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诗》硬伤数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硬伤论文,宋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采摭既广，讹脱亦多”；“买菜求益，更不精审”；这是钱钟书先生对厉鹗《宋诗纪事》和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的总体评价。笔者以为，借用此语来评价《全宋诗》正编72册，也十分恰切。诚然，《全宋诗》集千万书于一书，对宋代散佚诗人及其作品的广搜博采，无疑是功德无量的盛举。但该书出版后，与媒体不遗余力的追捧炒作和屡获大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迄今鲜见学术层面的批评意见和匡谬正讹，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笔者时因专题研究之需而查阅和翻检《全宋诗》，合计总量约2册，仅占全书3%左右，就发现有各种问题数百例之多，情况相当严重而不容忽视，有些舛误、硬伤还相当离奇、出格，甚至令人匪夷所思。本文考订的重点在于作者小传和误收重出及补遗辑佚等几个方面，尽可能以最简洁的文字说清致误原因。本文首列需辩证的内容，标《全宋诗》卷数，必要时括注册／页数，宋代常用书目用简称。本文使用的例证，仅占已发现的10%左右，特此说明。
一、关于作者小传
据《全宋诗·凡例》规定，小传包括作者生卒、字号、籍贯、科第、宦历、封赠、著述等项，且每项均需注明出处。其中失考和错讹比较严重的是宦历、生卒、科第等项，封赠及著作则多失载。有些小传需要重写。兹举几个小传失考和错得比较离奇的例证。
(1)桑庄生平及其时代失考
《全宋诗》卷1069据桑世昌《回文类聚》卷3著录茹芝翁《咏梅》诗二首，作者小传云：“茹芝翁，疑非本名。”编者误系于北宋神宗时人作品，且置于其父桑正国（字君礼）诗卷1150之前，大误。今考桑庄，字公肃，号茹芝，高邮人，世昌父。建炎(1027-1030)间摄天台县主簿。绍兴(1031-1062)年间，寓居天台，尝任西安（治今浙江衢州）县令。又以承议郎知梧州，终官知柳州，卒于乾道二年(1166)以前。有《茹芝广览》300卷，《茹芝续茶谱》等。南宋初曾几尝为其撰《墓志铭》，已佚。
(2)宋释长吉生平及时代失考
长吉，台州临海人。天圣(1023-1032)中，游京师，被诏入译经馆，预编《释教总录》30卷，七年书成，赐紫方袍，号梵才大师。与范仲淹等名公显宦交游，其归天台时，范等人送行诗达数十首之多。为台州临海北山净名庵住持，设般若台，书《维摩经》，时迹安林刹而名重当世。庆历(1041-1048)中仍在世。惜编者未能考其生平，而误置于卷3739时代不详者列，亟应将长吉诗移置于卷163释居昱前，而补小传如上。
(3)尤袤一人分见二卷
卷2336收尤袤诗一卷并立小传(43/2336)，卷2396(45/27703)又别出尤懋，收诗三首，宋无尤懋其人，实即尤袤无疑。此外，同一人分列两处重出者，还有卷123的杨备与卷3750的杨修（备字修之的夺误），卷978的何执中与卷3758的何昌弼（门人对其尊称）等。
(4)曹辅以名、字一人分列二卷
曹辅，字子方。《全宋诗》于卷726收其诗27首（小传见12/8393），又在卷1251(21/14144)列曹子方小传，仅收佚诗句一联。乃一人以名、字误置二卷之例。子方传，其籍贯、宦历多误；辅传亦讹误不少，可据史料补正者甚多。
(5)周煇生年、籍贯、父名皆误
卷2333周煇小传云：“周煇(1126-?)，字昭礼，淮海人，邦彦子。”11字中存在3处失误。周煇固然生于靖康元年，但其生日可考，为十二月初一日，以公元纪年计，已是1127年元月十五日，故应括注为1127年。周煇为海陵（治今江苏泰州）人，此称淮海（今江苏扬州）人，大误。宋人自署淮海，为较大地域范畴，约略指江淮之间地望，是泛指而非实称地名。其相对应的治所亦非今之扬州。此乃缺乏历史地理常识之误。煇之父乃周邦，但因著名词人周邦彦(1056-1121)名气太大，前人已多误，编者不过沿讹踵谬而已。
二、误收重出
这是历代总集均无法避免的问题，究其原因，宋人别集及有关资料中因各种原因已不乏重出误收现象，编者工作中的粗疏无识又导致了新的混乱。仍先看例证。
(6)误收唐人诗
卷1650(29/18487)收录宋释明辩《颂古》32首之23（首句：“打起黄莺儿”）；经检核，此诗又见《全唐诗》卷786金昌绪诗。计有功《唐功纪事》卷15，谓金作，题为《春怨》，注云：出顾陶《唐诗类选》。顾陶乃大中(847-860)年间校书郎，昌绪，唐余杭人，洪迈亦已选此诗入《万首唐人绝句》。且僧人不太可能作此类闺怨诗，当为唐人金昌绪之作。
(7)误收五代南唐人诗及朱、杨同题诗重出
《全宋诗》卷1据《舆地纪胜》及《景定建康志》辑入五代十国·南唐时人朱存《金陵览古》诗16首，朱诗凡200首，多已佚。但可确证为南唐元宗李璟保大(943-957)年间作品，朱诗未入宋时作则显而易见。据《全宋诗·凡例》应删。本书卷124收宋人杨备《金陵览古》同题诗79首（原作百首），其中有两首《绝宅地》（本书误题为《绝地》），前一首“四主衣冠不令终”，见《六朝事迹编类》卷6和《景定建康志》卷42，乃杨作；后一首“列戟高门气自雄”，《景定志》卷37已误录为杨备诗，编者沿讹踵谬。朱、杨两人诗每题均仅一首，当为朱存之作。无独有偶，朱存诗中也有两首《乌衣巷》，前一首“人物风流往事非”，《景定志》卷16作杨备诗，甚是，编者重出，应删作存目处理。
(8)误收宋人词作
卷3253(62/38816)收王谌《渔父词》7首，又于卷3399薛嵎诗(63/39899)重出。实际上，此为《渔家傲》词，非诗，两处均应删除。修订版《全宋词》中定为薛嵎词，极是。同样，卷3738(71/45067)释圆的二首《渔父词》亦为《渔家傲》词，亟应删除。又，卷756郭祥正诗收《醉翁操》词一阕，此非诗乃词。《全宋词》已收入，并指出原误题吴潜作，是。
(9)同姓两人诗误收重出
卷518滕元发收入《寄越州范希文太守》诗，此实误收。今考滕元发(1020-1090)，原名甫，字元发，后因避讳改字为名，字达道。他是范仲淹的外孙，滕皇祐五年(1053)进士及第，始走上仕途。范仲淹已于皇祐四年(1052)去世，相差31岁的两人不可能分任越、湖州守而唱酬。今考滕宗谅(991-1047)，字子京，与范仲淹为同年挚友，宝元二年(1039)，范从润州移知越州，当时滕宗谅知湖州，有《寄会稽范希文》之作，孔延之收入《会稽掇英总集》卷1，《全宋诗》卷174(3/1974)已收入滕宗谅诗，是。
(10)误收同时人诗
卷383(7/4731-4734)张伯玉诗据董弅《严陵集》卷4辑入《寄睦州朱少卿》等15首诗，断为张作，编者又于卷263葛闳诗将这15首诗作存目处理，且加按语云：“此诗及以下各诗共十五首，四库本题葛闳作。然《提要》罗列作者姓名，不及葛闳……为张伯玉诗。”此说颇武断且误，这15首葛闳诗无疑。《提要》所列《严陵集》作者，不可能尽举，四库本在《寄睦州朱少卿》诗题下明言：“以下葛闳作”；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7已辑为葛闳诗，极是。
(11)误收明人诗
卷3772(72/45501)收顾禄《渊明祠》二首，乃据嘉靖《九江府志》卷15，原书注云“宋人”，实误。今考《明诗纪事》甲签卷19，《列朝诗集》甲集均收其人其诗。称其字谨中，明初松江华亭人。《永乐大典》今存各卷收有其诗多达50余首。此编者失考而误沿明代方志之讹。另外，卷3768(72/45442)收赵宗吉《［留］题武夷》一首，据《诗渊》册3页2082题下署曰：“宋佥宪”。今考宋代无此职官，实乃明代“佥都御史”别称，明都察院设左右御史，古称御史为宪台，故又别称“佥宪”，亦简称“佥都”。此不解宋、明官制之失。
三、辑佚补遗
这是《全宋诗》编纂的重点和难点。编者原计划分两步走，首先从今仍传世的宋人诗集及第一批书目中辑集，以为这样“集中搜集”后，“不致有太多的遗漏”。（《全宋诗·编纂说明》）事实上宋诗辑佚的难度和复杂性，散佚诗人及其作品之多，远超出编者的想象和估计。首先，现存四部典籍、佛道两藏、方志稗乘、金石碑志、出土文献、书画题跋中多存有宋人的零诗佚句，其中有些是已有别集传世诗人的佚作，更多则是无集传世作者的作品。其中还存在大量的误收重出，检核十分困难。李裕民《全宋诗补》，仅据正编已利用过的59种书目（仅占正编书目的1%左右，其中个别逸出）就补155家（其中45人《全宋诗》失收，已补小传），补诗及佚句凡数百首（见《文史》56-57辑），可见了一斑。
(12)误收同时人佚句
卷1142晁补之佚诗，据陈景沂《全芳备祖·后集》卷28辑入《茶》诗一联：“闽侯贡璧琢苍玉，中有掉尾寒潭龙。”此实乃张耒诗《乞钱穆公给事丈新赐龙团》首联，见《柯山集》卷11，《全宋诗》卷1163已收入。编者失考，误沿类书之讹。
(13)编者已用过书的漏辑误录
笔者仅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1《纪诗》（下简称《漫录》，仅标是书点校本页码）核查了编者使用该书是条状况，数十首佚诗（包括佚句）中就漏录有二，误录其一。卷95钱惟演已据《漫录》（页328）辑其《赋竹诗》，但却漏辑《寄晏元献特丹绝句》（页333）一首，因编者不知钱惟演初谥思，后改谥文僖耳。卷153刘夔漏收其《茱萸》诗“华颠帽落从人笑，不插茱萸也是闲”等二联。卷839收《黄左丞席上作》，系从《漫录》（页315）录诗，诗题竟误“王”为“黄”，又尾联首句“日初上”，讹倒作“初日上”。
(14)宋人别集中附录他人诗漏辑
如《李觏集》卷24页266附录有张商英及朱褒《过新城院》诗各一首，《全宋诗》失收，应分别补入卷933张商英及卷1277朱褒。其例不胜枚举。
(15)漏辑误收宋代方志中诗
《宋元方志丛刊》及《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乃宋诗辑佚的渊薮，这几部方志、总志中有大量宋诗及佚句可辑，有些均需考辨，方可确证为宋诗，有些则属编者粗疏漏录误收。因篇幅关系，不一一举例。
以上仅随意抽取极少量书就辑佚补遗情况进行复查，已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错讹和遗漏。如果扩大复查书的范畴，相信会有更多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全宋诗》正编的补遗辑佚仅收录了极少量佚诗。就其正编所涉及的书目看，相对于现有数以万计的文献资料而言，普查的量还极大。据悉正编纂中的《宋登科记考》一书中收集到的宋人诸科及第资料已有4万人之多，而全宋诗收入者还不足万人，可见一斑。对于目前刊行的《全宋诗》正编，笔者提醒学者和读者使用时一定要检核引用的原书，所幸均附以出处，这不失为《全宋诗》优于清编《全唐诗》的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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