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荡网络的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网络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 （2000）01—0015—08
一
无论人们对于“网络文学”还会产生多少争议，“网络文学”这个概念终于站稳了脚跟。尽管“网络文学”的完善定义有待于理论的进一步修补，但是，文学进驻网络空间并且成为一个活跃的臣民，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现今已经没有多少人否认网络文学的存在。许多人的目光开始越过这个事实向后延伸：网络为文学制造了哪些强有力的冲击？换言之，因为网络文学的出现，传统文学正在或者即将发生哪些深刻的变化？
蔡智恒、安妮宝贝、李寻欢、宁财神、邢育森这些网络作家的名字渐为人知，网易公司与文学网站“榕树下”的文学评奖均己落下帷幕。检阅过“榕树下”网站的得奖作品之后，资深作家陈村慷慨地赠言网络文学：“前途无量”。他在“网络之星”丛书的序言之中说：“有人一口派定网上的文学作品都是垃圾，那是精神错乱，我们应该怜悯他。有人说网上作品才是文学，那是理想，我们要努力。”显而易见，陈村所青睐的是“网络的原创文学”——即仅仅在网络空间写作和发表的作品（注：陈村：《网络两则》，《作家》2000年5期。 ）。由于文学爱好者的录入或者网站招徕用户的点击，网络空间存有大量业已出版的世界文学经典或者风靡一时的流行之作。对于这一部分文学而言，网络仅仅是一种征集读者的新型传播媒介。栖息于网络空间的文学不过是纸张文学的电子复制。这一部分文学并没有因为网络而改头换面，甚至提出新的美学设想。相形之下，“网络的原创文学”可能包含了某种前所未有的文学类型。在这一批文学那里，网络不再是计算机屏幕对于书籍纸张的替代；网络的特征介入文学生产——从遣词造句到发行传播——的全过程。
伊格尔顿曾经提议考察艺术的“生产工具”。对于文学说来，书写工具很大程度地决定了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之间的互动关系。从龟甲、钟鼎、竹简、缣帛到纸张，新型的文学生产资料不断地改变书写者与阅读者的范围。这不仅派生出种种特殊的文体，同时还不断地重建文学社会学。如同人们的历史考察所发现的那样，书写工具的日益廉价导致了持续的文化民主。书写工具摆脱了权贵阶层的政治、经济垄断之后，文化归还了大众。大众的通俗语言赢得了文字的记载，甚至赢得了刊印的权利。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事件；这时常还意味着某些发不出声音的匿名阶层开始浮出文化地平线。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生产工具以及文化传播体系的改变时常是缔造一个新型社会的重要条件。根据安德森的观点，印刷技术的发明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安德森称之为“印刷资本主义”。他概括说：“资本主义和印刷技术通过作用于人类语言的不可避免的多样性的命运，使一种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这种共同体的基本形态为现代民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注：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学术思想评论》第五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现今，一些人将网络空间形容为“后纸张”时代的书写与传播工具。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经济、社会民主以及文化形式无不因为网络的介入而产生历史性的转折；对于文学说来，人们逐渐将问题凝聚到这个方面：这一项技术革命是否包含了诱发艺术革命的契机？
很少人有胆量预言，网络文学的兴盛丝毫无损于传统文学的既定规范；但是，人们可以从某些不无委婉的表述之中发现传统文学的抵抗。不少传统文学的作家重复申明：文学的本质从未改变，评价文学的尺度始终如一，他们对于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一视同仁。余华断言：“对于文学说来，无论是网上传播还是平面出版传播，只是传播的方式不同，而不会是文学本质的不同。”（注：参见应建《网络文学能否成气候》，《深圳周刊》155期，2000年2月21日；余华的观点见《网络和文学》，《作家》，2000年5期。 ）“文学的特性将因此——随着作品的发表方式、传播方式和作家成分结构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甚或损害吗？”吴俊对于这种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作品的文学性取决于它自身的叙述和表现，同其物化的载体（媒介）形式——不管是纸质书刊还是电脑网络——并无必然联系。”（注：吴俊：《网络文学：技术和商业的双驾马车》，《上海文学》2000年5月。）然而， 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网络作家的首肯。他们看来，“始终如一”的尺度无宁说证明了传统文学吞并网络文学的姿态。人们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事件之中发现网络作家的理论异议——他们不信任网络文学评奖聘请的评委：“从网络调查中看出，不少‘网虫’对由王蒙、刘心武、张抗抗等几位知名作家主持评委会感到‘滑稽’和‘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几乎是清一色因写书成名的传统文学作家，对网络知道多少值得怀疑。评委之一的莫言说自己连一次网都没有上过。由这些评委评出来的作品，不仅难以评出真正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而且也伤害了网民的感情。此外，按何种标准进行评选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注：参见应建《网络文学能否成气候》，《深圳周刊》155期，2000年2月21日；余华的观点见《网络和文学》，《作家》，2000年5期。 ）也有一些传统文学的作家愿意呼应网络作家的观点——例如徐坤。在她看来，网络文学必须产生新的衡量标准（注：参见应建《网络文学能否成气候》，《深圳周刊》155期，2000年2月21日；余华的观点见《网络和文学》，《作家》，2000年5期。）。然而， 迄今为止，这些标准尚未得到清晰的表述。张抗抗曾经提到她的一次有趣经历。她被聘为“网易中国网络文学奖”的评委之后，打算遭遇一批洪水猛兽式的作品。然而，她的阅读并没有带来太多的惊讶。她说，自己“在进入主次阅读之前，曾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打算去迎候并接受网上任何希奇古怪的另类文学样式。读完最后一篇稿时，似乎是有些小小的失望——准备了网上写作的恣意妄为，多数文本却是谨慎和规范的；准备了网上写作的网络文化特质，事实却是大海和江河淹没了渔网；准备了网上写作的极端个人化情感世界，许多文本仍然倾注着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和社会关怀；准备了网络世界特定的现代或后现代话语体系，而扑入视线的叙述语言却是古典与现代，虚拟与实在杂糅混合、兼收并蓄的。被初评挑选出来的30篇作品，纠正了我在此之前对于网络文学或是网络写作特质的某些预设，它比我想象的要显得温和与理性。即便是一些‘离经叛道’的实验性文本，同纯文学刊物上已经发表的许多‘前卫’作品相比，并没有‘质’的区别。若是打印成纸稿，‘网上’的和‘网下’的，恐怕一时难以辨认。我不知道那些‘异质’的和‘另类’的网络成品，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还是被初评筛掉删去，成了‘漏网之鱼’？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任何评奖过程真正较量的不是作品，而是评奖的标准。”张抗抗对于网络文学可能产生哪些冲击表示茫然：“网络文学会改变文学的载体和传播方式，会改变读者阅读的习惯，会改变作者的视野、心态、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文学本身？比如说，情感、想象、良知、语言等文学要素。”（注：张抗抗：《网络文学杂感》，2000年3月1日《中华读书报》3版。）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必须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文学的本质的确从未改变吗？事实上，许多理论家——例如福柯，或者先前提到的伊格尔顿——早就对这种本质主义的文学定义亮出批判的锋刃。伊格尔顿声称：“文学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他奉劝人们抛弃一个幻觉：文学具有永久给定的“客观性”。在他看来，文学之为文学是由特定历史条件指定的，或者说是被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质实践和社会关系之网“构造”出来的（注：伊格尔顿：《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0页。）。书写工具以及传播范围无疑只是“构造”文学的历史条件之一。纸张与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扩展了大型叙事作品的流传范围，这多少改变了甲骨文时代的文学本质；网络空间开启的后纸张时代又会在哪些方面修改文学之为文学的既成规范呢？在我看来，这恰恰意味着网络文学不可替代的独特内涵。
二
网络文学的写作仅仅是敲打键盘：网络文学的发表仅仅是按动鼠标把自己的作品送上电子公告牌；网络文学的阅读仅仅是开启一台带有调制解调器的计算机。这个文化交流的回环如此简明——这个交流回环背后的全部细节已经由电子技术解决。在这个意义上，网络学似乎再度证明了网络的理念：自由与平等。所有的人都可以尽情地写作、发表和阅读。这个交流回环的内部不再存在以任何名义——例如，编辑、印刷成本、权威批评家、有关权力部门，等等——制造的障碍。总而言之，网络空间的权威殒落了。这彻底地改变了网络空间的文学社会学。没有出版机构的编辑守门，不会遭遇难堪而又伤心的持续退稿，资金问题已经无足轻重，怀才不遇的郁闷荡然无存，所有为印刷作品设置的禁区对于网络技术无效。只要自己愿意，一个人可以即刻将所有作品送达公众视域。这样，许多遭受权威以及既定文学体制压抑和遮蔽的声音得到了出其不意的释放：网络空间嘈杂喧哗，见仁见智。王朔曾经是大众传播媒介——包括印刷传媒与电视、电影为代表的电子传媒——的宠儿，他的能言善辩与玩世不恭的“痞子腔”挫败了许多一本正经的理论家；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王朔对于金庸的挑战竟然遭到了来自网络空间的猛烈还击。一大批无视论辩学术规范的尖刻言论涌入电子公告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里，王朔利用娴熟的反讽而树立的权威被更多的调侃淹没了。网络空间的这方面文字曾经被收集为一册正式付印出版：《我是网虫我怕谁》——虽然套用了王朔的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谁”，但是，这个书名还是恰如其份地证明了网络空间的自由和放肆。相对于传统的大众传媒，网络更多地被视为从文化精英手中夺回的公共空间。
网络的发明骤然增添了文学两端的张力。一方面，文学赢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范围与传播速度：另一方面，文学撤销了作品发表之前的一切审查机制。文化公共空间最大限度地向私人话语敞开。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文学似乎返回了文学的原始状态：人人都可以无拘无束地利用文学形式抒情言志，或者叙述种种白日梦。这个意义上，网络或许是惊世骇俗之作的温床，或许是陈词滥调的衍生之地。陈村机智地将这种文学写作比喻为“卡拉OK”式的演唱（注：陈村：《网络两则》，《作家》2000年5期。）。如同“卡拉OK”一样， 网络文学的繁盛包含了电子技术制造的文化民主；但是，“卡拉OK”仅仅回响在演唱包厢之内，网络文学却可以在顷刻之间传遍全世界。如果说，既定的文学体制仅仅相对于纸张的文学，那么，网络文学重新开始了体制之外的写作。尽管某些网络文学仍然渴望文学体制的认可——某些网络作家不惮于沿袭文学评奖的形式或者回归印刷出版的队列，但是，这更像是抢夺体制之内的读者，而不是认同体制的权威。体制之外的写作意味着废除经典体系派生的种种规则，所有的人都从零开始。网络技术已经给出这样的许诺：从零开始的写作照样可以向全世界发表。然而，只要没有被狂欢式的发表所迷惑，所有的人都必须严肃地考虑一个问题：抛弃所有的文学体制，这是一个彻底的解放，还是一个空前的倒退？
不可否认，呼啸而来的网络文学撕开了日益庞大的文学体制——迹象表明，官僚作风与市侩习气已经成为文学体制封锁文学的桎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种不加雕饰的文学冲动正在遭受文学体制的严格盘查。文学在日益精致之中逐渐丧失了率真的品质。这时，网络文学重新缩短了抒情言志与作品发表之间的距离。根据少君——一个定居于美国的华文网络作家——的描述，海外网络文学的兴起即是导源于“异国他乡的忧愁烦闷”；“1991年4月5日，全球第一家中文电子周刊《华夏文摘》，在时代风云激荡的思国怀乡深情中应运而生。”除了抒发异乡异客的情怀，这些写作者没有更多的考虑——他们甚至不在乎是否符合既有的文学成规。他说：“1993年，海外华人为了能够在网络上找到一个以中文作为交流的地方，在USENET上开设了ait.chinese.text（简称ACT）。 在中文国际网络上，ACT是经常被提起的一个名词，它是互联网新闻组ait.chinese.text的简称。ACT是国际网络中最早采用中文张贴的新闻组，可以说， 有了ACT，才有了所谓的中文国际网络。”又说：“1993、1994 年的两年间，ACT这个新闻组特别活跃， 参加新闻组的大部分都是学理工的留学生，而且主要玩主大都是温哥华的。最初不过是非常想家乡，非常想读方块字，读多了，自然也会和朋友交流。而网上的交流只得写。众所周知，网络上的交流是非常方便的，往BBS上贴个贴子， 你的声音就会被不知多少人听见。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像文革中往专栏上贴大字报，但是又比贴大字报方便得多、有影响得多。都是海外留学生的课余、业余创造。因此，海外网络文学有着校园文学、留学生文学的许多特点。而且由于作者基本上都是理工科出身，其实谈不上具有多少专业性。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创作没有流俗，更没有半途而废，虽然很难产生巨作，却也不乏珠玑之篇。”（注：少君：《第X次浪潮：网络文学》， 此文系少君在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所作的有关“网络文学”的演讲稿。）
许多网络作家都体验到了相似的快意：颠覆文学的等级制度。既有的文学体制保护了金字塔式的结构；金字塔的顶端是由一批文化精英主持。他们制造文学时尚，鉴定文学趣味，修订文学传统，控制大部分重要的刊物版面。这一切无疑得到了文学编辑、批评家与学院教授们的默认。对于只有文学冲动而不是训练有素的作者说来，突破文学体制的防线而自由发表作品是一个遥远的梦想。然而，网络的出现似乎一夜之间改变了沿续已久的文学社会学。契诃夫的名言仿佛在网络空间得到了实现——大狗与小狗都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网络制造的文化民主赢得了一片掌声；这时，还有多少人意识到，挑战文学体制必将深刻地撼动文学体制赖以形成的社会关系？上述的挑战业已逾越了文学的疆域而进入经济以及法律范畴。
人们首先察觉到，必须重新界定网络空间的作家身份。或者说，网络空间的作家身份失去了意义。如果说，传统文学体制之下的作家仍然是文化英雄的象征，那么，网络空间的写作者已经不再承担文化英雄的责任。作家的身份、地位、荣誉、文化资本、权力——包括象征性权力——无法在网络空间提供的生态环境之中延续。众多的声音可以一拥而上，坦然地踞守自己的一方空间。张辛欣感叹地说：“人的感觉，人的虚构与幻想，已经到了随意在虚拟空间里发表，并且无限繁殖天下的时代，无论如何，剥夺着旧定义的‘作家’生存，人人可成作家，并当即发表，贴在读者栏还是正栏，真有什么区别？”（注：张辛欣：《怎么在网络时代活一个自己》，2000年3月31日《南方周末》22版。 ）这时，网络空间的自由书写成为即时性消费；没有多少人像推敲经典那样精益求精。他们的作品如同杂草一样自由蔓延，也如同杂草一样为人遗忘。许多网站都附有类似的声明：作者文责自负，网站仅仅提供发表的空间而不负法律责任。这无异于放弃了出版机构对于作家身份的鉴定。作家身份的丧失、文学体制的撤除是与精英或者经典那种载入史册的渴求背道而驰。正如戴锦华所说的那样：“一份统计资料表明，在世界范围内，互联网网站的平均寿命只有八天。今日网络空间已到处飘流着废弃的幽灵网站。那么，网络文学似乎应该是最典型的消费文学，它似乎应该比电影更为纯粹地成为‘一次过’文化，成为通俗文化的范本。于是网络文学，便成了一种悖论式生存：网络，即时性消费的此刻，文学，作为最古老的艺术，先在地指向着永恒。”（注：戴锦华：《网络文学？》《莽原》，2000年3期。）从这个意义上说， 作家身份的消失与文学永恒性的消失是二位一体的。
另一方面，出版机构还承担了保护作家作品版权的义务。用巴特的话说，“作家”身份是近现代诞生的（注：参见巴特：《作者的死亡》，《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作家”身份是个人主义的产物，尊重个人包含尊重个人产权的一部分——作品版权。人们必须有偿地消费文学作品，这是现代社会遵循的基本观念。作品的版权维护了作家的经济利益。然而，网络空间不仅越过了出版机构，同时中止了版权观念。少君认为，网络文学的成功标志即是被四处张贴和转摘，作家保留的唯一权利仅是署名权（注：少君：《第X 次浪潮：网络文学》，此文系少君在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所作的有关“网络文学”的演讲稿。）。互联网的最大意义即是资源共享，甚至软件也必须视为无偿分享的天下公器——盗版的概念已经被挡在网络空间之外。文学没有理由抱残守阙，因为稿费而拒绝用户的自由点击。割断作家身份背后的经济脐带，这是网络空间对于传统作家的严重威胁。王蒙、张承志、刘震云、张洁、张抗抗、毕淑敏控告北京在线侵犯版权，这意味着冲突的升级。
许多人想象，文学体制的改变必定会降低文学的高度。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数量并不会制造文学的辉煌。然而，陈村为网络空间的文学生态进行了辩护：“文学的全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有高峰。许许多多的人在文学中积极参与并有所获得，难道不是又一层十分伟大的意义吗？”（注：陈村：《网络两则》，《作家》2000年5期。）换言之， 这是以文学领袖的名额换取更为广泛的文学同盟。的确，文学降低了高度，但是，文学却进入了更多人的生活——这就是网络空间文学社会学的真谛。
当然，这种表述非常可能遭受网络作家的质疑。他们肯定会提出一个尖锐的反问：文学的高度真的下降了吗？人们依据什么得到这个吓人的结论？这时，人们不得不回到一个基本的文学要素：语言。网络文学的语言是否粗制滥造？这个问题的答案必将是双方分歧的焦点所在。
三
电影和电视是电子技术与影像符号系统结合的产物；许多人预言，文学符号即将式微。出人意料的是，网络空间再度为文字提供了莫大的表演舞台。鉴于网络写作的特殊风格，一些人已经提出了“网络语言”的概念。人们对于这一点几乎没有异议——相对于书面语言，网络语言简朴粗糙。少君承认：“网络文学的基本表现：通俗化、速食化，不过分讲究文句的修饰，不太考虑表达方法。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语句构成简单、情节曲折动人和贴近网络生活本身。”“网络的浏览行为注定了网络文学的主流是一种速食文化，而幽默作为一种吸引浏览的行为，无论是大师式的笑中见泪，还是胡闹而已的‘无厘头’搞笑，无疑都是网络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注：少君：《第X次浪潮：网络文学》， 此文系少君在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所作的有关“网络文学”的演讲稿。）陈村倾向于认为，这是网络写作的必然后果：“工具的变化会带来文风文体的变化，从文学的历程看，书写越来越容易，文字也越来越‘水’。”（注：陈村：《网络两则》，《作家》2000年5期。 ）徐坤告诉人们，她正在越来越习惯于大量运用网络符号写作和交谈：“网络在线书写就是越简洁越好，越出其不意越好，写出来的话，越不像个话的样子越好。一段时间网上聊天游玩之后，我发现自己忽然之间对传统写作发生了憎恨，恨那些约定俗成的、僵死呆板的语法，恨那些苦心经营出来的词和句子，恨它们的冗长、无趣、中规中矩。整个对汉语的感觉都不对头了。我一心想颠覆和推翻既定的、我在日常工作中所必须运用的那些理论框架和书写模式，恨不能将它们全都变成双方一看就懂的、每句话的长度最多不超过十个汉字的网络语言。”（注：徐坤：《网络是个什么东西》，《作家》2000年5期。）徐坤解释说， 因为无法免费阅读网络，人们必须快速浏览。于是，短促简捷代替了冗长晦涩，词汇量少、用词简单成为造句的基本规则。如果网络作者日益增多，现代汉语的书写必将遭受重大冲击（注：参见应建《网络文学能否成气候》，《深圳周刊》155期，2000年2月21日；余华的观点见《网络和文学》，《作家》，2000年5期。）。
现今为止，网络文学的主导语言无异于传统文学；网络语言仅仅是网络文学的语言资源之一。但是，这并未减轻问题的份量：网络语言正在修改文学的哪些因素？
MM、GG分别表示“女孩和男孩”，7456表示“气死我了”，5555表示“呜呜呜呜”，8174表示“不要生气”，
O
表示“哈哈大笑”，；-P表示“吐舌头”——如果这一切无非是网络写作常用的速记符号，人们没有必要过份惊奇。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符号的背后是否隐含了一个追求——追求语言与实在的重合、对称，甚至重新回到了“象形”或者“象声”时代？如果这些速记符号与简单的造句或者有限的词汇共同预示了一种简单化思维的蔓延，如果这即是速食文化的前锋，人们就不会仅仅用“有趣”这个词形容网络语言。
某些抽象的、脱离实在具象词汇，表明了人类精神的飞翔高度。“永恒”、“理想”、“幸福”、“零”——这些感官经验无法证实的词汇承担了人类精神结构的一系列重要关节。语言从铢两悉称的实物命名进入形而上的抽象，这是一个巨大的超越。许多时候，文学实验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启开语言的潜能，恰恰是试图延伸人类精神的地平线。无论是李商隐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还是庞德的“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只有诗的语言才能为人们组织如此奇诡的幻像。这里，语言显出了不可思议的弹性和变幻的可能。然而，这一切突然成为网络的累赘。网络的标准语言是清晰的，可视的，易解的，可以立即还原为实物的。《单向度的人》之中，马尔库塞曾经指出操作性语言对于思想的阉割和控制：“减少语言形式和表征反思、抽象、发展、矛盾的符号；用形象取代概念。这种语言否定或者吞没超越性术语；它不探究而只是确认真理和谬误并把它们强加于人。”（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94页。）如此，网络语言会不会无意地成为操作主义的帮手？
当然，没有人认为简约是一种罪过。简约是文学的另一面。文学的另一个意义在于，用简约的语言表达出丰富的韵致。网络文学亦然。在《性感时代的小饭馆》、《曹西西恋爱惊魂记》、《如风》这些网络小说之中，人们可以察觉这种韵致。可是，如果简约仅仅是一种单向的、平面化的、一目了然的语言图像，那么，网络文学的想象高度不得不遭受限制。人们至少可以说，网络语言之为网络语言的旨趣隐含了导致文学干涸的危险。蔡智恒《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被誉为“网上第一部畅销小说”。这部小说一再被各种网站转载，网络用户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然而，这无宁说是一部爱情传奇的缩写本罢了。网络聊天室的交往将立体的现实简化为一些不无风趣的对话，红颜薄命的老套子设计了一个煽情的悲剧。相对于传统文学的爱情经典，《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稚气未脱。饶有趣味的是，没有多少人挑剔故事的单薄和肤浅——许多人宁愿认为这是网络时代的浪漫标本。这个意义上的简约更像是文学的后退。但是，我想指出的是，《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风靡是否暗示了某种界限——这部作品的复杂程度恰巧投合了网络语言简单快速的原则。
人们必须意识到，网络语言并非来自“引车卖浆之徒”。迄今为止，网络空间写作者的文化素养远远超出社会平均线。如果这一批人的意识正在删繁就简，清除一切语言与实在之间不对称的符号阴影，后果是意味深长的。这是操作主义与技术意识形态联合制造的语言风格吗？陈村曾经告诫人们，不要因为网络写作者的理工科出身而轻视他们的作品（注：陈村：《网络两则》，《作家》2000年5期。）。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理工科的出身肯定更擅长这种风格的陈述。
这决不是低估这些作者的智慧与才情。相反，这些作者机智俏皮，妙语连珠。他们的幽默表现了某种智力的优势；同时，他们的幽默还包含了不凡的想象——这些幽默的想象甚至突破了陈陈相因的现实结构而赋予另一种出其不意的秩序。这导致了笑，或者说，人们用笑回报这些不凡的想象。所以，这些幽默是对于平庸、枯燥和刻板的温和打击；某些时候，这些幽默显露了反讽的锋芒。可是，如同人们常常看到的那样，这些幽默多半是局部的，盘旋于字、词、句之间；这些幽默背后的挑战性想象没有扩展至文本的结构——例如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网络文学的作者似乎意识到，速食式的浏览无法承受过于复杂的结构；因此，他们的幽默仅仅到字、词、句为止。我甚至猜测，这或许是“无厘头”幽默的根源之一。通常的幽默没有耗竭这些作者的想象才情，他们按捺不住继续制造出种种夸张的幽默或者强制性的滑稽——甚至不无恶俗之嫌。人们可以从《大话西游》之中看到，种种“无厘头”搞笑如同精力过剩的嬉闹。文本结构无法容纳的激情倾注到幽默修辞，导致幽默向滑稽的畸形膨胀。
四
布迪尔论述过符号与权力的关系。他赞同这样的观点：社会共同体依赖于符号体系的分享；因此，符号不仅具有沟通功能，而且具有一种真正的政治功能。布迪尔认为：“符号权力是建构现实的权力，是朝向建构认知秩序的权力”（注：布迪尔：《论符号权力》，《学术思想评论》第五辑。）。文本的结构与逻辑同样隐含了认知的控制。
对于文本结构的大规模反抗可追溯到解构主义。德里达利用语言的差异关系颠覆了语言系统的固定结构，德里达眼里的文本如同一批能指符号放浪形骸的嬉闹——文本的终极意义在这种嬉闹之中分崩离析。罗兰·巴特与福柯都否弃了文本“作者”的地位。解除了作者与文本之间父子式的关系，文本的意义丧失了一个权威的源头。在巴特看来，文本是多维的空间；这里是种种话语片断的交织、结合、对话和竞争，没有哪一个话语片断享有优先权。福柯犀利地指出，作者的功能是阻止文本意义的“膨胀”；这个意义上，作者显然是垄断文本解释的权力表征（注：参见巴特《作者的死亡》；福柯《什么是作者》，《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不论他们之间存有多少差异，这是一个共同的指向：突破文本之中隐含的种种权力结构，将认知从文本预设的链条式意义轨迹之中解放出来。
巴特曾经对解除了权威控制的“写作性”文本进行了论述：“在复合写作中，一切都在于分清，没什么需要破译了，在每个关节点，每个层面上，结构都能被跟踪，被编织（像丝袜线团一样），然而，其底部一无所有，写作的空间应被走遍而不可穿透；写作不停地固定意义以便又不停地使之蒸发消散、使之系统地排除意义。”（注：巴特：《作者的死亡》，但此段译文转自汪民安的《罗兰·巴特》，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75页。 ）除了巴特本人提供的一些极为奇异的文本——例如《S／Z》、《恋人絮语》——之外，人们更多地将这种描述视为一种理想或者想象。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种想象意外地因为网络技术得到了实现。网络空间的“超文本”为巴特的玄妙论述提供了一个实物标本。
据考，“超文本”（hypertext）一词是由尼尔森首创。 超文本是一种组织信息的奇特方式：尽管一个信息单位——例如一个词——从属于某一个信息集合体，但是，这个信息单位不受这个信息集合体统一意义结构的约束。如果用户愿意，这个信息单位可以随时利用链接的形式进入另一个信息集合体，或者说另一文本。“K是一个身材高大、 肌肉发达的男子，深蓝色的眼睛和迷人的微笑十分性感。除了偶尔的便秘，他有良好的健康记录。”——如果这句话是一个小型的超文本，那么，人们可以轻易地突破线性的文本逻辑而进入意义繁复的空间。只要使用鼠标点击诸如“肌肉”、“性感”或者“便秘”这些关键词，人们就会跃入另一个文本——新的文本可能是对于“肌肉”、“性感”或者“便秘”的阐述；当然人们还可以在新的文本之中另外选择一些关键词点击，于是，第三层的文本不会呈现。从理论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无穷的过程。注释、插曲、回叙或者补充介绍不再是文本的边角料，人们可以从一个文本穿行到另一个文本而不必返回规定的中轴线。索绪尔的语言学曾经把语句的陈述形容为横组合；超文本的链接如同任意插入的纵组合，纵组合背后隐藏的可能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故事。巴特的“写作性”文本时常受到纸张平面的限制，网络链接技术将纸张平面变为无底的空间。《红楼梦》故事的逐渐展开之中，点击某一个丫头的名字就可能让她喧宾夺主，叉开故事的主线；如果点击贾宝玉嘴里听到《西厢记》，崔莺莺、张生和红娘的故事即将涌入，淹没了大观园的恩恩怨怨。从一个文本的关键词转向另一个文本的关键词，鼠标开启了一个又一个的信息门厅，让用户永无止境地游历网络无数节点。这不仅摧毁了故事之中的人物等级，废弃了种种人为的结构，而且彻底地导致了线性逻辑的解体。于是，中心，主题，主角，线索，视角，开端与结局，文本的边界，这些概念统统失效。这时人们可以说，超文本是一种技术制造的深刻解构——布迪尔所形容的传统符号权力突然碎裂了。到现在为止，网络文学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超文本的巨大意义——超文本可能修改所有的文学成规。
超文本提供了一个莫大的空间。然而，尽管文本之中的每一个词都可能充当开启另一个文本的关键词，目前网络文本之中的关键词仍然有限。除了软件的支持，如何确定一个文本之中的关键词？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许多时候，文本之中关键词的确定涉及某些知识系统的认可、某种话语传统的承传、某种权威观念的接受，如此等等。总之，曾经控制文本结构与逻辑的一切权力都会某种程序地复活。另一方面，如果超文本隐含的可能得到了全面的实现——如果超文本之中的每一个词都可以充当关键词成为潜入另一个文本的通道，人们会得到什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乐观的前景。这是富有代表性的忧虑：“超级文本文学所具有的所谓文本资源的丰富性，文本多义性和阅读开放性如果仅仅出于网上随机选择、提取或组合，或者字典辞书式的资料堆积，而不是来自独特的精神创造，那它就极可能是苍白无力的文本拼贴，由此也就不大可能产生出伟大的文学了。”（注：王一川：《网络时代文学：什么是不能少的？》，《大家》，2000年3期。）尽管人们可以论证， 超文本意义上“伟大的文学”必然异于纸张时代的标准，但是，人们不得不回答，超文本是否仅仅为了自由地游荡于信息的丛林？德里达用“嬉戏”形容这种游荡，巴特用“欢悦”形容这种游荡的快乐，他们梦寐以求某种反抗单向意义结构的新型文本。现在，超文本技术突如其来地兑现了他们的渴望。事实上，德里达或者巴特们的梦想实现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他们不得追问另一个后续问题：不计其数的意义会不会等于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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