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伪的东亚联盟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试论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12-0056-07
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其国内存在着诸多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理论，东亚联盟便是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东亚联盟不仅是系统的侵略理论，而且在日本国内和中国伪政权统治区，还成立了东亚联盟组织，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东亚联盟运动。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日伪东亚联盟运动的形成、发展及灭亡的过程，对日伪东亚联盟运动的相互关系等缺乏系统研究。①本文在具体考察日伪的东亚联盟运动的基础上，分析比较二者的特点，指出东亚联盟运动的实质。
一 日本东亚联盟协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东亚联盟理论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提出的。东亚联盟以王道主义为指导理念，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基本条件，鼓吹在日本天皇的领导下，首先结成日、“满”、华为核心的联盟，待东亚力量发展后，再将联盟扩大到整个亚洲、乃至更广泛的地区，最终实现日本领导东亚和世界的目的。
1939年10月，日本东亚联盟协会在东京成立，发行机关刊物《东亚联盟》月刊，日本的东亚联盟运动由此开始。东亚联盟协会的基层组织是设立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地方事务所和支部。据统计，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参加东亚联盟协会的会员达10万人，建立了8个地方事务所、57个支部。[1](p213)根据日本内务省警保局调查，东亚联盟在“各县组织了准备会，现在很多有实力的分子参加，机关刊物发行量达26 000册，预计今后将进一步发展”[2](P43)。在中国东北还成立了“满洲东亚联盟志友会”，志友会同时又是伪满洲国协和运动的一部分。
东亚联盟协会成立于中日战争陷入长期化之际。此时的日本政府已经从占领南京的得意中“清醒”过来，近卫文麿首相改变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鼓吹中日两国在“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下，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力图早日结束战争。东亚联盟协会把宣传近卫三原则与宣传东亚联盟的主张联系起来，竭力扩大东亚联盟的影响。
首先，东亚联盟协会通过演讲会、报告会、撰写文章等途径，大力宣传东亚联盟的理论，宣扬东亚联盟与近卫三原则的一致性，扩大东亚联盟在日本社会的影响。东亚联盟协会成立后，遍布日本全国各地的支部纷纷组织演讲会，请赞成东亚联盟理论的官僚、军界人士等作报告，宣讲东亚联盟对解决中日战争、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作用。据统计，仅日本东北地区在1939年12月到 1940年2月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组织了11场演讲会。[3](p381)在各地组织的演讲会上，不乏像众议院议员木村武雄、中山优等社会名流。
东亚联盟协会会员还注重向一般青年和大学学生宣传东亚联盟理论。东亚联盟协会会员到大日本青年教师团、青年恳谈会等青年团体中进行活动。1940年1月，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的学生在东亚联盟协会的支持下，召开东亚学生联盟准备会。东亚联盟协会关西事务所在京都的各大学举办演讲会。[4]有的学校还成立了类似东亚联盟协会的学生组织，1940年6月，东京以及关西地区的大约20所大学，成立了东亚学生联盟。学生们利用各种研究会、讨论会宣传东亚联盟的理念，还在暑假期间组织赴中国东北考察，到北海道等地进行宣传活动。
东亚联盟协会成立之初，《东亚联盟》几乎每期都在显要的位置上，刊登石原莞尔关于东亚联盟的著述。石原莞尔所著的《东亚联盟建设要纲》一书，1939年8月首次出版后，多次再版，到 1941年已经被“重印6次，翻译成汉、蒙、鲜等多种文字，发行近20万册”[5](p60)。
其次，东亚联盟协会大量发展会员，扩充组织，企图使协会成为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东亚联盟协会成立之初，一直淡化政治色彩，强调东亚联盟运动是文化运动，以民间运动的形式，配合政府的对外政策。从1940年起，石原莞尔提出要“扩大、组织同志网，并使之强化”[6](p6)，东亚联盟运动的新任务是昭和维新，准备把协会发展成政治团体。
1940年10月，东亚联盟协会第一次全国支部代表会议在京都召开。日本国内有17个支部以及东京、关西两个事务所的44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制定了东亚联盟协会的新宣言、新会员制度。宣言强调东亚联盟运动今后向政治方向发展，要进一步扩大、强化“同志网”，增强协会的影响力。
再次，组织促进东亚联盟议员联盟，为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撑腰打气。1940年12月，以众议院议员、日本东亚联盟协会会员木村武雄为首，组成了促进东亚联盟议员联盟，有130名众议院议员和25名贵族院议员参加。[7]议员联盟聚集了当时日本诸多的政治家，他们主张中日两国应按照东亚联盟的办法解决争端，早日实现中日和平。
1941年1月，木村武雄组织促进东亚联盟议员联盟访华团，企图通过访问中国的活动，一方面“了解中国开展东亚联盟运动的状况，了解中国同志的热情”[3]，为汪伪的东亚联盟运动打气；另一方面增强议员联盟在日本国内的影响，扩大议员联盟的活动。议员联盟代表团分别到南京、广东等地访问，与南京政府的军政要人进行会谈。他们希望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能在消除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扩大东亚联盟论的影响、尽早结束中日战争等方面发挥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计划将国内的“兴亚”团体统一起来，把东亚联盟协会统一到大政翼赞会的外围组织之中。1941年7月大日本兴亚同盟成立，东亚联盟协会因不满兴亚同盟未明确采用东亚联盟的纲领，拒绝参加兴亚同盟组织，改称东亚联盟同志会。
由于战争的长期化，日本国内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白糖、肥皂、火柴等日用品匮乏，国民对战争不满的言论越来越多。东亚联盟同志会宣传国民应过最艰苦的生活，在《东亚联盟》杂志上，大量发表国民应改变生活习惯的文章，如生活中不吃糖和粳米，吃粗米、不用坐垫，更有利于健康等。东亚联盟同志会的成员开始研究民间疗法，还积极宣传改良农业技术增加粮食生产，以增强日本应付长期战争的实力。
二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东亚联盟运动
汪精卫集团投敌后，在日本的支持下建立傀儡政府。为了给投敌行径制造理论根据，汪精卫仍标榜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以东亚联盟附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在伪政权控制地区开展了东亚联盟运动。
沦陷区最早的东亚联盟组织是在北平成立的。1940年5月，缪斌在北平成立中国东亚联盟协会，并任会长，发行机关刊物《东亚联盟》月刊。9月，广东成立中华东亚联盟协会，林汝珩任会长，出版机关刊物《东亚联盟》月刊，以及《东亚联盟画报》和《东亚青训》等。1940年11月，周学昌在南京组织建立了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周学昌任会长。汪精卫为该会写了训词，称“东亚联盟之组织在使东亚各民族国家各本于自由独立之立场，向共存共荣之目的而共同努力”，“东亚联盟首标政治独立，则抗战论者之一切疑虑可不烦言而解”。[8](p4)在中国东北也成立了东亚联盟志友会。
1940年12月15日，汪伪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发表宣言，“统一全国意志集中全国力量”，“以完成和平统一，促进东亚联盟，勖勉全党同志，策励全国民众”。[9](p62)决定统一全国的东亚联盟运动。“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感于对进展之全国国民运动之统一实有必要，爰以郑重宣言，昭告国人，决尽其心力，以促成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10](p2)1941年2月，各地东亚联盟协会派代表到南京开会，成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汪精卫任会长，总会下设指导、宣传、文化、社会福利四个委员会，发行机关刊物《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月刊。
《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会章》规定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的目的是：“为谋实现孙中山先生之大亚洲主义、期与邻邦各本于自由独立之立场、依最近共同宣言之精神、建设以道义为基础之新秩序、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讲求互助敦睦之手段、以达到共存共荣复兴东亚之共同目的。”[11](p15)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和日本东亚联盟协会分别发了贺电，希望中国东亚联盟运动的统一，为东亚和平的早日实现、东亚联盟的早日结成发挥作用。
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成立后，在北平、徐州、南京、上海、武汉、广东、汕头等地分别建立了东亚联盟分会，各个分会继续出版自己的刊物，据统计全国出版的东亚联盟运动的机关刊物达12种之多[12](p33)，参加东亚联盟运动的人达数百万[13](p141)。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的活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鼓吹东亚联盟是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发展，建立东亚联盟是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途径。汪精卫叛国投敌后，仍自诩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三民主义的信徒。为适应日本侵略中国的需要，汪精卫认为：“实行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民国，但为使三民主义适应时代的进步并恢复孙文先生的夙愿，重新加以解说”[14](p65)，这“重新加以解说”实际就意味着按照日本的需要任意解释三民主义。
汪精卫认为东亚联盟运动是实现大亚洲主义的途径，是继承总理遗志的最好体现，“大亚洲主义为东亚联盟之根本原理，东亚联盟为大亚洲主义之具体实现”[8](p14)，“东亚联盟运动，一方面秉承总理遗教，实现大亚洲主义，一方面基于民族的自觉，及民族意识的要求，从几百年来欧美帝国主义束缚下解放，因此东亚联盟运动，必以民族为出发，然后获得民众强烈的信仰”[15](p9)，其实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虽然对同为黄种人的日本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并不认为亚洲内部的民族压迫就是合理的，他同样反对日本对中国的压迫。孙中山晚年主张联俄，其民族主义已远远超出单纯种族的范围，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第二，鼓吹日本尊重中国的独立，伪政权享有“独立”的国家主权。汪精卫集团认为，“政治独立，这是中日亲善最重要之点，因为人类是政治动物，没有政治权力的人民，一定要起不平的，何况中日两国，现在还没到思想一致的时候，更不能不使中国完成政治独立国家，固然是在东亚联盟中间，东亚的先觉者，可居一个指导地位”[16](p3)，这里虽然提出中国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又说东亚的“先觉者”，在各国居于领导地位。汪精卫集团认为“日本能勃然强盛，中国仍在纷乱之中。现在东亚几个国家，无疑的日本居于领导地位”[17](p67)，中国的政治独立要接受日本的“领导”。
汪精卫在很多场合说明重视东亚联盟中“政治独立”的原因，“何故以政治独立为先？此我中华民国一致之要求，而主张以此为经济提携军事同盟之先决条件。盖政治不能独立，则所谓经济提携，军事同盟，均成为主从之关系，而平等互惠自由合作必无从说起”[18](p4)，就是说日本给伪政权一些表面上的独立，使汉奸集团有更充分的理由与日本“合作”，为日本经济、军事侵略提供便利。为此，汪精卫伪政权乞求日本支持中国的“自由”、“独立”，“目前中国人民所最渴望者，无过于国家民族之自由独立，故吾人希望友邦当局迎机决策，迅速助成中国之彻底解放”[19](p1)。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加强了对华援助，他们希望中国战场多牵制日军的主力，以减轻美英的压力。为此，美、英对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表示了比较积极的态度。经过多次谈判，1943年初，美英准备与中国签订新约。日本得知这一消息后，抢先在1943年1月 9日，与汪精卫政权签订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并在签订交还租界协定的当天，让汪精卫政权对英美宣战。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后，就把它当作日本尊重中国“政治独立”的例证而大加宣传，鼓吹：“同盟条约签订、租界的交还等等，再都雄辩的说明中日非无可和之道，且证明东亚联盟理念，正确而且坚实。”[20](p46)其实，日本表面上把租界、治外法权等归还给中国，但是，它仍然可以通过汪伪政权实现对沦陷区的控制，日本在中国特殊利益丝毫没有减少。日本归还租界、撤消治外法权，不过是给汪伪政权以独立的假象，是以华治华的侵略策略而已。
汪精卫集团宣传在“政治独立”的基础上，鼓吹与日本进行经济合作。伪政权宣扬“我国应与东亚先进的日本，切实合作，紧密提携，才能减少西洋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压迫，中国始能完成其独立自由，与现代化国家的建设”，“以日本工业的资本，生产的技术；以中国广大的人力，丰富的资源，而为经济的提携，进而为东亚各民族的经济提携，必然的能产生伟大的经济力量”。[21](p45) 1940年11月，汪伪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条约承认日本在中国取得的各种侵略权益，并与日本、伪满洲国发表三“国”宣言，承认伪满洲国“独立”。
汪精卫政权认为，东亚联盟军事同盟的目的就是，“大东亚的国防圈之自卫”，“东亚各国不可不有巩固之联合国防，以抵抗赤白帝国主义之进攻”[18](p6)，中国也要承担保卫东亚联盟的责任。
伪政权统治区开展东亚联盟运动后，在东亚联盟的三个条件之外加上了“文化沟通”，汪伪的东亚联盟运动以“政治独立、经济合作、军事同盟、文化沟通”为基本纲领。所谓文化沟通就是“民族情谊的沟通，民族文化的交流，民族人才的培养，民族经济的调整”[22](p65)。“文化沟通”得到了日本东亚联盟协会的赞同，此后，东亚联盟的纲领中又加上了“文化沟通”一项。
为了加强与日本侵略者的所谓“文化沟通”， 1940年7月28日，在南京成立了中日文化协会，并出版发行《中日文化月刊》、《译丛》月刊，后来又出版不定期刊物《学术丛书》。伪政权认为现在文化沟通的主要工作是：“国民心理的了解和尊重；注意青年训练和民众训练；教育界携手；文化人和文化生产品的交换；扶植文化事业。”[17](p67)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鼓吹东亚联盟运动要与“爱日本”结合起来，“东亚联盟四大纲领——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提携、文化沟通，就是认清中日安危不可分，非携手合作，开诚相见，爱中国，爱日本，爱东亚，决不可以复兴中华，保卫东亚；故特标此四大纲领，以谋实现中日共存共荣”[23](p)。
第三，主张按照东亚联盟解决中日战争，实现中日永久“和平”。1938年12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关于中日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汪精卫认为，近卫声明很好地体现了东亚联盟的精神，“近卫声明亦已明明说了不是征服中国，不要中国的领土，不损中国的主权，这种声明是何等的坦白而伟大，中日两国只要能够把这种声明实行了，和平便能实现”[24](p2)。
汪精卫集团认为中日战争的爆发，“是历史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而不应当加罪于任何一方”[25](p2)，是中日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那么，解决中日战争，就需要中日两国同时反省。“在战争的过程里，我们获得了宝贵的教训，大家认识战争的发生，是中了第三国的诡计；战争如果无限期的绵延，正是以同种相煎的牺牲，为赤色白色恶魔大开方便之门。所以由于意识上的反省，形成了和平的力量；日本舆论从‘膺惩暴华’进展为‘日华亲善’，‘建设东亚新秩序’；抗战阵营里的主要角色，脱出来担任和平运动的领导者，将‘抗战建国’易为‘和平建国’。”[26](p74)他们认为中国人民抵抗侵略是错误的，所以要反省民族主义给中日间带来的危害，并把其叛国投敌称为中国反省的结果。汪精卫宣称“日本究竟是先进国，先反省了，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了，中国究竟是后进国，也反省了，愿意与日本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27](p9)。
汪精卫集团故意抹杀战争性质，提出了中日双方共同反省的观点，这完全是颠倒是非。这种双方反省说，也是战后日本国内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论据之一。
第四，开展东亚联盟运动，瓦解重庆抗日政权，增强伪政权的力量。汪精卫集团认为和平建国是救中国的惟一方案，但是重庆方面却采取抗战政策，蛊惑人心，使多数中国人不了解日本帮助中国的真心，视日本为侵略者，因此，“渝方政权一日不扑灭，则中日间的真正团结，尚难圆满实现，一方固为复兴中华的阻碍，而同时也为保卫东亚的阻碍，中日两国，同共不利”[28](p10)。
汪精卫集团认为，重庆政权的抗日政策是危险政策，“中国现在抗日所采取的国防路线却是太危险了！一个危险是依存英美法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旧秩序的阵营，一个危险是依存苏俄的共产主义阵营”，“这些所谓帮助中国的英美法苏，都是于中国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的革命运动上，含有毒素的，我们决不能采取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亦不能一味盲目的干到自取灭亡途径”[29](p10～11)，中国应该在日本的帮助下，获得独立解放，“东亚联盟这四个字，一方面蕴含着尊重各国国家民族独立性的意味，一方面很坚实的表现着东亚各个国家民族间的协和性，这是地域的，种族的，时代的，共同命运”[30](p51)，中国应彻底改变抗日政策，用东亚联盟解决战争，实现和平。
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重庆国民政府与外界的联系非常困难，汪精卫集团认为重庆政府已陷入了绝境，其崩溃在即。但搞垮重庆国民政府主要有三个条件，“其一，日本军队以武力把抗日军彻底的扑灭，占领其内地一切据点，使渝方政权无所容身；其二，英美对渝方绝断援助，渝方政权的军需品陷于枯竭，抗战物资，极度贫乏，无力再可作战；其三，国民政府急速发展，基础稳固，博得全体民众的拥护，纷纷脱离渝方抗日政权，来归顺国民政府，因是渝方抗日政权，遂自然的趋于崩溃，或者渝方蒋介石等知大势已去，觉悟继续抗战的无益有害，自动的抛弃抗战方针”[28](p14)。日本对重庆政府进行封锁，造成其国际联系困难，这是促使重庆政权崩溃的极好机会。
汪精卫还希望通过东亚联盟运动，得到日本政府更多的支持，取得对抗重庆国民政府的实力。伪政权吹捧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投身和平运动，是拯救中华民族的义举，使国民党获得“中兴”，而“中国国民党中兴运动与东亚联盟运动有不可分的关系”[31](p11)，赞扬汪精卫“以一国元首之身份，亲自组织，统一中国机构，成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32](p13)，加强了国民党和中国东亚联盟的力量，是对和平运动的巨大鼓舞。
汪伪国民政府还将其所领导的东亚联盟运动，与辛亥革命、打倒军阀的北伐战争相提并论，鼓吹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是第一次革命，1924年后开展的国民革命是第二次革命，东亚联盟则是第三次国民革命运动，“中国革命，便应当在这种亚洲团结的认识上，来作为我们的目标，这是中国第三国民革命最重要的意义”[33](p8)，这第三次国民革命就要清算东亚民族的反王道主义的思想、政治、经济、军事等，实现中日两大民族的团结。“中国国民革命与东亚联盟理想不是冲突的，正如日本帝国昭和维新到东亚联盟结成经过是一样的”[34](p29)，要求中国人民在汪精卫领导下，完成第三次国民革命，实现东亚联盟。
第五，开展新国民运动，与东亚联盟运动互相配合，支持日本扩大侵略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公开表示与日本同甘共苦。1942年汪精卫制定了《新国民运动纲要》，提出要以新精神，担负新的责任、新的使命。“新国民运动虽是对内的，东亚联盟虽是对外的，然而它们却不是两件事”，“新国民运动成功；东亚联盟也一定能够成功；东亚联盟成功，则东亚的解放，世界的和平是不期而然的了”[32](p15)。中国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力行新国民运动，克服因战争日久，国民生活困难而产生的消沉情绪，为复兴中国，保卫东亚做贡献。
1942年，日本在内阁中专门成立了大东亚省，负责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内的一切事物。1943年11月，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汪精卫、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以及泰国、菲律宾、印度等傀儡政权首脑参加。会议签署了《大东亚共同宣言》，宣言鼓吹“大东亚各国，共同确保其东亚之安定，根据道义，以建设共存共荣之秩序；大东亚各国，于互惠之下，紧密提携，以图发展其经济，而增进大东亚之繁荣”[35](p594)。这个宣言打着共存共荣的招牌，便利日本取英美而代之，剥削和掠夺东亚各国人民。汪精卫、张景惠等在宣言上签了字。
大东亚会议结束后，汪伪政权大肆宣传大东亚会议的召开说明了共荣圈的范围扩大了，东亚联盟运动进入了实践阶段。“大东亚宣言是大亚洲主义实践的起点”，“参加宣言的各国，都有实践宣言的道义责任，中国的责任，是如何解消障害实践此宣言的抗战势力，我们要促使抗战势力指导者反省实践，贯彻国父大亚洲主义精神的大东亚共同宣言”[36](p1)。汪伪集团认为大东亚宣言代表大东亚十万万民众的决心，中国应积极协助大东亚战争。
三 日伪东亚联盟运动的比较
东亚联盟运动是在中日战争的背景下产生、发展，并随着日本的战败而走向衰亡的。日本国内和汪伪政权统治区都开展过东亚联盟运动，但是由于两国在战争中的地位不同，在运动的目的、规模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异，日伪东亚联盟运动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
首先，从目的来看，日本国内的东亚联盟运动，主要配合日本称霸东亚的战略目标，鼓吹日本是东亚的领导，为侵华战争服务。日本的东亚联盟协会成立后，重点宣传东、西方文明的对立，把日本打扮成东方王道主义的代表者，东亚各民族解放的领导。东亚联盟的始作俑者石原莞尔认为：日本是东方文明的代表，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这两个国家所代表的集团“将围绕谁是世界的中心，在不久的将来，挟太平洋进行人类最后的大决战，打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37](p188)，通过这次战争“决定是日本天皇成为世界的天皇，还是美国总统统治世界，决定人类最后的命运。这是决定究竟是由东洋王道还是由西洋霸道统治世界的战争”[38](p45～46)，经过最终战争，世界走向统一，进入永久和平时代。日本为了建立世界的王道秩序，就要努力争取在最终战争中取得胜利，现在首先与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国联合起来，建立东亚联盟，以积蓄最终战争胜利的力量。因此，日本的东亚联盟协会宣传日本天皇的伟大、国体优越、民族的优秀，要求东亚各国人民接受日本的领导，尊天皇为东亚的盟主。
汪精卫伪政权开展东亚联盟运动，主要是为寻找投敌叛国的理论根据，因此，着力宣传东亚联盟论的“政治独立”，并鼓吹东亚联盟与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是一致性的，以孙中山先生继承者自居。汪精卫认为东亚联盟是实现大亚洲主义的必然途径，他们发行的有关刊物用大量的笔墨宣传开展东亚联盟运动，就是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完成孙中山未竟的事业，把中国的东亚联盟运动称之为第三次国民革命。从日伪双方对东亚联盟论的解释就可以看出，东亚联盟既非帮助东亚各民族摆脱西方列强的侵略，亦不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而是有利于日本侵略和巩固侵略权益的理论。
其次，从运动的形式来看，日本的东亚联盟运动从一开始就强调东亚联盟协会是文化团体、思想团体，非政治团体，致力于统一国内的对华思想，虽然组织协会的木村武雄是国会议员，后来部分国会议员还组织了促进东亚联盟议员联盟，联盟的活动也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但是，日本的东亚联盟运动始终是以民间组织形式进行的，以民间团体的形式，配合政府的对华政策，维护长期的在华利益。
汪伪的东亚联盟运动一直宣传它是一个民众运动，无论是各地的联盟协会还是东亚联盟中国总会，都强调组织的民众性质和运动的思想、文化性质，尤其是日本政府统一其国内的各种“兴亚”团体后，汪伪的东亚联盟运动进一步强调运动的非政治性。但是，汪伪的东亚联盟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各级伪政权的控制和领导，汪精卫亲自担任中国总会的会长，直接领导东亚联盟运动。汪伪的东亚联盟运动是官办运动，与伪政权的兴亡相始终。日本政府国内的东亚联盟运动低落以后，汪精卫政权又在沦陷区开展了新国民运动，作为东亚联盟运动的继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鼓吹太平洋战争是解放东亚各国的正义之战，重弹东亚联盟论东方文明对抗西方文明的老调，表示与日本同甘共苦，完成大东亚战争。汪伪的东亚联盟运动始终与伪政权的政策紧密联系。
最后，从规模上看，日本的东亚联盟运动虽然开始得早，但是由于始终是以民间团体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其组织机构、运动规模比较小，参加东亚联盟协会的人数最多时只有10万余人；而汪伪开展东亚联盟运动后，由于汪精卫出面组织、领导，参加者达数百万人。汪伪东亚联盟运动的迅速展开，成为日本东亚联盟运动存在的根据，日本东亚联盟协会以在中国大陆获得广泛支持为由，说明其主张的正确，希望政府以东亚联盟论解决中日战争，维持日本的既得权益。
日、伪的东亚联盟运动虽然在形式、规模、目的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是它在实现日本的侵略目标、破坏中国抗战阵营方面是一致的。尽管东亚联盟运动在中国的沦陷区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这并不能泯灭根植于中国大地的民族精神，更无法改变侵略者失败的命运。
注释：
①日本学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版了东亚联盟相关的回忆录、资料、专著、传记有几十种，相关的著述和论文就更多了。而我国学者90年代才开始注意这个问题，研究刚刚开始。论文有陈戎杰：《汪精卫降日卖国的“东亚联盟”理论剖析》，载《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石源华：《汪伪时期的“东亚联盟运动”》，载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
收稿日期 200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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