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经济和“资源诅咒”关系初探——基于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案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大利亚论文,资源论文,俄罗斯论文,案例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有观点认为，资源财富、对工业化至关重要的矿产储量、大量肥沃的土地乃是发展的重要积极因素①。但这个理念遭到“资源诅咒”命题的严峻挑战。该命题强调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至今已得到不少学科领域的认可。俄罗斯与澳大利亚均为资源大国，资源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国民经济举足轻重。在资源可能产生诅咒的情况下，巨大的资源财富对两国而言意味着什么？两国的资源经济模式有何异同？是否陷入“资源诅咒”？这些是值得探究的问题。本文从“资源诅咒”的视角将两国的资源经济纳入比较分析框架，探索问题的答案。
一、“资源诅咒”论简介
“资源诅咒”概念最早由奥蒂提出并很快为学界接受。所谓“资源诅咒”是指由于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因果性关系，资源丰富的经济体将呈现比资源贫瘠经济体更差的表现。这一命题将资源禀赋作为自变量，将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问题，导致自变量起作用的引发机制主要有以下4个：
第一，贸易条件恶化②。这个观点从国际贸易中相对收益分配的角度，利用体系影响单元的思路解释工业国和初级产品出口国之间经济差距拉大的原因：初级产品出口价格长期不变甚至下降和制成品出口价格上升，导致出口初级产品的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致使国家经济增速缓慢。
第二，“荷兰病”③此见解认为，开发资源带来的丰厚收益将给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几个致命后果：一是巨额外汇收入引发本国货币升值带来的“支出效应”阻碍非资源部门的发展；二是资源收益促使劳动力和资本从非资源部门流向资源部门，形成“资源推动效应”；三是资源收益导致国内对制造业产品需求的提升，但由于本国制造业竞争力欠缺，引发大量进口制成品，进一步加剧制造业的萎缩和衰落。这些后果最终削弱一国长期增长的动力。
第三，挤出人力资本④。这个意见强调资源繁荣将损害人力资本积累：众多劳动力从事低技术的资源行业，将无心提高自身及子女的教育水平，从而挤走“人”；同时，这也无法激励政府和社会投资教育，从而将“钱”挤走。因而，资源收益损害人力资本积累，导致经济增长困乏。
第四，制度弱化。该视角提出，丰盛的资源收益将从两方面扭曲国家制度：一方面引致利益集团向政府寻租以获取资源控制权，形成外部扭曲；另一方面资源财富在增强政府控制能力的同时降低维护原有制度的成本，形成“路径依赖”。内外扭曲严重弱化原有制度，经济跃升的制度保障缺失，致使长期增长乏力。
二、俄、澳资源经济概况
俄罗斯和澳大利亚均为资源大国，但受资源构成的影响，两国的资源经济模式显现不同特点。俄国的资源经济主要由油气构成，澳大利亚则是煤炭、铁矿、液化天然气为主的资源模式。以2012年为例，俄石油探明储量和产量居世界第8和第2，天然气探明储量及产量列世界第2；⑤澳煤炭探明储量和产量在全球排第4和第3⑥，铁矿石储量及产量均居世界首位⑦，同年，澳是全球第三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可望于2017年超越卡塔尔，成为世界头号液化天然气生产国和出口国。
2000年以来，在新兴经济体强劲增长拉动下，资源价格一路走高，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长周期⑧。在体系层次价格变动影响下，俄、澳资源经济发生显著变化（图1）：一方面两国资源产品出口值和比重持续增长，资源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趋强；另一方面，两国经济对资源的依附状况出现分化：俄罗斯对资源的依附程度高于澳大利亚。
总而言之，俄、澳资源极为丰裕，但资源经济模式各具特点并持续强化。因而，在“资源诅咒”视角下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异同相伴的俄、澳资源经济兼具现实和理论意义。
三、俄、澳资源经济评估
在体系层次的资源价格和两国单元层次的资源模式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本文沿着“资源诅咒”主要引发机制的论述路径对2000年以来的俄、澳资源经济进行对比评估。
1.贸易条件恶化？
新世纪以来，俄、澳的贸易条件并非贸易条件恶化论所言。2001～2011年间，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的出口值年均增速为15.8%和17.9%，但两国纯易货贸易条件指数反而改善：以2000年为100计算，2011年两者的指数为200.7和234.2⑩。从价格指数对比分析，新世纪以来初级产品的价格指数扭转了前30年的下降颓势，呈上升态势，而且增速明显快于制造业产品（图2）。
可见，俄、澳借助资源优势，贸易条件非但未恶化，反而有改善。但是，制造业产品价格指数远较初级产品稳定。这意味着，两国依然面临波动性引致的资源价格涨跌威胁。
2.“荷兰病”检视
随着价格走高，俄、澳资源业强势增长。按照“荷兰病”逻辑，两国必将发生这样的变化：汇率升值→能源部门挤占制造业投资→出口结构初级化，最终引发“诅咒”。为此，有必要对两国进行“荷兰病”检视。
从汇率变化看，卢布和澳元的汇率都呈现上涨趋势（图3）。研究证实，乌拉尔石油增长1%将带动卢布实际汇率增长0.5%（12）。澳大利亚资源产业的繁荣是澳元在2005～2011年间大约升值31%的主因之一（13）。这说明资源出口增长带来了两国货币的升值。
但从投资分析，两国情况却变得复杂。俄罗斯的固定资产投资中，能源开采、制造业中焦煤和炼油的投资增长都未显著上升，能源开采投资甚至还长期下滑（最近两年才有回升）。制造业的投资占比虽未上升，但在2002年已超过对能源开采的投资。因而，卢布汇率上涨并未形成能源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图4）。
在资源价格上涨同时，澳大利亚整体投资持续高涨（15），但是出现矿业投资一路飙涨和非矿业投资持续下滑的局面（图5）。从产业竞争看，制造业的增速则明显放缓，2000～2009年均增速为0.9%，同期农矿业的增速为2.94%（16），体现出资源产业对制造业等非资源产业的挤出效应。
在汇率和投资变化的影响下，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出口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图1）。资源产品的出口值在总出口中的占比节节攀升，近期已逾70%。两国的出口结构显露初级化特征。
整体而言，俄国虽有汇率上涨和出口结构初级化现象，但未显现资源产业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俄经济呈现资源依附性特征，却未表现出典型的“荷兰病”现象。澳大利亚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资源部门对非资源部门的挤出效应，略现“荷兰病”征兆。
3.人力资本评估
本文以教育投入占公共支出比重及高等教育入学率来衡量人力资本积累（17）。
相较来看，尽管两国资源部门急剧扩张，但教育占公共支出的比重并未大幅下滑（见图6）：俄出现缓慢上升的趋势，澳则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态势，说明资源产业扩张在两国没有产生挤压公共教育支出的恶果。相反，资源收入的增长带动了俄国的教育支出。从国际横向比较看，两国的教育支出占比正不断接近英美两国。可见，俄、澳教育支出状况不断得到改善。
“诅咒”论者认为，资源产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不大，将导致资源富饶国家高等教育人才缺失，产生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现象。为此，本文用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检测两国高素质人才的积累状况。新世纪以来，两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都表现持续上涨的势头（图7）。这说明，两国资源部门的快速增长没有产生对高等人才培养的明显挤压现象。
因此，俄、澳资源产业的发展既没挤走“钱”也没挤走“人”。俄罗斯资源带来的充足资金，反而逐步扭转了转型前期教育投入减少的现象，人力资本状况得以改善。澳大利亚则始终保持较高的教育投入和高等教育水平。
4.制度比较
沿着制度恶化的思路，本文从外部和内部扭曲两个路径检视两国制度。
从外部扭曲看，俄罗斯腐败情况较为严重，无论与美、日还是与其他金砖国家比较，腐败状况更为严峻，尚未出现好转迹象；澳大利亚一直保持较高的廉洁指数，没有出现寻租活动加剧的症状，与同为发达国家的美、日相比也表现了稳健的廉洁状况（20）。外部扭曲力在俄罗斯产生了恶果，而在澳大利亚则受到遏制。
为评估内部扭曲力，本文选取世界治理指数（WGI）数据库的政府效率、管理质量、法治和控制腐败四项指标予以对比（表1）。两者相较，俄罗斯各项指标都落后于澳大利亚。纵向看，澳大利亚各项指标始终保持较高得分；俄罗斯的各项指标都未明显改善，始终处在低位，且对腐败的控制呈下降趋势，整体质量出现弱化。
在资源产业冲击下俄罗斯出现了腐败加重状况，整体质量弱化的现象。澳大利亚则成功避免了腐败加剧、制度弱化的“魔咒”，保持了良好的质量水平。
5.整体经济评估
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是“资源诅咒”的落脚点。为此，评估俄、澳经济增长状况便不可避免。为全面评估，本文同时考察经济增长速度和稳定性。
增长速度上，俄罗斯GDP年均增长率远超澳大利亚（图8）。多边对比中，俄罗斯年均增长高于美、日及巴西，澳大利亚年均增长率高于美、日，紧随巴西（21）。就增长率论，两国表现都不错，但俄高于澳。
为避免因经济规模差异等因素导致的偏差，还需考察增长稳定性。2000～2011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标准差为4.5151，澳大利亚为0.9239，俄经济远不及澳稳定。国际横向比较评价，澳经济的稳定性不仅强于金砖四国，而且好于美、日两国；俄则是金砖四国中经济增长最不稳定的国家，更无法与美、日相较。在稳定性上，澳大利亚远超俄罗斯。
因而，从经济整体状况的评估可知：在资源部门拉动下，两国经济比同类型国家增长快，这成为两国经济增长的共性（22）。但两国经济的稳定性呈现较大差异：俄罗斯经济的稳定性远落后于澳大利亚。这说明，资源经济冲击下的现实情况比“资源诅咒”命题提供的视角更具复杂性。
四、俄、澳资源经济对比分析
自“资源诅咒”视角比较评估俄、澳资源经济，得出了异同皆有的结果。因此，要分析“资源诅咒”是否有效，需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以探索原因。
1.引发机制共性分析
贸易条件恶化和挤出人力资本的解释逻辑在俄、澳资源模式中失效，成为两国资源模式的共性。为揭示其原因，本文对这两个共性展开分析。
（1）贸易条件改善缘由
资源价格始终受需求和供应的制约，因此贸易条件改善的原因可从这两方面分析。从需求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猛增长以及世界人口的急剧增加，带动了对能矿资源的强烈需求。从供给讲，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替代产品尚未出现，新的矿产也未大规模发现，世界资源的供给量近期没有大幅增长（23）。在需求增长和供给有限的双重制约下，尽管各国纷纷出台新的政策来节约资源，但依旧无法阻止资源产品的价格上涨。贸易条件恶化论在体系变动的情况下变得不再灵验。因此，俄、澳资源模式的麻烦并非贸易条件所致。
（2）人力资本因何积累
俄、澳人力资本积累没有按照“资源诅咒”论的逻辑出现恶化。其原因在于，资源产业挤走“人”和“钱”的解释路径失效。首先，资源部门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大。俄、澳资源产业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始终较低。资源产业扩张会从其他部门挤走大量劳动力的说法一点即破。其次，资源丰足国家难以将收益投资到教育等人力资本积累上的观点也不符合现实，部分原因在于资源开采及相关产业离不开技术支撑。此外，投资教育的回报率较高，尤其是私人回报要高于社会回报，投资教育就成为资源丰沛国家和个人的重要选择。所以，资源产业弱化人力资本积累的论点依据不足。
2.引发机制相异分析
俄、澳在“荷兰病”效应和制度比较上呈现不同状况，相对分析共性而言，两者的差异性尤其值得探究。
（1）“荷兰病”征兆差别诱因
澳大利亚一定程度上呈现汇率上涨→挤出投资→出口结构初级化的“荷兰病”征兆，但经济增长没有减缓。这与资源价格上涨引致资源产业迅猛发展有关。新兴国家对铁矿石、煤炭等资源需求的持续旺盛带动资源价格上升，促使澳国内经济结构变化。最先的变化就是资源业繁荣和汇率上涨（24）。资源收益的吸引，形成投资向资源行业聚集的趋势，挤占了制造业投资。而资源产业中间设备进口的增长，则加重了制造业的衰落。但是，资源价格增长和出口市场稳定，带来经济增长的外部稳定；处在“后工业化”阶段的经济进程、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政策，则形成内部稳固。两者给澳大利亚的经济加上了“双保险”。因而，澳大利亚虽出现“荷兰病”征兆，但未发生“荷兰病”结果，资源繁荣促进经济增长而非停滞。
俄罗斯经济出现汇率上涨→未挤出投资→出口结构初级化的状况，无法用“荷兰病”解释。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并非资源部门对制造业部门投资的挤压，而是制造业产能不足和资本缺乏。俄国制造业的生产指数始终未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但能源行业2003年即已复原到1991年的水准。这一差距反映制造业产出不旺，对经济推动力不足，从而造成出口结构的初级化。同时，俄投资匮乏，大量的外商投资又集中在能源行业，制造业投入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制造业的中间产品需大量进口。由于卢布升值，这一进口反而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资源的挤出效应未生效。实际上，只要制造业产能回升，效率上扬，投资增长，俄罗斯的出口结构就会改变，形成出口的多样化。
（2）制度相异分析
俄罗斯制度的弱化与澳大利亚制度的稳健形成鲜明对比，原由在于资源出口和制度互动的差异。
资源出口对俄罗斯制度的弱化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资源价格上升带来暴利，刺激寻租、腐败等现象滋生，直接冲击尚不完善的制度；二是资源收益阻碍了原应进行的改革，从而在俄国形成这样的事实：统治精英们热衷于享受安逸的经济行情，缺乏推行国家现代化改革的强大动力（25）。资源的冲击同样在澳大利亚存在，使得澳大利亚减弱了改革动力，享受资源收益带来的安乐“瘾”（26）。但由于澳大利亚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远比俄国完善，阻止了资源引发的制度恶化，将资源的冲击关进了制度的笼子。
可见，资源繁荣在制度低下时会变成恶化制度的“黑手”，但在制度完善的条件下，负面影响可得到遏制，关键在于“人”的因素，只要制度架构完备，资源就不会成为洪水猛兽；反之，资源就会助长腐败、弱化制度。
3.经济增长状况分析
资源作用下的俄、澳经济状况呈现异同现象：两国经济都高速增长的同时稳定性出现差别。从体系和单元互动的视角看，至少有3个因素起关键作用（27）：政策作用、体系冲击力和内部扭曲力。
（1）政策作用
俄罗斯利用资源获取巨大收益，同时也保持了高速增长，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大力推行能源优先与保守性财政相结合的政策。在抑制资源冲击带来的通货膨胀时，构建了维护经济稳定的缓冲基金。这些政策在普京“部分国有化”的方针下，借助国家力量得以强力贯彻，从而保证了俄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面对资源带来的财富和挑战，澳大利亚采用了内外结合的政策。面向中国等新兴国家谋求资源出口的稳定市场，有效应对外部市场风险；自律的财政政策和有效的制度建设，增强了国内经济的灵活性和敏感性。这些政策的实施助推澳大利亚经济实现增长和稳定。
因而，政策的作用使两国减弱了资源价格冲击，遏制了经济衰退。
（2）体系冲击差异
俄罗斯是高度依赖油气的资源模式，澳大利亚是依赖煤铁的资源模式。俄、澳资源模式的各自特点给两国经济带来不同影响。面对资源价格这一外生变量时，资源模式的差异常使国家的外部脆弱性相异。
俄国对油气的过度依赖导致对油价的过度敏感，在油价的频繁波动下，经济面临高度的外部脆弱性。当危机来临时，无法阻止外国资本外逃和本国民众信心的下滑，纵有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也是枉然，经济必然大起大落。澳大利亚的煤铁模式依赖新兴市场，比俄国幸运许多。中国稳健的经济给澳大利亚提供了外部“安全带”，使煤铁价格在危机期间依旧坚挺，同时较低的资源依赖限制了资源价格波动的冲击力。较小的体系冲击力是澳经济稳定的重要原因。
（3）内部扭曲差异
内部扭曲问题与外部脆弱性同样严重（28）。经济增长与历史有着紧密联系，制度结构和经济水平制约着政治精英们追求目标的组织能力和可供选择的工具。在转型背景下，面对油气洪流，俄国无力抗拒“油气瘾”，经济结构的畸形和制度改革的缓慢相伴而生，不得不忍受着资源产业膨胀带来的内部扭曲。处在发达工业阶段的澳大利亚以完善的制度架构和多样的经济体系有效应对资源财富的挑战。资源的扭曲力在制度监管和经济弹性下受到限制，形成较为稳健的经济增长局面。但出口结构的畸形说明内部扭曲的挑战依然存在，有待澳大利亚进一步解决。
通过对俄、澳资源经济的评估和分析，初步可作如下结论：
第一，“资源诅咒”具有一定解释力。虽然其他因素对“资源诅咒”的发病途径进行制约，但俄、澳均未完全脱离“资源诅咒”的阴影。这一命题至少部分解释了两国资源经济中存在问题的原因。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负冲击力始终存在，体系层次的价格波动和国内层面的扭曲时时威胁两国经济稳定，迫使两国依赖政策进行抵制。俄国制度恶化以及资源模式形成的“俄罗斯病”（29），澳大利亚经济初显的“荷兰病”症状都说明“资源诅咒”具有一定解释力。
第二，“资源诅咒”命题不完善。“资源诅咒”无法解释俄、澳经济增长的差异。可见其以简约的理论建构尚能初步解释不同属性国家为何不发展的原因，但无法解释资源富裕国家间发展的差异性。此外，其只强调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性，忽视了因果性与相关性的区别，无法解释俄、澳为何没有完全陷入“诅咒”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资源诅咒”引发机制的解释力有待商榷。“荷兰病”的发病前提受到主动限制，其前提必须是资本充足且劳动力充分就业。在资本匮乏的俄国，其无解释力，也无施展空间。在劳动力过剩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解释力将更加薄弱。“挤出人力资本”说则不符合资源产业发展的现实，因而在俄、澳两国都同时失效。这些都说明“资源诅咒”命题的理论缺陷。
第三，“资源诅咒”命题具有时效性。“资源诅咒”是在特定经济条件下的时代产物，存在于一定历史时期内，受历史阶段的制约。就本文研究的结果来看，“贸易条件恶化论”在当今条件下或已时过境迁，难为现有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从现实政策看，按照这一论点开出处方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也没有取得成功。进口替代远非降低了外部脆弱性，反而增加了这种脆弱性（30）。“制度弱化”的引发机制在制度完备、经济成熟的澳大利亚没有出现，在转型的俄罗斯则施展魔力。说明资源对制度的成功弱化并非伴随一国经济发展的所有阶段，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资源的弱化作用将会得到遏制。
概而言之，“资源诅咒”命题既有理论上的不足，亦受时代和国情的限制，作用愈益有限。
①[俄]E·T·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5.
②R.Prebisch.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M].New York:United Nations,1950:1-59; Hans Singer,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0,40（4）:473-485.
③W.Max Corden,J.Peter Neary.Booming Sector and Deindustrialis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J].The Economic Journal,1982:825-848.
④Thorvaldur Gylfason.Natural Resources,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847-859.
⑤BP.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R].http://www.bp.com/content/dam/bp/pdf/statistical-review/statistical_review of world_energy_2013.pdf:6,8,20,22.
⑥Ibid.,30-33.
⑦http://www.australianminesatlas.gov.au/aimr/commodity/iron_ore.html; BREE.Resources and Energy Statistics 2012[R].http://www.bree.gov.au/documents/publications/res/Annual_RES_2012.pdf:90.
⑧“长周期”是指在主要经济体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拉动下原材料价格持续时间很长（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增长趋势，其影响力的扩展将使大部分商品价格上涨，势必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长周期受需求的驱动，一旦需求减弱这一周期便开始进入终结。所以，长周期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变动。
⑨出口值对应左轴，俄罗斯出口值单位为10亿美元，澳大利亚出口值单位为10亿澳元；比重对应右轴，为百分比；澳大利亚的年份为财年。
⑩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R].2013:tables 6,1.
（11）此处制成品价格指数采用了MUV G-5指效，指的是法、德、日、英、美5国集团向中低收入经济体出口制成品的价格综合指数。由于这5国制造业产品的价格指数对于世界制造业产品价格指数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所以本文选取该指数来指代制造业价格指数。
（12）Nienke Oomes,Katerina Kalcheva.Diagnosing Dutch Disease:Does Russia Have the Symptoms?[B].IMF Working Paper,2007:22.
（13）W.Max Corden.The Dutch Disease in Australia Policy Options for a Three-speed Economy[R].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2011:2.
（14）卢布汇率对应左轴,澳元汇率对应右轴。
（15）有关澳大利亚投资高涨的情况,可参见：Ellis Connolly,Jarkko 
and Michelle van der Merwe.The Performance of Resource-expotring Economies[R].BBA Bulletin.September Quarter 2013; http://www.rba.gov.au/publications/smp/2009/nov/html/box-d.html。
（16）黄梅波、魏松寿、谢琪.澳大利亚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40。
（17）选择这两个指标的原因在于“挤出入力资本”的观点强调资源产业的繁荣导致教育被政府和社会所忽视，对教育的投入减少，对高等教育追求的动力减弱，也就是挤走原本应该属于教育的“人”和“钱”。
（18）俄罗斯2007年、2009年值缺失，美、英两国2009年值缺失。
（19）俄罗斯2010年的大学入学率数据缺失。两国的入学率存在叠加计算。
（20）这一状况可在透明国际网站每年公布的贪腐印象指数中得到充分体现。参见：http://www.transparency.org/。
（21）经计算，2000～2011年间，俄罗斯的GDP年均增长率为5.3%，澳大利亚为3.1%，巴西为3.6%，美国为1.8%，日本为0.8%。
（22）俄罗斯在实现10年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澳大利亚则保持了20年的增长，这在发达国家中成为了一个奇迹。
（23）必须谨慎指出的是，近期美国页岩气的开发可能带来新的能源革命，未来能源供应格局或被打破。
（24）http://www.rba_gov au/speeches/2012/sp-dg-070312.html.
（25）Christian Giordano,Andrey Ryabov.Russian Challenges:Between Freedom and Energy[M].Bren:Peter Lang AG,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2011:9.
（26）Paul Bloxharn.Does Australia Have a Resource Curse[R].Hongkong:HSBC Global Research,2011:19-20.
（27）需要指出，引发机制分析的各个因素也同时起作用，此处分析的3个因素在整体层面发挥关键作用。
（25）（30）[美]斯蒂芬·哈格德，走出边缘—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成长的政治[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7。
（29）[日]久保庭真彰.俄罗斯经济的转折点与“俄罗斯病”[J].俄罗斯研究，2010，（2）：4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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