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和国际社会的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国际社会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末期，国际关系是建立在拥有稳固的国家领土疆域这一基本原则之上的。1975年8月1日，33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签属了赫尔辛基宣言，进一步确认了国家领土疆域的神圣性，确认了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范围内所签约国家领土疆域界限的永久性。
国家领土疆域现状不变的原则最终在世界上占了主导地位，因为整个世界所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重新分配领土问题而引发的。但这种原则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就消匿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破灭改变了国际关系坐标的基本模式。同时，国家领土疆域的神圣性遭到了弃止，而民族自决的企望则成为具有合法性的新思潮，这一倾向在1989─1991年欧洲巨变的过程中占了上风。在已于巨变中改变了意识形态的欧洲国家里，民族主义作为变化的主要因素被转化为首位，并在冷战结束之后成为20世纪欧洲历史上的一股最强大的力量。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自启蒙时代之后的二百多年里，西方民族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形式清晰地分为两种，即以思想观念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和以血缘为基础的民族主义。
美国是一个以思想观念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典型国家。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所确立的最高原则是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而没有任何关于民族自治的权力和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手足之情的说法。就是说，构成民族的基础已不再是血缘和语言的亲缘关系，而是公民的最高权力，这是人类进入未来社会的巨大进步。显然，将来的民族具有复杂而充满矛盾的民族和种族、语言和宗教相互融合的特点，这种融合被单一的文化和文明占主导地位的地域所维系，而不再是被血缘关系所维系。
这样的国家还有许多，如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拉丁美洲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前苏联以及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把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利益而不是血缘关系作为本民族存在的基础。
但是，也有一些很重要的国家以其地缘政治为基轴所建立的国家体制却遵循了以血缘为基础的民族共同性原则。在世界上处于第二和第三位工业国的日本和德国，它们国内的民族就是以血缘的共同性原则为基础的，即在共同的地域内生活的人们，他们的身上都融注着日本人和德国人的血统。按照两国的宪法，只有那些血统的特征符合标准的人才被认为是本族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存在的数十年间，如果谁能证明自己的血统是德国血统，甚至尽管他在与德国万里之遥的地方生活，不懂德语，对德国的文化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那他也会尽快得到德国国籍。
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的区别在近50年已经退居第二位，它被东西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和较量排挤到了次要地位。但是，民族主义思潮充塞了1989─1991年欧洲共产主义的破灭所遗留下来的思想真空。在欧洲所有的原社会主义国家中（暂且排除俄罗斯）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即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代替了以前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并且占据了主导地位。
国际上对民族主义问题由理论探讨转向实践检验开始于柏林墙被推倒之后。自然，当今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是引人注目的。华盛顿当局对遏制欧洲共产主义的最初表现是谨慎的，它拒绝向民族分裂主义者提供援助。1991年，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曾宣布了美国维护南斯拉夫统一的决心。当时，欧共体、欧安会和联合国都多次表明了他们的宗旨是坚决维护南斯拉夫的领土完整和公民权，并将公民权绝对地置于个别民族集团与宗教集团的权力之上。至于苏联，布什总统执政后曾说服基辅人，苏联改革的目的不是使国家崩溃，而是使它民主化。对于支持在血缘基础上建立民族自决权的势力，这种态度显然是一种抨击。
德国于1991年12月23日率先在外交上承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北部的两个地区——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为独立的国家，德国也由此成为了改变占统治地位的国际原则的首倡者，并在它的强大作用下，使法国和英国处于一时惊慌失措的状态。
这里不准备对南斯拉夫的状况进行细致的分析，我们只想指出，美国在准备向波斯尼亚冲突中穆斯林一方提供武器之前就改变了关于南斯拉夫领土完整的立场。这一事实表明，即使是国家领土完整原则高于国家自治权的血缘原则的最可靠的拥护者也会改变自己道义上和法律上的坐标。
对待核大国苏联发生的情况，西方国家则是谨慎的。在特定的时期，西方国家害怕这一欧洲大国的瓦解，并且阻止它在分离中的过激行为。而在此后，依靠西方国家支持建立的主权国家则成了独联体各国的政治轴心。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美国继续观望了一段时间，直到1992年春，美国才在支持原苏联领土上新兴国家方面迈出了最初的几步。美国在基辅和其它新兴国家首都都设立了代表机构。从此，在布什时期和以后的克林顿时期，支持分裂苏维埃联盟的势力就成了美国的公开政策和总战略的组成部分。可见，建立在所有种族保持民族团结一致基础上的国家和以实现联合为目的恪守林肯原则的国家也终于承认了血缘因素的重要性。
西方国家彻底地改变了。美国总统劝说一些共和国不要扯断它们与俄罗斯有机联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原苏联的所有共和国都已作为符合国际法的独立主体加入了联合国，现在他们完全以主权国家代表的身份出现在西方国家面前。现在，在莫斯科还可以谈论这些主权国家同俄罗斯之间历史的、经济的、心理的和其它方面的相互联系；可是，在西方国家谈论关于原苏维埃共和国的“有限”主权的抽象理论倒会引发出一种对自身来说是危险的意向，这些主权国家会以在俄罗斯继续存在和发展过程中断绝同西方的联系相威胁。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发挥了作用，可以预料，处于广泛的普遍人道主义原则庇护下的联合是不容易的。
当然，民族主义的出现已经得到了公认。然而，对它的全面考察，特别是对国际关系的深入研究，则是在中断了二、三年后，从讨论民族主义是否代替了前共产主义国家开始的。
屈从于舆论的压力，西方国家的一些专家企图说明新的民族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进步的转变，这首先要估计到那些政治评论家由于血缘问题所发表的各种意见，并认为从东欧巨变、日耳曼人的联合和苏维埃的衰落中开辟了从未见过的远景。
经过一段时间的怀疑之后，血缘原则的民族主义首先得到了西方在国家建设方面的事实上的支持，并且西方也逐渐明白，建立在宪法思想基础上的国家体制对于克服和消除种族冲突具有巨大的潜力。
反对公然支持基于血缘原则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权的现实主义者，为保卫国家而参加了1993年的一场论战。其中三位有经验的研究者是：《费林帕里希》杂志的主编乌·帕法弗，契·乌·莫易斯，《责任社会》杂志的出版人阿·埃特茨尼。
乌·帕法弗在他的专著《民族的愤怒》中阐述说：“民族主义从自己内在的实质上来说是荒诞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得到支持，是因为民族主义失去了那种带有普遍性的理论意义的特征，它只能演变成某种相关的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在失去政治思想体系的支撑后很可能成为一种民族宗教。研究者们在进行全面研究后得出结论，承认西方的价值观破坏了东方共产主义的这种现象，就是以民族主义为目标的。这对世界来说，对欧洲私有化及对东欧现代化破坏的危险性是不可低估的。契·乌·莫伊思警告说：“种族仇恨将引起扩展核武器问题上的竞争，这将最严重地威胁和平。”乌·帕法弗的意见是：“种族国家思想的提出是自己在挑拨战争。”
以血缘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应受到谴责。象德国和日本这样一些国家，法律应变通一下，因为这些法律本身就反映了种族歧视，使那些成份众多的外族人得不到国籍。至少国家不应该成为继续诱发种族歧视的条件。差不多整个东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奉着日耳曼标准的国籍的原则，这就意味着，向西方和国际社会呼吁的目的在于谴责一些新生国家种族原则占首位的思想和行为。
阿·埃特茨尼确信，在当代世界的自决运动中，在新的自主国家里，民主的发展和人民权力的基础遭遇到了一种潜在的危险性。“我们看到，在这些运动中剥夺对大多数人在道义上的支持，其实是一种破坏力”。任何文明民族的思想观念都能找到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帮助，但这只限于所在国家疆域的范围之内，而且不能危及到相关国家的完整统一。现存国家的崩溃不但没有构成新生国家的稳定，反而引发了新的分裂和种族歧视，这其中带来的损失和弊端远远大于实际上得到的利益和好处。阿·埃特茨尼认为，联邦国家应利用道义上的赞同来支持民主的力量解决民族问题。美洲分析家指出，力图使前苏联解体的力量“把政权移交给致力于改革的议会，主张自由选举等的一小撮共和制领袖，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不是通过民主选举的形式当选的，……”简而言之，自决在前苏联常常削弱了民主。
美洲的专门家已研究过自己曾有的经验，60年代，在美国的领土疆域内建立一个黑人国家的思想是很流行的，但最终这种思想在解决民族集团独立的问题上是没有效果的。在人种混合的国家里，满足他们的需要才是最有效的。
其它一些国家的不少实例也还是有说服力的。在印度，民主制度还远远没有完善；在独立的克什米尔，也很难有民主制度的繁荣。也许，与进步不完全相符的分离主义所形成的南斯拉夫是最有力的证据，五年前，南斯拉夫还是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尽管这种民主是残缺不全的，受到局限的。并且，不流血也能实现民主，前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允许报刊自由，进行自由选举，具有民主制度的其它本质属性。而现在支离破碎的南斯拉夫是民主性非常欠缺的国家，更多具有的则是残酷和镇压，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斯洛伐克同以前捷克和斯洛伐克联合时的国家相比也是缺少民主性的，这是客观的，必须承认的。
由于缩小了国内市场，割断了区域间的联系和相互补充，这种分离主义所引发的新生国家在经济上的额外负担是显而易见的。无须详尽地论说独联体的形势，在独联体，由于其成员国之间在历史上多年来的经济联系被盲目轻易地切断了，所蒙受的经济上的损失也是严酷的。
任何一种作为解决经济问题方法的经济理论都不能给分离主义的行为提供佐证。情况恰恰相反，世界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一体化，尚意在继续扩大市场；急欲实现自决的民族集团往往会导致和加剧经济上的落后。而且还要看到，为解决由分离主义所带来的世代人居住的自然生活环境问题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心理问题而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由此必将引发道德的和文化上的危机。
整个国际关系的体系正进入一个可怕的、不确定的发展阶段。世界上大约存在一万个种族，对于它们之中的每一个种族都赋予国家的地位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相当于破坏了大多数现存的国家，并使之被笼罩着带有侵略性的混乱。在头脑里虚构的国家以及把国家按种族生活的空间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是建立在群体权力和种族利益合法化基础之上的，它牺牲了公民和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在实际的民族分离过程中所出现的斗争，使个人的和社会群体的权益受到损害，在南斯拉夫以25万人被打死、400 万逃亡为代价所实现的民族浪漫主义值得吗？不难事先预见前南斯拉夫新国家组织者们所遇到的困难，但应当指出的是，急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民族来划分领土疆域的领袖和群众最好还是睁开眼睛正视这样一种情况：超过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和百分之二十二的克罗地亚人是居住和生活在国外的。
深入研究民主国家绝对优于种族国家这一观点的任务还没有转向俄罗斯国家建设和西方国际社会，但1993年6 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人权会议却在这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次会议开始试图借助于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来巩固那个已变小了的国际社会中的成员国，因为国际社会的主体无法深入到这个成员国的民族狂热的深渊中去。但是，又不可避免地要求大家在类似波斯尼亚的冲突中坚持这样或那样的立场，现实生活使国际社会（更确切地说是西方和它在东方的联盟）从原则上转向硬性地确立自己的盟国、伙伴和附庸国，在这之后奉公守法的规律性必然代替合理想化的规律性。
西方不应忘记，民族主义作为19世纪的美好事物和20世纪的瘟役，当在一个地方取得支持之后必然开始在各地出现。而现实主义则要求承认，任何一种世界舆论，任何一个被世界强国单独占领的国家，除了用强制的方法，都不能预先防止民族主义的疯狂，在这方面没有灵丹妙药。但在联合国、欧安会和一些大国手里握有某些杠杆——从道义上的谴责、关税制裁到战争入侵。也有干涉内政的正面典型即全面援助。
重要的是使民族冲突停下来，找寻能使国际社会返回到确定疆域原状的正确立场并支持不破坏疆域边界的有效途径。如果不奉行这条原则，并且民族革命的自决权继续操纵世界舞台，那么，到21世纪，整个大陆将进入濒临死亡和爆炸的状态，过去的力量杠杆不能对防止这种状态的发生起作用，其中包括核武器和洲际导弹。
所有强国的巨大势力，西方和俄罗斯联盟的所有现实可能性，事实上将忽略对民族主义支持的进程，它们利用冷战体系被破坏后所构成的空隙，建立了战胜血缘体系和优于种族国家的民主国家的世界格局。
结论是必然的，近两个世纪以来如此强大的历史力量——争取民族自决权的运动，作为改善世界上生活条件的手段和民主化的手段，曾解决了自己的合法性。但我们眼前许多类似的运动，由于对人道主义价值的否定，由于对文明和捍卫人权的否定而成了历史发展的倒退。
译自《自由思潮》1995年第3期，俄罗斯社会科学院出版。 本译文已经作者授权。）
张国勤译：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教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