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理因素与民族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论文,因素论文,民族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9）01-0043-07
民族关系是复杂的社会关系，与此相关的民族问题也是多民族国家不可避免的问题。我国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变，并不断完善法制化建设，民族成员的政治权利将进一步得到保障。国家对民族教育的基础性建设加快，民族学生受教育的程度比前辈要高，文化素质也将进一步提高，加之民族之间的不断交流，由于不了解彼此的文化等引起的民族关系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减少。那么民族关系问题还会不会存在？我们认为只要存在社会结构性的差异，就会存在民族集团的利益之争，那么什么是今后影响民族关系的最主要的因素呢？
从民族与地理因素的关系上看，民族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活动的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人们共同体。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指出：“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1]可见离开地理因素，民族就缺失了生存基础，离开民族对地理因素的开发，地理环境永远是“自化”，缺失“人化”。在本文中地理因素不是单纯的地理位置，而是指涉及民族生存的一切自然因素，在地表上指平原、山脉、高原、沙漠等地貌；在物候上指气候、温湿度、动植物种等；在资源上指民族生存所需要的如土地、牧场、水源以及后发现的地下矿藏等。而民族关系是民族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社会关系。下图反应地理因素和民族关系相互依存的体系。
图中反映出三个层面：首先，地域A和B的关系。它们的各个层面发生的关系是通过民族之间的活动实现的，是间接关系，在图中用横向虚箭头表示；其次，不同地域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A的活动不仅仅影响地域A，同时也会影响地域B，地域B结构的变化又会影响到民族B，用竖箭头表示；最后，是民族A和B之间的关系，用横向实箭头表示。从民族关系发生的层次看，首层是生计方式中的技术引进，其次是实物文化（如工具）的借鉴，再次是语言和性格（也有可能学习语言是民族交往的首层），而深层次不容易改变的是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宗教信仰是民族的“文化核”，一般不会大范围改变。因此民族的交往层次由箭头的中间向两端递减。下面从不同方面探讨地理因素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一、地理因素塑造的民族差异性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大要素（语言、地域、经济和共同心理素质）中地域因素是其他要素的决定要素。首先，地域因素决定民族的生计方式，生计方式是民族为适应地理环境所采取的最佳谋生手段，是民族群体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其次，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是民族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积累的经验习得。只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才会积淀成共同心理素质。列宁对此有所总结：“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2]历史已经见证了地理因素越有利于人类生存，民族形成得越早，民族文化越发达，民族历史越悠久。许多民族形成的地理概念是非常清楚的，汉族形成于黄河、长江流域；藏族形成于青藏高原；蒙古族形成于蒙古草原，其他少数民族也各有自己形成的聚居区。当然，民族的形成非常复杂，仍有许多民族在历史上由众多民族融合而成，即原生型和融生型之别，[3]即使是融生型民族在后来的发展中也形成自己的聚居点。总之，地理因素不是产生不同民族的唯一因素，但应该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表现在对民族的人种、生计方式、性格、文化的塑造等方面上，民族特质上存在的这种差异决定了民族关系的不同情状。
（一）因不同人种特征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人种与不同区域的关系。《淮南子》载：“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夭，沙土人细，息土人美，耗土人丑”。人类学家已经证明“澳大利亚土著人比非洲土著人有更大而坚硬的牙齿（cheek teeth），因为他们要比非洲人咀嚼坚硬食物的机会多”。[4]对民族来说，如果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在体质特征上存在差异，也会影响彼此之间的接触。
（二）因生计方式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民族生计方式指民族在适应地理因素过程中采取的最大化地利用地理资源的手段。在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创造了类型多样的生计方式，即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当然，经济文化类型只是粗线条式地勾勒了民族生计方式，人们在利用地理因素时总是很聪慧。如“在四川盆地周围的山区，气候条件随海拔高度不同发生明显的变化，农业生产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平原地带以种植水稻为主，在丘陵下部则开垦成梯田种植玉米，在丘陵中部种植茶树，而在丘陵顶部则栽种马尾松、杉木等经济树木”。[5]处同一地域的不同民族在生计方式上有极大的相似性，如牧业类型，在民族文化上也很容易被采借，因为“（异）文化能够与民族现存文化的结构（configuration of culture）相适应会大大增强文化的接受（acceptance），像马很容易适合狩猎文化，因为它能提高狩猎的技术”。[6]
民族的生计方式既是民族自身生存的宝贵财富，又是民族关系发生的原动力，因为民族的发展往往是民族之间彼此消长、取长补短、相互补充的过程。
（三）因性格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民族性格是指民族在长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民族心理、志趣、心性以及民族意识支配下的行为表现。许多学者对民族性格做了深刻的研究，如本尼迪克特根据对三个部落即普韦布洛人、多布人、美洲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的调查得出结论：不同地理环境可营造不同的文化模式，不同的文化模式造就不同的民族性格。[7]《汉书·地理志》也同样记载：“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声音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此言点出了风俗与地理环境的紧密关系。[8]法国最早哲学家孟德斯鸠认为，“不同的气候形成人们不同的精神气质和内心感情，居住在寒带地区的北方人体格健壮，但不大活泼，比较迟笨，对快乐的感受很低；居住在热带地区的南方人体格纤细，但对快乐的感受性比较敏感”。[9]但他把万物归于气候所致，使自己陷入了“环境决定论”的泥潭中。
现代科学家认为人的行为不仅仅受大脑的支配，还会受到一定气候条件的影响。不同地域的民族具有各不相同的民族性格。不同民族的性格会在民族关系中产生不同的效果。性情开放的民族，容易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技术，并能及时地调适自身文化中不利于发展的因素，根据“耗散结构”理论，民族发展较快。如蒙古族入主中原后，改变以前“鲜知稼穑”的特点，“大量学习汉族的先进技术，‘择军中晓耕稼者，杂教部落’农艺垦作之事，并‘购工治器’、‘又浚古渠’，致力于漠北农业生产”。[10](P569)并且，“一些蒙古王公也主动请求朝廷派汉民到蒙区与蒙古族一起耕种”。[10](P762)这些交流与学习为元朝的统治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因文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地理因素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深刻而明显的。“千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风”、“南米北面”正是反映民族文化受地理因素影响的烙印。我国学者对此研究较为广泛。如研究气候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11]自然环境对民俗、[12]民歌、[13]语言、[14]方言、[15]消费、[16]法律制度、[17]疾病、[18]地方病[19]的影响，个别学者直接研究环境对某一固定民族的影响，如罗娅探讨贵州喀斯特地形对仡佬族文化的塑造，[20]还有学者研究地理因素对国外民族的影响[21]等等。虽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感性认识，缺乏科学的数据与实证分析，但命题“地理因素对民族的文化造就有极大关系”是成立的。即使同一民族长时间生存于不同地域中也会产生较大的差异。如在我国的回族，南北差异显著，“新疆的乌孜别克族人因从商流动，而乌兹别克斯坦该族情愿安于故土”[22]等等。
地理因素不但在文化形式上构建了特殊的民族文化，如民族的吃、住、穿、行、生产、消费等，而且深层次地塑造民族文化的内涵，如民族的审美观、价值观、伦理观等。可见，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呈现地域性的特点，任何地域的文化都呈现一定的民族性。在同一地域里民族文化同质性较多，民族交往甚至通婚也更容易。如甘、青、宁穆斯林文化圈的回族、撒拉族、保安族、东乡族。地域差异越显著，民族文化差异越大，民族文化异质性增多，因而民族成员产生的陌生感越明显，民族之间的交往难度越大。“族群和地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过于固定化和标签化，容易使族群把一定的地域看做是本民族的‘领土’，产生排外心理……如果一个少数族群完全失去了自己的‘传统集聚地域’，可能导致‘同化’的结果”。[23]
二、地理环境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地理环境深刻影响了民族关系发生的广度和深度，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地域是诱发古代民族发生关系的关键。“得寸土则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是古代民族之间战争的思想源泉。古代民族的生存基础的薄弱性和求发展的欲望是他们追求较好地理资源的原动力，拥有一片较好的地理资源意味着民族拥有兴旺发达的物质基础。在秦领土扩张中，往往将那些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重要之地列为首先猎取的对象。[24]当民族之间发生战争时，如何巧妙地利用地理因素——“善假于物”又是军事哲学的重要思想。而在民族压迫时期，地理因素又会成为大民族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往往把弱小民族赶到条件较差的地方，企图以地理因素延缓该民族的发展。如清廷在遭受回族起义的重创之后，便把陕西的回族安排到宁夏的西海固和甘肃张家川等贫瘠的地区。
其次，良好的地理环境为不同民族交往提供了便利。相反，在地理上的自然封闭状态，也会增加民族交往的成本。险恶的大山、咆哮的大河都可能隔离民族之间的交往。尤其在并不发达的远古时代和近代，民族之间的空间移动主要以徒步旅行，或借助畜力等简陋的手段。而民族之间的交换品也主要限于便于携带、质地较轻的物品。如东西方之间交流的丝绸、象牙、香料、瓷器、钻石等，中原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贸易、马绢贸易等。时至今日，地理条件好的民族发展较快，而发展较慢的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沙漠边缘、戈壁，或缺水的黄土高原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地理环境对今后民族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地表因素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减弱。在现代发达的技术条件下，人们在高科技带来的平台上交流更方便、更直接，地表上大山、大河或高原的阻碍作用不是很明显。飞机、火车、汽车等现代工具大大克服了地理上的许多不便和阻碍，降低了人们交往的成本，并不断提高了效率。青藏铁路就是人类克服自然阻碍的铁证。手机、电话、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加速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并拓展了交往的范围。以前，从古长安到新疆需要数年，现在坐飞机仅仅几个小时。中国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几个小时后大洋彼岸的美国华人便知晓，捐钱捐物的活动就开始了，这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短时间内民族问题会多样化。不可忽视随着空间制约因素逐渐减弱，民族交往更频繁，民族迁移加快，以前各民族封闭隔绝的居住方式逐渐被交叉共居所替代，移民形成墨渍式、蛙跳式、板块式等不同的居住方式逐渐化解着单一民族居住格局。如在北京形成的“新疆村”、“河南村”、“回族街”等模式。民族之间不断地接触便于民族之间相互学习、了解，但不同民族因文化、习俗等差异摩擦也在增多。而且，一旦民族关系出现问题又很快会向外传播，使民族问题扩大化，增加了解决民族问题的难度和成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三、生态、资源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从目前看一定地理区域内的资源是一个相对定值或缩小值，而人口的增长处于上升趋势，因此我们应该慎重考虑西方学者提出的“民族矛盾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ethnic conflict）的学术思想。① 我国的民族问题基本印证了此理论，民族问题的多发地段恰好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西北及西南地带。因此，可以预见，今后的民族问题多发区仍然在生态问题较为严重的地区，生态问题可以看做是民族问题的“指示器”。以2005年民族自治地区的主要资源为例说明：
在资源日益减少的同时，民族地区的人口却稳定增长，1952年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口为5600.95万人，到2005年为17467.82万人，50多年增加了3.12倍，1978年民族自治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占自治地区的39.2％，2005年增长到47.2％，[25]由于人口的增长，对森林、草原、土地、水源等需求量增加，使民族与地理因素的矛盾更加尖锐。从现阶段看，因生态、资源因素影响民族关系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态失衡对本民族和他民族的影响
如三江源地区，即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这一地区有中国野生动植物“基因库”、“中华水塔”之称，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自此地区。[26]近年来，三江源区生态退化和恶化相当严重，雪线末端每年上升30－50米，20世纪80年代以来，仅偷捕乱猎就导致损失麝类10万余只；鹿类数量下降了90％；藏羚羊损失3.2万只；大型猫科动物如雪豹等已经难觅踪迹。草原上有害动物的天敌如鹰、狐狸等减少，鼠害猖獗，严重地区有效鼠洞密度高达89个／亩，草地年退化速度仍在2.6％以上，② 有些项目已经超出警戒线，不仅使区域内藏族、蒙古族、羌族、土族、撒拉族等受到生态安全威胁，也直接影响着三江下游地区的汉族以及壮族、土家、苗、侗、瑶、白等30个少数民族的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仅黄河源头水流量减少就影响到下游地区25万平方公里、1亿多汉族及少数民族人口的生产和生活，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灾害足以说明问题。下表是对我国近年来自然灾害的统计，当然，引起这些自然灾害的原因较多。
从表格中看自然灾害从2002到2006年增加了2.56倍，地震次数增加2倍。其他灾害次数都处于上升的局势。2008年年初我国南方发生的雪灾，紧接其后又是四川汶川大地震，人类局部地区文明遭受毁灭性的破坏。令人担忧的是由于自然环境引起的族群问题仍在延续。一些民族地方有可能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会重新出现历史上的“楼兰现象”。首先可能出现这样情况的有内蒙古额济纳旗地区，新疆塔里木河下游地区，甘肃河西走廊石羊河下游民勤地区，广西和贵州的“石漠化”严重发展地区。上述地区约50－60万人可能沦为生态灾难的受害者。而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的于田、策勒、墨玉、皮山等县可能会有70－80万人丧失家园。30－50年后，阴山北坡乌盟后山7旗县，锡林郭勒盟南部5旗大部分可能出现耕作地弃耕，土地沦为戈壁、沙地。民族地方的部分山区、草原，还有6000万人口和4500万牲畜饮水困难，广大农村存在着灌排力不足，土壤改良任务仍很巨大的问题。[27]按现在荒漠化的速度计算，30年后形成的荒漠化面积将达160－180万平方公里，[28]那时会产生相当数量的“生态灾民”。这些灾民不得不迁移到其他地区，重新出现争地、争水、争草原的恶性循环，本来很脆弱的生态环境中的民族关系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影响民族地区的稳定。非洲卢旺达因为人口相对过剩，为争资源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应该为我们敲响警钟。[29]
（二）由生存资源竞争引起的民族矛盾
以草场纠纷为例，如果用百度搜索，输入“草场纠纷”，就有209,000篇相关文章。这些纠纷无论是民族之间抑或是民族内部的都对民族关系的良好发展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如某省，“1990年以来，与周边省区及县内各州县乡之间发生百人以上群众性纠纷、械斗60多起，人数多达3000多人”。[30](P.220)1996年8月25日，某县皇城区和皇城种羊场和邻县西滩、泉沟台两乡发生草场纠纷，[30](P.220)并“经常因搂发菜、挖甘草、割黄麻而发生械斗”。[30](P66)又如某县的报道，“该县下大力气解决已核实的138起草场纠纷。其中外县与本县、本县与驻县单位之间的草场纠纷32起；乡与乡之间的草场纠纷28起；村与村之间的草场纠纷11起；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草场纠纷61起；涉及牧民草场使用权的集体纠纷6起”。③
继续以百度搜索为例，输入“民族地区水源纠纷”有12,400篇，“民族地区土地纠纷”有5,890篇。民族之间因水源发生冲突是常有的事，如在许多地方，由于水源极其缺乏，而因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同，他们不愿在同一个地方饮水，由此引起的纠纷从解放初到现在一直存在，有些地方因饮水问题发生械斗。[30](P144)河西走廊在历史上就经常发生民族之间的争水事件，如明清以来“武威之乌牛高头坝及金塔县之金塔坝与王子六坝之间的争水械斗事件，既有汉与汉之间的械斗，也有番与汉为争水源发生的民族纠纷”。[31]至今，水纠纷仍未能得到很好解决。更严重的是民族之间的争水争地的纠纷延展到跨境民族之间，如“1990年6月6日，在位于吉尔吉斯坦西南部边境的奥市州，乌兹别克人与吉尔吉斯坦人因争夺耕地和水源曾发生较大规模械斗，造成300多人伤亡和严重财产损失”。[32]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国内民族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问题。
（三）资源利用不当引起的民族矛盾
某县是一个贫困的少数民族自治县，该县平安乡的窑洼村附近发现铁矿后，外地某矿业公司进行开采，在开采过程中附近村中的水源被污染，引发了民族问题。该县的东北部是森林地带，是涵养水源之地，在河流的上游地带（爱豁山）勘探出金矿后，几家矿业公司蜂拥而至，利用化学方法提取金矿，矿业公司对生产废水无任何净化措施，首先受灾的是恭门镇3万多回汉民族，其次涉及再下游的各县的约30万人，以及该县20万群众也会受影响。但遗憾的是此事至今无人过问。县内有一村子处天河的上游，附近村民开始筹划养猪，为了取水方便，在天河的附近建养殖场，但天河下游有1万多回族靠天河吃水，结果引起回汉之间的纠纷。这都是因为利用地理资源不当引起的矛盾。④
（四）平衡利益产生的民族矛盾
“漫湾之痛”就是对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一个例子。“八五”期间全国水电工程平均投资6008元／千瓦，云南漫湾水电站一期工程为2711.49元／千瓦，漫湾电站的投资效益毋庸置疑，但漫湾的库区移民则成为“漫湾之痛”。漫湾电站1996年竣工后，众多农民丧失了河谷坝区最富饶的土地，虽然电站每年赢利1.2亿，但移民的生活却普遍下降，离坝址最近的田坝村农民由于丧失生产资料，男人只好出外打工，妇女儿童生活很是艰辛。[33]我们反思的是漫湾电站每年1.2亿的赢利为什么没有惠及库区居民？漫湾库区居民在漫湾水能资源开发中享有什么权益？这就存在着一个利益均衡的问题。目前正在实施的“西电东送”、“西气东输”，满足了东部地区对能源的需求。北京四分之一的电来自内蒙古，上海居民用上了新疆的天然气。[34]这是世代生活在西部地区的民族所做出的宝贵贡献。
小结
地理因素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即恩格斯所言的“劳动”和“自然”的关系。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的不同民族的人种、生计方式、性格和文化等都会直接影响民族的交往。在关注民族关系时，我们应该把它置于一个统一系统中。“今天在北京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可能下月在纽约引起一场暴风雨，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⑤ 在生态系统内，任何一个民族与自然的失衡都会引起他民族与自然的失衡，任何一个民族的非理性行为都可能造成对他民族的伤害。如何与他民族和谐发展？首先应该善待自然，这是环境系统论的本质要求。
长远看，今后民族问题的多发地段仍然在生态脆弱的地带。把民族关系置于地理因素下研究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是从“天时、地利、人和”三维空间出发的科学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8-10-12
注释：
① 主要研究族群由于地理环境资源引起的矛盾以及族群矛盾的地理边界等问题。参阅：美国国家研究院会编（黄润华译）．重新发现地理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18-19.
② 来自青海省人民政府网：http://www.qh.gov.cn/html/381/54958.html
③ 来自天山网：http://www.tianshannet.com.cn/GB/channel3/99/200504/21/152525.html
④ 以上资料来自于笔者的田野调查。
⑤ 来自于人民网《十七大报告》，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30178/64991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