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一种农地价值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地论文,农户论文,意愿论文,视角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与文献 一般说来，农地流转取决于两个决定性因素：一是农地流入方的存在，产生了对连片集中农地的客观有效需求；二是作为农地拥有方的农户愿意转出其承包经营权。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方面的条件，农地流转才能顺利进行。由此可见，农户的流转意愿是农地是否成功流转的关键因素。 近10年来，学术界开始持续关注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乐章(2010)通过对10个省份上千户农户的调研发现，无论是流出意愿还是流入意愿，选择“不愿意”的农户都占绝大多数(比例分别为61.9％和80.2％)[1]。不仅如此，农户即使一开始顺利地进行了土地流转，但是后来也会出于各种原因拒绝继续流转，或者只进行短期流转[2]。 为什么农户不愿意流转土地？在有关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讨论中，农民的“生存理性”构成了一种主要的分析范式。王曙光(2006)认为生存理性是农户将首要的目标定位在自我生存上的一种理性考虑，其看似“不理性”行为是在特定的资源禀赋结构和约束条件下的理性决策结果。如果农地流转是发生在缺乏一个有效的生存保障的环境中，农户一般采取的是风险规避型的行为方式，守住手中唯一的稳定资产——农地。也正是这种保守主义的特征，使得农户具有一种保护自我、避免大规模破产的性格[3]。而钟菲(2015)通过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在土地流转意愿上的差异表明，无论是保守型农户、观望型农户还是积极型农户，经济效益都不是农户考虑的首要因素[4]。聂建亮、钟涨宝(2015)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中国5省样本进行分析，探讨农地保障功能替代对农民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得出了农地就业保障替代程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替代程度与农民流转意愿成正比的结论[5]。可见，生存理性而非经济理性是决定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和行为的主要因素。刘文勇、孟庆国、张悦(2014)发现，除了农地产权稳定性与完整性、农地流转交易费用、农地流转机会成本以外，农户家庭特征也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产生关键的影响，他们了解到农户家庭成员的年龄与流转意愿成反比，教育水平与流转意愿成正比[6]。而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农户与土地之间的感情维系的强弱，如果农户年龄较大，文化水平不高，那么这些农户就会长期从事于农耕作业，土地会更有可能成为小农农户的传统、情感、文化、尊严以及信仰的寄托，从而这部分农户拒绝流转土地的愿望会比较强烈。 随着乡村生存环境的改善以及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的巨大变化，经济因素显然不是决定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但是，农民生存理性的分析框架仍然无法解释农户不愿意流转土地的多样化的理性决策动因。为了更好地解释分析农户的流转意愿，本文第二部分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农地价值的分析框架。根据农地价值的分析框架，农地往往具有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两部分，农地流转只能实现农地市场价值，却无法实现农户对农地非市场价值的索取，特别是，农地的社会保障价值、身份认同价值、工具性价值、情感维系价值无法得到充分的补偿和替代，这是导致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弱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部分提供了一个有关农地流转的实证分析，揭示了农户由于部分农地非市场价值无法得到实现而不愿意流转土地的“背后的故事”。最后一部分针对如何补偿农地非市场价值，提出提高农户流转意愿，促进农地流转的相应对策。 二、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一种农地价值的分析框架 由于公众对资源有支付或接受的意愿，所以对于我们而言，资源是有价值的。价值一般包括使用价值、交换价值、馈赠价值、存在价值、选择价值等，而经济学家John V.Krutilla(1967)在区分资源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资源非市场价值的概念[7]，Richard C.Bishop(1982)则是进一步将那些无法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而又客观存在的部分价值，即资源的选择价值、馈赠价值和存在价值统称为非市场价值[8]。 同样，对于农户而言，农地同样具有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农地资源能够用市场价格反映的部分归为市场价值，包括农地的产出价值、租金收入以及国家的种粮补贴等。这些价值可以直接折算成货币，并可以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实现。而游离于市场之外，无法有效地通过市场交易机制实现而又客观存在的价值就是农地的非市场价值。
如表1所示，农地的市场价值主要表现为以农地为生产管理对象而获得的家庭生产性收入、农地流转的租金以及国家种粮补贴等。农地非市场价值主要包括农地的社会保障价值、农地的身份认同价值、农地的工具性价值、农地的情感维系的价值。 首先，自古以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在中国城乡二元保障结构下，农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在农村社会保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土地维系农民身份认同。在村庄中，拥有土地是与村民资格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于农户而言，拥有农地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的手段，也是身份的烙印。再次，农地还具有工具性价值。农地的工具性价值并不是指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而是指农地是达到农户其他目的的一种工具手段。对于外部世界，农民拥有土地财产权，是其对抗外部世界的工具。正如斯科特所指出的那样：土地是农户拥有的对抗外部世界的重要武器[9]。最后，农地还具有维系农民的“恋乡”“恋土”情感、传承小农耕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等一些情感价值。 从农地价值的视角来看，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取决于农户对农地市场价值和农地非市场价值的取舍。而农户在市场价值与非市场价值之间的取舍则取决于农户的家庭收入结构变化。农民理性则是农民决策行为选择的重要依据。生存理性关注农民的自我生存，而经济理性则强调经济效益。无论是生存理性还是经济理性，都是农民在特定的资源禀赋结构和约束条件下的理性决策结果。从农民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农户产生流转意愿和作出流转决定，是因为农地流转的租金高于农民直接经营土地获得的收入。也就是说，农户为了获得更多收入，会愿意放弃这部分属于农地市场价值的家庭经营收入，从而获得属于农地市场价值的另一部分农地租金、补助，并且还可以将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家庭工资性收入。但是，随着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对农户而言，农地的两种价值构成比重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农地的市场价值趋于下降，而非市场价值则不断提高。 随着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成为一种普遍趋势，再加上农村经济发展和国家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最近十几年来，农户家庭收入除了大幅提高外，家庭收入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见表2)。2010年以后，农户的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已占农户人均纯收入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农户经营性收入影响程度不断降低，其中专门以农地为经营方式的收入比重更是不断减少。
在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不再取决于农地的市场价值，即农地租金的高低(事实上，农地流转的租金普遍高于农民直接经营土地获得的收入)，而更多地取决于农地非市场价值的实现与否。一般而言，农地流转只能实现农地的市场价值，但不能实现农地的非市场价值。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农户通过流转土地获得土地租金收入的意愿降低了；另一方面，由于农地的非市场价值无法通过农地流转加以实现，因而减弱了农户农地流转的意愿。 三、农地的非市场价值与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典型案例分析 B县位于南宁市东，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南宁市管辖。全县面积为2308平方公里，辖16个镇，192个行政村，41个社区居委会，1742个自然村，总人口为105万。县城宾州镇距南宁市中心79公里，是广西四大古镇之一和桂中南重要商品集散地，人口22.8万；第二大镇黎塘镇为全国重点建设镇和广西首批小康示范镇，人口15.7万。2012年，全县生产总值150.1亿元，增长9.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3.94亿元，增长30.81％；财政收入12.67亿元，增长23.4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2.79亿元，增长13.8％；农林牧渔业总产值61.93亿元，增长5.5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3.73亿元，增长17.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321元，增长12.94％；农户人均纯收入7187元，增长16.3％。据初步统计，截至2013年12月底，全县农户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为8.9万亩，比上年增加1.2万亩，增长16％，占全县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13％。流转出承包耕地的农户数为2.9万户，占总农户的13％，签订耕地流转合同0.32万份，签订流转合同的耕地流转面积为3.8万亩。凡是实行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地方，农户不但能够获得较高的租赁收入，而且大多数在企业、合作社务工或者务农，每人每月还可获得1800元以上的工资性收入。 近年，县委、县政府的农业招商引资、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大大促进了B县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资本下乡必须实现与土地的结合，农地流转成为B县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以农业公司的农地流转为例，公司向农户租用土地，农户在土地流转后，每亩土地的年租金收益至少可达到800元。除了租金收入外，农业公司在项目实行后，一般都会优先吸纳当地农户作为企业员工，工资水平基本能达到80元/天。这不仅避免了当地农户在土地流转后劳动力浪费的问题，还可获取租金之外的收入。可见，农地流转使农户获得了比不流转更多的经济收益。 但是，B县仅仅只有13％的农地实现了流转。即便是荷香人间这样的农业经营项目，仍然存在大量的插花地，给项目的经营管理带来一系列问题。为什么部分农户不愿意流转土地呢？笔者以深度访谈的形式进行调查。笔者的访谈对象为：B县政府农业局相关工作人员、B县土地流入方(农业企业、农业公司、家庭农场、合作社)代表、B县农户代表，笔者对三方进行了深入采访，获悉了B县农户流转意愿现状与不愿意流转的典型事例。 (一)农地的社会保障价值 插花地所有者李姓农户在被询问到为什么不愿意流转土地的原因时回应道：近年我家的日子不好过，就靠这几亩供口粮的旱田，平时再去做些帮工，补贴点家用。我家大儿子进城打工了，但是因为没经验没技术，所以很多工厂都不要他，甚至有时候一个月换好几份工，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他的工资只能勉强顾住自己，小儿子还在上学呢，这几亩地是我们家唯一的资产，我和老伴留着他养老呢，而且现在城里竞争那么激烈，大儿子撑不下去了，早晚也是要回乡的，无论如何，我得好好守着这几亩田，我们一家人以后得靠着它们过活呢。 尽管农民大多进城务工，但职业技能水平不高的外出务工农户一般会在短时间内换多份工作，没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并且这些农民工没有签订正式雇用合同，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当的社会保险，所以他们就会出于生存理性的考量，抱着早晚会回乡的态度，不愿流转土地或者保留着部分土地。由此可见，农地本身所具备的社会保障价值，影响农户流转意愿，是造成农户“离土不离乡”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农地的身份认同价值 唐经理(B县某农业公司负责人)指着水塘附近的一片地对我们说：“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将这片土地流转过来，但是已经成为邻居的我们经常聊天时，这家农户说过：‘我没有上过什么学，从小就是看着父亲种地长大的，我的父亲就是我的老师，从我是一个小娃娃的时候就知道我以后会像父亲一样做农民，当然我也做了一辈子的农民，除了农民，我不会、也不知道该干啥，这里是我的一切，现在你要是把我的地流转走了，我还算什么农民呀，我又能做什么呢？’” 由此可见，部分农户不愿意流转土地，是因为他们认为土地是自己的身份象征，农民与农地是紧紧联系起来的，所以对于农户而言，农地不仅仅是一个生存的手段，也是身份的烙印，如果失去了土地，他们有可能会对自身的身份地位产生疑虑和困惑。 (三)农地的情感维系价值 李经理(B县某农业公司负责人)说：“最初的时候，我们想要将路对面那片曾经流转入某城建公司后荒废了三年还长满杂草的土地流转过来种植葡萄，但是这一决定受到了农户的反对、质疑和排斥。”笔者问，是不是因为他们担心拿不到租金才拒绝流转土地，李经理摇摇头感慨道：“之前将土地流转给城建公司的时候，农户也如约收到了租金，但是农户看到自家原本种庄稼的土地没有被好好利用，而是被荒废下来，看到长满了杂草后很是心疼和后悔，所以当我们想要再次将他们手中的土地进行流转时，他们就不同意了。因为上次失败的流转经历让这些骨子里保守的农户担心自己的土地资源被浪费，没有得到妥善的开发，所以抱着对土地强烈的热爱和眷恋心理的他们拒绝再一次冒险和尝试，当然还有一部分农田变成插花地的原因是因为家里人都出去打工了，只留下来老两口，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子女在外打拼，二老在家种这一亩三分田，有个事情做，他们也充实也开心。” 农户不愿意流转土地是因为土地还具有维系农民的“恋乡”“恋土”情感、传承小农耕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等一些情感价值。所以当他们经历一次失败后，就拒绝再次冒险进行流转，或者当农户已经习惯并享受这种农耕生活时而不愿意进行流转。 (四)农地的工具性价值 张站长(县农机站站长)介绍说：一位C姓农户由于当地政府的政法部门对他的儿子作出了他认为不合理的处罚而不满，并且当他到相关部门进行上访提出诉求时，没有得到及时满意的答复，所以十几年来，他一直都保持着对政府不信任、排斥和对抗的态度，所以当当地政府引入一个农业项目，需要与他家进行农地流转协商时，他直接表明了无论对方开出什么条件，都拒绝进行流转的态度。农户通过拒绝流转来表达对村委会和一些村干部的不满。因为当地政府对农地流转只是起到了一个引导作用，虽说农地流入方和流出方之间采取“一户一合同”的签订方式，但是一般来说还是由当地的村干部来负责与农户协商，所以部分农户会因为与村干部的个人恩怨而否定他们的提议，拒绝流转土地。 部分农户不愿意流转土地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特殊诉求，或者让地方政府、村委会、流入企业重视自己的意见和态度，使其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同时，在资本下乡的背景下，在强大的外部资本面前，农户拥有农地流转与否的决定权，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户对抗外部资本的力量，从而提升了农户的自我价值感。如果农户对外部企业(外部资本)不信任，认为外部资本是在对乡村资源进行抽取压榨时，农户对抗外部资本的强力手段就是拒绝流转手中的土地。同时，土地也是农民实现自己被重视、被尊重的重要工具。农民通过拒绝流转这一方式，让流入方(农业公司、龙头企业或经营大户)和政府部门关注并重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所以，农户最终是否愿意进行土地流转，也决定于其对农地的工具性价值考衡。 由此可见，农户这些看似不理性的决定的背后都是有着深层原因的，土地的非市场价值就是农户不愿意流转土地的“背后的故事”。 四、增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途径 从农地价值的角度来看，农地的非市场价值也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促进农地流转，必须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农地的非市场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农户在农地流转中的行为选择。 (一)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乡保障体系的不同，使农户的土地除了具有经济功能外，也承担了大部分的社会保障功能。正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保障缺失、农户在城市无法获得满意的工作待遇等因素导致农户不能彻底离开土地，通常只能“年轻时外出打工，年老时回乡务农”。因此，弱化土地承担的保障功能，使农地不再成为农户安全感的唯一寄托对象的关键就是以社会保障来代替土地保障，建设“农户家庭自筹为主，国家和集体保障为辅”，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3个层次的新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且在加快农村人口转移的同时，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除了进行一系列的农村社会保障、户籍制度改革外，我们还应拓宽农户的就业途径，通过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以及优化农户进城务工经商的政策环境，来吸纳更多的农户从事非农生产，从而增强耕地流出的原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与社会其他营利或非营利组织合作，对农户进行定期的培训，使其获得一技之长，掌握谋生技能，提高他们在城市谋生的能力。同时，举办各种形式的招聘会，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到城市中，让进城务工的农民不再是简单地流入城市中，而是深深地扎根于城市里，使外出人口真正成为城市一员而非“暂住者”，强化他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二)保障农民权益 农地具有工具性价值，这是基于农地物权的性质而来的一种对抗外部世界的权利。农民权益除了土地权益外，还有其他权益。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乡村社会，农民权益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而和睦地与当地人相处也成为企业在当地发展的基本要件之一，而其关键就在于如何保障农民权益。一般来说，保守排外的农户都会将手中的农地作为对抗外来者的武器，所以外部资本应该以各种渠道渗透到乡村社会中，积累与乡民之间的信任资本，善于与农户进行沟通交流，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误会，遇到任何问题都要与农户进行协商，倾听农户的建议，形成良性的双向沟通渠道，并且要让农户感觉到他是被尊重的、被重视的，让农户放心、安心地把自家土地交付给你，将涉农企业与乡村社会融为一个荣辱与共的共同体。只有通过这些方式，农地的非市场价值才能够得到其他形式的补偿。 (三)尊重农民的劳动权益 如果农户是因为想要继续种植农地而作出拒绝流转决定的话，我们应该予以尊重和支持，并建议农户可以保留部分土地，建议政府通过确权不确地的方式，打破土地的边界，将土地资源重新整合，实现土地的连片规模流转，并为留有部分土地的农户重新开辟一片肥沃的土地，维持他们对土地的热爱，保持其以往的农耕生活。或者通过CVM、AHP方法、支付卡询问法、意愿调查法、环境评估等方法手段，对农地的非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将这部分价值内部化产权化，并通过建立土地租赁市场进行流转，补贴农户的投入成本。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保障农民的劳动权益。例如，农地流转后，资本下乡从事农业经营的公司需要尽可能招募当地农民作为农业工人，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进而满足农民想要维系原先农耕生活的愿望，来继续实现农户对土地的热爱和眷恋之情。这种方式可以让农户加入土地流入方的团队中，使农民转换身份，变成农业企业、合作社的成员，凭借其对自家土地的热爱和眷恋以及以往的耕种经验，这些农户能够更快地投入日常生产经营中去，真正做到与企业荣辱与共。这不仅可以维系其对土地的热爱，保持原先的生活方式，而且可以实现其社会地位的垂直向上的流动。 (四)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 农地流转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利益主体的复杂过程，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支持。为了更加顺利有效地进行农地流转，规范的管理服务系统的构建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事实上，由于缺乏正规的土地流转信息渠道和交流平台，多数农户根本不知道向谁去流转耕地，种植大户也不知道何处有土地出租，造成了农地流转不畅、效率低等问题。所以，政府有必要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信息平台，使流转行为规范化、畅通化。另外，政府部门还承担着一个宣传者的角色，应该运用各种方式向农户宣传农地流转政策，消除农户的疑虑和顾忌。除了信息提供者、宣传者外，政府部门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就是第三方协调者，应通过健全乡镇村调解、县仲裁、司法保障的农村土地流转纠纷调处体系，切实维护农户合法权益，保障农户在流转过程中的农地价值，让农户获得安全感，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 五、结束语 对农户而言，农地具有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农地的市场价值可以通过农地流转来加以实现，而农地的非市场价值则在农地流转中无法实现，这是一部分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弱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农地的市场价值对于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作用将减弱，而游离在市场交易外，虽然无形但是对于农户来说至关重要的农地非市场价值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了农地非市场价值中的社会保障价值、身份认同价值、工具性价值、情感维系价值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认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地非市场价值是否得到实现。因此，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尊重并保护农民权益，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服务功能，是增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促进农地流转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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