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拉康的符号学心理分析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学论文,试论论文,心理分析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集中讨论了拉康运用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概念对整个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体系进行重新阐释的主要理论思想：无意识的结构、主体心理的构造过程、认知方式及认知域等，其目的在于探索一种可操作的符号学心理分析文学批评和创作诗学。
【关键词】 无意识 语言结构 主体 它者 认知域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符号学再阐释（“符号学心理分析”或“结构主义心理分析”）是西方过去30年里文学理论研究领域最具有争议性的热门话题之一。虽然早在30年代，拉康就是法国有影响的心理学家和理论家，但他在世界范围的广泛影响却始于1966年。这一年，他出版了自己多年讲课积累汇成的《文集》（Ecrits:A Selection），并与鲁申·哥德曼、德里达、罗兰·巴特等法国理论家一道参加了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举行的“批评的语言与人文科学”研讨会。在会上，他用英语和法语作了题为《论结构作为先于任何主体存在的它者的混成体》的演讲。这两次学术活动使他一举成为法国学术界最时髦的学者，也使他成为在世界范围里传播关于语言、文学及主体本质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话语最权威的人物之一，其“影响（面）涉及当代人文与社会学科话语的各个领域，影响（力度）包括德里达、福科、克莉斯蒂娃、罗兰·巴特、保罗·德曼、詹明信等这些差异性很大的理论家”〔1〕。 他运用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概念对整个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体系进行再审视，把心理分析修正、拓展为语言话语，从而给传统的心理分析文学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虽然拉康的写作文本晦涩难懂，犹如“疯人话语”，但他的许多观点：如关于主体心理结构（“主体”、“它者、“自我”）；关于认知域（“真实的”、“想象性的”、“象征性的”）；关于主体格式的形成阶段（“镜象阶段”、“俄狄浦斯阶段”）；关于“向我思维”模式（两种“自恋情结”）等，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拉康研究学者、美国文论家米拉德所言：“在80年代，由于拉康思想本身还远远没有完全吸收进（英美）心理分析或文学批评领域，我们已经致力于准确地发现拉康在我们（学术）海岸留下了什么，90年代会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2 〕本文就沿着拉康的这些概念探讨一下拉康符号学心理分析理论的精髓，目的在于探索一种可操作的拉康心理分析文学批评理论和诗学。
一、无意识是它者的话语：主体分裂
“无意识”是本世纪人文与社会学科（特别是心理学）争论的焦点之一，其症结就出在它的语义问题上。 “无意识”的英语对等词为“unconscious”和“the unconscious”。 如果用“the unconscious”，我们就把它当作名词，“无意识”便是一种独立存在的实体或某种东西，但是这会产生许多含糊的问题，因为许多理论家认为无意识既不是一种实体也不是某种东西或区域；如果用“unconscious”， 则为形容词，表示“无意识的”意思，但同样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无意识的”可意指各种各样的事情（如睡眠中的梦／动作／话语，没留神的／昏迷状态的行为等）。该词对于心理学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心里都存在一种连我们自己都察觉不到的活动，但是，当我们用心理学研究“无意识”问题时，我们就会面对两个相互矛盾的理论问题：第一，倘若“无意识”是指主体心理的某一“未知”区域，那么我们怎样知道这一区域的存在；同样，如果“无意识”指人类心理“某种不可知力量的活动”，那么分析的对象就不再是无意识本身，而是这些“活动”发生的方式；第二，既然“无意识”是区别于意识的主体心理“不可知的那部分”（名词）或其活动（形容词），那么从定义上讲“不可知的”东西或活动我们是怎样知道的呢？法国哲学家里柯指出：“无意识”必须与意识放在一起考虑才有价值，也就是说，“无意识”只能“诊断”得出，因为它的存在是经验所证明不了的；“无意识”只能通过意识规则方可得以描述和解释。〔3〕弗洛伊德既不是“无意识”的发现者， 也不是“无意识”理论的创始人，他只是接受了19世纪后半叶流行的“无意识”观念并对它进行了重新解释和修正：“无意识”与意识相对，意指个体心理不知不觉的活动。弗洛伊德总是把无意识称作das Es Unbewusste（德语的das Es表示具有实体性的东西）。因此，无意识在弗洛伊德看来是指个体心理的一块实体领域。
拉康并没有取代弗洛伊德，而是重新发现了弗洛伊德的精髓，但这一精髓正是30 年代以后弗洛伊德本人及其追随者所忽视的。 虽然在从1953年到1980年近30年的时间里，拉康试图通过他的“研讨会”重读所有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但他发现弗洛伊德的理论精华却在早期的著作里，特别是《梦的解析》（1900）、《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1901）、《玩笑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拉康把这三部著作看成是“关于无意识的经典著作”〔4〕。拉康认为， 弗洛伊德是从三种模式来认识无意识的：“描述性的无意识模式”；“能动的无意识模式”；“系统的无意识模式”。在“描述性的无意识模式”中，弗洛伊德把主体心理图解为：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我们可以用下图表示：
CS（意识）
─────────（中间横线“─”为缓冲区域“压抑屏障”或
UCS（无意识）
“前意识”）
弗洛伊德的“能动的无意识模式”把无意识看成是一种“心理能量”而不是某一心理区域，其基本内容是源于“缺乏”的欲望、寻找满足、在主体社会化过程中受到压抑；弗氏的“系统的无意识模式”理论在30年代逐步形成，经弗洛伊德修正为个体心理的三分法模式（即“伊德”、“自我”、“超我”）。这个三分法模式在拉康看来已经含有弗氏压抑和歪曲自己发现的成分，因为按照定义，弗氏的无意识应该是被压抑的那部分心理区域，那么，对无意识进行意识化的系统加工、改造，本身就歪曲了无意识的概念，所以弗洛伊德实际上压抑并扭曲了自己的早期发现。而且，弗氏引入“超我”消解了意识和无意识的界限，同时也掩盖了自己早期所发现的能动的无意识和意识的对立关系。拉康借用弗氏的隐喻批评说：这犹如一个卫兵站在无意识的后厅和意识的前厅之间突然变成了第三个缓冲的建筑结构。其实这一结构并不存在，是意识的幻想之物。所以，拉康坚持主体心理应该是一种二元辩证的位相模式：无意识／意识；主体／客体；欲望／满足；紧张／快感等。这一黑格尔模式在他的《心理分析的四个核心概念》（1973）中得以详细论述（pp.219—221,pp.254—255），而且从这一辩证关系中， 拉康导入了他的“主体”与“它者”的关系；在霍普金斯大学的研讨会上，拉康在开场白中对自己的“无意识”概念作了一个栩栩如生的隐喻：“总结无意识的最佳意象就是黎明前的巴尔地摩。”〔5〕从这句话看， 拉康的“无意识”是一个失去的客体，是它者之地，是与意识相隔离的客体。从本体论上讲，传统的弗氏心理分析理论把无意识看成是混乱无序的、原生状态的、前语言的浑沌体，它的基本内容是里比多（即性欲），属于个体心理的一块实体区域。具有意味的是，拉康说：“无意识的缺乏才是先于存在的。”〔6〕也就是说，无意识和其基本内容（欲望） 产生于“缺乏”，所以无意识在前语言阶段并不存在。拉康在他的一篇讲演稿《心理分析实践中所揭示的主体功能形成的镜象阶段》（1936）中证明了无意识只有被语言“格式化”才能产生的结论，从而纠正了弗洛伊德把无意识和欲望既看成“缺乏”又看作“原始心理能量”的逻辑性矛盾，坚持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但拉康又说：“它（无意识）既不是实体也不是非实体”〔7〕， 而是一种类似于语言的话语结构。拉康用更明晰的语言表述为：“无意识既不是原生的也不是本能性的，它的基本成分仅仅是能指的成分。”〔8〕
在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中，“自我”不再是一个核心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他所称的“主体”，即意识和无意识活动的整个机制，它由意识的、可知的心理与无意识的、不可知的“它者”构成。正因为对主体来说无意识是主体未知的、陌生的，所以对于拉康来说，无意识首先就是一个“它者”， 而拉康的主体符号就应该是S（表示永恒分裂的主体）。1953年，拉康在巴黎大学的演讲《论符号在无意识中的重要作用》中提出：“无意识是它者的话语。”〔9 〕后来他又说：“心理分析实践在无意识中所发现的是语言的整个结构。”〔10〕由此看来，主体不再是一种自我而是一种符号建构，一种“语法化的”结构。这样，主体以符号建构为媒介，不仅打通主体与文化的通道，而且与其它主体相联结，从而使主体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人。他强调说：“词语是无意识唯一的建筑材料”〔11〕，也是我们进入无意识的唯一途径。拉康经常言道：如果弗洛伊德得益于现代语言学，那么他一定会在关于语言与无意识关系上得出与自己相同的结论。
二、无意识按语言模式构造
拉康是在结构主义的语境中重新阐释弗洛伊德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沿着‘符号’的轨迹寻找弗洛伊德的真理，我们是否会感到全身温暖、一切都在我们周围燃烧”〔12〕。但事实上，语言学并不是拉康理论的基础，他把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的“语言学作为所有其它人文与社会学科基础的”观念颠倒了过来，而视“心理分析为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13〕。但无论如何，两位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和雅各布森——对拉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从二元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对语言符号作了如下定义：语言符号是概念和声音意象的统一体〔14〕，声音意象被称作“能指”；概念被称作“所指”，两者结合构成语言符号。按照索绪尔的说法，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但并非某一个人或团体可以改变的，他比喻道：“我们可把语言符号比作一页薄纸，概念为其正面，声音为其反面，两者不可分离”〔15〕；但意义由能指在语符链中的位置产生，并不依赖于与所指的关系。拉康坚持这一观点，把无意识比拟为能指的图式，并认为能指的位移使主体产生意义，但他却对能指与所指的“稳定关系”产生了怀疑。他在《论符号在无意识中的作用》（1953）中，一开始就质疑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稳定关系，并举例说：“Ladies”与“Gentlemen” 可同指“厕所”（所指），但在一定的语境中却指两个相对立的“地名”。拉康总结说：“所指在能指下面不停地滑动”〔16〕，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关系；符号链有自己的结构和规则，它与物质世界是两种秩序。这一观点对文学阐释理论和实践有重要的意义，为了证明这一点，拉康早在1956年就解读了艾伦·坡的短篇小说《窃信案》，他试图将其理论运用于文学阐释，同时用文学来阐释他的理论。在拉康看来，《窃信案》证明了话语与主体心理过程的内在联系。他沿着能指（“被窃信”）的替换轨迹来分析作品。信的内容（所指）没有披露，但它的位置（谁得到、谁失去、信隐藏在哪里）在被窃转手过程中不断变化，决定了故事中的人物和行为，决定了“诸主体的行动、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取舍、他们的盲点、他们的终结和下场”〔17〕。因此信的易手运动类似于能指在语言链上的位移运动，坡的《窃信案》就成为拉康关于语言符号支配话语主体的隐喻。他把这篇论文放在后来的《文集》之首，以此说明其它论文的主题：能指的法则。他把索绪尔词语引入弗洛伊德早期心理学的图解模式：
UC
Signifed（所指）
─────→──────────────
UCS
Signifier（能指）
应该指出的是，他的这篇论文《关于〈窃信案〉的研讨会》不仅孕育了一种全新的阅读范式，到70年代还引发了一整套关于后结构主义的批评话语：德里达对拉康的这篇论文进行批评和阐发，发表了《真理的探索者》（1975）；美国批评家巴巴拉·约翰逊也卷入这场争论，撰写了《参照的座架：坡、拉康、德里达》（1977）；接着，罗伯特·康·戴维斯也发表了《拉康，以及叙述的抑制》（1983）等。
拉康对索绪尔的“所指／能指”模式进行了三条颠覆性的修正。首先他认为“所指／能指”对立但不统一，它们分别属于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不能相互代替；他强调能指的作用，所以把所指／能指的关系颠倒过来，并依此来定义无意识的结构图式：
S
无意义 ＝ ──[能指（S）先于所指（s）]
s
其次，拉康对索绪尔模式的修正还在于语言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在索绪尔看来，语言通过能指指向所指，所指直接指向“现实”，但拉康说：“语言世界……产生物质世界。”〔18〕所以在拉康的语言学理论中还存在另外一个“现实”，一个“符号化了的现实”，它区别于那个“原生的、非符号化的现实”，而后者对符号化的主体来说永远是一种再也无法找回的“缺失”。这样，拉康对能指与所指关系进行修正的同时也修正了索绪尔的“现实”观，即两个“现实”（R／r）。第三，拉康对索绪尔最大的修正还在能指与所指中间的这条横线（“—”）。这一横线不仅把能指与所指分开，使之分属两种不同的认知区域，而且代表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不可逾越的原生屏障，拉康称之为“主体异化的屏障”〔19〕，更重要的是，它还暗示了主体自身的分裂和异化。这一观点他在1936年的“镜象阶段”演讲中就已提出：主体随着被语言格式化的完成，前语言阶段“理想的我”（the Ideal-Ich ）就变成“分裂的我”；他1948年的一篇《论攻击性与心理分析》的论文以及后来的学术研讨会，特别是在收入《文集》和《心理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的论文中，这一观点得到具体和全面的阐发。
雅各布森对语言符号选择与组合方式的研究为拉康提供了更具体的无意识话语的运作模式。雅各布森认为：语言具有两个最基本的轴：隐喻和换喻。在他的论文《隐喻轴和换喻轴》（1956）中，雅各布森通过自己对失语症的研究，把它们看作是语言二元对立的典型模式，当作语言符号形成的选择和组合两种运作方式的基础。隐喻提供了词与词的替换功能，换喻是一个邻接链，一种词至词的排列功能；隐喻是语义性的，换喻是句法性的。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相当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对立。列维·斯特劳斯曾运用隐喻和换喻去分析神话的原始思维，而拉康则用来修正弗洛伊德的“压缩”和“移位”，他把这两者表示为：
f（S…S'）S＝S（-）sf（S'/S）＝S（+）s
换喻＝组合→移位 隐喻＝替代→压缩
对于拉康来说，隐喻的结构有两层意义：首先它是“无意识的图式”（等同于S／s）；其次它是“意义本身的结构”。前者表明隐喻（原S＇／S）构成原始的压抑，并以此构成无意识；后者表明隐喻构成“意义的生成”，两者结合——压抑和意义——涵盖了无意识的结构和主体信递话语的结构。压抑造成心理症状，而心理症状通过符号替代表现出来（用“+”号表示）。所以无意识，通过被压抑所造成的对心理症状的替代“言说”，那么心理症状就是一个隐喻。相反，换喻是一个横向的、历时性的符号链，并不能穿越横线指向所指（所以用“－”号），符号不断地在区分和延搁的双重运动中被暂时确定，而不能最终确定。拉康把隐喻说成是“知识”（这一点很武断，至今无法证明），把换喻说成是“欲望”，即换喻是欲望的能指。在心理分析中，“欲望”作为能指总是被移位、被延搁，在无限地伪装中呈现，在无限地差异区分和延搁中流动；欲望永远不会穿越代表压抑的“横线”，正如拉康所言：“无意识总是在主体的分裂中摇摆波动，从主体的分裂中，我们产生了一个发现——弗洛伊德把它称作欲望：一种我们将暂时把它定位在我们正在讨论中的话语裸露的换喻链上的欲望。”〔20〕这段话是拉康1964年1月22日讲课的记录，令人晦涩难懂。 笔者的理解是：主体和无意识的生成与分裂同步，伴随着无意识的产生使主体永远处于分裂状态；欲望被主体体验为某种“缺乏”（拉康用作manque-à-être）， 是主体分袭的动因。后半句指欲望总是被锁在语言链（换喻链）上，即欲望在呈现之前就已经被锁在表征物（语言）之上了。
拉康对隐喻和换喻及语言学问题的论述极其晦涩，他用的大量代数公式和图解给读者一种“愈辨愈茫然”的感觉，也应证了拉康自己的名言：“我思我不在，因此我在我不思”〔21〕，拉康从实践上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事实上，拉康从来也没有基于一个基本点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但无论如何，他的隐喻和换喻观提供了无意识运作的方式及意义生成的方式，“无意识的结构类似于语言结构”就是这个意思。总之，拉康的符号学心理分析的核心是语言之外对主体没有什么存在，而语言本身又是一张巨大的符号网络，在本质上是修辞性的，没有透明的超验能指或参照座架。
三、主体心理与符号结构同步生成
在《快乐原则之外》中，弗洛伊德讲述了他孙子的一段趣事：
这个可爱的孩子……有时有一种很有趣的习惯：他拿起能够摸得着的一些小东西然后又把它们扔到床下、扔到墙角等地方。寻找这些玩具并拣起来经常是这孩子一项重要的游戏。在游戏过程中，伴随着兴趣和满足，这孩子经常发出一系列长而亮的“O-O-O-O”叫声。 孩子的母亲和我都一致认为“O-O-O-O ”叫声并不是一系列感叹词而是代表了德语的“fort”。最后我终于明白：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一种游戏，这些玩具的唯一用途是用来玩“gone”（消失）的。有一天，我作了一次观察进一步证明了我的观点：这孩子拿着一个木制的线轴，上面拴着一条长线，但他并没有在地板上拉着线轴玩马车的游戏，而是抓住长线、举起线轴，并熟练地把它扔到边缘被床单遮蔽的小床下。当线轴消失在床下时，他发出“O-O-O-O”的喊声，当他把线轴从床下拉出来时， 他又高兴地喊到“da”，…
这就是弗洛伊德讲述的“消失——出现”游戏（the Fort! Da! ga-me）。 拉康在其论文《言语与语言在心理分析中的功能和区域》（见《文集》pp.30-113，特别是在pp.103-104 ）中讨论“象征秩序”形成时运用这一游戏为例证，并揭示了它的心理学意义，其目的在于阐述主体心理和符号结构形成的密切关系：他把这孩子的举动看成是“缺乏”（线轴消失）生成象征秩序和幻想活动的表现（在他的《心理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中，拉康认为幻想和无意识具有同样的结构）；“线轴”代表别的东西——孩子的母亲，象征形成过程应体现在孩子的线轴游戏之中；幻想在孩子的游戏中得到满足。故事表明，在孩子的动作和重复的声音中，他不知不觉地发现了自己使主体符号化的能力。因此，这一符号（能指）能够弥补“不在场的母亲”（所指），虽然只是象征性的或幻想性的，其欲望是母亲在场。但对于拉康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作为能指的“真正客体”（线轴）还被另外一类能指所代替，因为德语词“fort”还可能理解为“没有”、“离开”、“消失”等意；“da”也可能译为“这儿”、“哪儿”、“来啦”等意。孩子通过符号和幻想认识现实，“无意识地”使自己成为语言化的主体，正如拉康所说：“婴儿根据先于任何主体的象征秩序插入建构了自己”〔22〕，他即使不会说话就已经学会了语言的规则。
拉康发现，主体心理发展必须经过两个重要的功能性阶段：“镜象阶段”（0—18个月）和“俄狄浦斯阶段”。 镜象阶段是婴儿主体符号化阶段（又称“前语言阶段”）；俄狄浦斯阶段则是主体被语言结构格式化所完成的阶段，两者都可以从逻辑推理和实践中得出，但具体时间划分并不怎么明确。拉康对主体心理发展的阐述首次出现在他的讲演稿《心理分析实践中所揭示的主体功能形成的镜象阶段》中，镜子阶段是这一过程的隐喻。在这一阶段，主体与客体（它者是没有界限的），婴儿没有自我感也不知道自己身体的形状；外部的物体在婴儿看来就是他自己的东西。处于这一时期的印象不断沉淀形成“原始的我”（拉康称作“理想的我”），但这种自我感乃是一种幻觉，是想象之物。婴儿生活在一个富足的世界，没有缺乏和压抑，所以也就没有无意识，婴儿的心理好像一面镜子，虽可以认同外部客体，但却无法产生记忆。他分辨的第一个外部客体（第一个“它者”）不是自己而是母亲，也就是说，婴儿在“它者”身上发现了自己。婴儿主体通过能指（如fort,da ）使母亲象征性地再现，这一能指就是婴儿在镜子阶段发现的“它者”，同时也意味着横线“—”下面的所指的产生。由此可见，婴儿一开始的心理因素就产生于二元对立的符号结构。“俄狄浦斯阶段”源于父亲的出现，但拉康的“父亲”只是“父名”，仅指语法规则。随着欲望的被压抑，这种代表法律的“父名”被驱入无意识，结果有意识的自我与被压抑的欲望相分裂，俄狄浦斯情结产生，原来富足但虚幻的自我分裂，成为非统一性的自我。婴儿从完美的“想象”占有中被放逐到“空洞的”语言世界。语言是空洞的，那是因为语言符号必须是以它所指的客体不在场为条件。所以，拉康所讲的“俄狄浦斯法则”就是语言，作为主体与文化及主体与主体信递的媒介，语言既是主体心理结构又是交通结构，它同时构成主体又异化主体。
拉康关于主体心理发展意味着人类的两种认知区域：“想象性认知区域”和“象征性认知区域”，两者构成人类主体的认识。“想象性认知区域”首先形成，它涵盖了原始的、感性的现实，建构了想象、幻想等认识现实的能力；“象征性认知区域”接着覆盖于想象性区域之上，在另一个向度上重新建构了主体认识，使主体具有概念、理性的认识能力。“想象性认知区域”是直接感知，而“象征性认知区域”是间接再现。应该指出的是，主体心理形成过程也同时表现了主体的两种“自恋心理”，前者发生于镜象阶段，婴儿在它者中认识到自己身体的统一感，并在它者身上投射出拉康所称的“理想的自我”；后者建构于象征秩序之内，主体在语言中认识到拉康所称的“符号化的自我”（moi）。 主体认识一切都倾向于这种以我为中心的“向我思维”模式。
结语
拉康对心理学与文学的阐释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写作文本跨越语言学、哲学、心理分析、文学及人类学，预示并在很大程度上铸造了当代文学批评跨学科向度的转折。他坚持在心理分析中注重语言、注重话语修辞的绝对先在作用，因此他的分析比弗洛伊德分析更加“文学化”，在文学批评上也就能显示更大的优势。读者无须寻找作品那些创伤性的事件或作者轶事来确定人物或主体心理的症结，不必寻找作者自恋心理病理或俄狄浦斯症结；只须关注语言本身及修辞中所发现的话语机制，从而使读者直接进入文学分析本身或文学与心理分析互释。因此，在拉康分析中，文学分析和心理分析不再是两个不同领域，而是具有相同基础的、属于同一工程的两个系统，其目的是共同探索人类思维“未知”领域的运作方式。这样，心理学与文学分析的叠合使拉康批评与普通的文学阅读习惯更切近了，分析对象范围也扩大了。在过去15年里，拉康在西方文论界掀起的文学与心理分析互释研究正在“发展”〔23〕，更大的工程，如戴维斯、詹明信、布鲁克斯等许多著名理论家的著作正在出版之中。虽然拉康理论已经受到各种各样的抨击（如吉尔斯·德勒兹和菲力克斯·瓜塔列的《反俄狄浦斯》（1972）和《千座高原》（1980）， 但“拉康思想引入文学阐释的实践及拉康创作诗学的工作才算刚刚开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24〕。
注释：
〔1〕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aclaughlin,CriticalTerms for Literary Stud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1995,p.161.
〔2〕〔24〕James M.Mellard,Using Lacan,Reading Fiction,University of Illinoise Press,1991,pp.3,p.34.
〔3〕Paul Ricoeur,"Consciousness and the Unconscious",in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Essays in Hermeneutics,Ed.DonIhde.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Evanston),1974,pp.101-102.
〔4〕〔8〕〔10〕〔12〕〔18〕〔22〕Jacques Lacan,Ecrits:ASelection,Trans,Alan Sheridan,New York:Norton,1977,p.178,p.147,p.148,p.4,p.65,p.234.
〔5〕〔11〕Yale French Studies: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The Question of Reading:Otherwise,No.55/56(1977),p.189,p.187.
〔6〕〔7〕〔19〕〔20〕〔21〕Jacques Lacan,The Four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Ed.,Jacques-Alain Miller.trans,AlanSheridan.New York:Norton,1978,p.29,p.30,pp.203-205,p.28,166.
〔9〕Jacques Lacan,"The Insistance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See David Lodge,Ed.,Modern Criticism and Theory:A Reader,New York:Longman,1988,p.87.
〔13〕Annette Lavers,"Some Aspects of Language in the Workof Lacan",Semiotica 3,No.3(1971,pp.69-79),p.277.
〔14〕(15)(16)费尔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2、158、87页。
〔17〕Jacques Lacan,Seminar on "The Purloined Letter",inRobert Con Davis and Roland Schleifer eds.,ContemporaryLiterary Criticism,New York and London:Longman,1989,p.312.
〔23〕对拉康与文学批评的互释研究从60年代后期就已开始，但真正的拉康批评升温却始于80 年代初。 关于近15 年的研究状况见J.M.Mellard,Using Lacan,Reading Fiction,University of IllinoiseP-ress,1991,pp.2-5,pp.58-59。国内研究拉康理论甚少，有李淑言的“认识拉康”（《北京大学学报》外国语言文学专刊，1993年第 3期），对拉康的批评语汇进行了介绍；赵一凡的“拉康与主体的消解”（《读书》，1994年第10期），对拉康理论的核心概念“主体”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周小仪的“拉康的早期思想及其‘镜象理论’”（《国外文学》，1996年第3期），对拉康思想的发端作了详细的探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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