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执政党建设：中国经验及其理性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中国论文,进程论文,理性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对处于社会转型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执政党建设在国家建设的整体格局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执政党建设，我们既需要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中国执政党建设的历史方位与基本趋向，也需要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视野中观照中国执政党建设的战略选择。
一、现代化与政治发展：执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战略性互动
现代化作为一种整体性与结构性的社会发展过程，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图景。现代化对政治发展的要求不仅表现在国家组织动员能力的跃升，更体现在通过制度理性能力的改善以协调和整合利益大分化时代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以制度化的管道健全社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机制，有效疏导社会不满情绪。作为现代政治的基本标志，“政党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工具”，①政党与政党制度是利益协调与政治整合的核心组织载体和关键性的制度设置。近代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强势政党的存在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长期维系的首要条件。强势政党意味着政党组织是一个富有内聚力和组织力的政党，政党凭借自身强大的组织力量和行政资源的垄断体系自上而下地控制各级政府机构和官僚，甚至军队系统，同时依托组织建设和组织网络渗透的途径，持续地推进基层社会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进而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井然的党治政权，为社会的平稳转型和国家建设提供一个相对稳固而强大的主导性力量。
中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资源贫乏型的赶超型现代化迫切需要强势的公共权威有效地动员和集中分散的社会资源，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必需的资源基础和基本的制度框架。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基本国情和现代化的内在逻辑都决定了国家建设对有效政党的需求是内在的。因此，中国共产党长期承担了推动现代化进程、直接治理社会和确保社会平稳转型的重大历史使命。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其超强的权威合法性与组织渗透能力，成为直接治理社会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邓小平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党的领导。”②作为一种植根于社会的政治组织，政党相对于政权组织具有更强的社会渗透能力，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权力组织网络可以一直延伸到最基层的农村村级自治组织和村民小组、城市基层社区、各种最基层的行政事业单位以及各种企业单位的最基层车间和班组。在国家领域，政党组织与政权组织高度重合，形成政党—国家—军队“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执政党全面主导了国家政治生活。而在社会领域，执政党发挥功能的方式主要是与行政权力直接结合，政党权力就是国家权力，执政党直接履行国家政权组织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服务功能。正如学者李侃如所指出的，“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保持了对于一个有着如此规模和如此多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确是令人惊叹的强大的行政能力”。③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核心主线是政党—国家体制的稳步转型，执政党主动培育现代政府体系并逐步还权于国家政权组织，在培育现代治理体系的过程中释放社会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主空间，不断拓展社会组织自治的制度空间，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与公共政策体系逐步发展和完善，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稳步成长与成熟。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带来的政治发展基本维系了传统的社会权力格局，公共权威的基本组织原则和核心结构要素长期维持不变。另一方面，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面临的是日益多样化的经济、社会环境，执政党建设面临的社会价值观体系出现了急剧的位移，制度化环境与社会基础性结构均发生了剧烈的变革。随着大量的“单位人”变为“社会人”，以及“两新组织”(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涌现，执政党建设的政治空间与制度基础都在发生根本性的重组与再造。
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整体布局中，党的建设不是一项孤立的行动，党的建设绝不是为党建而党建，执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是有机一体、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基于执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战略是通过党建推动国家建设，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依法执政落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以党内治理的制度化引导整个国家治理的理性化与制度化。这就要求执政党建设不仅要从自身的逻辑出发，而且更应该从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治理体系成长的大趋势出发来定位执政党建设的历史方位和基本使命。在中国，当前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是现代价值体系的培育与现代国家制度体系的成长，执政党建设不仅要为自身发展与有效执政创造空间，而且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成长创造空间。因此，“在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有机互动的过程中，党的建设必须适应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其根本在于通过推动国家体系的成长与成熟，来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水平，来巩固党领导和执政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④因此，如何塑造执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战略性互动的政治空间，为这种战略性互动寻找合适的价值支撑、制度资源、组织载体与机制保障，就成为当下中国政治发展战略抉择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政治发展，需要有效实现执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战略性互动。
二、市场化与社会转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背景与新挑战
中国市场化改革所撬动的整体性和结构性的社会转型与制度变革，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格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乃至思维模式均发生了重大变革，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价值观念、规范体系、权力结构、利益格局还没有最终定型，社会转型期的执政党建设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一)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与资源掌控困境。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的社会资源，党是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直接控制者。也正是借助再分配体制和资源垄断体系，中国共产党巩固了新生政权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通过确认人的利益主体地位，为中国社会的有效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和活力源泉。在经济领域，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体系中逐步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以市场和社会为本位的资源配置体系逐步形成。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尤其感到工作经费的刚性匮乏，在党员群众中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政治号召能力明显下降。社会成员被赋予进行实业和资本投资的自主权，农民开始摆脱土地的束缚而自由流动起来，流动中的社会对传统社会调控模式提出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同时，社会资源的占有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管理等生产要素与劳动一起成为分配社会价值的基本要素。人们的收入来源日益多样化，除按劳分配外，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对股息、红利等资本性收益的确认，由过去单一的劳动收入转变为资本收入、经营收入、劳动收入与非法牟利收入并存的多元化格局。从1978年到2005年，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从71%降至45%，城市劳动力的比重从24%增至36%，而城市中在国有部门和政府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从78%降至24%。⑤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就业机会的比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础，在新的资源配置格局下，执政党政治资源的配置方式和开发重心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建立合理的体制结构，把各种新兴的市场和社会资源置于执政党的宏观调控之下，并不断开发政治资源新的生长点，实现政治资源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是执政党建设的基本历史使命。
(二)社会结构的多样化与社会整合困境。中国社会转型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整个社会的日益多样化。主要表现有三：(1)体制的多样化。中国的体制转型首先是从原有体制之外或者体制的边缘地带开始的，大量的社会资源和活动空间在单位体制之外被创造出来。各种“两新”组织对于国家体制的依赖性已经大大减弱，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游离于传统的国家体制和单位体制之外，中国正在形成单位体制、社区体制两个生活空间。随着“社会人”的规模越来越大，其内部的构成成分也日益复杂化。如何把这部分游离于传统体制之外的社会群体整合进治理体系之中，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课题。(2)利益结构的多元化。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逐步推进，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趋势日益彰显，不同部门、不同单位和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利益目标日益独立，利益边界逐渐明晰化。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大量的利益矛盾与社会冲突引发了众多的信访活动，各种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见图1)。自1995年《劳动法》实施以来，劳动争议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劳资矛盾成为辨识社会矛盾的基本向度(见图2)。在利益大分化的时代，各利益群体之间差异化和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对执政党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强化社会整合能力提出了十分迫切的要求。(3)阶级与阶层结构的复杂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阶级与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传统的“两阶级一阶层”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分化。例如民营企业主对经济社会生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一股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社会阶层构成的复杂化，使得执政党传统的阶级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人阶级在数量规模上获得极大增长的同时，内部结构也日趋复杂化，极大地增大了执政党实现价值共识、利益协调与内部组织整合的难度。
图1 1994-2004年全国群体性事件情况
数据来源：胡联合、胡鞍钢等著：《中国当代社会稳定问题报告》，北京：红旗出版社，2010年，第60页。
图2 1995-2006年每百万劳动者中的劳动争议数量
数据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6-2007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三)意识形态的柔性化与政治信仰困境。1978年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一直处于发展与变化之中，执政党在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稳步实现其革命型意识形态的现实回归与世俗转型。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中国步入了“文化多元”的年代，文化思想领域的多元化、包容性大大增强，意识形态日益贴近基层群众，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体验相结合，意识形态本身越来越柔性化，其民间化趋向非常明显。意识形态的柔性化对中国的发展具有正面作用，但也有明显的消极作用。⑥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度推进，中国的制度、规范体系的变革开始深入到人的价值信仰体系之中，市场化改革最具深远影响的社会后果莫过于社会价值观的急剧位移以及个体心灵秩序的颠覆。在转型时期，传统的信仰、价值体系日益丧失其规范人们行为的能力，而新的信仰、价值体系还没有真正成形，也无法把传统的信仰、价值体系有机地纳入自己的诠释和整合体系，社会呈现信仰危机。宗教信仰、生活信仰、政治信仰的内在矛盾冲突开始激荡于中国社会，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弥漫于整个社会，成为政治、社会生活变迁的重要景观。再造中国社会的价值意义系统，有效安置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逐步形成共识的制度价值，有效化解社会的信仰危机，既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创新的基本方向，也是执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转型中的战略调适：执政党自身的理性化与民主化
任何一个现代政党，都需要根据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进行渐进的战略调适，不断实现自身的理性化与民主化。中国社会转型的新背景与新挑战使得中国共产党不断寻求有效的建设战略，坚持务实主义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重构自己的治国方略，不断调整自己的公共政策与制度体系，合理再造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以符合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与政治期望。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主要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以武装夺取政权为基本目的的革命党，逐步转变成更能代表民意与回应民情，并在一个超大规模社会长期执政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迁表现为：包容性体制改革的提出，具体包括扩大政策的包容性和吸纳社会新兴力量入党；扩大党内民主与党员自主性。⑦在中国的社会转型进程中，执政党建设战略的适应性调整主要包括：
(一)稳妥推进党政关系规范化，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三大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复杂化，中国共产党转而强调通过党政关系的规范化以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逐步实现党政关系的规范化与制度化是社会转型进程中执政党建设的一条核心主线。长期以来，党处于行政工作第一线，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不能有效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妨碍了执政党政治监管和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党—国家—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执政党主动分权于国家，着力培育现代政府体系；并且逐步还权于社会，通过价值引领、制度规范和组织渗透，培育现代公民社会，在推进政党—国家体制转型中增加国家与社会的活力。同时，通过构建党—国家—社会—市场的多中心与合作治理结构，培育现代治理结构，稳妥推进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进程，提升党有效领导和长期执政的制度理性能力。
(二)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构建民主的国家治理体系。基于执政党建设在中国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作为可控民主和有序民主基本体现的党内民主不仅是政治风险比较小的民主化路径，而且是实现党内治理结构现代化的基本路径，通过党内民主实现党内和谐与维系党的活力是执政党建设的核心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主导性战略，成为支撑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两个轮子”。在社会转型进程中，执政党不断顺应民主化的历史潮流，不断提升党内民主的水平和层次。其基本经验主要包括：通过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不断提高普通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不断推进党内决策机制的民主化，切实加强党内民主的制度化建设，着力提高党内民主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党内民主建设不仅为现代民主政党的确立提供了足够的政治空间和制度基础，而且为人民民主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支撑，对发展民主的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具有极其重要的示范效应和启示意义。
(三)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执政能力，就是政党通过控制和运用国家权力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⑧执政能力是控制和运用国家权力的能力，执政能力的衡量标准在于执政党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体包括“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本领、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科学处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执政党理性化与民主化的中国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按照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执政，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比重以增强社会结构的弹性、完善执政党的组织化体系、增强执政党的利益表达与利益聚合功能、有效发挥民主党派的政治功能等方面，不断提升了党的治国理政的科学化水平。同时，党通过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框架和支撑体系，不断提高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水平，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途径，民主执政的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加快立法进程，基本建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并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以及党章和民主集中制的规定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依法执政的理念得以牢固确立，并在各种执政实践中一以贯之。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不断改革和完善其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⑩等六种执政方式，全面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领导。并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有力推进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的完善和优化，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仅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绩效，而且为社会的相对平稳转型提供了高度理性化的主导力量。
总之，党的执政体系只有在适应中国社会多元化与复杂化的基础上，通过不断调整和变革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其组织政治优势，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制度平台上，着力培育现代治理结构，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正是借助党政关系的规范化和政治体制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完善、党内民主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这些具体途径，不仅实现了执政党建设与社会转型进程的适应性调整，而且有效实现了执政党建设和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之间战略性的有机良性互动。
四、政党现代化：执政党建设的核心目标取向
政党置身于政治现代化的历史洪流之中，也在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不断再造和重构着自己。在后发展中国家，基于民主和法治传统的缺乏，政党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客观上也存在一个自身向现代政党转型的过程。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执政党自身不断地理性化和现代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动力。在中国，政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包括：首先，执政党必须适应现代化的时代需要，不断改善自身的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通过组织的功能再造、结构优化与机制创新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其次，不断推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制度化与科学化，以执政党建设带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通过执政党的现代转型引领国家的现代转型。作为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建设战略性互动之契合点的政党现代化，主要的战略选择包括：
(一)组织能力建设是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通过组织建设和组织网络渗透不断夯实执政党的权力组织网络，在组织化调控过程中不断拓展国家治理空间，是中国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维系有序转型的基本经验。(11)党的组织网络和组织化力量是其执政能力的根本保证，是执政党提升社会治理绩效和有效整合政治资源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各种私营企业、基层社区、“两新组织”之中建立相应的基层组织，力图再次实现党的组织网络在社会领域的全方位延伸与渗透，以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在社会转型进程中，不断推进执政党主导的权力组织网络的适应性调整，在激活旧组织与吸纳新组织的过程中发育现代治理结构，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确保治理绩效、实现有序的制度转型的关键性条件。组织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包括：强化党与社会的制度化联系，通过党组织有效的资源供给和公共服务，提升党在基层社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党的基层组织和外围组织的功能转型和功能提升，在执政党—社会的有机互动体系中，全面提升党联系、组织、服务与动员社会的能力；加强党员和干部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以及相应的物质报酬和政治待遇，重新唤回基层党员的身份荣耀感。
(二)制度建设是党的执政方略的根本。较高的制度化运作水平是政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制度是政治发展的重心，制度化是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制度能力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12)政党现代化与国家的现代转型过程，不仅要实现新旧制度体系的替代，而且要实现新制度对新社会和民众的调控与规训，而不至于让承载着现代价值理念的现代制度体系悬浮于社会之上，仅仅成为“写在纸上”和“挂在墙上”的制度。在政党现代化的过程中，执政党不仅应当体现为理性的行动者，而且理应作为理性制度的综合体。在中国，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增强政党制度与国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执政党自觉维护国家的法制权威，确保依法执政；推进党政关系的规范化与法治化，建立和完善执政党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制度和规范体系，全面提升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制度化与科学化水平；加强党内治理的民主化与制度化建设，保障党员的基本权利，规范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和民主决策机制，确立制度权威，使之成为高度制度化、理性化和民主化的现代政党。
(三)回归政党本质是执政党变革的基本趋向。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基本实现了从革命党向现代执政党的转型。革命党通过政党动员社会，在武装革命中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借助行政资源治理和整合社会。而现代执政党则主要通过满足社会的基本功能性需求来赢得民众的政治支持，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有机联系纽带，现代政党既能够实现高度分散的社会政治力量的有效组织化，又能够代表民众对公共权力进行组织化与制度化的控制。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与社会的有机联结中，作为民意的集中代表实现社会利益的组织化，在参与、运作国家政权中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国家建设的整体战略格局中，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不单纯是一个政党自身转型与现代化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在执政党的主导下有序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过程。而政党现代化的关键点，在于执政党回归其政党本质，真正成为国家与社会的联系纽带，而不是公共权力本身。否则，所有的社会矛盾就会聚焦到执政党身上，执政党也会深陷各种矛盾的漩涡而不能自拔。
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对中国政党自身的转型与现代化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需要充分开发和利用社会转型进程中日益增生的市场和社会资源，以不断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扩充其政治资源。在社会转型进程中，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与一元化的领导体制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关系，党的执政基础也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执政党在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过程中稳妥推进自身的民主化与理性化，不仅是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建设的基本经验，也作为一场未竟的伟大事业而昭示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趋向。政党现代化不仅开启了中国体制变革的进程，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政党现代化是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建设的有机结合点。
五、结论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重大变革与社会转型，都需要一种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主导性政治力量来支撑，并借助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有效化解各种转型危机。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鲜活地验证了一个基本道理：实现超大规模社会的平稳转型，非常需要一个能够稳定社会结构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这种结构性的主导力量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直接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格局得以延续，在确保核心制度长期延续的前提条件下，执政党建设的核心主线是推动自身的适应性调整，在根本制度的边缘与外围地带不断推进各种体制变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在回应社会挑战、化解社会危机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自身的理性化与现代化，在不断增强体制弹性和制度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有效实现了理性而民主的国家治理，使超大规模社会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基本实现了有序而平稳的政治发展。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社会利益格局的日益清晰化，为社会力量的再组织化和新兴边缘化利益的重组提供了基本的社会前提，也为执政党治理模式的变革提供了宏观历史背景。调整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变过去长期单纯地依赖行政资源来治理社会的方式，更多地顺应社会本身的内在脉络，更好地满足新时期基层群众的多样化需求与期盼，并通过动员与服务基层社会来提升执政能力和巩固执政基础，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现代转型的战略抉择。执政党围绕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两大主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基础，以组织建设为核心，为实现平稳的制度转型提供有效的价值支撑、组织基础与制度保障，构建执政党建设和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性良性互动格局，是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执政党建设必须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注释：
①罗杰·希尔斯曼著，曹大鹏译：《美国是如何治理的》，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27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1—342页。
③李侃如著，胡国成、赵梅译：《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46页。
④林尚立著：《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⑤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编，方颖、赵扬等译：《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140页。
⑥意识形态柔性化导致的消极作用包括：(1)党对其干部和官员的控制效能和效率大大降低；(2)使得一些党政干部失去了政党认同感和忠诚感，党在党政官员心目中的位置模糊起来，很多人因此迷失了方向；(3)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党内的腐败；(4)导致了各种非官方的准意识形态的崛起，包括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甚至邪教、形式不同的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潮流。参见郑永年著：《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1—72页。
⑦参见赵建民、张执中：《组织内卷与列宁式政党的调适与变迁：中国共产党个案分析》，载《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05年第2期。
⑧王长江著：《中国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⑨胡锦涛：《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5年2月19日)，新华网2005年6月27日，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5-06/27/content_3140574.htm.
⑩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部分“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
(11)唐皇凤著：《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47页。
(12)参见罗伯特·杰克曼著，欧阳景根译：《不需暴力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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