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史研究：历史学的使命(笔谈)（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笔谈论文,历史学论文,之二论文,使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抗日战争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
张宪文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从取得胜利至今已经60年。过去的60年中，学术界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成果可以称得上是硕果累累。但是，进入21世纪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科学地全面认识抗日战争，仍然显得十分重要。
一、历史的争论
抗日战争距今并不遥远，今天仍有不少当事人健在。可是，战后对这段历史一直争论不休。
就主要问题而言，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争论的焦点是谁领导了抗战。海峡两岸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国民党方面说，是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了抗战；说共产党只打了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有的人更诬蔑中共军队“游而不击”。而中共方面，则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共两党政治认识上的分歧，延续到了80年代，在学术界形成更多的争论。在大陆一些学者坚持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观点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是共产党实行政治思想的领导，而军事上国共两党各自为战，遇事协商解决；抗日战争由国民政府领导，因为它不仅是代表中国的全国政权，就连陕甘宁边区也已划归它领导等等，这些观点的分歧至今犹存，始终未能形成一致的看法。
80年代，争论最集中的问题则是如何看待正面战场和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作出了较为正面的、肯定的评价。进入90年代，海峡两岸的学术界多次举行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学术研讨活动。台湾学术界也基本上承认了中共在抗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长期以来对抗日战争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战争的领导问题、两个战场关系问题、国共两党的关系及双方在抗战中的作用问题等有许多不同认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应把抗日战争真正作为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来看待，这是正确认识抗战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出发点。概括地说，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以及工、农、商、学、兵、海外华侨和爱国人士，共同进行的一次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这样的表述，符合科学的精神，反映了抗战历史的真实状况，体现了全体爱国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出发来评价抗日战争史，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两岸中国人民的团结、海内外华人的团结，也有利于解决众多历史问题和认识问题。
1985年，中国共产党曾提出，凡是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官兵，都值得我们纪念。基于这一认识，一些为国牺牲的国民党官兵，在80年代以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分别追认为革命烈士。
我们认为，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中，只要不是汉奸、叛国者，哪怕为保卫祖国仅作出一点贡献的人，也应予以肯定。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这时期的大局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任何问题和纠葛都应服从这一根本原则。研究抗日战争必须以民族意识、民族大义作为思考和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不能简单的以政党观念、阶级意识来认识一切。
二、十四年抗日战争是一个整体过程
众所周知，自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后，它继续以各种方式入侵中国，前后达70年之久。早在1927年6、7月间，日本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其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并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就是臭名昭著的灭亡中国、独霸世界的大陆政策。1931年日本策动的九一八事变是这一侵略政策的具体体现和实际步骤。之后，尽管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手段有种种变化和调整，但是灭亡中国之心始终没有改变，而且愈演愈烈，野心日益暴露。1931-1945年是日本侵华战争由局部地区向全中国逐步推进和扩大的过程，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由局部抵抗向全面抗战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各阶级、各政党由对抗日战争的不同认识、不同态度，走向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过程。诚然，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开始，但是，如果我们只讲八年抗战，就不能恰当地评价自1931-1937年间中国人民广泛的反日斗争，特别是那么多的武装反日战争，诸如东北义勇军、抗日联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以及惨烈悲壮的长城抗战等。这些作战行为虽然未能得到国民政府的积极支持，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和部分国民党军队官兵拿起枪来自觉地投入抗日战争的行列，我们怎能把它划出抗日战争历史之外？我们认为应该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加以研究，才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地位和作用
正确地认识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的关系主要在于如何看待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国共两党在1927年关系破裂之后，走向坚决对抗并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国民党发动了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军事围剿，其根本目的是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1934年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仓促撤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部队尾追堵截形势下，中共革命力量面临极为严重的危机。这时，中共最急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以便安顿下来和保存革命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经转战湖南、贵州、云南、四川，最后进入陕甘宁边区，终于建成抗日的新堡垒。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发表了坚决抵抗侵略和保卫苏维埃的宣言。但是，中共中央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认为日本是将中国东北作为跳板去进攻苏联，因而也提出过保卫苏联的口号。其后，随着日军的不断南侵进入华北，中共不断发表宣言动员民众抗日，并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但那时中共的基本立场还是“抗日反蒋”，国共双方仍势不两立。直到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随着华北地区抗日形势的演变，中共于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逐步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开始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过程。1935年冬国共双方开始秘密接触，酝酿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双方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共同纲领，而第二次国共合作却没有共同的指导纲领。第一次合作是党内合作，第二次合作是党外合作。因此对双方都没有制约的规范和措施。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公开活动并放弃消灭共产党的政策，但从未放弃过反共。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和政治路线的成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它表现在对待与国民党的多次摩擦方面，共产党的方针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这一方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和团结抗日的宽阔胸怀。
国民党蒋介石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对日方面基本上采取妥协、退让，通过谈判求得解决的方针。蒋介石对日本坚持灭亡中国的本质认识并不清楚。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在各方的压力下，才逐步走向团结御侮的道路，并积极进行抗日的各项准备工作。蒋介石对日态度的明确转变，体现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7月17日的庐山谈话中。他说：“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毛泽东称赞蒋介石的这次谈话和许多国防措施“是值得赞许的”，“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后来，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文章中，“号召全国一致拥护国民政府”。国民党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经历了一个由不抵抗到一面谈判一面抵抗、到积极抵抗再转向消极抵抗的过程。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对中共和日军侵华的态度有所变化，这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已必然无疑，国共双方均在考虑未来中国的前途。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日军战线的拉长，兵力已严重不足，中日双方的战略优劣势已在发生变化，可是蒋介石未能抓住时机多方展开攻势作战，相反随着战略保守主义的增强，尽管国民党官兵能英勇作战，但仍避免不了打败仗的命运，豫湘桂作战即是典型的事例。但是，直至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仍坚守抗日阵营，这一点须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四、相互依存的两个战场
抗日战争有两个战场，即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过去，我们将这两个战场称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是不科学的，因为中共所统辖的部队也曾在正面战场作战，而国民政府军事机构也曾辖有两个敌后战区即苏鲁战区和冀察战区，也有相当一批国民党军在敌后作战。
两个战场是相互依存和相互支持的关系。朱德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军事报告中对此作了精辟论述。历史事实证明，没有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武装在敌后战场对日军的牵制、打击，正面战场国民党军所受的军事压力将更大；反之，如果没有正面战场国民政府各支部队与日军的多次大规模作战，牵制众多敌军，则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所受的日军打击、摧残，将更严重。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评价两个战场上国共双方军队在对日军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忽视、贬低甚至否定任何一方都是不恰当的、不客观的。
两个战场的划分，主要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最初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均在正面战场作战。中共所属的第八路军(辖第115师、120师、129师)在正面战场配合友军作战。譬如在山西战场，在长城抗战、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中，第115师、120师、129师分别在国民党部队的侧翼配合作战，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说在山西战场的作战是国共双方军队相互配合最好的时期。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还担任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阎锡山任司令长官)。其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华北地区国土不断沦丧，中共改变战略将主要军事力量挺进敌后作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共双方已经很少有战役上的配合作战。在抗日战争后期，日军以数十万兵力进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即豫湘桂作战)，国民政府的主要兵力已被压到华南及西南地区。这时，中共军事力量在北方诸省敌后牵制大量敌军，在大的战略上配合与支持了国民政府所辖部队在南方的作战。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主要进行游击战或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在世界战争史上，游击战主要对敌人进行骚扰、破坏等活动，对战争只起辅助作用。但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它具有战略意义。中共兵力弱小、装备落后，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少胜多，在其所进行的数万次大小战斗中，积小胜为大胜，起着改变中日战争力量对比的重大作用。
而正面战场在较长的历史时间起着主战场的作用。在22次大战役中，虽然较多的打了败仗，但是也大量地消耗了日军的实力。有的战役，战略战术运用很好，给敌人以很大杀伤，如台儿庄战役是阵地战与运动战结合实现战役胜利的典型，可惜这类战役在抗战时期太少了。也有些战役打得十分渗烈，如淞沪战役、忻口战役和常德战役等。我们经常批评的豫湘桂作战，虽然国民党当权者有消极避战思想，但是国民党的官兵作战仍十分英勇。衡阳战役，中方以1个军的兵力与敌4个半师团激战47天，我方官兵伤亡殆尽。国民党杂牌军与蒋介石嫡系部队有种种矛盾，但是大敌当前仍能团结御侮。从民族战争的视野全面考察两个战场的关系并给予科学的定位，仍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使命。
五、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
抗日战争初期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民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顽强地反抗日本侵略。世界各大国中，苏联不仅在道义上也在物资上给中国以援助。这时候的美国对中日战争则表现了骑墙的政策，不愿开罪日本，甚至还向日本出卖战略物资。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已自顾不暇，除从道义上继续声援中国外，经济上对中国已无能力支持。中国在东方战场牵制、打击日本，对欧洲战场及为苏联解除后顾之忧，避免两面作战，也是最有力的支援。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重要海军基地珍珠港，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使美国政府从迷梦中清醒过来。珍珠港事件使整个世界战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也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政府在美、英对日宣战的次日(12月9日)，也发布对日宣战文告。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美国华盛顿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宣布签字国合作对抗法西斯国家。这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组成中国战区，并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6月，中美两国还签订《抵抗侵略互助协定》。美国已改变在中日间的两面政策，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主要盟国。中国战场已真正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的70％兵力约35个师团，被牵制在中国战场，这极大地遏制了日本的南进政策，也减轻了东南亚战场上日军对英美部队的压力。这无疑是中国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
反过来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极大的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各反法西斯盟国加入反对日本侵略的行列，使日本不仅面对中国的军事反攻，也面对盟军在各方面更大的打击，这对加速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六、再议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原因
中国人民为什么能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过去曾有种种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制服了日本；另一种看法认为是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消灭了数十万日本关东军；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战，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其必然的因素，也就是有最基本的原因。
第一，中国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是以弱抗强，要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形势，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持久的转化过程。中国人民经过十四年的抗日斗争，双方的优劣因素是一步步地向有利于中国方面转化的。
第二，经过双方多年的、不断的连续交战，日本的资源、国力已经消耗殆尽，后方物力和兵力的补充已十分困难。日本国内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已非常严重。
第三，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经过三年多战斗，至1945年6月23日，美国已经攻占冲绳。战争已逼近日本本土。这时，日本天皇御前会议，还表示要实施“皇土决战”，即在日本本土决战。事实上，日本政府也已感到最终失败的危机，但希望体面地结束战争，因此，7月10日天皇拟派前首相近卫文麿赴苏联，协商由苏联出面调停，遭到苏联拒绝。这时日本仍拒绝接受要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并于9日出兵中国东北。9日，美国在长崎投掷了第二颗原子弹。日本政府在御前会议上经过长时间辩论，决定于8月14日由天皇宣布投降诏书。从整个历史发展形势观察，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确实给日本关东军以沉重打击，但这时的国际形势和日本的国内状况，也使日本关东军难以负隅顽抗，战斗士气已十分低落。原子弹的破坏威力，给广岛、长崎两城市造成毁灭性损失。但是，原子弹的破坏和苏联的出兵，起了加速日本投降的作用，它并不是日本失败的根本原因。日本失败是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抗战的必然结果。
作者简介：张宪文，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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