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迪昂问题：三种新方法论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三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整体主义在20世纪的哲学论辩中，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论题。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认识的整体主义，一是意义的整体主义。在某些哲学家如蒯因那里，意义的整体主义是和认识的整体主义密切关联的。整体主义的立论和意蕴，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可能有所不同。但不难观察到，对于许多相对主义者和反实在论者来说，整体主义往往是他们达致相对主义和反实在论立场的重要步骤。因此要保卫合理性和实在论立场，就不得不面对如何处理整体主义论题的任务。
认识整体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论证路线是从所谓的“迪昂论题”推演开来的。而“迪昂论题”本身则来自于对“迪昂问题”（Duhem Problem）的否定性的回答。因此，合理性的保卫者有两种方式对付认识整体主义。一是通过仔细辨析迪昂论题，表明迪昂论题及其推演对于合理性并不产生有害的后果。另一种方式是，给出迪昂问题一种肯定性的解决方案，从而一举证明，迪昂论题是不成立的。第二种选择之所以可能，在于对“迪昂问题”的否定性回答，实际上预设了检验的不可分离论题和检验的演绎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后，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两个方面本身存在相当多的困难。因此，探索一种新的方法论原则，并从新的方法论原则出发，给出“迪昂问题”一个肯定的回答，因而从根本上取消“迪昂论题”，成为回避认识整体主义的重要途径。本文介绍在新的方法论原则的探索中，出现的三条重要途径，即贝耶斯主义、误差检验和似然主义，分别对“迪昂问题”给出的答案。
一、迪昂问题
按照假说演绎法和证伪主义，检验一个科学假说（理论），就是检验从这个假说出发所作出的预言，这在逻辑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一般性的图式：从假说H，演绎地衍推出一个推论E，然后进行实验检验这个推论，如果推论是不正确的，即
E，则认为这个假说遇到了经验的反常。从H→E，E，可以演绎地证明H，即H是假的。
但是，迪昂发现，在成熟的物理学的研究中，没有任何一个被检验的假说可以单独衍推出一个推论，而总是和其他的命题一起作出一个推论。（注：皮埃尔·迪昂：《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这些其他的命题有可能是其他的理论，或者是观察实验事实，一般称为辅助假说。用A来表示这些辅助假说的合取，用H表示有待检验的假说或基本假说，对H的检验就变成这样一种情形，H&A→E，如果事实上我们发现E，即发生了经验的反常，加上这个前提，则不能直接演绎出H，而是（H&A），它等值为H∨A，也就是或者假说H是假的，或者辅助假说A是假的。这就是观察和逻辑能够告诉我们的一切，但其中到底哪一个是假的？这就是所谓的迪昂问题。
迪昂对这个问题的描述是，“为了从这个命题演绎出现象和预言并进而表明这个现象是否产生的实验，为了诠释实验的结果并确定所预言的现象没有产生，他并未使自己限于使用所讨论的命题；他也利用了他作为无可争辩的东西而接受的整个理论群。如果所预言的现象没有产生，那么不仅被质疑的命题有毛病，而且物理学家所使用的整个理论的脚手架都是如此。实验告诉我们的惟一事情是，在用来预测现象并确定它是否会被产生的命题中，至少有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在何处，实验恰好没有告诉我们”。（注：皮埃尔·迪昂：《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迪昂问题还出现在更加一般的假说检验的情形中。假如证据与假说的关系不是演绎衍推关系，而是归纳确证关系，证据对假说的确证用概率关系来表达。在上面所述的假说检验的情形中，按照直观的定义，如果我们发现的证据E，使得P（H&A│E）＞P（H&A），则E对H&A构成了确证。如果我们发现的证据E，使得P（H&A│E）＜P（H&A），则E对H&A构成了否证。迪昂问题是说，我们是否可能或如何分配证据E对被基本假说H和辅助假说A分别产生的支持或反驳的程度。（注：Sober Elliott (2004) Likelihood， Model Selection and the Duhem-Quine Problem， Journal of Philosophy，101，1～20.）
二、迪昂论题
迪昂的直接目的是批评判决性实验（Crucial Experiment）方法。假设我们的目的不是检验一个假说H，而是在两个相互竞争的假说H[，1]和H[，2]之间进行选择。按照这两种方法论的设想，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判决性实验（Crucial Experiment），即从这两个假说衍推出不同的推论，然后根据实验来检验哪一个推论正确，从而在这两个假说之间作出选择。但考虑到假说必须和相应的辅助假说一起才能得到可以为实验检验的推论，判决性实验的结果仍然不能在这两个假说中消除任何一个。因此判决性实验不可能。由此，迪昂得出一个一般性立场，及迪昂问题原则上是不能够得到解决的，“物理学中的实验从来也不能够宣判一个孤立的假设不适用，而只能宣判整个理论群不适用”。（注：皮埃尔·迪昂：《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这种检验的整体主义主张，我们称为迪昂论题。
从迪昂以后，检验的整体主义论题从两个方面被扩展：第一是“整体”所指涉的范围。在迪昂那里，检验的整体主义只适用于物理学中的理论群，他明确表示，像生理学中的假说检验可能并不出现这种情况。在拉卡托斯那里，“整体”成了由核心理论和辅助假说共同组成的研究纲领。在库恩那里，“整体”成了某一个学科、领域或专业的范式，而在蒯因那里，“整体”则被扩展到整个学科。
第二是整体主义的含义越来越强。检验的整体主义被蒯因引申为这样一种主张，即“没有一个描述性陈述能够单独被证据证伪，不管证据可能是什么，因为总能把系统中的其余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使证伪被阻止”。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陈述都可以认为是真的，如果我们在系统的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整的话……反之，由于同样的原因，没有任何陈述是免于修改的。”（注：威拉德·蒯因：《经验论的两个教条》，载《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甚至包括经验陈述和逻辑定理。有一些哲学家甚至引申出了一个更强的论题，劳丹称之为强的“不完全可确定”（Underdetermination）论题，即认为有可能存在无穷多个理论，他们在逻辑上不相容，但都和经验证据相一致的理论，在认识论上是平等的。
整体主义带来的后果，是和整体主义的不同内涵相关的。迪昂认为，检验的整体主义表明，除了经验或逻辑之外，理论选择必须依赖于科学家的良好的感觉。而拉卡托斯在研究纲领的范围内，引入反面启发法，来区分科学家应该作的调整和不应该作的调整。蒯因则从更强的整体主义立论来变化其实用主义立场，在经验和逻辑之外，引入简单性、保守性等实用因素的考虑。而持强的“不完全可确定”论题的哲学家，则由此推出，证据的和理性的因素不能让我们在不同理论之间作出选择，因而非理性的因素或社会建构的因素是必不可少的。
不管迪昂论题或检验的整体主义是否直接导致蒯因的更强的主张，不管强的“不完全可确定”论题是否成立，引发迪昂论题的是迪昂问题。如果仔细分析这个问题，会发现在迪昂那里，这个问题的出现依赖于两个预设。一是阿雷（Ariew）所说的不可分离性论题（他自己称为分离性主题），（注：Ariew， Roger (1984).The Duhem Thesis，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35， 313～325.）就是说一个假说的检验，不是这个假说单独地与经验进行对照，因为，用于检验的物理实验所必需借助的实验仪器，如温度计、流体压力计、电热计等，已经隐含地包含了一定的理论。一是演绎主义的证据原则，即认为一个经验事实构成对一个假说的证据，只在于这个经验事实是这个假说的一个演绎后承。（注：Howson， Colin， and Urbach， Peter (1993).Scientific Reasoning：The Bayesian Approach.Open Court， Chicago and La Salle， Illinois.）
对“迪昂论题”的否定，就是要在批评导致迪昂问题的这两个预设的基础上，给出迪昂问题一个肯定性的解答。所谓给出一个解答，要求：（1）有一个关于证据支持或假说检验的理论；（2）在这种理论下，能够分配证据对待检验的假说和辅助假说不同的支持或反驳程度；（3）这种分配的方式至少应符合科学家的合理直觉。对迪昂问题不同的诊断和不同的检验方法论主张，导致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三、贝耶斯主义的解答
按照贝耶斯主义的诊断，迪昂问题的出现，主要在于其证据的演绎主义观，这是假说演绎方法和证伪主义的一个共同特点。这种对证据的看法认为，刻画证据关系的惟一方式是假说的演绎后承关系。但这种证据关系太粗，不能刻画证据支持的更精细的情况。而贝耶斯主义自己的证据关系，是一种概率关系。大多数贝耶斯主义者认为，证据对假说的支持程度为后验概率与先验概率的差，即P（H│E）－P（H）。在迪昂问题的条件下，H&A→E，事实上我们发现E，这时后验概率P（H&A│E）＝0，这当然是对H&A的最大程度上的否证。但贝耶斯主义者认为，这个结果并非使我们不能得出对H和A分别的反驳程度，即分别计算出P（H│E）－P（H）和P（A│E）－P（A）。因为根据贝耶斯定理，P（H│E）＝P（E│H）P（H）/P（E），P（A│E）＝P（E│A）P（H）/P（E）。如果再假定H与A无关，即P（H&A）＝P（H）P（A），那就有P（A│H）＝P（A│H）。为了得到P（H│E）－P（H）和P（A│E）－P（A），只需要确定出P（H）、P（A）和P（E│H）、P（E│A）、P（E）即可。再根据概率论的定理，只要确定了P（E│H&A）、P（E│H&A）和P（E│H&A），就能得到后三个值。（注：Dorling， Jon (1979).Bayesian Personalism，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And Duhem's Problem.Stud.Hist.Phil.Sci.10：177～187.）
多灵结合19世纪初物理学史上的一个案例来分析在这样的检验境况中可能出现的结果。对于月亮加速度，拉普拉斯根据牛顿力学计算得出一个计算值，这个计算值与当时的观测结果较为吻合。但是到了中叶，亚当斯发现拉普拉斯的计算过程存在一个错误，而在他更正了这个错误后，计算结果与观测值具有较大的差异。如果用H表示牛顿力学，E表示亚当斯的计算结果，A表示作出这个计算所要用的辅助假说：潮汐的摩擦力对于月亮百年加速度的影响的量级很小（拉普拉斯和亚当斯都用作辅助假说）。我们可以设定P（H）＝0.9、P（A）＝0.6，也就是在没有就月亮百年速度进行观测前，科学家们对H和A都有较大的相信度，并且对H的相信度比对A的相信度要高。P（E│H&A）表示科学家们假设H不正确，而A是正确的情况下，对观测结果E的相信度。考虑到E本身是令科学家吃惊的事件，而当时没有在牛顿力学之外的其他理论能够解释E，在A正确的条件下，E极端不可能，因此可赋予其很小的值，比如0.001。在A，即假定潮汐摩擦力影响到月亮的加速度的条件下，P（E│H&A）和P（E│H&A）应该比P（E│H&A）具有稍大一些的值，比如0.05。在这些因素赋值后，我们就能够计算出P（H│E）＝0.8976，P（A│E）＝0.003。比较前面所说的先验概率，我们看到，E对H和A的相信度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对H的影响较小，对A的影响较大。这解释了为什么当时的科学家会保留牛顿力学，而对辅助假说A作出调整。（注：Dorling， Jon (1979).Bayesian Personalism，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And Duhem's Problem.Stud.Hist.Phil.Sci.10：177～187.）胡森和乌尔巴赫在另一个历史案例（对于普劳特元素重量的假设的检验）中也作了类似的贝耶斯主义似的说明。（注：Howson， Colin， and Urbach， Peter (1993).Scientific Reasoning：The Bayesian Approach.Open Court， Chicago and La Salle， Illinois.）
在这些分析中，精确的数字不是实质性问题，他们刻画的是当时科学家们的主观判断。伊尔曼指出，只要满足以下一般性条件，即P（H）＝k[，1]、P（A）＝k[，2]、P（E│H&A）＝k[，3]、P（E│H&A）＝k[，4]和P（E│H&A）＝k[，5]，并且k[，1]＞k[，2]，k[，1]＞0.5，k[，3]＜k[，4]，k[，5]＞1，那么否定的证据主要影响到辅助假设而不是基本假说。（注：Earman， John (1992).Bayes or Bust.The MIT Press.）这一结果实际上对拉卡托斯在研究纲领中划分的硬核部分作了更加细致的刻画。雷德赫德（Redhead）表明，在按照拉卡托斯的反面启发法行事，即保持H不变，而只是变换辅助假说的情况下，如果遇到越来越多的证伪，也会使H的后验概率趋向于零。这也给研究纲领的评价给出了一些标准。
多灵的贝耶斯主义方案是否真正构成了对迪昂问题的解答？许多批评者指出，主要问题在于各个概率赋值时的主观性。除了先验概率的赋值外，P（E│H&A）、P（E│H&A）、P（E│H&A）这些似然值也是主观的。如果我们改变这样的赋值，就会得出相反的结果。这样赋值的合适性，比如说，P（E│H&A）的值是科学家对H不正确的情况下，对E的相信度。多灵赋予小的概率的理由是，在当时，没有其他不同于牛顿的理论能够给出E合理的解释。但H意味除牛顿以外所有可能的理论，而不是当时是否存在的竞争者。即使正如多灵所说，这些赋值符合当时科学家的主观判断，贝耶斯方案也只是说明了在这些赋值下，科学家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而并没有指出这样的选择是得到辩护的。
多灵后来发现，在贝耶斯主义方案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在否定的证据证伪了H&A的情况下，有可能H的后验概率大于先验概率，也就是H得到了确证。（注：Dorling， Jon (1979).Further Illustrations of the Bayesian Solution of Duhem's Problem.）对于这个初看起来似乎是反常的结果，多灵以及胡森和赫乌尔巴赫的解释是，否定的证据除了包含有证伪H&A的信息，而且还包括别的信息，这是这些信息对H构成了确证。按照斯特文思，这一点至少可以表明，标准的贝耶斯主义解答并没有回答蒯因—迪昂问题，因为要求的答案是证据的否定作用。斯特文思认为，E对H的作用这两个部分δqd和δc，可以在贝耶斯框架下区分出来。δqd是证伪本身对H的概率的影响，而δc是由于其他因素对H的概率的影响。在分析蒯因—迪昂问题是，依据的不是H的后验概率，而是部分后验概率P（H）＋δqd＝Q（H）＝P（H）[1－P（A│H）]/1－P（A│H）P（H）。这个部分后验概率比整个后验概率具有更多的客观性。（注：Strevens， Michael (2001).The Bayesian Treatment of Auxiliary Hypotheses.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52， 515～537.）
四、误差统计途径
误差统计（Error Statistics）方法主要是马友（Deborah G.Mayo）提出并加以阐述的。它以内曼—皮尔生和费歇的经典统计检验方法为基础，在其思想实质上就是一种非贝耶斯主义的方法论。按照马友的诊断，迪昂问题主要出在检验的不可分离性预设上，它把假说检验的过程简化为证据与假说的直接对比，因而试图给出证据支持的一种整体性（Global）的测度。这一点在贝耶斯主义那里也没能避免。但是实际的科学研究，检验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首先，证据本身不是实验的原始数据，而要对数据进行整理；其次，要对用于检验的实验进行设计；第三才是对基本假设的评判。每一个层次的工作使用了不同的模型，都有可能出现错误，也都要进行相对独立的检验。不同层次的检验是一步一步地进行的（Piecemeal）。在对基本假说进行评判之前，先要检验数据本身是不是可靠的，以确定证据是否真正构成了证伪或反常。其次，还要考察实验的假设是否足以确定实验已得到充分的控制，没有其他辅助因素介入。（注：Mayo， Deborah G.(1996).Error Statistics and the Growth of Experimental Knowled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她详细地分析了爱丁堡在1919年对日食的观察后，对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检验过程，来支持这种三层次一步一步的检验模式。在这个检验模式中，对基本假说的检验与实验设计（通常的辅助假说）的检验，实际上是要分离出来的。应该注意的是，误差统计学派所主张的分离方式与贝耶斯主义不相同。在贝耶斯主义的解决方案中，辅助假说的后验概率，依赖于基本假说和其他基本假说的备择假说。
马友注意到导致迪昂问题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在演绎主义的方法论中，当不同的假说与证据同样符合时，这些假说在检验的结果上没有任何区别。而在贝耶斯主义那里，通过分配给不同假说不同的先验概率，在这种情况下，倒能够使这些假说在检验结果上有所区别。但贝耶斯主义所主张的证据支持的整体性的测度关系，特别是其测度中的主观概率，都是马友所不同意的。马友借用了内曼—皮尔生和费歇的经典统计检验方法的思想，对假说的检验不是求证据对假说的支持程度，特别不是像贝耶斯主义那样进行求证据对假说支持的概率，来作为假说评价的依据，而是看在假说通过检验时，检验方法本身的好坏。当两个不同的假说与证据都相符合，也就说都通过了检验时，其中一个假说可能比另外一个假说得到了更好的检验，因为不同的假说可能有不同类型的错误，同样的检验可能更容易探测出一种错误而不是另一种错误。她用严酷性（Severe）程度来表示一个检验程序能够探测出一种错误的能力。也就是说，假说H通过的检验是一个严酷性检验，如果假说是假的，检验程序T只有一个很低的概率产生通过的结果。 这里的概率不是贝耶斯主义所言的假说的概率，而是检验程序可能导致错误的概率。（注：Mayo， Deborah G.(Duhem's Problem， Bayesian Way， and Error Statistics， or “What's Belief Got to Do With It”? Philosophy of Science， 64， 222～244.）
当科学家遇到迪昂问题所述的境遇时，有两种战略来应对。第一种战略是，阻止那些试图引入额外因素以消除经验反常从而挽救基本假说的企图。采用这种战略一般可引用两个方面的根据，或者证明这些额外因素不能通过严酷的检验，或者表明它们的否定通过了严酷性检验。第二种战略是，力图表明A的否定即A，能够通过严酷的检验，以证明反常的出现只是对辅助假说的谴责。马友细致地分析了在1919年爱丁堡的日食检验探测到光线弯曲的现象后，对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检验的历史过程，试图表明，在遇到经验反常后，科学家实际上正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来推动科学进步的。（注：Mayo， Deborah G.(Duhem's Problem， Bayesian Way， and Error Statistics， or “What's Belief Got to Do With It”? Philosophy of Science， 64， 222～244.）
五、索贝尔和似然主义的解决方案
索贝尔（Elliott Sober）同意贝耶斯主义对证据的演绎主义原则的反对。他说：我怀疑这种形式的整体论的诱惑来自于理论检验的假设演绎观……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观察结果确证或否证合取而不是合取件，然而很清楚，确证或否证可以通过非演绎的关系为中介……所考虑的合取每一个都与观察结果相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证据不能在它们之间作出区分。证据比假说演绎主义想像的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注：Sober Elliott (2004) Likelihood， Model Selection and the Duhem-Quine Problem， Journal of Philosophy， 101， 1～20.）
但索贝尔是目前有名的非贝耶斯主义者，他反对贝耶斯主义科学推理理论的整个途径，并认为在迪昂问题上，贝耶斯主义遇到了它在其他场合相同的限制。主要是贝耶斯主义方案中所需要的概率值很难进行客观的解释。把这些概率值处理为主观相信度不是好办法，因为主观解释对问题的解答缺乏规范性的力量，没有为否证如何在合取件之间进行分配提供理由。（注：Sober Elliott (2002).Bayesianism-its Scope and Limits， in Bayes's Theor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他坚持哈金（Ian Hacking）开辟的似然主义（Likelihoodlism）传统，认为在假说H为真的条件下，观察结果E的似然P（E│H），能够反映证据对假说支持的一种客观关系，特别是他用似然的比率即P（E│H[，1]）/P（E│H[，2]）来表示证据E对假说H[，1]、H[，2]支持程度的比较。
索贝尔的另外一个诊断在于，也是其他许多科学哲学家认识到的，假说检验通常并不是在证据的基础上，来考察某个单个的假说H或A，而是在一个假说或其他可供选择的假说之间，比如H[，1]或H[，2]，或A[，1]或A[，2]之间进行选择。虽然贝耶斯主义的方案中，也需要考虑其他可供选择的假说，但只是简单地把它们统统归为H或A。
因此，对迪昂问题的分析，不是在基本假说H和辅助假说A的合取遇到否定性证据后，分别求出H和A的后验概率，而是比较P（E│H&A）、P（E│H&A），P（E│H&A）、P（E│H&A）这四个似然值。他举了一个医学诊断的例子。假定H[，1]：张三有肺结核；H[，2]：张三没有肺结核。检验方法有两种，分别为A[，1]和A[，2]，它们的误差概率，即真阳性和假阳性的误差概率可以通过最大似然估计从以往的经验频率中求得。假定检验结果为阳性。出现这种结果既依赖于H也依赖于A，而且医生事先并不知道H[，1]、H[，2]或A[，1]、A[，2]之间哪一个为真。这当然是典型的迪昂问题的境况。但在相当多的条件下，通过比较这四个似然值，可以表明，证据对假说H[，1]、H[，2]的支持和对A[，1]、A[，2]的支持在程度上是不对称的。在一些情况下，存在定性的不对称性，即不管A[，1]、A[，2]何者为真，证据对H[，1]的支持程度都大于对H[，2]的支持程度。在一些情况下，存在定量的不对称性，即证据对H[，1]而不是H[，2]的支持程度大于对A[，1]而不是A[，2]的支持程度。（注：Sober Elliott (2004) Likelihood， Model Selection and the Duhem-Quine Problem， Journal of Philosophy， 101， 1～20.）
在实际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更加一般的情况是，科学家对于使用的是哪一种检验方法事先是知道的。但由于检验方法的误差概率只是一个估计值，因而经验证据既可能影响到基本假说，也影响到对检验方法误差概率的估计。这样我们仍然会遇到迪昂问题。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不同假说的支持程度仍然能够区分出来。比如，伽利略提出木星有四个卫星的假说，对这个假说的检验方法是用望远镜对准木星进行观察。虽然观察结果既依赖于伽利略的假说，也依赖于望远镜的可靠性。但在伽利略那里，对望远镜的误差概率已经通过在地面上多次使用后得到了一个估计。当用于对木星的观察时，观察结果对于望远镜的误差概率估计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而对于伽利略假说给出了较大的确证。在这里索贝尔基本上是同意马友一步一步进行的检验模式。（注：Sober Elliott (2004) Likelihood， Model Selection and the Duhem-Quine Problem， Journal of Philosophy， 101， 1～20.）
似然主义的缺陷主要在于基本假说、辅助假说以及它们的可供选择假说必须是简单统计假说，如果其中有一个合成假说，在求似然值时有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合成假说可以看作是一些简单统计假说的析取，求合成假说的似然的方法为各个简单统计假说似然的加权平均，这个权重是一个难以客观解释的概率值。
贝耶斯主义、误差检验和似然主义，是在假说演绎方法、证伪主义方法之后，对规范的方法论的三种新的探索。它们是否真正解决了迪昂问题，不但依赖于对它们各自解决方案的细节的评价，还依赖于对它们作为方法论原则本身是否合适进行评价。虽然在这三种方法论之间，还就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着争论，但它们都共同把解决迪昂问题作为其方法论理论的任务。这是因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的科学哲学中，大体上潜藏着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即从对规范方法论的批判达到认识整体主义，从认识整体主义走向相对主义。即使我们暂不考虑第二步是否合适，新的方法论探索表明，第一步的推论也是大为可疑的。这为我们对科学合理性的认识开辟了新的可能途径。
[导师金吾伦教授点评]
长时期以来，大家都意识到科学哲学的研究应更多地从问题出发，而不只是停留在对国外的理论、流派和思潮的引介上。胡志强的论文《解决迪昂问题：三种新方法论的探索》，提纲挈领地抓住了科学哲学中一个重要而且基本的问题，进行细致的逻辑分析和历史梳理，帮助我们对迪昂问题，即认识整体主义有了更为脉络清晰的认识。在拉卡托斯、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之后，许多哲学家受到迪昂问题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大体上都有一个从认识整体主义再到各种相对主义（包括社会建构论）的思想线索。本文则在新的方法论研究中，对于没有整体主义的方法论进行探索。这一探索有助于我们继续寻求科学合理性的具体形式，继而在各种相对主义的冲击中，为保卫科学合理性立场，提供了一种新路向，增加了一种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