一个是对“双百”方针的看法，一个是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对于陈涌的坦率，我颇有好感。见了周扬同志，没有说什么正经事，闲卿了一个小时。我意识到不该请陈涌来，周扬不认可贺敬之为他组织的起草班子。陈涌在场，不便与我谈事。
之后周扬同志去天津疗养，过春节，同时也是为了能安静的“炮制”那一篇日后在政坛上掀起轩然大波，在新时期思想发展史上将要留下一笔的所谓“异化”文章。周扬与天津关系密切，周扬的中共八大代表，是由天津地区选出来的，他在天津搞过“四清”，他肺癌开刀后是在天津疗养的。春节假期刚过，一上班，我就接到小丁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说周扬同志要我去天津，还要我通知王若水一起去，那是2月10日。小丁没有讲什么事，但是我能猜到是什么事。我与文艺局同志打了一个招呼，约了若水下午五时在北京站见面，乘晚上六时火车赶天津，抵达周扬同志下榻的“天津迎宾馆”。元化同志也于当日由沪乘飞机比我们早几个小时到达。这时，我们明白无误地知道了我们的任务是协助周扬同志起草马克思忌辰100周年报告稿。
“天津迎宾馆”人称“天津钓鱼台”，在天津市马场道，不是一般的宾馆、饭店，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广的园林。是为毛泽东主席等建造的“别墅”。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经常出巡，各省市纷纷赶建“别墅”，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天津也不落人后。这个迎宾馆，东区有一汪湖水。北面是一大片果园。园中溪水曲折，小桥卧波，竹木森森。当时正是隆冬季节，若是春暖花开之日，必将是另一悉景象。园中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我们后来参观，这四座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这座迎宾馆建成已近“文化大革命”了，毛、刘、周、朱谁也未来过，倒是接待过几次江青，当然住的是“毛”的别墅。宾馆一直未对外开放。周扬同志和我们一起住的是“周”的别墅。
周扬同志对这篇报告确实是十分认真，十分重视，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些科学探索，力求在理论上有点新意。他说，“多年以来，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战斗过来的。战斗中有很多错误，但总是战斗了，战斗的时间不短，整整半个多世纪。所以写纪念马克思的文章，对我有一种吸引力，也有一种责任感。我希望能够说一点意见，说一点多少有些新意的意见。……新意就是探索。”《周扬文集》第5卷第451页-452页）若水、元化和我协助他起草这份报告，是他自己挑选的。60年代，王若水被毛泽东称作“桌子”哲学家，为毛欣赏，还是周扬同志将这信息传达给他的。尔后，若水曾在周扬领导下，准备写作批判“人道主义”的小册子。若水有思想，文笔犀利，为周扬同志所欣赏。元化同志在逆境中埋首于古典文论的研究，颇有成就，也为周扬同志所赞赏。至于我，不过是这几年协助他作些文字工作，为人为文比较熟悉罢了。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工作，进行讨论。周扬同志住一个大套间，客厅有40平方米，落地玻璃窗，朝东，阳光充足。在他的客厅里，周扬、若水、元化和我四人，围坐一张小方桌旁，象搓麻将，各占一方，小丁在一边记录。苏灵扬同志有时坐下来听听，从不插嘴。周扬同志要求先不谈“报告”怎么写，写什么，先“务虚”。谈马克思逝世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历史感是周扬理论活动的基本特点，也常常是他理论活动深刻之处。我们四个人真正做到了敞开思想，毫无顾虑，毫无顾忌。我们既看到，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一直保持着青春活力；也看到“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场合，也出现过停滞、倒退、甚至质变”。（《周扬文集》第5集第454页）这样怵目惊心的事实。我觉得，我们都是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作严肃地理论探讨，和“怀疑社会主义”捱不上边。我们谈了整整两天，每个人半天，若水先谈，元化次之，我再次之，周扬同志最后发言，他的理论概括能力很强，他谈完，报告四个部分的框架也出来了。即：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我后来在编选《周扬近作》选的“后
贯反对“左”的思潮。他被邓力群称作“确实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所以“左”王们要将他为靶子打击，自在情理之中。可是说王若水参加了起草工作，“实质是王若水要把他的观点通过周扬这个权威人物之口成为合法的、权威的观点”，是不顾事实的武断。
我们度过了一段十分安静的读书、看资料、思考、写作的时光。为了保证写作不受干扰，周扬同志与天津市委联系，对宾馆进行“封锁”。宾馆有两道门卫、外人无法随便入。周扬同志与夫人苏灵扬、元化、我以及秘书小丁，还有一小保姆、每人住一套房间。元化和我在自己房间里写作，周扬则在他的客厅里读书，我们第一稿交出后，他则改稿，休息时，或饭后，他常到我们房间坐坐，随便聊聊。我有时想到什么问题或者只是想休息一下，也去找他聊，不择时间，一点拘束也没有。我们谈的很多，我还能记得的，他谈过曾国藩。他说，他曾对侯敏泽的书提过意见。他说，我对侯敏泽讲：你那本书讲曾国藩是刽子手，这个人虽然反动，但还是有本事的。他是我的老乡，他有学问，对桐城派起了很大作用。他的《求阙斋书录》是讲文章学的。周扬还谈过戴震，在清代学者中，他十分佩服戴东原。他说乾嘉年间，是清代汉学极盛时期，戴东原是一个大学者，他通过小学研究经学的路子很可能。《孟子字义疏证》是他唯物主义哲学代表著作。他超出当时汉学家们的地方是他对宋明理学的猛烈批判。他认为“理”“欲”是统一的，攻击“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妄，他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在谈到“第三种人”时，周扬认为对“第三种人”不能一概否定，三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谈心，他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他说，耀邦同志曾对他讲，他现在副部长的位置太低了。（可不是，胡乔木过去与他同事，现在成了政治局委员，邓力群原来是他的下属，现在成了书记处书记）茅公去世后，政协还缺一位文教方面的副主席，准备将来将他安排到政协。（由于周扬后来挨整，胡耀邦下台，这件事当然泡汤了。后来政协安排了巴金老。）我对他将我看作知己，谈心里话，很受感动。这件事说明，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职位”也有考虑，这是人之常情；另一方面，他在新时期的言行，又确实不是从仕途、“职位”的利害出发，不是什么在仕途与学术两者之间打“秋千”。他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难道不懂得，升官、保官最重要的秘诀是跟风走，按照上面的调子唱，听话，讨领导人的欢心，用那时一句流行话说，叫“紧跟”？他如果一心想的是那个“政协副主席”，大可不必冒风险作什么理论“探讨”，更不要顶风反“左”；如果能大批“自由化”更会稳操胜券。他是在追求真理。这是我所认识的周扬。
“报告”第一部分第一稿送给他，他改了一道退我，批评说，你的文章气势不够。我有点委屈，我想这是第一稿，先将观点与材料摆出来，让他认可，还谈不上“做文章”呢，不过他的批评还是引起我的注意。后来我再翻看他过去的文章，感到他的文章非常讲究开头与结尾，开头叫得响，结尾刹得住，确有一种逼人的气势。有些文章观点虽已站不住脚，有错误，但从文章学来看，你不能不赞佩。他行文还有一个特点，少用联结词、介词、虚词，句与句之间没有过渡，显出紧凑、有力的节奏。几年来，从他对我起草的文稿修改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在第四部分“人道主义”动笔之前，我曾提醒周扬同志：“对于人道主义乔木同志有不同看法。”我还记得传达过一次胡乔木内部的谈话，大意是说，人道主义是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国外反动势力反华的理论武器，印象很深刻。可是，周扬同志又是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嘛！”他的话当然很对，“文革”以后的几年，人性、人道主义已成了理论界一个热门话题，发表的文章恐怕已有几百篇，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也开过了，这是一个学术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谈呢？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因此而成为一个政治事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不叫运动的运动。不仅是我，即便是老于世故的周扬，作出“左”的东西“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结论的周扬，大概也没有料到，在他蹲了九年牢狱之后，在这希望的春天，又因言获罪，为文罹祸。对这一个“左”字，他还没有看透啊！学术上“左”的观点并不可怕；但学术上“左”的观点一旦与权力结合起来就十分可怕了。后来我曾想，若是这个报告由别人来作，不是什么问题也不会发生么？当初中央为什么决定由周扬在这个学术性讨论会作这个报告而不是别人？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谜。物理学上的惯性力实在太强大了。延续了几十年、渗透到全民意识深处的“左”倾思潮，象飞速
第四部分写出第一稿，晚上送给周扬同志。第二天早晨，他将稿子退我，尊重地说，我考虑了好久，还是要写“异化”。他又说，我昨天晚上一直想这问题，一宿未睡好。苏灵扬同志证实说，昨天晚上总是听到他房内有响动，翻来覆去的。我第一稿未写“异化”问题，因为我们讨论时并未着重谈到它。周扬同志谈报告提纲也未提及。这个情节使我意识到，周扬同志要在这份报告中谈“异化”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说是受王若水影响，是没有根据的。周扬在1963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曾提出异化问题，还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但那篇讲话是“左”的，是所谓“批修”的。周扬是现实感强的理论家，“文革”后，对这一理论有了新的感觉，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知识界对这一理论发生兴趣、寻找说明当时社会问题症结的理论根据一样。他在这前两年即1980年9月在中央高级党校的讲话中，便已讲过“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发表于1981年《探讨》试刊号），并未闻社会主义江山社稷有被颠覆之势。至于说：“周（扬）文（章）的最厉害并已形成祸害的部分正是出于他（王若水）的手笔或构思（1983年8月13日，“胡乔木给秦川的信”），更是不负责任的臆说。学说研究，必然有对前人的
，虽有人帮助起草，但整个内容和文章的结构，都是我的意见。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完全是我的责任。”（1983年3月27日“周扬给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信”）他要我写“异化”问题，我感到为难。1960年，我在人民大学曾被抽调出来，参加批判巴人的“反修写作小组”，写过批判巴人性论、人道主义世界观的文章。“文革”后，在理论上进行“反思”，我首先选择了人性、人道主义这个研究课题，从1980年起，写了一批文章，也论述过“异化”问题。（注：见《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人性与阶级性”一文。）但是对于“异化”理论我并未专门研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32年第一次公开发表，诱发了西方社会关于异化问题经久不衰的热烈讨论。1956年，人民大学何思敬教授在我国第一次将此书翻译出版，并未引起广泛注意。1959年我进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班，攻读美学专业，师从马奇教授。马奇教授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当时国内少有的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搞》有研究的专家。他辅导我读《经济学哲学手稿》，我接触了“异化”理论。可是，人大毕业后，我在大学里教的是“哲学原理”、“艺术概论”课程，授课任务很重。再加之又担负了党的宣传方面职务，根本谈不上有很专的“异化* 观点不一致的，如社会主义“异化”与资本主义“异化”的异同。我们临回北京前将若水找来住了两天。他看了稿子基本上赞成。我们还在一起照了几张相片。回京前几天，中宣部理论局卢志超来电话，询问周扬同志“报告”的内容与题目，学术讨论会要安排日程。我与周扬同志商量，他也想不出什么好题目，说就叫“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我给卢志超回了电话。
写作的后十天，周扬同志对宾馆“解禁”。天津的文艺界人士不断来访，北京也有人来。光年同志与王蒙同志来过，他们是来天津拉蒋子龙去京协助主持《人民文学》杂志笔政的。陆石、赵寻同志来过，他们是出席文联在天津召开的座谈会的。冯牧与陶斯亮同志来过，他们是来天津找医生，为冯牧姐姐治病的。他们都顺便来看望周扬同志。每逢客人来。凡我们也熟悉，周扬同志都让秘书告诉我们出来见一面，元宵节在这里度过。听到园外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意识到那是春节的余绪了。紧赶慢赶，稿子竣工已临近会期。3月7日我们赶回北京，当晚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元化与若水一起在印刷厂最后进行较改、润色。我当晚因事回家了。
我们在天津25天。度过了难忘的一月。当我们返京时，气候已转暖，园内东湖的冰层开始融化，透着春的消息。我们怀着辛勤劳动后的快慰与一丝期待踏上归途。
有谁能够想到，等待着的是一场新的文字冤案。等待着的是在梧桐叶落时，在全国范围掀起的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等待周扬的是恶运重临。
（作者附记：本文共四章，此处是第一、二两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