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制度基础——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的修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宏观经济论文,需求论文,稳定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预期还是制度
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就业和总产出取决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指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相交时的需求水平。在凯恩斯看来，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是有效需求不足，即总需求水平低于充分就业的需求水平，在这一点上，凯恩斯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奉行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
凯恩斯把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归于三大心理规律：一、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二、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三、流动偏好规律。三大心理规律的共同点是强调了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对经济主体（消费者和投资者）经济行为的影响。由于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消费者才增加储蓄（消费倾向规律），持有现金（流动偏好规律），企业家预期收益才不稳定（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因此凯恩斯的逻辑是失业或萧条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源于三大心理规律，而产生三大规律的根源是不确定的预期。凯恩斯尤其强调投资者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的不稳定性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他说：“我们据以推测未来收益的一点知识，其基础异常脆弱。若干年以后，何种因素决定投资之收益，我们实在知道得很少，——少到不足道。”（注：〔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28页。）这样凯恩斯认为，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人们难以对未来作出确定性解释，正如斯基德尔斯基所言：“总的说来，凯恩斯的主要观点是不确定性预期。”（注：〔美〕布赖恩·斯诺登等：《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5页。）戴维森也认为《通论》的核心思想是：在一个不确定性不能用概率去计算的不确定的社会中，预期的形成并影响行为的方式。凯恩斯的这种认识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在新古典的世界中，所有的市场行为主体被假定具有完全的市场信息，他们对市场预期的准确性保证了新古典世界的确定性。新古典理论忽略了不确定性及有限的知识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忽略了时间因素对市场主体预期的影响。
在这里凯恩斯把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归于经济主体的不确定性预期，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中固有的不稳定性，但是当他分析这种不确定性预期的根源时，把它归于经济主体的心理作用，使他的理论走向了歧途。在分析投资者对投资品价值的评价时，凯恩斯认为“只是一群无知无识者群众心里之产物，自会因群意之骤变而剧烈波动”，这样“市场也会一时受乐观情绪所支配，一时又受悲观情绪所弥漫”（注：〔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32页。）。关于投资者的投资动因，凯恩斯甚至把它归于投资者“一时血气之冲动”，他认为“今日之决策可以影响未来，此种决策（不论是个人的政治的或经济的），不能完全依据严格的冷静盘算……社会之所以周运不息，就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内在的驱策想动……在需要原动力之处，理智不能不依赖想象、情绪或机缘”（注：〔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38-139页。）。在这里，凯恩斯把不完全信息情况下，预期的不确定性及由此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归于市场主体的心理作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抛开了制度的根源，回避了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下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对市场主体心理预期的不确定性影响，没能彻底摆脱新古典的范式，这也正是新剑桥学派批评凯恩斯的地方。
二、预期的制度基础
无论哪种预期行为，它的基础都是个人对未来预期变量的判断，因而预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是这种主观判断建立在对客观形势及信息的分析基础之上，因此，预期行为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主观行为。在影响预期的诸多客观因素中，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任何经济主体的活动都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中，这一框架规定了各种经济主体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即制度规定了行为主体的行为边际。经济主体的行为受其预期支配，但预期则是制度的函数。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表面上看是人们的预期在起作用，实际上它的基础是制度，正是在一定的制度基础上，人们积累了过去的经验并据此判断未来。可以说制度是经济主体形成未来预期的信息之源。制度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影响预期：
第一，制度以契约形式规范了人们的交易行为。制度内生于人们的交易过程，同时以契约形式规范人们的交易行为。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的假定：(1)个人的经济行为是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即个人希望获得更多的商品和追求更多的目标；(2)人类社会的经济资源是稀缺的。在这种假定下，当两个或更多的人为争夺一种稀缺的商品而无规则竞争时，竞争的代价会消耗掉商品的价值，这种现象就是著名的租值消散定律。人们为了减少无序的竞争导致资源浪费，把更多的资源用于财富生产而订立各种契约规范人们的竞争行为，制度因此而产生了。根据现代契约理论，契约分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前者以法律、书面合同等形式存在，后者以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形式存在，它们共同作为制度的形式约束着交易者的行为，减少交易者出于机会主义动机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制度的存在由于匡定了交易者的行为界限，能够减少（虽然不能彻底消除）预期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那种有利于交易重复进行的制度安排。博弈论表明，重复进行的交易有利于达成合作均衡，而非重复进行的交易极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
第二，制度为交易者的预期提供必要的知识和经验。经济主体的预期是在一定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知识和经验来自文化的代际传播与自身的学习和对外部环境的感悟。制度文化是经济主体知识和经验的重要来源。根据认知理论，知识可以分为交流的知识和默认的知识。交流的知识是那些能由一个人传达到另一个人的知识，默认的知识一般指由当事人自明而无须学习与阐述的知识，它们一部分由实践中得来，一部分来自于制度文化的传承，并且只有部分可进行交流且存在交流障碍。默认知识对不同的经济主体而言是其自身的专有知识，它一方面解释了同一制度文化中群体行为的共同性，一方面解释了经济个体预期和行为的差异性。经济主体预期的形成有赖于交流的知识和默认的知识。
三、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对经济主体心理预期的影响
以上阐述了制度影响预期的一般理论，在各种经济制度中，有两种制度安排直接影响经济主体的心理预期和实际经济行为，其一是产权制度；其二是分配制度。前者影响生产者（投资者）的预期和行为，后者影响消费者的预期和行为。而在封闭经济中，投资和消费决定了总需求及由它决定的就业水平。本文拟从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分析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制度基础。
第一，产权制度。产权制度规定了产权主体占有和交易财产的权力以及对财产损失应负的责任。根据在占有和交易财产中，产权主体权力和责任安排情况，产权制度可分为歧视性产权制度和非歧视性产权制度。歧视性产权制度指在这种制度框架中，产权主体占有和交易财产的权力不平等，具体表现在不同产权主体在财产占有和交易中机会的不平等，而这种机会的不平等可能是市场安排的结果，也可能是人为安排的结果，前者一般表现为垄断资本对中小资本的排挤，后者则表现为政府的意志，如对某一种性质产权（国有产权或私人产权、垄断资本或中小资本）的保护。歧视性产权制度使不同的产权主体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同地位，受歧视的产权主体处于劣势，从而影响其投资心理、投资机会和投资绩效，而受保护的产权主体由于约束不足而导致滥用产权。因此在歧视性产权制度中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可能是效益低下、波动频繁、预期不稳定、投机行为盛行和投资行为短期化。非歧视性产权制度则使产权主体在占有和交易财产的市场活动中处于平等地位，它们有平等的投融资机会和市场交易机会，共同服从市场交易法则，它们平等地获取财产运营带来的收益，同时必须为自己的财产损失负责，这有利于降低市场运行成本，建立健全的投资激励和约束机制，从而降低预期的不确定性，加强投资的理性化，提高产权主体的投资绩效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任何社会在任何时期都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探索着有效的产权制度，因为对财富的追求是各种社会的共同特征，而产权制度则规范着人们追求财富的行为。从歧视性产权制度向非歧视性产权制度演变的历程实际也是财产在由少数人控制和享有向全社会人控制和享有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产生是人为安排和市场安排相互作用的结果。市场竞争要求产权主体处于平等地位，把投资效率低下的产权主体淘汰出局，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是各种产权主体的共同追求，以保护自己的投资权益，歧视性产权制度无疑既不符合市场法则也不符合各种产权主体的根本利益。
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中，怀疑市场在单独调解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强调国家干预。他认为市场无法自发地保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是国家干预的理由，而他的干预措施无非是在私人投资不足的情况下，补充以政府投资。由于把私人投资不足归于心理作用，因此开出了不切合宏观经济运行的药方，导致70年代西方经济滞胀局面。在二三十年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由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进入到垄断竞争的市场经济，虽然产权制度仍以私人产权为主，但产权的占有和交易形式已发生了变化，垄断资本在产权的占有和交易中处于支配地位。例如，在美国1924-1929年中，在加工工业工人总数中，拥有50个工人以下的小企业的比重由23.8%降到19.4%；与此相反，拥有500工人以上大企业的比重则由31%上升为37.6%；同时年产值在100万元以上的大企业的比重迅速增加，在企业总数中由1.4%增加为5.6%；在工人总数中由35.7%增加为58%；在产品的总值中由48.8%增为69.3%；在英法等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注：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中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124页。）。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理由认为市场经济中出现了歧视性产权制度使大企业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主动、支配地位，而中小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私人投资不足，恰是大量中小企业破产所致，在危机中，美国破产企业超过14万家，德国约6万家，法国5.7万家，英国3.2万家（注：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中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而凯恩斯忽视了产权制度的这种特征和影响，把投资不足归于心理作用。
第二、分配制度。分配制度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另一个重要制度基础。分配的状况不仅决定消费者的财产分配情况、即期消费能力和消费行为，而且影响消费者关于未来的收入预期，而它反过来又影响消费者的现期消费。现代消费理论已表明消费者希望保持相对稳定的消费水平，以实现一生消费资源最佳配置，获得最大的消费效用。如果一种收入分配制度不仅能保证消费获得足够现期收入而且能使消费者不必为未来的收入担心，可以想象消费者会增加眼前的消费；反之消费者则会减少消费。
消费（指生活消费）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在于使投资后生产的消费品转化为货币，从而使再生产得以进行，当消费减少使一部分商品无法转化为货币时，会使这部分商品无法以其他形式进入下一个再生产过程而滞留在前一阶段，再生产规模因此会受到影响，在宏观经济中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反之则反是。显然分配制度通过影响消费影响着社会再生产过程和宏观经济稳定性。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把消费的减少归结于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即随着收入的增加，增加的消费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在凯恩斯看来这是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有两个问题：首先，他把个体行为和个体行为影响的集合相等同。在经济运行中个体行为结果并不必然是集体行为的结果，个体行为目标与集体行为结果的矛盾，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理性的冲突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消费行为中，个人收入增加而消费倾向减少并不必然产生宏观消费的减少，原因在于在宏观消费行为中受人口的年龄分布、性别分布、个人收入状况变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宏观消费是相对稳定的。弗里德曼等人通过对美国经济资料的考察提出持久性收入假说，用来说明在长期中消费倾向的稳定性。另外，消费的减少也不必然使总需求减少，事实表明，在现代社会人们保存财富的方式既不是以持有实物资产为主，也不是以持有现金为主，而是用来储蓄或购买有价证券。储蓄和购买有价证券会使减少的消费转化为潜在的投资。如果融资渠道畅通，不存在银行惜贷和歧视性贷款，资本市场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从而使潜在投资转化为实际投资，则即使在消费减少的情况下也可能保证总需求的规模，只有当消费减少同时投资也减少时总需求才会减少。
其次，凯恩斯的理论忽视了分配制度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虽然凯恩斯也认识到了当时西方社会分配两极分化的问题，并幻想社会过渡到消灭食利阶级的较为理想的社会，但凯恩斯并未把这种思想纳入其有效需求理论。分配两极分化特指少数人的富有与多数人的贫穷。它通过恶化低收入者当期的收入而影响他们的即期购买力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从而使他们减少当期消费，而富有者由于其消费的有限性，也无法大规模的增加消费尤其是一般消费品的消费。在大部分商品无法转化为货币的情况下，投资行为可能受到影响，于是再生产规模萎缩，经济陷入衰退之中。几乎每一次衰退我们都可以在分配上找到它的理由，原因很简单，分配影响消费。以美国为例，在1929年到1933年的西方经济危机中，占人口1%的富豪，竟据有国民财富总额的59%，而占人口87%的普通群众却只享有国民财富的10%（注：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中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页。）。因此，凡是在分配问题上处理的较为理想的国家有理由相信它经济稳定运行的潜力。任何社会都无法找到绝对理想的分配制度，但能增加大多数消费者的收入，并使之能与经济增长相适应，从而提高其购买力、稳定对未来预期的分配制度，应是较为理想的。
四、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制度安排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是一国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制度基础，它影响甚至决定着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未来预期和经济行为。合理的非歧视性的产权制度能够为一国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提高资产运营和经济增长的绩效，而相对公平的分配制度不仅有利于稳定消费，而且通过引导投资促进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目前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着歧视性产权制度和不完善的分配制度，制约着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持续增长。
1、完善合理的非歧视性产权制度。
目前的产权制度存在严重的歧视现象：(1)不同产权主体在金融市场的融资机会不平等。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重逐渐下降，但对国有经济的保护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显著特点。在融资问题上，虽然非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明显好于国有企业，但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主要向国有企业倾斜，非国有企业则受到歧视，以工商银行为例，截止1999年6月在短期贷款余额中，对非国有企业只占20.9%，后者又以对集体企业贷款为主，三资企业占5.2%，个体和私营企业仅占0.54%（王小鲁，2000）。由于缺乏顺畅的融资渠道，非国家企业的投资热情受到抑制，而与此同时，流向国有企业的资本并未获得相应的回报，大面积亏损使银行死帐呆帐剧增，股市风险加大，严重破坏宏观经济的稳定性。(2)产权交易受到限制。在资本市场上，占总股本比例70%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使产权交易受到限制，本来稀缺的资本无法得到有效配置。这种歧视性的产权制度严重挫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对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产生不利影响。近几年我国非国有企业投资增长率逐年下降，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歧视性产权制度不仅不利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而且不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它使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质量下降，风险剧增。
因此，消除产权制度的歧视性已成为当务之急。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撤消市场准入壁垒，促进产权流动，取消信贷歧视，推动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使各种产权产体在市场上具有平等的地位、公平的机会，是我国产权制度建设的方向。推动产权制度建设，建立非歧视性的产权制度，能够为我国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奠定坚实的产权基础。
2.完善相对公平的分配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在提高，但也应看到居民收入差距在迅速拉大。不同人群收入的百分比份额是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从该指标来衡量，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程度已经高于部分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根据《1998-199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在调查年份，中国最低的20%人口的收入比重只有5.5%，最低的40%人口的收入比重仅为15.4%，而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比重达30.9%，最高的20%人口的收入比重甚至高达47.%，比全部发达国家、经济转轨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收入差别悬殊程度还要高（注：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98-199页。）。
基尼系数也表明我国收入差距的悬殊。根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基尼系数为41.5%，发达国家为40.1%-23.1%之间，转轨国家在39.5%-19.5%之间，发展中国家印度为29.7%，孟加拉国为28.3%，巴基斯坦为31.2%，印尼为34.2%，斯里兰卡为30.1%（注：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98-199页。）。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更突出表现是城乡差距。1985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为1.86倍，消费差距为2.12倍，到1997年收入差距拉大为2.47倍，消费差距扩大为2.59倍。1998年城镇人均居民收入水平大体相当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6倍。收入差距和相应的消费差距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王宏伟，2000）。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严重制约了消费市场的发展，使城乡消费处于不均衡发展之中，一方面城市消费已向高档耐用消费品进军，另一方面农村基本耐用消费品尚未普及；一方面是产品的过剩，另一方面是广大居民无力购买。
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同时，由于企业经营困难大量人员下岗，使居民收入预期恶化，而医疗养老保险制度不健全，同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加大了居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对未来预期的恶化制约着居民消费的热情，使消费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拉动力不足。
为充分发挥消费的积极作用，稳定收入预期应进一步完善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具体说：1.完善个人所得税制，通过收入再分配缓和收入差距；2.加快城市化进程，改进农业生产方式，加大农业投入，切实增加农民收入；3.健全养老保险、失业保障制度，使广大居民没有后顾之优；4.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引导居民消费心理。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应以平抑贫富、增加广大居民收入、稳定居民预期和推动居民消费为目的。
结论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指出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不稳定因素，但他把这归于经济主体的心理作用，而忽视了形成不稳定预期的制度基础，而本文认为影响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根本是制度因素，尤其是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预期是制度安排的函数。因此为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应加快改革完善产权制度，建立非歧视性的鼓励投资的产权制度，同时健全分配制度缩小两极分化，稳定居民收入预期以刺激消费需求。总之，应该为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奠定相应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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