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严治党的思考_从严治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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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5)01-0102-06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治党的重要原则。正是党在90多年的建设实践中一直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才保证了党的有序运转,取得了党的建设的巨大成就。新时期为了更好地担负起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从严治党,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并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提出是对党的治理理论的新的认识和升华,是当前党的建设中一项重大而迫切的政治任务:

       一、从严治党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政策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十分强调组织纪律,党章中对此有明确具体的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以思想建党为基本原则的治党方略,把党建设成在经历曲折探索的道路上能够战胜各种困难、不断夺取胜利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上,邓小平多次提及党的管理,明确提出了党要管党的思想,始终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思想建设,一手抓制度建设。邓小平注意强调理想信念的作用,在1986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①;同时,他也高度重视制度建设,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②。邓小平党建思想指明了党要管党的方针和路径,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内容以实践的形式不断深入推进。随着党的治理需求日益加强,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从严治党的要求,使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以方针政策的形式系统地、突出地体现在党的日常工作中。从十五大到十八大,党中央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从严治党建设,特别是制度建设进行了探索。江泽民指出:“从严治党,必须严格执行党的制度……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党内已经确立的制度要执行,同时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健全各项制度,形成一套从严治党的制度和机制。”③这一时期,在党的纪律建设、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具有政策约束力的规章制度,从严治党进入大规模制度化建设阶段。十六大以后,党不断加大自身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力度,先后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创先争优活动;从建立科学严密的权力运行机制出发,保证权力在制度化、法制化轨道上运行,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初步构建、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机制的推行,以及建立健全预防腐败信息共享和腐败风险预警机制,标志着从严治党的制度建设进入了系统化、法治化阶段。胡锦涛指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了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把制度建设摆在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更加突出的位置。”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从严治党。推进从严治党,首要任务就是要求党员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习近平指出:“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⑤“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⑥按照十八大部署,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开展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党中央提出落实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成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成效之一。同时,中央把惩治腐败作为从严治党的一个突破口,取得重大成效。中央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加大制度反腐、法治反腐力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逐步建立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机制,同时兼顾到了制度建设的有效性和执行力。2014年10月,习近平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坚持从严治党八点要求。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期间,习近平提出了“四个全面”思想,将“从严治党”首次提升到了“全面从严”的高度,意蕴深邃。

       从严治党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政策理论体系,其历史进程揭示了这一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和要素之间的关系。从严治党包涵了三个独立概念主体,即治理行为主体——共产党组织,治理对象主体——共产党党员,治理政策主体——从严治理体系。这三个主体统一于从严治党这个理论政策的框架内。需要强调的是,此框架的重点在于对政策主体,即从严治理体系的理解和认识,这是分析这一框架的关键。这里面涉及对从严治党中的“严”的解析、阐释问题。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政策实施层面,“严”既有其普遍规定性特征,又有不同时期的客观历史发展所赋予的阶段规定性特征。这两种特征的结合,构成了“严”的政策理论基本内涵。“严”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三个基本领域:第一个领域包括了党的法规、纪律、制度、党章,甚至社会制度对党员的约束管理,也就是说从严治党体现出的严的标准、严的举措、严的纪律。这是法与度对党员个人的外在约束和要求。第二个领域表现在党的纪律建设中,党员只有把纪律内化为自身的责任,这种责任约束才能转变为认识升华后的自我约束,达到共产党员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这样的境界。这里指的是思想意识上的自觉,是党员个人能动性的一种体现。第三个领域的严不是具体的措施和个体感受,而是一种整体精神,也就是严肃的精神,这种精神包括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具有恒定创造力和推动力的内在理性元素。因而,它是高层次的自觉,是从严治党的价值目标与追求之所在。这三种“严”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体现出的具有共性意义的基本特征,也是从严治党表现形态的不断内化。

       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客观认识和把握从严治党规律

       从严治党规律与党的宗旨、目标、任务息息相关,是党的历史发展的反映,也是党的经验的集成。从严治党,就要从规律研究入手,总结、归纳,甚至抽象出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特点。从党的建设历史进程和从严治党的实践效果来看,从严治党规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严治党是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在内的现代政党治理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在共同利益和奋斗目标一致的前提下由阶级先进分子组织而成的政治组织。政党的阶级性和组织性是其自身与生俱来的“基因”,其真正的战斗力存在于内在组织力和外在凝聚力之中。政党的组织力和凝聚力的同向一致性是现代政党所追求的根本方向。在现代社会,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在现代化进程中日益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即“嵌入性”挑战,也是社会关系的影响对组织力、凝聚力构成的挑战。格兰诺维特认为,一切经济行为,甚至所有行为都嵌入到关系网络中,这种关系的嵌入,也就是说各种社会因素都对经济发生着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从概念上看,“嵌入”在政党政治分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因为“嵌入”的最为直接的价值在于其广泛的关联性,在现代政党政治中,这种“嵌入”的社会关系形成的关联普遍存在,并必然导致各种形态的资源整合,对于现代社会全球化、信息化的社会形态而言,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的“嵌入”对组织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社会行为的“嵌入”性特征不仅带给政党“嵌入”挑战,同时也带来“嵌入”机遇,也就是在这种“嵌入”关联整合过程中的组织力的提升与展现。政党的意识形态渗入与组织形态的整合都需要通过严格科学且具有社会理性价值的规范来实现。从这一点上看,从严治党要求强化组织建设的目标与现代政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是相统一的。

       (二)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严于律党,并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

       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体现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重要保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建设在于思想领域,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定意志是党战胜困难、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柱,这是其他性质政党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和战略资源。思想先进与队伍纯洁来自于党员的理想追求与党的长期思想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⑦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政治思想上的优势。相反,“先锋队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不能成其为人民的先锋队,就不独不能实现它解放人民群众的任务,而且有直接被敌人消灭的危险”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证明,共产党如果不具备先进性和纯洁性,就会面临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那样被历史淘汰的命运。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鼓吹西方价值观,自动放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导致党的建设遭受巨大损害。在党的组织建设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党员队伍急剧流失,基层组织大幅减少。据统计,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苏共党员由19487822人减少到16516100人,减少了近300万。与此同时,苏共基层组织也出现了大幅减少的现象。《苏共中央通报》称国防企业的基层组织1989年-1990年数量减少了23%,在外贝加尔军区,46%的营连队没有了党组织。⑨组织建设的失控直接导致了社会心态的崩溃和社会秩序的瓦解。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车之鉴,再次警醒共产党要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严肃的组织纪律性是党形成凝聚力、战斗力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来自于组织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列宁在建党问题上,明确指出了党是有组织的部队,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有战斗力的、集中统一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力求打造铁一样的组织。严格的组织纪律和严格执行组织原则造就了一个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为后来党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党的二大文件《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强调了每个党员的一切言行都必须和党保持一致的纪律,同时专门规定了“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必须遵守的具体原则。1927年,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规定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这是对纪律认识的深化,也为全党形成自觉的党纪观奠定了基础。在这个章程里,还设立了党的监察机关——监察委员会,并提出了对违反纪律行为要通过党员大会或监察委员会依法审查,使党的行动在科学的组织化系统中得以统一意志、凝聚力量。党的纪律作为党员最基本的要求,为此后完善健全党的建设内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严治党要求党具有严格有效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就是共产党在实践中创造的重要成果。民主集中制是在严格的历史检验中证明其实效性的。严格的组织原则是使党在政治生活中保持战斗力和活力的关键。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能够直接、系统地反映党内生活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党的中央与党的地方及其各级组织的关系。处理好这四种关系对于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进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严治党要求严格执行党的领导制度,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在党的组织建设中,做到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共同接受党组织监督。以从严治党为出发点制定的党规党法,其基本落脚点在于不断加强和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使党员自觉地维护党的利益、自觉地同非无产阶级行为作斗争、自觉地服务组织和服务群众。在党性修养的培育中,自觉树立并形成党组织的政治向心力和凝聚力。

       (四)从严治党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政党治理体系理论与实践的严整性、统一性

       从严治党理论是一个结构紧凑、系统协调的严整体系,具有整体理性和整体性合力规律。这一体系规律的外部契合与内部律动是有深刻的价值基础和结构支撑的。

       从严治党治理体系(以下简称体系)的第一个要素是科学理论。政党治理的基本前提是要有科学完备的理论准备和理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构建是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开拓创新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治理模式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继承。毛泽东建党理论强调思想建党,即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实现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邓小平建党理论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的统一。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事业需要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其科学性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认识和把握,这是从严治理党的最根本的指导,即科学理论指导。体系的第二个要素是党的先进意识。党在90多年的历史中,总能够在艰难困苦中化险为夷、在胜利辉煌中冷静沉着,具有先进意识是一个重要原因。具体而言,先进意识包括四个方面:历史意识、发展意识、社会主体意识、自律意识。党在其发展历史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使党具有了成熟的历史意识,两次重要历史阶段形成的两个重要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识、历史方位感决定了党的重大历史抉择的客观性。实践证明,党的历史意识作为促进党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一直在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党的发展意识与历史意识不同,它所体现的是具有全面性和前瞻性的党的发展战略。这种前瞻性既包括思想认识层面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也包括战略运筹层面的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等。社会主体意识,也就是群众意识。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群众观念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之本,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群众是共产党最大的政治资源,这不仅仅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优势。谁拥有社会主体力量的支持,谁就能够在社会发展潮流中保持主动。反之亦然。牢牢把握住了这一点,也就把握住了根本。自律意识就是党组织自我净化、自我约束和艰苦奋斗的意识。总之,党的先进意识是自身建设与治理体系中的关联性要素,是浸透在从严治党政策理论体系中的“粘合剂”,其作用在于感知和化合。体系的第三个要素是严格的管理制度。从严治党的载体是制度和法规,它是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性管理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党的基本制度,如集体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度、党的纪律监督与检查制度等;也包括党内法规,如党章、准则、条例,以及规则、规定、细则、办法。制度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是实现党员意志的基本途径。党的制度法规是实现党内权力制约与协调的工具,严格的制度不仅体现在对组织和对党员的双重约束和管理上,也体现在制度本身的客观性和执行过程的统一性、恒定性上。体系的第四个要素是严肃认真的作风。党风涉及思想作风、执政作风、学习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等,陈云曾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的树立不是朝夕之功,严肃正派的党风是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合力形成的。党风的树立一靠传统,二靠制度,三靠模范,最终靠认真。从严治党、严肃风纪最关键、最管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共产党人一贯提倡的认真精神。认真精神一到,党风就会为之耳目一新。体系最后一个要素是生动的局面。从严治党不仅要有严整的党风党貌,还要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从严治党的最终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发挥各级各类党员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创造性,才能真正形成有战斗力的团结和统一。

       (五)人民群众监督是从严治党重要的外在保障

       从严治党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这种监督体现的是党对人民群众的负责精神与人民群众的有序参与的统一。邓小平曾经就党的监督问题讲过:“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接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⑩党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为人民群众服务,党的工作最终检验者就是人民群众。党对人民负责,就要落实党的群众路线,首先向群众学习,其次教育群众,最后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这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相统一的过程。人民群众发挥监督作用的途径是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和健全的制度。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普通公民对于执政党的监督要贯穿权力授受与执行的全过程。

       (六)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对从严治党的要求越来越高

       以反腐败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于反腐败的制度构建与实施的力度不断加大。从20世纪80年代整顿党的作风到21世纪初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初步建立,体现出从严治党的力度的变化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这项工作的整治在以往基础上大幅推进。仅在十八大后,截至2014年11月25日,已有54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落马,其中包括2014年被宣布查处的副国级及以上官员3人、省部级官员33人,十八大至2013年底被宣布查处的省部级官员18人。(11)改革需要过大关,治理需要过大关,从严治党同样需要过大关。每一次过关都是对党的一次历练和考验。随着对执政党要求的不断提高,对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治理标准会更高、更严格。此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已经不仅仅要面对国内形势的挑战,还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的挑战。从严治党的难度和复杂性也有不断增强的趋势,这种判断既符合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也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这个规律对于正确把握从严治党的长期性、艰巨性、方向性极为重要。

       三、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几个问题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对执政党治理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从严治党理论的科学性与实践性要求这一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在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需要考虑的因素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研究。

       (一)从严治党规律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互动与深化问题

       从严治党,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是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工作的要求。严格治党既是党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也是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一项紧迫任务;既是一项严整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项不断在完善创新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从严治党规律既具有理论的科学性,又体现出时代性、实践性。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以科学严肃的态度提高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是当前党的建设中的大事。特别是一些具有前瞻意义的问题需要进一步阐释,在如何科学理解全面从严治党这个大的问题之下,还有对从严治党规律的客观归纳问题,从严治党的现代化形态和标准的问题,党的治理体系中的内在逻辑关系问题,对领导干部严格管理的有效制度机制问题,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组织与党员个人积极互动问题,等等。从严治党规律的探索是对党的建设科学化认识的深化,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环节和内容。

       (二)党员权利与责任相统一的问题

       严格要求党员履行职责与严肃对待党员权利同等重要。以严肃的态度认识和对待党员权利和责任是从严治党规律的内在要求。以往对党员的责任强调比较多,比较细,对党员权利的关注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是培育党组织凝聚力、向心力的一个亟需着力的地方。现阶段,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道德修养滑坡已经成为党的事业的一大危害,必须在观念、制度多层面探索新办法。一方面需要用严格的纪律来约束;另一方面也需要增强权利意识,促使党员干部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现代社会运行方式和基础来源于权利的分配,权利细化就是创新方向。严肃地对待党员权利行使方式与特点,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治理层面,也是实现党的建设发展创新的新型增长点。

       (三)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培育党的法治文化的问题

       新的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依法依规治党在现代治理体系建设中具有了逻辑必然性。在党的治理体系中,党规是党的行动准则和运行规则,这些规则要与国家的法律建立相应的关联和对应。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要体现法律(党规)面前人人平等、党规与法律有效衔接、党的活动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三个基本特点,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在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同时,也要培育党内法治文化。党要在树立法治意识,践行法治文化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用党内法治文化的成效引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培育。全面从严治党整体性合力规律的发挥需要相应的法治文化氛围,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才能够加快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步伐,加快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总之,全面从严治党论断是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新思考、新思路。党中央在从严治党这个题目下强调全面推进,标志着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治理任务将以现代化、制度化、体系化、科学化的形式不断推向深入。

       收稿日期:2014-12-27

       注释:

       ①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0,144.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③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

       ④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14.

       ⑤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15,117.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81.

       ⑨陈之骅等主编.苏联兴亡史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764.

       ⑩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0.

       (11)十八大后54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今年已达去年2倍[DB/OL].人民网,2014-11-26,http://politics.people.com.cn/ywkx/n/2014/1126/c363762-260969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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