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全球化是否历史发展的必然——全球资本流动动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资本论文,动因论文,资本论文,全球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弹冠相庆金融一体化和资本流动全球化功绩的时候，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不期而至为全球化的进程蒙上了阴云，促使人们反思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利弊善恶，并提出疑问：金融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个别发达国家别有所图的“阴谋”，进行所谓“运用金融杠杆掠夺财富的战争”？金融全球化的进程是如何推进的？这个过程的性质如何？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面前如何自处？本文试图通过对金融资本流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驱动因素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属性作出初步判断。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内涵与表现
金融资本全球化是国际资本流动发展的重要阶段，是资本跨越国界的大规模活动，表现为多向及多边的资本流动，是资本实现全球范围重新配置的过程。金融资本全球化过程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国际转移及实物形态的生产资金的国际转移两种形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促使资本流动由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为主转向货币资本的国际化过程，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及无边缘化。
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不是一帆风顺的。本世纪初，资本流动一度达到很高的全球化程度，1929-1933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大萧条和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动荡使这个进程嘎然而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流动重新走上了全球化道路，经历了欧洲资本时期、石油资本时期、债务危机时期等阶段，最终进入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时期，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扩张，资本跨国流动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从具体内容看，金融资本全球化具有如下表现形式：
1.资本跨国流动规模急剧扩张。
在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总额由1988年的3694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8322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银团贷款和其它债务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达12247亿美元，比两年前增长了近50%。
2.资本跨国界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
在资本流动总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资本跨国流动与其经济规模的相对比例显著提高，国际清算银行依据国际收支统计资料计算的证券跨境交易资料显示，1975年到1998年间，西方国家各类证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额相对于GDP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意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长最快的时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3.资本流动的速度快速提高，资本流动性上升。
在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创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到1998年4月，全球外汇市场的名义日交易金额超过1.5万亿美元，比上次统计的1995年增长近50%，三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4%，大大超过1992年到1995年的9%。
显然，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扩大表明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在不断加速。
4.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以更有利的条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最近几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再度成为资本流动的重要目标，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显著改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融通资金的国家越来越多，各类资本市场进入的障碍纷纷消除。
5.国际资本市场的价格呈现趋同趋势，利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联动性。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趋于一致，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过去20年间，主要工业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差距不断缩小，进入90年代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央行基准利率一度收敛于6%的水平，尽管此后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总体升降趋势基本同步，利差趋于稳定。此外，随着欧元的出台，欧洲主要国家利率水平率先趋同（注：在主要国家利率水平趋近的同时，世界各国仍保持一定的利率差距，其主要原因在于各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增长率支持不同的投资收益率，同时，各国金融风险程度的差异导致风险溢价处于不同水平，构成利率差距的主要部分。）。
从利率水平的调整看，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几乎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
二、金融资本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调整息息相关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积累、推动和扩张，国际贸易的发展先行于国际资本输出，但是，当资本可以绕过贸易保护壁垒而自由流动时，其对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上升。可见，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是一系列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结果。其中，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变化构成了资本流动全球扩张的客观基础。
尽管货币作为虚拟经济符号，凌驾于实质经济基础之上，甚至出现与之相分离之势（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认为：“当前，‘符号经济’业已取代了‘实物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飞轮。它是最容易看得见的，同时也是人们最不理解的变化”——"Foreign Affairs",1986,Spring.），但是，以资本流动为主体的跨国界的金融活动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联仍然是非常深厚的。世界经济增长导致全球范围的金融资产规模快速膨胀，从而为资本的全球流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资本的全球化布局与全球不同区域的GDP表现、通货膨胀水平等因素之间密切相关。
1.经济周期与资本流动
1973年以来，全球资本流动（注：由于FDI的表现相对平稳，本处仅考察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额的变动情况。）以显著的波动性快速扩张。国际资本市场的年度筹资额一度以50-70%的速度增长，转而又出现-0.14%到-12%的下降。从长的周期上看，资本流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出现在全球GDP（注：从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过程看，1973年以来的20多年间，世界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7%，并经历了1969-1975、1976-1982、1983-1991和1991年以来这几个发展时期。）上升时期，而GDP的周期性低谷，也往往伴随着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扩张速度的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2.全球通货膨胀与资本流动
相应地，过去30年间，全球通货膨胀水平经历了1969-1974年的大幅度上升，1974-1986年的逐步下降并在降低水平的企稳，1986-1990的再度上升，以及1990年以来的快速下降等几个时期。
从总体上看，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变动与GDP平减指数的相关关系是：资本流动增长往往出现在通胀呈现下降趋势时期，而资本流动扩张速度的减慢往往与通胀的上升基本同步。尤其是在1980-1985年，全球出现14-15%的高通胀，资本市场筹资额有3个年份出现负增长，其余年份则是高达40%和70%的增长，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而90年代后期后，全球通货膨胀进入低水平稳定发展时期，资本市场的扩张也变得更为平稳，基本稳定在10%左右。
3.全球贸易增长与资本流动
同样，从数量变动上看，全球资本流动与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也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世界进出口总额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往往伴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上升，而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收缩则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增长减缓呈现一定的同步性。但是，1985年之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变动相对平稳，与全球贸易增长的相关性有所下降。
三、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与资本流动全球化
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资本全球流动的结构和变动方向。
增值是资本运动的内在动力和唯一目标，如果资本投资于国内能够获得多于投资于国外的利润，也就没有必要流向国外。利润驱动是主导资本国际流动的首要动机，因此，各国利率差异必然引起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
过去30年间，发达国家率先实现了利率自由化，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把放松利率管制作为金融深化的主要措施，市场决定正在成为国际利率确定的基础，市场利率格局基本形成。
与此同时，利率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运用中的作用发生了微妙的调整。整个70年代，货币学派主导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制定与调整，各国中央银行普遍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控制目标。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控制货币供应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能力有限，利率逐渐确立了在反通货膨胀中的基础地位，因此，各国中央银行越来越重视利率工具在货币政策中的使用，利率成为当代货币政策最直接与最有效的工具。最近以来，西方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有意运用利率来调节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当他们认为金融资产价格过高，可能导致泡沫经济时，便调高利率来控制资金供应，促使金融资产价格回落。这样，利率水平与金融市场价格的相关性明显提高。
过去30年国际利率的调整周期与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变动紧密相连，70-80年代的高利率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情况下西方国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90年代以后，尽管西方经济曾在1992年到1993年间出现短暂的衰退，但通胀得到抑制，利率基本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
利率作为资本的市场价格直接影响资本全球流动的总量和结构。
首先，从总量上看，在利率水平大幅度调整时期，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额也出现比较大的增减变动，而在90年代以后利率波动幅度明显收窄之后，国际资本市场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显然，利率的波动性高低直接影响资本流动的波动程度。
其次，国际利率的相对水平变动对资本流动的结构产生很大影响。通常情况下，当国际利率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时，国际资本往往流向收益率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而当国际利率水平显著回升时，国际资本往往从新兴市场国家撤出，转向西方工业国的金融市场。90年代初期，美国和日本普遍实行异乎寻常的低利率，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经济衰退相互作用，发达国家不动产和证券市场的收益出现萎缩，国际资本被吸引到高投资收益和经济前景看好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可以说，工业国家经济不景气、低利率，是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条件明显好转的重要因素。自1994年2月起，美国开始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国际利率转入上升轨道，发展中国家资本大规模流入的趋势开始逆转，国内外平衡受到影响，为金融危机的最后爆发埋下了伏笔。
第三，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在其他条件基本确定的情况下，国内利率与国际利率水平的差距是决定资本流入规模及结构的重要因素。
四、资本帐户管理政策与资本流动全球化进程
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化，国际资本需要自由地、迅速地流向全球回报率最高的地区，为此，取消外汇管制推动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呼声不断高涨。事实上，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可兑换范围的扩大成为促进私人资本流动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多数成员国在战后初期对资本项目交易实行某种形式的限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主要工业国家开始了资本帐户可兑换的过程，到1994年，主要工业国基本实现了资本帐户的开放。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直严格限制着资本外流。80年代初期以后，在国内金融体系逐步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帐户可兑换方面开始取得进展。1991年到1993年，部分拉美和亚洲国家相继实现完全的货币可兑换，而更多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放松对长期和短期证券投资流入的限制，并对商业银行和居民的外汇业务管制实行自由化。
目前，在资本交易控制方面（注：以下数据引自《Annual Report on Exchange Arrangements and Exchange Res triction 1999》，另由于国际货币基金对有关统计进行了调整，99年资本帐户管制情况与90年代前的可比性明显下降。），控制资本市场证券的成员国为133个，控制货币市场工具的国家为115个，控制共同投资证券的国家为103个，控制衍生和其他工具的国家为87个，控制商业信贷的国家为105个，控制金融信贷的国家为112个，控制担保等备用金融工具的国家为88个，控制直接投资的国家为149个，控制直接投资清偿的国家为52个，控制不动产交易的国家为134个，控制个人资本移动的国家为82个，针对商业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实行特别条款的国家为155个，对机构投资者实行特别条款的国家为82个。
此外，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统计表明，许多原来对外资采取限制和管制政策的国家纷纷修改其外资法或颁布新的外资法，以更有利的条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1991-1998年间，修改外资法律法规的国家年平均超过50个，其中，94%的修改是为了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只有6%的修改是加强了对外资的管制。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相继承诺实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国内和外部金融交易的各种限制等影响全球金融市场资本流动的藩篱逐步消除，大量的国际资本用于弥补工业化国家巨额的财政及经常帐户不平衡所产生的融资需求，工业化国家之间资本流量的净额得到迅速的增长，资本流量的增长同样显著。
五、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资本流动
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是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各国国际收支平衡、汇率调整、国际借贷安排等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集合，构筑了维持自由贸易运转所必需的法律框架和制度规范。
过去200年间，从本位货币和汇率制度的选择看，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金本位时期、以美元为本位的固定汇率时期和浮动汇率三个主要时期。
上述三种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因而带有其各自鲜明的特色。同样，在三种货币体系下，资本的跨国流动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首先从汇率的波动幅度看，金本位时期，西方主要货币汇率波动程度很低，英镑对美元汇率高低限相对于平价波动幅度仅为-0.59%到+0.70%，美元对法郎汇率高低限相对于平价的波动幅度为-0.68%到-0.62%。在以美元为本位的固定汇率时期，英镑对美元汇率的高低限相对与平价的变动幅度扩展到上下各1%，同样美元对法郎汇率高低限相对于平价波动幅度扩展到上下各0.99%。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主要货币汇率波动率大幅度提高。
其次，不同国际货币体系下，西方主要货币利率的波动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基本规律是，长期债券利率波动率的历史上最小值出现在金本位时期，美元本位时期居中，浮动时期最高；短期债券利率波动率则以美元本位时期为最低，金本位时期居中，而浮动汇率制时期最高。
第三，从资本跨国流动的相对量来看，在金本位制度下，金币形式资本可以流向任何地区，资本跨国流动常常受到输入国的鼓励，外国证券在大多数股票交易所自由交换，利润回流不受阻碍，资本跨国流动发展迅猛，以跨国资本流动总额相对于各国GDP的比例衡量，1880-1914年间平均为3.3%(Taylor,1996)，其中，英国的年平均资本流出量占同期GDP的5%到9%，法国的资本流动占GDP的2%，德国为3%。而由于控制资本流动成为美元本位时期有效实施的前提，资本的跨国流动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资本流动的相对规模明显低于金本位时代。而在浮动汇率制下，黄金与货币正式脱钩，国际货币制度实际上真正进入信用本位制，这就为资本的无限度膨胀打开了方便之门。随着资本帐户管制放松浪潮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传递，资本重新获得了实现全球流动和布局的动力，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流动速度显著提高，流动形式出现巨大调整，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总之，在国际货币体系由金本位到美元本位再到浮动汇率制度的变化过程中，全球资本流动经历了高度流动到高度抑制再到重新流动的发展过程，其变化的关键在于，本位货币、汇率调整以及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决定了资本在跨国流动的法律地位和难易程度，从而直接影响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和结构。
六、跨国公司及国际组织政策调整与全球资本流动
（一）跨国公司是资本流动全球化发展的助推器
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出口增长大大超过全球产出增长，全球直接投资增长又大大超过全球出口增长。跨国公司作为一个或几个国家建立分公司或子公司，从事跨越国界的生产或经营活动的现代经济实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注：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乔治·洛奇认为，如果说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那么跨国公司则是这种动力的载体。）。
目前，世界上共有4万家跨国公司，其海外子公司多达17万个，每家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国外子公司多达7家。世界总值的1/3、世界贸易的2/3、直接投资的70%都掌握在跨国公司的手中。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掌握全球3.1万亿美元资产，占世界跨国界直接投资的50%。这100家跨国公司中，美国占了32家，其余主要分布在西欧和日本。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战略和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其不断加剧的竞争及购并行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以商业贸易为主的国际经济交往，正在被全球范围的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所取代。
跨国公司海外活动的增加，要求并推动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国际化。而跨国银行的国际网络逐渐遍布全球，为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提供了巨大便利。跨国公司及其主导的资本流动全球化发展客观上有助于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但也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程度，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力，甚至引发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
（二）国际组织和区域金融集团全力推动资本流动全球化进程
在资本流动规模的快速扩张过程中，国际货币组织、OECD和一些区域经济金融集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资本流动的政策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之初，基金组织认为，经常性国际支付应该是自由的，而资本转移从法律上看可以是限制性（注：国际基金组织协定第6条第3节规定，“成员国对国际资本转移可以采取必要的管制，但这种管制除第7条第3节第(B)款及第14条第2节规定的之外，不得限制经常交易的支付，或者不适当地阻滞清偿债务的资金转移，第6条第1节规定，基金组织可以要求使用基金组织普通资金的成员国实施管制，以防止这些资金用于弥补大规模的或持续的资本外流。）。基金组织协定没有就管理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所发生的外汇交易与转移作出说明。因此，根据基金组织协定，成员国有权限制资本转移（注：参阅Mannel Guitian所著的《资本帐户可自由兑换：使政策结合实际》；Sebas tian Edwards编著的《世界经济中的汇率与货币资本管制及政策》1994年剑桥大学出版。对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区别对待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创建基金组织时提出的凯恩斯和怀特计划。凯恩斯认为，在所期望的固定但可以调整的汇率制度下，所有国家必须能够保护自己不受短期的投机性资本外逃以及临时性外国资本流入的影响，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怀特计划认为，汇兑管制是对贸易和资本流动构成干扰的一个不适当的因素，但是，该计划认为，一个国家对资本和商品流动进行限制有时很可能符合该国的最大利益。在对外汇率进行监督的过程中，基金组织的政策包括分析资本转移这条原则。）。
但是，尽管在协定中没有明确区分短期投机性的资本活动和生产性投资的资本流动，基金组织协定的目的并不是阻扰长期性的国际投资，基金组织明确表示应当取消管制不仅限于直接与经常性国际交易有关的支付转移，而且还包括阻滞生产性的资本流动的管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资本流动规模和结构出现大幅度调整，影响力不断扩大。尤其是80年代后期，开放资本帐户及管理大规模及具有潜在波动性的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宏观经济与金融风险等问题开始引起关注，并成为基金组织政策讨论的一个焦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基金组织对于消除汇率限制及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政策意图开始昭于天下，1997年，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达成协议，“同意修改基金组织的条款，将促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作为基金组织的具体目标，并授权基金组织对资本流动进行适当的管理。”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是全球资本流动的大力推动者之一。
其他一些区域性经济与货币安排等机构也相应建立了有关资本流动的管理规定及新的游戏规则。
七、基本结论
综上所述，推动全球资本流动的主要因素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及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动，国际贸易发展，金融市场内在需求及利率变动、金融创新及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资本帐户管理政策，国际货币体系，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方面。有关动力的属性又可以划分为：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人为推动两部分。
在一般情况下，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本身的推动力应归入客观必然性类别；金融活动快速上升产生的内在推动力则兼具客观必然性和人为推动两方面的属性，但是，相对而言，其客观必然性的色彩更强烈一些；在资本帐户开放进程中，发达国家的政策推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开放过程又是更多的国家对外经济贸易联系不断扩大的结果，因而同样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一面；国际货币体系为国际货币关系的准则，其总体政策取向更大程度上体现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意愿；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政策调整可以全部归入人为推动的范畴（详见下表）。
附表
资本流动全球化动力因素属性分析
动力因素
客观必然性 人为推动性
经济周期
*
贸易
*
金融活动：利率调整及金融创新
* *
资本帐户管理政策 * *
国际货币体系
*
跨国公司 *
国际组织 *
在上述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假设下，由上述七大因素推进的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总体上看是世界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必然结果，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意志，具有人为推动的一面。
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发展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是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相互联系又各具特点的组成部分，资本运动的自由化意味着居民可以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活动，也意味着国内消费者可以购买外国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本国金融机构可以为外国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从而从内外两个角度进一步推动了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其最终结果是资本效益的最大化和资源配置的最佳化，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市场表现形式。
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属性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从全球资本流动的地域结构看，发达国家和地区继续保持在资本全球流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资本全球化布局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相互间的资本流动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资本多向流动趋势日益显著。即使是金融危机的大范围爆发，也不仅没有影响发达工业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活动，反而促使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流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最终目的地，大量持续的资本流入促使其金融实力超强发展，使其对国际资本市场未来格局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金融全球化以资本自由流动和金融贸易服务自由化等形式，促进了全球金融领域的竞争，推动风险报酬趋向于平均水平，并通过资产价格的迅速调整保持市场均衡与稳定。同时，资本自由流动促使金融中介机构更好地进行风险评估和管理，扩大技术转让的范围，其结果是更多的金融机构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此外，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要求一国有关管理当局切实提高经济金融政策的可信度和有关政策组合的协调能力。
当然，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看，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扩张仅仅是个开始，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还处于初始阶段。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始逐渐暴露出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但是，与我们传统认识相背离的是，即使不同资本流动工具的变动规模呈现此起彼伏的波动特征，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全球资本流动持续增长的趋势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融资的增长成为一种不断持续的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将不断地向更广阔的范围、更深入的层次发展，因此，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是一个不间断的持续过程，这个过程还将不断地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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