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控制权论文,使用权论文,媒介论文,阶层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纪之交的几十年中，中国社会从经济到政治，从文化到思想，从生活方式到价值取向，都发生了一系列崭新的变化。而最深层次、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则是我国阶级和阶层构成的变化，它正在深刻地改变中国社会的各种关系，进而深刻地改变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深刻地改变社会权力的掌控方式。经过多次的调整，社会的阶级和阶层划分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态势，它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社会关系的基本模式。
俞虹依据陆学艺等对中国社会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划分，从传播资源和传播权力的角度，将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结构划分为三大块：“强势集团：由拥有充分的组织资源的国家与社会高层管理者、拥有充分的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的大型企业管理人员、拥有充分的文化资源的高级专业人员、拥有充分的经济资源的大私营企业主构成。中间阶层：由拥有相当的或一定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人员、农业劳动者构成。弱势群体：由仅仅拥有很少量的或基本没有三种资源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构成。”①
这一划分将陆学艺等所认定的十大阶层基本涵盖了。但从我国传播事业发展的现状来看，对传播媒介和传播活动控制权和使用权的掌握并不是同上述划分完全对应的。或者说，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对我国阶层的现状及其与媒介的关系进行分析。尤其要注意的是，我国社会各阶层现阶段对媒介的掌握与使用情况，还保留了20世纪后50年以来所形成的某些特点，许多凭借原有的权力得到媒介控制权和使用权的团体和个人，仍然在利用到手后就不容易失去的权力，无偿地得到本属于国家和社会的资源所产生的效益。
一、信息传播和媒介掌控中的强势阶层
像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发展时期一样，现阶段我国同样有一个在信息传播活动中和对媒介掌控中拥有支配性权力的阶层。这一阶层利用自己通过各种方式得到的社会权利、文化资源、技术资源等有利条件，在传播活动中拥有支配性话语权，拥有对媒介的控制权，引领媒介和传播活动的发展潮流，决定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注意中心，进而决定社会舆论的基本导向。②（P131）
这一阶层的主要优势是，他们中有的人是国家权力的执掌者或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掌握国家传播事业和传播媒介的管理权，受社会的委托掌握并分配社会传播资源，并得到了媒介资源的优先使用权。有的人是国家和社会的精英分子，掌握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生产权力，了解社会各界的信息需求和传播欲望，有能力生产出不同阶层需要的而又符合国家意志的信息产品。有的人是国家和社会经济财富的主要拥有者，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传播媒介的经济命脉，凭借经济上的优势可以要求传播媒介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开展传播活动。在技术上，这个阶层中的多数人具备使用现代化传播媒介开展传播活动的设备与手段，拥有接触和使用传播媒介的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是以信息传播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的。利益和追求所限，这一阶层在传播活动中是以维护现有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现有的财富分配方式等为己任的，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下形成了社会在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特色。即使是那些打着为下层群众服务的旗号所生产出的通俗信息产品，其基本的目的也还是为了以强势阶层认可的方式和内容取代其他阶层原有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那些拥有权利的人则不时感觉到必须要粉碎（其他阶层的——引者加注）这种符号游戏以维持他们自己那些符号的优势。”②（P113）
借助在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多重优势，强势阶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中进行不间断的信息传播活动，在社会信息流动的总量中，来自于强势阶层的信息占绝对的优势。强势阶层对媒介的控制和使用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执政党及其各级组织和工作人员对传播媒介的控制和使用，长期以来是我国媒介的主要的控制力量。他们代表国家进行以灌输执政党所认可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主的信息传播活动，居于传统的“正宗”（或正统）的位置，以国家机器和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力量为后盾保证传播活动的正常进行。“在现代社会，统治阶级及其政党对新闻事业的控制采取的是宏观控制方式，它并不直接参与新闻媒介的具体传播活动，而是通过立法和制定法规的方式决定新闻事业的所有制形式、数量规模和权利义务等，通过政策、纪律决定编辑部的工作方针、宣传口径，以期最终体现自己的意志。”③（P117）
第二种是拥有文化资源，掌握话语权的社会精英阶层。在传播活动进行中，这批人并不居于掌握媒介的命运的位置，但他们却是不同时期媒介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的主要“制造者”。他们拥有高学历和令人羡慕的社会职业，主要在科技、文化、教育、艺术、体育等行业供职，为社会提供各种知识和精神文化产品。他们依据当时的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和其他具有决定性的社会力量的需要和要求，通过媒介传播不同内容的特定信息，常常是在媒介中出现频率最高，社会影响极大的一批人。一个能够经常在大众传播媒介中说话（传播信息）的人，就是公众心目中不同类型的明星。而掌握了说话权的这些人，就是官方认可的主流文化的主要的生产者、承载者、传播者，即使是所传播的内容并不是直接为执政者的利益服务的，也必定是在执政者所允许的范围内的。
第三种是那些并不直接掌握媒介的权利，也不具备传播内容的生产能力和手段，但却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的阶层，即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社会的发展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以来，消费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拥有经济力量的阶层既是消费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又是消费社会的创造者，他们为了达到引导社会消费趋势的目的，自觉地同媒介和媒介的掌握者们建立了密切关系，成为社会各阶层中特殊的“精英”。但与上述两种人相似的是，“精英不是由物品或消费来加以界定，而是由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以及他们对符号和人们进行操纵的能力来加以界定。”②（P113）虽然迄今为止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管理体制尚未有大的改变，党和政府对媒介的控制权还是十分牢固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上各种经济力量对传播媒介的作用力确实是越来越大了。“随着新闻事业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高科技对新闻事业的影响越来越大，新闻事业对金钱的依赖也越来越重。那些拥有巨额资金的垄断财团和企业，也就成了控制新闻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③（P119）虽然在我国还没有出现明显的经济力量直接掌控传播媒介的情况，但有经济实力的团体和个人通过传播媒介主动或被动地向社会发布信息，进而达到控制媒介活动的情况并不少见。仅从所谓的新闻价值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成功者（基本为有钱人），就是不同时期传播媒介上所塑造的“明星”，他们充斥于媒介的版面和节目时间中，成了媒介传播过程中事实上的主角。至于通过广告等经济手段直接对媒介施加影响达到自己的传播目的的情况更是平常了。
强势阶层中的几种力量，分别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资源，虽然他们对传播媒介所产生的作用并不相同，但他们“对社会有巨大的主导影响力，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国家发展走向。他们具有极强的话语权，对新闻媒介有控制权和影响力”。①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现有的强势阶层将继续对大众传播媒介发挥重要的控制作用。特别是执政党和政府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达成了共识。如莫斯科维奇所说：“对报纸、无线电最重要的是对电视的控制成为政府斗争和社会辩论的关键。不管正确与否，每一个统治集团、政府或反对党都认为：不管是谁掌握了这些大众媒体，都将会对大众舆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为了建立和控制他们的大众群体，现代领导人需要媒体和使用媒体的才能。”④（P276）
二、有条件有能力接近和使用媒介的中间阶层
这是一个类似于目前常说的“中产阶级”，但又不完全相同的阶层。对“中产阶级”的界定，主要是依据其经济收入。“中产阶级”包括改革开放政策的“特殊获益者群体”和“普通获益者群体”⑤（P102）中的成员，其中主要是“普通获益者群体”的成员。“社会中间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阶层的合称。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阶层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他们不仅在收入上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上也处于中等和中等以上水平。”⑥（P50）
从传播学的角度所划分的“社会中间阶层”，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学家所划分的社会中间阶层。我们所说的社会中间阶层，主要是从对传播媒介为主的传播资源的占有或使用的状况来衡量的。因此所谓的中间阶层主要是指那些拥有媒介使用（利用）的基本条件与能力，具有接近媒介的主动意识，通过媒介已经获得了某种实际利益的社会成员。而要在媒介的使用上得到如此的实惠，对他们来说则有基本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教育实力的要求，所以能进入传播学视野中的“社会中间阶层”的人，基本上都是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中间阶层”的成员。
中间阶层对传播资源、传播媒介的掌握，主要局限于对媒介所传播信息的使用——即信息的消费。在进入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或信息社会以后，对信息的消费已成为社会消费的主要内容。同单纯的物质消费不同的是，对信息的消费或对符号的消费，对人的要求更高，既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又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教育实力，同时还要有相应的设备和技术能力。在大多数不能使用官方提供的这些基本条件的普通社会成员这儿，形成必要的信息消费能力的基本条件只有靠自己创造了。“有文化的人才能产出传媒的内容，这些产品又如读写能力与传媒的相关系数所示，主要是由有文化的人消费的。”⑦（P323）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社会学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基本具备了这样的条件，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中间阶层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有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成为我国各个社会阶层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最终成为我国大众传播媒介所面对的最大的受众群体。
中间阶层虽然不能直接掌握和行使对媒介和其他传播资源的分配、处置权，他们在接触媒介时也主要是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的，但这决不表示他们在媒介面前只是被动的“购买者”。他们既是媒介产品的主要购买者，同时又是媒介产品的内容、规格的“要求者”，是消费和生产合二而一的“产消者”。虽然他们中的每一个具体个人都不会像强势集团中的某个具体个人那样具有信息生产或消费的巨大能力，但作为一个整体，中间阶层的人数占有绝对的社会优势。况且，按照现代传播学的观点，传播过程中的受众并不是单纯的信息接受者，他们在积极地参与信息的传播过程，他们是积极的劳动者，是“媒介产品的共同创造者”。⑧（P145）甚至可以说，传播活动的水平和媒介产品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水平。作为现阶段（其实已经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了）媒介产品主要消费者的中间阶层，他们的需要，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审美标准，他们的承受能力等等，就成为决定大众传播活动基本风格的重要依据。表面上沉默不语的中间阶层，以自己执着的行为追求制约了那些掌握媒介资源和传播权利的人。“归根究底说来，媒体的格调是由阅听大众来决定的。在大众手里，他们握着一张王牌，问题在于他们愿不愿来参加牌局。”⑧（P304）如果说这儿的阅听大众是一个包含了社会众多阶层的概念，那么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或者说对媒介格调的确定起主要作用的将是中间阶层。
从中间阶层与强势集团的关系来看，他们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精英力量的争夺对象。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精英阶层如果失去了中间阶层的支撑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和基本社会基础。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在未来的社会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将是社会的中间阶层：“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以社会中间层为主体，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不再是金字塔型，而是橄榄型，社会大部分成员处在中等和中上层地位，只有少数人处于高层和较高层，而处于最低阶层的人也是少数。在传统社会，处在最低阶层地位的主要是农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大量向其他阶层流动和转移，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开始向上流动，这为社会中间阶层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条件。”⑥（P49-50）
许多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现实都证明了这一橄榄型社会状态的必然性。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同样会走这一步，中间阶层将“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最重要部分、最稳定的社会力量”。⑥（P51）虽然，同社会的弱势阶层相似，中间阶层并不直接掌握社会的主要权力，但如休谟曾经说过的：“力量总是站在被治者一边，治人者除舆论外，没有其他东西支持。因此，政府建立在舆论的基础上。”⑨（P2）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中间社会阶层在社会舆论的形成、发展并作用于社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自然就成为社会上层赖以存在并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因此，强势阶层中的不同力量集团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在争取中间阶层。通过传播媒介与中间阶层进行有效沟通，向中间阶层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就是一种积极的方式。
三、处在信息活动边缘的弱势阶层
“弱势阶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不被我国提及的。直到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才明确地、理直气壮地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弱势群体的存在在每一个社会中都是现实问题，无论是谁，也不应该回避这一问题。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弱势阶层，在李强的研究中属于“利益相对受损集团”和“社会底层群体”。“目前，最为突出的利益相对受损集团就是失业、下岗职工群体……而且，这个集团的利益受损是比较长期性的。”⑤（P110-111）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经济利益受损，导致了这一阶层的政治地位下降，对文化资源的占有和使用的机会也随之下降。“底层社会是由如下的几个群体构成的：第一，西南、西北集中联片贫困地区，那里的贫困人口还有约3400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9年底，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为1200万）；第二，下岗工人中的生活极端贫困者；第三，贫困农民和一大批流入城市、居无定所、无正当职业的农民工。”⑤（P1191）
如果按照以上的划分标准，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特别是政府扶贫开发力度的加大，底层社会群体的绝对人口数将逐步下降，弱势阶层的社会地位有望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但事实并不是那么令人乐观。我国社会中的底层社会群体将在很长一个时间内存在下去。
在我们所进行的传播学研究中，所谓的“弱势阶层”是指那些缺乏参与传播活动的机会和手段，缺乏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主要是被动地、无条件地接受来自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的人群和那些几乎无法得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各种信息、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群体。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施拉姆等专家学者所进行的许多调查和研究，都反复证明了在社会日益现代化和大众传播事业发展极其迅速的情况下，世界各地仍然广泛地存在信息传播的弱势阶层。尽管国家和社会为贫穷阶层参与社会信息传播活动、进入先进的信息传播平台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强势阶层和中间阶层中也有许多有志之士为改变弱势阶层的现状而大声呼吁，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为时尚早。台湾学者管中祥认为：“时至今日，传播媒体所隐含的意义与语言的功能亦有相近之处，它不但是一种情感与思想的传达工具，同时亦是一种自我存在的依据，特别在此信息泛滥的世代，失去了传播能力与传播工具，就等于失去说话与表达的能力，甚至导致自我本质的丧失，并且将自我形象的诠释权，拱手交于媒介掌控者的手中，而这样的权力关系，亦会落入弱肉强食的恶性循环中。”⑩
在目前所进行的包括为改造弱势阶层的信息接受现状而进行的努力中，社会各界实际上仍然是用主流阶层的标准和话语来诠释和衡量弱势阶层的，弱势阶层的真实的状况和需要并没有在由主流阶层所控制的主流媒介中得到应有的表现。在社会信息资源的构成中，关于弱势阶层的信息本身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差。在其他社会阶层所接受的信息中，关于弱势阶层的信息是既不完整又不准确的。世界的一切关于弱势阶层的诠释，都是按照强势阶层为主的社会主流阶层所确定的标准进行的。“失去媒体权力者，不但会造成自我定义的丧失，同时也只能接受‘被忽略’、‘被定义’的宿命。”⑩克莱尔曾经对此发表过如下的看法：“他们往往由于民族、等级地位、地理位置、性别以及无能力等原因而遭到排斥。特别严重的是在影响到他们命运的决策之处，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环境动荡，终而至于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11）在全社会范围中对弱势阶层的忽视甚至排斥，造成的实际的社会后果不仅仅是体现在弱势阶层的生活中，其负面的影响是全社会性的，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与强势阶层和中间阶层相比，弱势阶层的劣势不仅表现在上述三种社会资源拥有量几乎为零，而且表现在他们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积极的传播观念，缺乏接近大众传播媒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对于由强势集团和中间阶层所统治的社会来说，在传播活动中对弱势阶层的忽视几乎是普遍的现象。对外界的信息缺乏有效的接收渠道和接受意识，自己的信息又不能被充分地在信息传播渠道中得到传播，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为被现代社会所遗忘的角落。一个被社会所忽略的阶层是基本上没有社会管理的权利，也没有机会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过程。在国家大众传播事业的总体运行格局中，对边缘阶层和边缘地区的忽视也是普遍现象。我国媒介目前之所以有这样的举措，是同目前大众传播事业的产业化、商业化趋势直接相关的。在这种趋势下，大众传播媒介一方面是要考虑自己的经济收益，并将其放在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是要考虑传播市场上的主要受众群体的需求，而现阶段的主要受众群体就是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中产阶层。考虑中产阶层的需要，其实也是为了满足社会精英阶层的需要，因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中产阶层目前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的基础性力量。同时，满足中产阶层的需要，也就为媒介自己生产出了大批的特殊商品——“受众商品”⑧（P114），这是媒介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的资本和手段。与资本主义国家媒介走过的路相似的是，我国媒介机构也正在或已经将自己的主要服务对象转向了在商品化过程中“价值”更高的社会中间阶层，利用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媒介产品卖个好价钱，而那些在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弱势阶层（他们无法构成广告商所需要的消费市场）则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外。
弱势阶层事实上被大众传播事业边缘化的情况，在一个看得见的将来不会迅速消失。“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说，虽然弱势阶层更依赖于国家的保护，但反过来说，国家却决不是专门保护弱者的。国家的统治阶层是精英集团的一部分，他们与其他精英集团的关系比他们与弱势集团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只不过保护弱势集团是他们必须承担的职责之一罢了。从国家维持自己的生存的角度说，它也必须与强势集团，在高科技时代则特别是与认知精英集团紧密结合，为他们服务才行。”（12）（P196）对被边缘化的弱势阶层而言，他们不得不服从强势阶层的意志。正如社会学研究中的冲突论所认为的，“社会中的权势者在迫使社会中的弱势成员至少要在表面上服从他们的价值观念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强力”，“为了处理反抗和把公众反感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大权在握者总是试图模糊他们与大众的界限”。（13）（P110-111）以强势阶层的标准和需求作为国家和社会传播事业发展主导因素，并不是哪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而是全世界传播事业发展的普遍现象。因为强势阶层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代表了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决定特定历史时期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力量。因此包括弱势阶层在内的其他社会阶层就不得不服从于强势阶层的标准和规则。在强势阶层的利益和按照他们的利益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同其他阶层特别是弱势阶层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最普遍的选择是保护强势阶层的利益而牺牲弱势阶层的利益。
四、传播媒介适应阶层分化的调整
由于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社会各个方面都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在以前有自己明确的定位：性质是党和人民政府的喉舌，人民的喉舌；工作方针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实际的服务对象是以工农兵为主的人民群众。而在社会阶层出现了新的分化以后，媒介必须适应新出现的各个阶层的实际需求，否则媒介就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在现阶段，每一种媒介都要找到最需要自己的阶层，并尽全力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
菲斯克通过对报刊的分析所提出的新闻生产的三种不同形式，对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有积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这三种形式是：严肃性、他择性和通俗性。（14）（P149）这三种形式的生产方式下形成的媒介及其信息产品同上述的信息传播活动中的三个阶层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对于强势群体而言，对媒介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为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服务，分别谋求的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回报。在强势集团成员的眼中，社会就是自己的，他们要求媒介“通过对客观事实的生产，实际上是使其产品适合于培植信念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在读者中滋养怀疑主义。”（14）（P149）在强势集团的观念中，媒介主要是用来教育、引导别人的——那些需要教育和引导的社会中间阶层和弱势阶层。这一目标长期以来没有明显变化，变的只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教育和引导的内容，不同的时期采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在我国，执政党和政府正在对媒介行为进行调整，最新的信息是今年报刊征订中党报党刊性质的媒介原有的依靠上级文件强行摊派的情况将有可能被明显遏制。本次调整，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主流媒介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同时它也说明强势集团已经意识到了尽快调整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本应该是强势阶层同其他阶层之间关系纽带和桥梁的媒介，如果本身成为影响这种关系的障碍，自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对它们的整顿也就是必然的了。
对于中间阶层而言，对媒介的要求主要是为实现自己尽快进入社会上层的梦想提供服务，并发泄对现有已经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的不满和反对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中的某些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在他们的观念中，自己并不比那些已经进入强势阶层的人少什么，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使自己不得不屈居于目前的社会位置，在羡慕和追求强势阶层目前的社会位置的同时，他们需要宣泄因不能迅速进入而产生的郁闷。于是便为一部分适合他们胃口的媒介提供了社会需要和基础。这就是史蒂文森所谓的“他择性”报刊。“对各种更为激进的视点的传播，是由他择性报刊实施的，这些报刊有赖于激进的新闻记者的行为，并主要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阅读。这种形式的新闻的批判性，与其说是针对严肃性报刊的行为，倒不如说是针对统治者的行为，但它们的读者和作者通常是由权力集团本身更具边缘性的代表组成。”（15）（P149）
对于弱势阶层而言，则有很大程度的对现有社会分配制度的不满，对强势集团价值观念的反抗和破坏情绪。他们时时刻刻都希望尽快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但又苦于上天无门，于是便习惯于在幻想中满足自己的追求。那些通俗的、刺激的、耸人听闻的信息就成为他们最喜爱的东西。加之他们普遍存在文化水平低、分辨能力差的缺点，对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基本上是囫囵吞枣、照单全收。面对他们，“报纸必须通过奇闻、谣言和夸张去捕捉和吸引读者的注意力，简言之，就是‘通过某种轰动吸引注意力’。”④（P268）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强势阶层和中间阶层非常不屑一顾的通俗小报和搞笑类节目仍然有很大市场的现象。不能说凡存在的就是完全合理的，但既然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存在，就必然有适合他们需要和接受能力的媒介存在。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中，所谓的弱势阶层是需要全社会关心和帮助的一个阶层。这种帮助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上或物质上的，应该包括精神上的和文化上的。特别是来自强势阶层的帮助。“弱势群体，他们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弱势群体的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说句老实话，如果政府和媒体都不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很难具有有效地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手段。”（15）（P68-69）弱势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将希望寄托于政府和号称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大众媒体。这些年来国家有关部门所进行的送文化下乡、村村通、西新工程等都属于直接帮助弱势阶层的精神、文化活动，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可是许多的情况又表明，“事实上相当多的人无法达到他们所倡导的消费水准。”⑧（P122）“生活在底层的八亿农民，唯一依靠的娱乐可能就是一台电视机，而电视机传送出的繁华与花哨却让他们一脸茫然，一片荒芜。”（16）“在社会中处于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他们每天观看的电视节目和城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那些电视剧的内容，与他们几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属于他们的时代。”（15）（P13）
所以，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和帮助，恐怕不是简单地将一种工具或手段交给他们那么简单。担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任的我国大众传播媒介，面对弱势群体应该怎样做，还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但不论最终的结果怎样，有一点必须肯定，即传播资源和传播权力是社会的公共资产，是全体社会成员人人应该享有的财富。如麦奎尔所说：“传播既是基本的权力，那么权力的拥有与实践就必须建立在平等与多元的基础，特别是既有结构的弱势者其权力更应该受到尊重，让人民得以参与媒介的运作。”⑩我国目前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理应包括对传播媒介资源占有状况和传播权力结构的科学合理的调整。而其中对弱势群体使用媒介状况和传播资源的拥有以及传播权力的获得等问题的关照，理应是我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尽管在目前情况下，完全按照弱势群体的需求确定传播内容、制定传播规则，还有一定的困难，但至少应该在传播过程中为弱势群体留有足够的空间。当然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完成弱势群体向中间阶层乃至强势群体的转变，尽量减少弱势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扩大中间阶层的比例，从根本上解决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信息资源和传播权力拥有不平等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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