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与当代中国跨世纪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级阶段论文,当代中国论文,跨世纪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4730 （2000）04—0001—07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在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正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因而成为我们党的理论旗帜和民族的精神支柱。世纪之交，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要对“什么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回答。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际，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作出新的阐述和概括，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为我国跨世纪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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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必须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指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与“比较发达”两个阶段[1]（P116）， 这是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萌芽。但毛泽东对“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内涵未作明确的论证，党在制定政策时发生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失误。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在于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也是江泽民阐述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问题的理论基础。江泽民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充分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任务的艰巨性、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性。
首先，江泽民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任务的艰巨性。1987年党的十三大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进程概括为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包括五个方面，即摆脱贫穷和落后，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变为商品经济，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历史任务作了新的阐述，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由于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以下九个方面的历史任务：一是从不发达状态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三是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四是由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五是建立和完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六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七是从科教文化落后转变为科教文化比较发达；八是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九是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
与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务的表述突出发展生产力要求不同，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九大历史任务的阐述既凸现了经济建设的要求，又强调了这一历史阶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求；既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既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的任务，又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既指出要缩小国内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差距，又指出要缩小国际经济文化发展的差距，这就把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任务全面揭示了出来。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工业化、市场化、富裕化、民主化、文明化和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历史任务是十分繁重和艰巨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其次，江泽民论证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任务的艰巨性以及实现这些任务所需时间的长期性认识不足。1986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3]（P171）要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东方大国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需要一个世纪的奋斗。所以邓小平规划的“三步走”战略是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大体上需要100年左右的时间。
江泽民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认识，指出，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 这就更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历史阶段主要矛盾存在的长期性。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九大历史任务的阐述，也更具体地揭示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一般花了几百年时间，我国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的大国，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实现并非易事。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但我们又要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九大历史任务的完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再也不能犯急于求成的错误。1953年我国曾提出“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即计划用1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结果却是“三大改造”仅用3年就提前完成了，可国家工业化到现在还未完全实现。 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农村工业化是长期的过程，市场化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江泽民提出2000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要通过工业化、市场化推进现代化和生活富裕化，特别是缩小地区差距和国际差距，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总之，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九大历史任务的阐述，实际上也就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我们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最后，江泽民阐明了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党的基本路线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实际决定的。由于我国已是社会主义社会，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伟大的胜利，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由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后，生产力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就要通过改革开放给社会主义发展注入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正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以党的工作中心应是经济建设。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又是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九大历史任务的需要。要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富裕化等经济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要建立充满活力的体制，要缩小地区差距与国际差距，就需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都要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长期性决定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长期性，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历史任务的艰巨性则要求我们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所以江泽民强调，在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历史时刻，必须郑重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二十年来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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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提出了“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找到了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道路。江泽民在实施第二步发展战略过程中，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方针，开拓了实现现代化的新途径；特别是具体规划了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的步骤及其新的战略措施。
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提出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将“一个中心”确定为党的基本路线的最主要的内容。不仅如此，邓小平还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一工作中心，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第一步，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在90年代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即从500美元达到1000美元；第三步，在21 世纪用50年时间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从1000美元达到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3]（P226）。在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领导下， 经过80年代和90年代的奋斗，“三步走”的头两步目标已基本实现。如何规划21世纪前50年的具体发展，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课题。
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展望21世纪的目标，把第三步发展战略划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后，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1921年建党100周年时， 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时， 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这样， 江泽民就把第三步发展战略进一步具体化了，使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发展的方向。
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三步发展战略的具体规划是有客观基础的，即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分析之上。江泽民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2] 过去由于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认识不清，结果不是犯了经济建设这一工作中心动摇而搞“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犯了“大跃进”那样经济建设急躁冒进的错误。江泽民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不懈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识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横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充满信心地加快经济发展，又要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
“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一步目标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20世纪80年代领导人民实现的，20世纪90年代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则是由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实现的。为了实现第二步发展战略，江泽民率领全党全国人民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努力探索现代化建设的新途径，提出了经济工作两个根本转变、党的基本方针和两大发展战略等新思路。
第一，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思想。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重投入轻产出、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已越来越难以为继。邓小平看到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问题，强调经济增长只有注重质量，讲求效益，其发展速度才过得硬。江泽民坚持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速度要过得硬的思想，把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表述为粗放型，充分揭示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指出：我们过去总是过分依靠增加投入，偏重数量扩张和铺新摊子，单纯追求增长速度，结果忽视经济质量，整体素质不高，效益不理想。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同，江泽民把集约型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新方式。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要求，即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从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4]（P1462）。
第二，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邓小平强调，经济现代化，基础在教育，关键靠科技。1995年，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他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4]（P1385）。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又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技术创新大会，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具体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我们就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
第三，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还需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难以为继，就是因为经济规模的扩大和数量型增长与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我国耕地、水和矿产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比较低，今后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对资源总量的要求更多，环境保护的难度更大。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以保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就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如江泽民所说的，“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4]（P1464）
第四，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决策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创新是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解除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而在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过程中，江泽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指出：“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我个人看法，比较倾向于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作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决策。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要求具体化，勾画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基本框架和总体构想。1995年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把经济体制的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联系在一起，提出“两个根本转变”的思想。“两个根本转变”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注重质量、效益的集约型经济增长呼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体制支持。
第五，从总揽全局的角度，提出党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本方针。在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江泽民不断总结经验，深化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1995年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发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阐述了如何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与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其中具有全局性的关系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江泽民指出，发展是目的，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改革是动力，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为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稳定是前提，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等什么事也干不成[4]（P1461）。根据江泽民这一思想，十四届五中全会把“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方针肯定了下来。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的要求；1999年又果断而稳妥地处理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和“法轮功”邪教组织；2000年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的进程， 从而坚持党的基本方针不动摇，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保持了社会政治的稳定。
经济工作的“两个根本转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现我国现代化第二步发展战略中提出的新思路，是现代化建设中总结和提炼出的宝贵经验，在新世纪必须坚持和发展。在21世纪前50年，我们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就必须坚持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坚持党的基本方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新世纪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比第一、二步发展目标更宏伟，任务更艰巨。为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最近又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新战略。江泽民指出：“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5]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江泽民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构想、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思想的重大发展。只有西部实现了小康，才谈得上全国的小康；只有西部实现了现代化，才有全国的现代化。全党全国人民都要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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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江泽民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三个代表”的党建思想。
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而邓小平在阐明社会主义特征时则指出，社会主义的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共同富裕[3]（P142）。 邓小平已不是一般地谈论公有制，但还未说明以公有制为主体是一般的社会主义原则还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江泽民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指出，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就必须“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2]。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已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原则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但当时尚未将其概括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有些规定也还未完全定型和成熟。譬如，1991年“七一”讲话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提法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当时我们党还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12月9日，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律知识讲座上发表讲话时提出“以法治国”的思想；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又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全面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主要包括：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展“三个面向”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些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共同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
江泽民关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的思想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这样的目标和政策，关键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与1991年江泽民的“七一”讲话相比较，“十五大”报告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要求突出了“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可见，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推动我们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认识不断取得新突破。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我们党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必须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江泽民指出，面向新世纪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是：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光辉思想，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江泽民对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任务的新概括。“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6]（P5，14）。要做到“三个代表”，必须坚持“讲学习， 讲政治，讲正气”，这样才能体现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时代精神。江泽民关于“三讲”和“三个代表”的论述是对邓小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发展，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也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纲领，身体力行“三个代表”，就能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迈向新世纪；就能把我们党建设好，把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好，在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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