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南士人社群交往网络的营建与运作——以南社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江南论文,近代论文,社群论文,南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4—0040—10 伴随着近代社会变革浪潮的冲刷,尤其是科举制的废除,传统社会中士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社会结构随之解体,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士人不仅要面对旧有职业道路断绝与文化权力合法性流失的窘迫,走出乡土社会的他们还要面对城市生存环境的陌生。当昔日熟识的同宗、同乡被城市的流动性冲刷得支离破碎时,传统社会依托地缘与血缘建构起来的交往体系已难以为继,建构新形势下的交往体系便成为士人亟待解决的需求,晚清士人结社热潮的勃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彰显出结社正成为士人群体重构社会交往网络的重要途径,这种现象在士人聚集的江南地区表现得尤为显著。对于身处近代转型期的士人而言,结社已不再是简单的诗酒风流,而是他们应对社会变革的生存之道,因此,考察近代士人的结社活动,追踪结社士人的活动印迹,对于我们了解传统士人的近代化转型之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毕竟,当试图解读一个社会阶层的历史命运时,对于群体行为的观照显然更能有利于获取更有价值的历史信息。那么,传统士人是如何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实现身份认同?如何通过结社活动建构社群交往的平台?如何通过社群交往网络聚合群体力量?又是如何依托社群网络寻求其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对接以维护群体的权益?本文选取南社士人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上海为主要活动空间的南社是近代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的士人结社,社员总数千余人,遍布政治、文化、教育、学术、新闻出版、工商等各个领域,①是近代士人结社的典型代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亦发挥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对其结社活动的梳理,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观察传统士人在近代化环境中的生存状态,更好地了解近代化对于传统士人所带来的机遇与困扰。 一 反清革命:江南士人社群交往网络构建的思想基础 当同盟会在海外成立之时,清廷主持的薪政也正在国内渐次推展,凸显出变革已成为时代的共识,在全社会激荡冲刷。1905年,废科举之诏令布告天下,传统的取士体制被彻底颠覆,这对于以读书科举为业的士人而言,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将他们推上了社会变革的风口浪尖。面对这一千年未有的变局,如何自处成为江南士人必须直面的现实,于是江南历史上的士人结社传统被重新发现,一时间,对于再现“几、复风流”的期许成为了江南士人酒热耳酣之际惯见的豪情告白,对于身处社会转型期的江南士人而言,结社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赖以安身立命的集结平台,而且当它与清末的海内外各路思潮相汇合时,更成为那些不安于现状的士人群体希图变革社会的工具,南社便正是在一片喧嚣的“几、复风流”呼号声中逐渐孕育成形的。 当与清廷的决绝已不可避免,对于革命的心向往之便成为江南士人极其自然的选择,参加南社创社雅集的17名南社早期成员中,有14人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柳亚子曾据此洋洋自得地炫耀着南社“革命空气的浓厚了”。②然而,如果褪去革命者的光环,这些南社早期成员大多亦是有着科举功名的传统士人,尽管他们或多或少地接触过西方的思想,但至少在20世纪初,传统的儒家文化对他们仍然具有决定性影响,对西方政治制度的隔膜使得他们更倾向于从熟识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自身诉求的理论依据,正如柳亚子在回顾南社历史时曾说的:“同盟会是提倡三民主义的,但实际上,不消说大家对于民生主义都是莫明其妙,连民权主义也不过装装幌子而已。一般半新不旧的书生们,挟着赵宋、朱明的夙恨,和满清好像不共戴天,所以最卖力的还是狭义的民族主义。南社就是把这一个狭义的民族主义来做出发点的。”③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认同,江南士人选择了滥觞于传统华夷观念的反清排满作为南社成立前后凝聚人心的一面大纛。 相对于辛亥革命后陈去病、柳亚子等对南社含义高调的革命解读,早期主要成员宁调元所言“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④的解释显得更含蓄,但一个“本”字却更直白地说出了江南结社士人身份认同的基础,将江南士人对“重睹汉官威仪”的热烈渴望表露无遗。如果我们梳理一下南社创始人在南社成立前后的言行,可以看到其中充斥着反清排满的情绪流露,明白地宣示反清排满是南社士人群体聚合认同的共同意识,同时亦是南社士人群体社会交往网络建构的思想基础。 在南社的创始人中,陈去病素有文名,德高望重,在江南士人中颇具号召力,在各地游历时曾多次组织士人结社,先后建有黄社、神交社、秋社、匡社等。在南社诸子中,陈去病是鼓吹反清排满最积极的人物,“重睹汉官威仪”的热烈渴望在他身上体现最为明显,他以民族主义者的形象活跃于近代的政治文化舞台上,广泛搜罗明末清初的文献,钩沉索隐,用以激发时人的反清意识和民族情感,以致被柳亚子戏称为“一民主义者”。早在1903年,陈去病就将《建州女直考》、《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忠文殉节记》辑为《陆沉丛书》,用以激发汉人的民族意识。此后又编著《清秘史》,以揭露满清的腐朽统治,并赋诗以“辫发胡妆”为耻,表达了对“重睹汉官威仪”的渴望并号召同侪及时行动,实现反清复汉。《陆沉丛书》和《清秘史》皆流行一时,对宣传反清排满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05年以后,陈去病专注于辑录明遗民著作和乡邦文献,先后编成《吴赤溟遗集》、《吴长兴伯遗集》及以清初汉人抗拒剃发蓄辫的斗争史实为题材的《烦恼丝》等,并在《国粹学报》上连载《五石脂》和《明遗民录》,为明末遗民及义士孙奇逢、颜元、傅山等40余人立传,宣扬明末东南志士的抗清事迹,希望以抗清英雄为楷模,唤起排满兴汉的民族意识。在陈去病的著述中,始终流露出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江南士人反清排满的思想认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⑤ 高旭也是排满兴汉思想的积极鼓吹者。早在唐才常汉口起义失败时,高旭就作诗哀悼,其中有“汉儿发愿建新邦”之句,其反满革命思想表露无遗。⑥1903年高旭与族人高燮、高增等在松江创办《觉民》月刊,积极宣传反清革命。游学日本期间,高旭参加同盟会,曾任同盟会江苏分会的会长,在东京及江浙等地的知名报刊上宣扬革命,还在《中国白话报》发表《大汉纪念歌》、《逐满歌》、《光复歌》等民族主义色彩浓郁的通俗歌谣,鼓吹反清复汉。1906年,高旭更以一夜之力,伪造石达开遗诗20首,连同《饮冰室诗话》所引《答曾国藩》五首刊刻发行,用以激发民气,进行反清宣传,⑦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 柳亚子同样热衷于倡导反清排满,他曾作《中国灭亡小史》,指出当时中国“问题不是要变法,而是要革命:不是要救亡,而是要复国。”⑧高旭亦认为该书堪比“夷夏留大防,《诗》亡《春秋》作”之举。⑨1904年,柳亚子发表《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积极宣扬反满革命,认为“革命二字,实世界上最爽快、最雄壮、最激烈、最名誉之一名词也”。⑩在《民权主义!民族主义!》一文中,柳亚子亦号召国人“除暴君,驱异族,破坏逆胡专制的政府,建设皇汉共和国的国家”。(11) 在钩沉文献、撰写诗文鼓吹反清的同时,南社的创立者还通过祭祠哭陵的象征性行为宣示反清的立场。陈去病是祭祠哭陵最积极的践行者,他热衷于凭吊宋末及晚明帝王将相的陵墓,仅1908年,便先后在绍兴祭扫宋高宗、孝宗等六个帝陵,在汕头泛海登别岛祭悼南明隆武皇帝,在新会凭吊南宋陆秀夫背负宋少帝昺投海之处。(12)为了更好地营建身份认同与意识认同,祭祠哭陵常以群体形式进行,如高燮在杭州访得明末抗清英雄张煌言墓,陈去病闻讯后撰《张苍水二百二十六年周忌祭发文》,在新安江上为其作226年周忌,还邀请高旭及柳亚子共到杭州张煌言墓前一哭,以为“四月二十五大纪念,为汉族最惨苦、最伤痛之一日”。(13)1907年,陈去病、高旭、朱少屏、刘三、沈砺五人相约从上海赴苏州谒虎丘明末抗清英雄张国维祠,并填词纪念:“忆张侯当日,志存匡济。……谁教十万胡儿,义乌横扫,洪水滔天势。热血东阳拼一洒,绝痛华夷倒置”。(14)南社成立前最后一次群体谒墓是高旭、姚光在西湖谒岳飞墓、寻秋瑾风雨亭故址,高旭事后作有《谒岳鄂王墓》一首,借凭吊先贤,叙辨明戎夏以激发江南士人反清兴汉的民族情绪。为了使祭祠哭陵的象征性行为具有更大的影响,每一次的祭祠哭陵都会以参加者赋诗索和的形式在士人群体中播散,正是在这一次次的意识播散中,早期的南社成员实现了彼此的身份认同,最终聚集到一起。 反清的共同认知是将早期南社成员聚合在一起的黏合剂,不论是对重睹汉官威仪的渴望还是举行哭祠祭陵的象征性活动,无不伴随着群体成员间的诗文唱和,通过这些言辞激烈的诗词在成员间的传播,南社成员借以展示并形成群体的共同意识。正是由于有了共同的政治诉求,共同的时代话语,促使他们营建起共同的身份认同,为建构群体交往网络奠定思想基础。(15) 二 雅集联谊:江南士人社群交往网络的交流平台 以游园修禊、诗酒酬唱为核心的雅集联谊是中国传统士人结社交往的重要活动内容。明末以来的江南士人结社大都往来于园林之间,几社便常宴集于松江陆氏南园,“几社诸名流之宴集于南园,其所为所言大部分则为饮酒赋诗、放诞不羁之行动……南园之宴集,复是时事之座谈会也”。(16)对于倾心于“待续云间事,词林各骋才”(17)的南社士人而言,自然是要绍继前贤的,检诸南社历史,从1909年虎丘建社,到1923年南社活动基本停顿,南社在短短15年间,共举行了18次正式雅集,13次临时雅集,南社雅集举办之频繁,颇有些“几、复风流三百首,竹林豪饮一千杯”(18)的气度。 作为脱胎于传统社会的士人团体,南社不仅有着反清排满的政治诉求,同时也弥散着浓郁的传统士大夫的名士气质,这从南社雅集的选址便可看出些许端倪。在南社的18次正式雅集中,第一次创社雅集在苏州虎丘,第二次雅集在杭州西湖唐庄,第三次在上海张园,第四至十五次在上海愚园,第十六、十七次在上海徐园,第十八次在上海半淞园。总体而言,辛亥革命以前,南社成员的雅集在地点选择上更偏重于表达自身政治诉求的需要,鼎革以后的雅集地点选择则更多地体现出传统士人的士大夫气质。 选择苏州虎丘为创社雅集之地,对于以承继“几、复风流”自命的南社诸子而言,固然存有对昔日复社虎丘雅集盛况空前的向往之心,但选取从1907年开始就结伴祭祀的明末抗清英雄张国维祠为会盟结社之所,其宣誓反清的意味是不言而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以一场集体祭祠哭陵完成了江南士人意识认同的最终确认。初入上海的雅集选址张园也堪称用心良苦。在近代历史上,张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政治的重要展示舞台,也是各界人士在上海集会演说的一个重要场所,“作为晚清上海公共活动空间”,(19)时人甚至将其视为中国的“费城独立厅”,因此,张园雅集依然有着浓重的革命色彩。 第四次雅集时,民国肇建,南社成员排满复汉的政治理想已然实现,在这种情况下,雅集更多地顾及传统士大夫的闲逸气质,雅集的选址从张园转向了愚园。在时人看来,张园与愚园虽然并为海上两大园林,擅一时之胜,不过在内部构造上,张园却是“大而无当,殊不若愚园”,“愚园面积不甚广,小小结构,颇饶亭台花木之胜,啜茗手谈其中,亦足令人忘门外之甚嚣尘上也。园中有云起楼,时有文酒之会”。可见,愚园在当时由于结构精致小巧,深得文人墨客的喜爱,也更适合南社人的逸趣,因此他们经常在此作“文酒之会”,甚至成为愚园的一段佳话,即使在其被拆除后,还有人对此津津乐道,成为了一种历史记忆,谓“南社诗人,年必雅集一次,率在斯楼,诗声酒痕犹在,可回溯焉”。(20)愚园被废后,南社雅集改在徐园、半淞园举行,这两座园林也是当时的海上名园。徐园又称双清别墅,富园亭之胜;半淞园“全园悉从华制,无仿效洋式之处”,园中建筑“多中国传统形式”。(21)南社在这些地方举行雅集,无疑还是承袭了传统士人的逸趣风格。 南社频繁地举办雅集,固然可以归因于其社团运作的有序,但更内在的原因则是雅集在其社群交往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关于南社雅集的程序,柳亚子曾对第六次雅集有简要的介绍:“照顺序单所规定的,午餐、收费、摄影、报告、补收入社书,入社金、谈话,一幕一幕做下去,压台戏自然是大庆楼的晚宴了。”(22)1914年第十次雅集后,南社成员陈世宜亦以“倦鹤”为笔名,在《生活日报》上发表《南社第十次雅集纪事》,比较全面地描述了该次雅集的情况:“午后一时,先后至愚园者……不过茶话摄影而已。黄昏时候,复集于春申楼。……华灯甫敞,觞政始行。先点将,次摆庄,轰轰然划拳无数。”(23)从记载看,这两次雅集的过程基本是相似的,晚宴均是雅集的高潮所在。晚宴能成为压台大戏是因为南社中人大多好酒,以豪饮为荣,(24)因此南社雅集每集必宴,每宴必醉。当然,作为士人结社,觞咏为乐、诗歌酬唱是南社雅集更重要的内容,宴会时,与会者“或拇战,或吟句,有时轰笑粗谈杂其间。右手执杯,左手擘橘,颓然放然,不知白日之既逝。噫!可谓不负良辰美景者矣”。(25)在南社人眼中,这样的活动是极具意味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南社士人团体的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觥筹交错的聚会形式中,在相互应和的诗酒酬唱中,南社社员之间的交往与聚合得到了具象的表现,在诗词互答、流觞曲水的互动中编织起了成员间的交往网络。 对南社而言,定期举行的雅集是成员之间维持联系、交流思想、构筑社群交往体系的重要平台,也是聚合社团感情的重要纽带。因此,南社在每次雅集前都会利用社团成员在上海报刊界的便利条件在报纸上刊登活动消息,广而告之,如1914年第十次雅集前,南社便提前在《生活日报》当年3月11日的《生活艺府》副刊上刊载《南社雅集预告》: 南社书记会计两部来函云:本社定于三月廿九号(星期日),即阴历三月初三日上巳下午一时,在沪上愚园举行第十次雅集。凡属同社,均希惠临。如有未缴入社书、入社金及各年常捐者,并望带交,是所至盼。招待处:白克路竞雄女校胡朴安。 然而,从《南社经略》统计的雅集的简况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雅集只有56人,最少的仅12人,已知出席人数的17次正式雅集参加者总共只有490人次,平均每次出席人数不足29人,其中相当数量是多次参加的核心人员。临时雅集的参加人数则更少,如1916年4月19日徐园临时雅集到者16人,其中初次参加者4人;1916年8月20日愚园临时雅集到者26人,初次参加者8人;1914年5月24日愚园临时雅集到者30人,初次参加者13人;1914年8月徐园临时雅集到者16人,初次参加者5人。 通过游园修禊与诗酒酬唱的群体活动的开展,既体现了南社士人的名士气质又有助于成员间的交流与聚合,对于南社成员的身份认同与社群交往网络的建构有着重要的价值。但是,真正能够亲身参加雅集的南社社员是极为有限的,尽管刊登在报纸上的雅集广告能够给散布各地的社员带去社团的归属感,使南社成员虽不能亲临其境,却也可以感受到社团群体性活动的氛围。但相对于数以千计的社员规模而言,雅集联谊真正有效构建的只是南社活动核心区域内部分成员的交往网络,对绝大部分社员而言,雅集的举办更多地只具有一种象征意味。因此,构建覆盖面更广、参与性更强的社群交往平台对于完善南社的社群交往体系无疑是迫切而必要的。 三 《南社丛刻》:江南士人社群交往网络的跨区域延伸 作为一个社员数以千计、遍布全国的大型社团,为满足社员对社团活动的参与需求,构建一个跨区域的交往平台,扩大社群交往的覆盖面就显得尤为重要,《南社丛刻》便是这样一个平台。作为南社的机关刊物,《南社丛刻》既是构筑社员间交往的物质载体,也是维系社员间社群交往网络的精神纽带,通过动员社员投稿、从中选取诗文发刊的方式,营造社员对南社的心理认同,这对于社员间的心理整合以及团体的稳定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南社丛刻》所收内容,一方面来自每次雅集后参加者的诗文。据统计,在南社历史上,除了第五、八、九次雅集和第四次临时雅集之后没有出版《丛刻》外,其他历次雅集后均出版《丛刻》。另一方面,《丛刻》亦收录其他社员的自由投稿,由编辑员筛选后刊出。但对于其编辑出版,在南社成立之初就有不同的看法,柳亚子在《南社纪略》中曾经对第一、二集的编辑提出过尖锐的批评。(26) 第一、二集《南社丛刻》的编辑比较粗糙,体现了“一人当家”的编辑风格。第一次雅集参与者17人,但《丛刻》只收录了柳亚子、蔡守、陈陶遗等四人的作品,高旭虽然未能与会,但其作品却大量收入,这显然与其独任编辑员时的私心自用有关。第二集《南社丛刻》中,也只收录了邹亚云、雷铁厓两位与会者的诗文,这无疑也跟陈去病的个人喜好相关。 柳亚子接管《丛刻》后,编辑情况一度有所改善,郑逸梅即认为,从第三集开始“在编制上始入正规,社友作品得普遍刊载”。(27)但总体来说,柳亚子上任后作者分布不均的情况并没有彻底的改变。如第七集中仅姚锡钧一人的诗歌就占了该集诗录的五分之一强,俞锷的诗作也超过了一百首,这明显地违背了柳亚子批评他人的初衷。第八集以后,《丛刻》一度改由胡寄尘代编,其内容的收入与编排才有较大改观。 从《南社丛刻》中所收作者的地域分布情况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编辑者的个人因素对《南社丛刻》的影响(见下表)。 由上表可知,江苏籍的作者人数占作者总人数的31%,而江苏籍作者的作品数占到全部作品数的40.8%。其中,柳亚子和陈去病的故乡吴江与高旭的故乡金山两地作者数55人,占到全部作者总数的13%,在江苏籍的作者人数中则达到42%。两地作者的作品数为3 040篇(首),占全部作者作品总数的22.3%,在江苏籍作者作品数中达到48.6%。吴江的作者平均每人约有51篇(首),金山的作者平均每人约73篇(首)。江苏之外,作者较多的是湖南、浙江与广东,这种区域分布的特点,与南社成员的构成是基本相符的,(28)体现了南社的地域性特征。作为南社构筑社群交往网络的物质载体,从作者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南社丛刻》基本上能够实现其社群交往网络的跨区域延伸的目标。 南社的文化目标,按高旭的说法是“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29)然而高举着“海内文学导师”大旗的南社事实上并无明确统一的文学主张,其成员中既有主张“共谋保存国粹,商量旧学”(30)的好古之士,也有新诗人、通俗作家,而日后导致南社的衰落也正起源于其内部在诗词创作上的“尊唐”与“宗宋”之争。高旭认为:“于同盟会后更倡设南社,固以文字革命为职志,而意实不在文字间也。”(31)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南社固然是一个文学团体,但并不仅仅是文学团体。对于掌握文化权力的士人而言,文学仅是他们获取社会声望的工具,正如南社成员王均卿所称:“南社始于清季,而光大于民国……而以文学家占其多数。诗文歌词,岁出二三册,万流景仰,纸贵洛阳矣。”(32)事实上,“万流景仰”才是士人结社在文化上所欲达到的目标,这也是《南社丛刻》的一种社会功能,当然,它同时也是南社社员认同的纽带。 柳亚子所指出的入选《南社丛刻》的文、诗、词三者之间比例的失衡,即“文的成分太少,诗的成分太多”的情形,并未因柳亚子的出山而改变,相反却是贯穿南社始终的一个现象。具体来讲,文、诗、词在二十四集《南社丛刻》(含最后两集未刊稿)中的作品量分别为1 571篇、14 214首、2 850首。(33)这三类分别占到总量18 635篇(首)的8.43%、76.3%、15.3%。这么大分量的诗歌均是旧体诗,体现了南社成员与新文学、新学术的隔膜。 从作品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体会到南社成员身上那种转型时代的典型特征。收入《南社丛刻》的诗文,不乏长歌当哭、慷慨激昂之雄文,不过这些创作体现了传统社会“士”的特征,有仗三尺剑扫平天下的豪情,却并没有与传统社会决绝的勇气。这一点同样表现在他们对传统道德的看法上。南社中人绝大部分都重视品行,淡泊名利,但他们又无法完全摆脱旧道德的束缚,因此他们在道德上的守旧也是很明显的,《南社丛刻》收录大量描写孝子、烈妇、节女的诗文,对于传统士人的一些旧习也仍然是津津乐道。 总而言之,《南社丛刻》是整合社员的一种有效方式,尽管始终存在作者区域分布不均、作品内容新旧芜杂等问题,但《南社丛刻》作为构筑成员间社群交往网络的物质载体,毕竟实现了南社社群交往网络的跨区域延伸,成为维系南社成员认同的重要平台。 四 周阮案与江南士人社群交往网络的运作 南社通过反清的民族主义营建江南士人群体身份认同的思想基础,以雅集与《南社丛刻》为聚合社群成员的交往纽带,建立起了以江南士人为主体的社群交往网络,以期在社会变革中维护自身的权益。辛亥年间,南社建构的社群交往网络遭遇了一次严峻的考验,面对社员周实(34)、阮式(35)的被害案,如何利用社会社群交往网络所凝聚的群体力量和社会声望,寻求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对接,为周、阮昭雪并惩凶成为南社需要解决的难题。南社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也为我们考察其社群交往网络的运作与成效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 周实早年即“有大志,耽文史,能诗善饮”,“年十三,读美利坚独立史、法兰西革命纪,甚愤专制政体之惨无人道”。(36)1906年其为自撰《无尽庵诗话》作序,提倡“慷慨苍凉、缠绵悲感”之作以激励“天下仁人志士、英雄俊杰”之心。1909年,周实与同乡周人菊(37)一同参加南社。次年10月,周实、周人菊与同社高旭等社友共同凭吊明故宫、明孝陵及方孝孺祠等,周实感叹“国亡族灭之祸,岌岌焉悬于眉睫间”。(38)为了与南社做桴鼓之应,周实与阮式等于1911年6月在南京创立淮南社,号召当世作者“以其芳馨悱侧之思,慷慨悲歌之气,发为诗歌文章”,效法屈原、诸葛亮等以期挽救危亡。(39)淮南社壮大了南社声威,该社之结“因文字而导其保种爱类之心,以端其本”,(40)一时之间“淮上志士,纷纷往归,以文字宣传革命,与海上南社相呼应”。(41)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周实联合南京各校学生700余名,准备11月7日(农历九月十七)举事,光复南京。11月3日周实赴沪与柳亚子等南社诸同志讨论时局,后听从柳亚子建议返淮准备光复山阳。(42) 周实回淮后,召集旅沪宁回淮学生及山阳城中各校学生八九十人,组织学生队,周实任队长,阮式任副队长。数天后,学生队与当地团练乡勇合并为巡逻部,周实与阮式分任正副部长,二人不仅与巡逻部员“荷枪持械,巡缉数日夜不辍”,(43)且“调度有方,众部员亦皆谨守其规制,无违背部章行动”。(44)11月12日,周实等五人赴清河议事,山阳县令姚荣泽等广泛散布周实“杀官劫绅”之谣言。14日,周、阮二人组织在旧漕署召开光复会议,“城中到者数千人”而姚荣泽等旧官吏并未参加。第二天,周、阮当面斥问姚不参会之故,并“严诘其漕银数目及存在地点。”姚归去以后,即与典史周域邠、参将杨建廷合议谋杀周阮,“谋杀之局遂定”。11月17日,劣绅何钵山邀周实午餐,饭后在府学宫前有人持姚荣泽名帖,邀周实赴学宫议事。周实入学宫后,周域邠即以快枪迎击,周问其故而“第二丸已至,中要害倒地,复发五丸,遂毙”。(45)接着,杨建廷以“实丹约君议事的名义”诓骗阮至府学,“一刀贯胸,腹裂肠流”,惨烈异常。(46)姚荣泽还将周、阮两家的家人抓起来,逼着他们出具认罪甘结,承认周、阮是土匪。 周、阮被杀案发后,南社其他成员及其社群交往网络迅速反应,积极号召承办凶手、匡扶正义。具体来讲,南社成员广为联络,尤其是能够取得握有实权的社友的支持。同时,南社成员依靠报刊为媒介发表大量揭露讨伐元凶的文章,并联络其他社会组织发起追悼会,广泛演讲向世人揭露真相,争取社会舆论支持;另外,该社成员亦不断发起联名活动向守旧官僚施压,同时借助第六次雅集的召开与为烈士建专祠等象征性活动表达自己的立场。周阮案的昭雪,最有贡献者当数柳亚子等南社骨干成员。 对周阮案最早作出反应的是周人菊,他逃出山阳后即发书柳亚子、朱少屏等社友告哀。接着周人菊与周阮二人家属到上海与柳亚子商讨复仇昭雪的事情。11月24日,柳亚子在《天铎报》发表《周烈士实丹传》呼吁为周阮昭雪。当时,柳亚子的姑父、南社社友蔡冶民任沪军司法长,亚子遂找蔡向沪军都督、南社社员陈其美汇报此事,(47)“英士许之,并力任其难”。(48)27日,陈其美在上海召开革命先烈追悼会,哀悼死难者。(49)12月5、6日两天,柳亚子又在《天铎报》、《大汉报》发表《山阳笛》等文章,号召南社成员“手缚姚贼而枭其头,以存人道而保治安”(50)。1912年1月15日,周人菊等揭露姚荣泽罪状,并呼吁“科姚贼以应得之罪,庶天理当、人心安,为光复新世界立一平允狱案”(51)。2月1日,皖南同乡会为姚荣泽辩护,当日柳亚子在《天铎报》发文批评该会,4日又发文章再次批评该会。 周阮案发后,驻扎淮上的镇江军政分府支队,在南社成员的呼吁下要查究此案。姚荣泽便潜逃至南通县,“借张詧庑下为逋逃薮”。陈其美以沪督身份行文南通“秘拿姚贼,解申讯办”,而通州分府拘姚后,通州总司令张詧“力庇抗”,(52)匿不解申。此时,淮安学团顾振黄等50余人、乔树森等10余人公禀,要求提姚到案对质。陈派员到通提解,张詧以“大总统令江苏都督彻查周阮案”为由拒不解送。陈无奈遂于2月4日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及司法部伍廷芳、吕志伊等,要求临时政府饬电南通军政分府将姚解沪法办,他强调:“吾辈之所以革命者,无非平其不平。今民国方新,岂容此民贼、汉奸戴反正之假面具,以报其私仇,杀我同志?其美不能不为人昭雪,虽粉身碎骨,有所不辞。”(53)与此同时,南社社员宁调元致书柳亚子,建议南社社友联名致电孙中山要求将姚提案究办。6日,高旭、柳亚子以南社代表的名义与克复学报社代表李瑞椿、淮安学团代表顾振黄联名在《天铎报》刊登启事,定于2月11日为周阮召开追悼会。(54)当日,宁调元、柳亚子等五人联电孙中山,请其电饬张詧解姚讯办。(55)张詧之弟、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张謇主张罚姚出金钱抚恤周阮遗族,以了此案。这样,随着张謇的介入周阮案更加复杂。柳亚子不满张氏兄弟包庇元凶,认为即使《清律》“犹以私和人命为禁,总长何人,敢冒不韪”,并且威胁说“否则,义旗还指,首在南通”。(56)在陈其美的授意下,柳起草电报致电南京,以武力相威胁,“倘若张詧再不就范,我们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要派兵舰去攻打南通了”。(57) 迫于南社成员以及社会各界的压力,姚荣泽以及山阳县士绅打算以赔偿死者家属的方式将此案私了。山阳县诸绅认为,应将姚荣泽等罚银8 000元,以赔偿周阮家属的损失,“罚2 000元,以为周阮建祠、迁葬、刊稿之用;罚6 000元,以为地方公益之用”。(58)他们认为,这种调停息争,不仅能使姚免于“羁绁”之苦,也可使地方免受诉讼之累。其实,所谓的息讼不过是守旧势力为姚荣泽等开脱罢了。 姚荣泽及山阳、南通等守旧势力的百般推卸责任,自然引起柳亚子等南社骨干的坚决抵制与不满。为引起全社会的响应、揭露姚荣泽的罪行及表彰先烈事迹起见,南社与克复学报社、淮安学团联合江苏教育会等团体,于2月11日在上海西门外江苏教育总会联合召开周阮两烈士追悼会。到会者男宾百余人,女宾二十余人,先行追悼礼。然后顾振黄报告事略,接着柳亚子宣读祭文。在祭文中柳质问“姚荣泽又何以至今生也?!”、“何以孙中山、黎宋卿至今不杀?”随后,沪军都督代表、自由党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相继演说,“均激昂慷慨,誓殛姚荣泽,为两烈士复仇”。(59) 在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南社成员的大力呼吁下,加以沪军都督府并社会各界的支持,张詧无奈将姚荣泽交给江苏都督程德全,程于2月23日将姚转解至沪。3月13日,南社在上海愚园组织第六次雅集,席间社员提议为周、阮编辑遗集。柳亚子表示“仇首未枭,死者不瞑目,生者将何以为情乎”,(60)呼吁将姚荣泽抵命。此时,司法总长受张詧的运动反对沪军都督府将姚军法处置,基于此,沪军都督府组织混合裁判法庭公开审判姚荣泽于上海市政厅。3月23日、30日、31日,三次开庭审判姚荣泽,经法庭审理、判决姚以谋杀定死刑,其同谋之周域邠、杨建廷、何钵山等九人各得罪有差。(61)至此,柳亚子等南社社员为社友周阮二烈士昭雪的目的基本达到。 周阮案的审理是辛亥鼎革之际南社社员持续关注的事件,柳亚子、陈其美、徐宗鉴等南社社友为惩办凶手、伸张正义,以南社社群交往网络为依托,以报刊媒介为途径,以追悼会、社员雅集及建专祠等象征性活动为手段不断向政府施压,并一度达成了昭雪与惩凶的目的,显示了士人结社所建构的社群交往网络的力量。然而,姚荣泽的死刑终未能执行,4月13日,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特赦姚荣泽,免其死刑改为终身监禁。同一日,柳亚子、朱少屏、周人菊等十余名南社社员联名致电陈其美,要求行文山阳民政长为周阮二烈士迁葬、建立专祠,陈其美同意,而后不久,山阳当地人士即就城内天妃宫东侧开元寺旧址改建为周阮烈士祠。审判姚荣泽的陪审员、南社社员徐宗鉴坚决反对特赦姚,他于18日致书袁世凯强调,“法律昭彰,是非俱在,公理不可易,铁案不可移”,逐条驳斥胡贻高。(62)但此书并未令袁世凯改变初衷,南社成员的惩凶努力终究以失败告终,如同柳亚子所讲的“几个书呆子,又中什么用呢?”(63) 综上所述,在近代社会转型期,尤其是科举制废止以后,江南士人通过结社营建新型社群交往网络以聚合士人群体,以此应对社会变革。南社以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为社群交往网络形成的思想基础,以雅集联谊为构筑社群交往网络的活动平台,以《南社丛刻》为社群交往网络的物质载体,对于南社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其身份认同以及群体心理的整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功地建构社员的群体意识与归属感,建立起以江南士人为主体,以地缘、血缘、业缘为基础的跨地域社群交往网络。南社的社群交往网络在周阮案中表现出了积极作用,南社成员通过社团的社会交往活动所经营起来的群体声望,利用自身在社会舆论上的主导地位,发挥了社群交往网络对社会与政治的重要影响,在烈士的昭雪以及元凶姚荣泽的究办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元凶最终并未受到应有惩罚也表明,近代转型期的士人结社所构筑的社群交往网络,在社会动荡中毕竟无力对抗专制权力。 ①南社社友朱剑芒分析南社社员“教育界的占29.85%,新闻界21.69%,工商界19.50%,政法界19.18%,编辑界6.00%,文艺界0.94%,医卫界0.64%,宗教界0.64%,无一定职业的1.56%”。参见朱剑芒:《我所知道的南社》,《政协文史资料辑存》第1辑,常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61年版,第57页。 ②参加南社创社雅集的17人分别为陈去病、柳亚子、朱锡梁、庞树柏、陈陶遗、沈砺、俞锷、冯平、赵厚生、林立山、朱少屏、诸贞壮、胡栗长、黄宾虹、林之夏、蔡守、景耀月等。其中仅有胡栗长、黄宾虹、蔡守三人非同盟会会员。参见柳亚子:《南社纪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4页。 ③柳亚子:《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④宁调元:《南社诗序》,《南社丛刻》第1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版,第139页。 ⑤在当时陈去病所作的诗文中,也可经常见到民族意识的表露,如1907年9月15日,神交社社员冯沼清逝世,陈去病在悼念他的诗中就直接说冯沼清去世之时“正是万方哀痛节(其卒于旧历八月廿七日,为正隆武帝后忌辰),帝魂招不到啼鹃”。(《浩歌堂诗钞》卷5) ⑥柳亚子:《南社纪略》,第7页。 ⑦1906年9月1日条,见杨天佑、王学庄编《南社史长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⑧柳亚子:《五十七年》,《自传·年谱·日记》,第170页。 ⑨高旭:《中国灭亡小史题词》,《天梅遗集》卷三,1934年。 ⑩柳亚子:《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江苏》1904年,第9、10期合本。 (11)柳亚子:《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复报》1907年第9期,1907年5月。 (12)杨天佑、王学庄编《南社史长编》,第107、116、118页。 (13)陈去病:《与天梅书》,《国学丛选》第6集,国学商兑会1914年版。 (14)高旭:《百字令·绿水湾谒张国维中丞祠》,《天梅遗集》卷12。 (15)南社早期的民族主义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南社的标签,亦为后人所认同。如1928年11月12日,柳亚子等人在虎丘举行南社20周年纪念会,“议将止,朱梁任忽触景生情,起立言曰:本社同人,素以种族革命为主义。忆昔有清之季,李鸿章任北洋大臣,甘心媚满,杀戮汉人甚多,即本社社员亦有遭其毒手者。乃者,国民政府成立,全国统一,此等丑类,胡能听其立祀设祭,长为一般人所恭奉?吾等因即日向苏州市政当局建议,将此处所有李鸿章之神位毁去,改祀太平天国李秀成。‘李公祠’三字,则仍沿其旧可也。朱梁任之议既出,众果大为感动。惟多数犹觉改祀李秀成之不安,更经反复讨论,最后乃决定将李公祠改为南社先烈祠,专祀南社社员之为革命牺牲者,若宋渔父、黄克强诸公。议竣,时钟已鸣四下,众始兴尽而散云。”秦瘦鹃:《南社二十周年雅集记》,《申报》1928年11月15日,第17版。 (16)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87页。 (17)佩忍:《无畏、天梅、亚卢、疁公翩然萍集,喜成此什》,《神州日报》1908年1月7日。 (18)哀蝉:《次佩忍、无畏韵》,《神州日报》1908年1月7日,第6版。 (19)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 (20)《忆愚园》,《紫罗兰》1924年第20期,紫罗兰月刊社。 (21)杨嘉祐:《半淞园梦寻》,收入《花园里的上海世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页。 (22)柳亚子:《南社纪略》,第35页。 (23)倦鹤:《南社第十次雅集纪事》,《生活日报》1914年4月2、3日第12版。 (24)郑逸梅说:“吴梅与黄摩西友善,然颇以摩西能诗文而不能酒为憾”。参见郑逸梅:《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8页。 (25)申柽:《乙卯九月九日纪事》,《南社史长编》,第403页。 (26)柳亚子:《南社纪略》,第20页。 (27)郑逸梅:《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第86页。 (28)南社成员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以吴江、吴县、金山三个地方的人占着多数,如把南社比作一个大家庭的话,吴江为大房、吴县为二房、金山为三房”。参见郑逸梅:《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第2页。 (29)高旭:《南社启》,《民吁报》1909年10月17日,第5版。 (30)冯平:《〈梦罗浮馆词集〉序》,《南社丛刻》,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版,第5393页。 (31)高旭:《元尽庵遗集序》,《南社丛刻》第2册,第1122页。 (32)王均卿:《南社小说集·跋》,文明书局1917年版。 (33)林香伶:《从〈南社丛刻〉浅谈南社的几个问题》,《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34)周实(1885-1911),字实丹,又字剑灵,号无尽,江苏淮安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秀才,宣统元年加入南社。著有剧作《水月鸳》、北曲《清明梦》,有《无尽庵遗集》传世。 (35)阮式(1889-1911),字梦桃,号翰轩,江苏淮安人,南社社员。肄业于江北高等学校,后入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教于安徽宣城县高等小学堂等地,兼任上海、香港、宛平诸报社通讯员。 (36)周人菊:《周烈士就义始末》,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353页。 (37)周人菊(1885-1940),名伟,江苏淮安人。1907年与周实入两江师范学堂,辛亥年山阳光复时任巡逻部庶务。周阮遇难时其在清河,后为周阮昭雪积极奔走,搜集周实遗稿编校《无尽庵遗集》。 (38)周实:《〈白门悲秋集〉序》,《白门悲秋集》,1910年(出版者不详),第1页。 (39)周实:《淮南社启》,《少年中国晨报》1911年12月1日。 (40)姚光:《淮南社启》,《南社丛刻》第1册,第733—734页。 (41)郑逸梅:《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第145页。 (42)白坚:《论南社辛亥烈士周实》,《学术月刊》1981年第5期。 (43)周人菊:《周烈士就义始末》,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354页。 (44)汪纯青:《淮安光复前后》,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347页。 (45)周人菊:《周烈士就义始末》,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355页。 (46)阮式一:《先兄梦桃先生行述》,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359页。 (47)柳亚子:《南社纪略》,第40页。 (48)周人菊:《周烈士就义始末》,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355页。 (49)1911年11月27日条,见杨天佑、王学庄编《南社史长编》,第221页。 (50)柳亚子:《山阳笛》,《天铎报》1911年12月5日,第3版。 (51)周伟等:《山阳民贼姚荣泽罪状》,《民立报》1912年1月15日,第8版。 (52)周人菊:《周烈士就义始末》,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356页。 (53)陈其美:《致孙中山、伍廷芳、吕志伊电》,《民立报》1912年2月6日,第3版。 (54)1912年2月6日条,见杨天佑、王学庄编《南社史长编》,第243页。 (55)宁调元等:《致孙中山电》,《民立报》1912年2月8日,第3版。 (56)柳亚子:《实业总长之金钱主义》,《天铎报》1912年2月9日,第3版。 (57)柳亚子:《南社纪略》,第40页。 (58)华友根:《民国元年姚荣泽案及其纷争述略》,《政治与法律》1989年第6期。 (59)《周阮两烈士追悼会纪事》,《天铎报》1912年2月12日,第1版。 (60)1912年3月13日条,见杨天佑、王学庄编《南社史长编》,第266页。 (61)周人菊:《周烈士就义始末》,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356页。 (62)徐宗鉴:《徐粹庵致袁世凯书》,《太平洋报》1912年4月18日。 (63)柳亚子:《南社纪略》,第41页。以南方社会为中心的近代江南学者社区交流网络的构建与运作_柳亚子论文
以南方社会为中心的近代江南学者社区交流网络的构建与运作_柳亚子论文
下载Doc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