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教育工作有效性的几个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札记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教育工作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人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归根结蒂都是实践的需要，或者为了改造客观世界（自然和社会），或者为了改造主观世界（人类自身），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科学更不是一种纯理论现象，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科学，它既能指导人们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又有助于人们自身世界观的改造。作为社会的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思想，有自己的主观世界。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探讨如何做好人的思想工作问题。
一、正确认识人的本质是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的前提
思想教育工作的对象是人，如果对人的本质缺乏科学的认识，就难以把握人们产生思想问题的社会根源和生理、心理根源，就难以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什么是人的本质呢？人是社会的动物，他（她）来自自然界，又高于自然界，这说明了人同时具有双重属性，即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人的社会属性主要是由人们所处的经济地位、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它相对于人的自然属性而言，具有易变性和时代性，在阶级社会里人还具有阶级性。但人毕竟来自于高等动物，因而人也具有自然属性的一面，“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2页。）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社会属性的生理基础，这是相对稳定的。只承认人的社会属性，而否认人有自然属性，这是片面的；只承认人的自然属性，而否认人有社会属性，更是错误的。正因为人同时具备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因此人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受到双重规律，即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制约。
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反对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我们认为人的最本质特性是社会性，只有人的社会性才能从根本上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才能说明人性的时代性和易变性。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总之，人的社会性是最本质的属性，何况人的自然属性也要受到社会性的制约，不存在纯粹的自然属性。例如男女饮食也具有明显的社会性，爱情“姓”什么？有的姓“情”，有的姓“钱”，有的姓“权”，有的姓“貌”等等，这与不同的人生观和择偶标准是有内在联系的。
明确了人的双重属性，有助于我们对人的各种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人的某些需要主要来自于自然属性，即生理、心理的需要；有些需要主要来自于社会属性，即社会发展和人的事业成就的需要。西方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不同层次，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前两种需要主要来自于生理的需要，是属低层次的需要，后几种需要主要来自于社会性的需要，是属于高层次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则是最高层次的需要。人的需要是否只有这五个层次，我们姑且不论，但是马斯洛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出发，分析人的各种不同的需要，这是有道理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对我们做好思想教育工作是有帮助的。
我们做思想教育工作，实质上就是对人们的各种不同需要进行分析，区分哪些是合理的需要，哪些是非份的需要；那些是低层次需要，哪些是高层次需要；哪些是目前能创造条件可以得到满足的需要，哪些是在目前情况下还无法满足的需要，等等。思想问题说到底无非就是社会现实的可能性与主体需要之间的矛盾，一旦这一矛盾解决了，思想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有的同志虽已具备了晋升副教授职称的水平，但由于名额限制不能得到解决，对之意见很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通过领导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暂时想通了，表示不闹情绪，继续努力，争取下一次解决。而实际上职称问题并没有解决，换句话说，社会的现实与主体合理的需要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彻底解决，反映在这个矛盾上的思想问题也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的。只有等到下次职称评审时，副教授职称通过了，才能说思想问题彻底解决了。诚然，人的需要是个变量，是在不断变化的，原有的需要满足了，思想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需要和新的思想问题，这又要我们不断地去努力解决。人的思想问题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间断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没有矛盾也就没有世界，也就无从谈起事物的发展。
对思想教育工作者说来，既要注意解决低层次需要的矛盾，又要注意高层次需要的矛盾，但尤其要注意低层次的合理需要的矛盾，如果在实际工作中忽视了这一点，不但不能解决思想问题，反而还会出乱子。“无农不稳”就包含着这个意思，人也是生物有机体，他要生存（人往往有强烈的生存欲望），就得吃饱穿暖，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运动揭竿而起，都是由于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没有得到满足的缘故。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如果我们的领导者、思想教育工作者官僚主义严重，不关心群众疾苦，温饱问题长期不能得到解决，也难免会出乱子的，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又如，人到了一定年龄，便产生了谈情说爱的欲望，生儿育女的需要，这是人之常情。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人还有自然属性的一面。但由于种种原因，如重男轻女思想作祟，导致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使这方面正常的生理、心理的需求得不到解决，将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作为一个领导者和思想教育工作者，不能因为它属于低层次的需要，就可以掉以轻心。
总之，从人的本质出发，对人的各种需要进行具体分析，使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这无疑是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的前提。
二、尊重人的权利是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的关键
思想教育包含着两个方面：教育者与被教育者。要使教育者的教育，使被教育者接受，务必注意教育者不能以教育者自居，必须开诚布公，平等待人，尊重受教育者的人权和人格。如果教育者盛气凌人，自命为高人一等，不把受教育者看成是与自己平等的一员，或以权力压人，或以大话训人，或以恶语伤人，或以帽子吓人，其结果是：不但不能收到入耳、入脑，解决思想问题之实效，而且还会增加对立情绪，使矛盾激化。
长期来，由于思想教育工作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多的是“斗争哲学”，少的是“人权思想”。“文革”期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四人帮”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大肆宣扬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斗，斗，斗，斗到底，根本不把人当作人看待，严重地侵犯了人权。“四人帮”粉碎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进行了拨乱反正，这种现象从总体上说，已经不存在了，在思想教育领域出现了比较宽松的局面。但是在思想教育工作中，要不要贯彻“尊重人，尊重人格”的人权思想却未必得到共识。
当人们一谈到人权问题，有的人总感到忐忑不安，理不直，气不壮，似乎在马克思主义的辞典中找不到“人权”两字。其实这是天大的误解。马克思主义是最讲人权的，马克思曾主张把“人权”和“公民权”列入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中，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是最高意义上的人权。人权是马克思主义的“强项”，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讲人权。
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表明了对人权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上，明确表达我国政府尊重人权的基本立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指出，尊重基本人权，是中国人民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一贯遵守的原则。邓小平同志也曾强调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5页。）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地为争取和实现自己的人权而奋斗。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争得国家的独立权、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绝大多数的根本利益，是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出发点。”（注：见1991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可见，问题不在于思想教育工作要不要贯彻人权思想，问题在于坚持怎么样的人权思想，我们需要的是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尊重人格、平等待人，促进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人权思想。
人权思想的核心是尊重人、尊重人格，因此在思想教育过程中要贯彻人权思想，就必须给人以爱，要把严格管理与热诚挚爱结合起来，换句话说，思想工作光靠纪律、制度约束是不够的，还得要有人情味才行。艺术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喜，能使人仰天大笑；悲，能使人泣不成声；这决不来自抽象的说教，而是人性的感化。我们做思想教育工作也应讲安艺术性，把“情”与“理”结合起来，既要晓之以理，更要动之以情。电影《暂缓逮捕》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启发。在特区为振兴企业立下汗马功劳、被誉为女强人的化妆品公司经理李萍，私自将公司40万元外汇借给友人妮克，因而受到检察院的指控。按常规做法，检察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逮捕法办就是了。可是检察官肖于光并没有这样做，他对李萍的案件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作出了暂缓逮捕的决定，通过人情的感化作用来挽救李萍。当李萍的女儿心脏病复发时，检察官主动要求留下替她照顾女儿；当李萍对是否要去参加获奖产品答辩会犹豫不决时，检察官又开导她应为公司利益去参加答辩会。在检察官的感化下，终于把李萍和妮克从危险的泥坑中拔了出来。
思想教育需要人情味，需要互相尊重、平等待人，这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我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如不打人骂人，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等等的规定，既体现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护，又反映了对放下武器的敌人的人格尊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生死考验的关键时刻，革命队伍中的不少指战员，往往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这是最崇高的人情味，有了这种人情味，最大的困难也容易得到克服。今天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生活、文化生活还不十分丰富，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还不少，解决这些思想问题不能只靠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恐怕更需要的是人情味，只要领导与被领导、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同舟共济，荣辱与共，平等待人，物质生活即使艰苦些，精神上仍然是很愉快的，工作干劲还是会很足的，能勇于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
把人权思想贯彻到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中去，应是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的指导原则之一。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中所指出的：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作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指导原则。李瑞环同志在1990年5月18日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六次年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思想教育工作要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原则，尊重人，就是要平等待人，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理解人，就是要理解每个人的具体处境和个性，承认人的不同性格、爱好和兴趣；关心人，就是要对人满腔热情，诚恳宽厚。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一定要以诚待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才能收到实效。
三、实现和提高人生价值是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的归宿
思想教育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直接的目的是为解决这样或那样的各种具体思想问题，但这不是思想教育工作的根本目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具体思想问题的解决，逐步提高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并自觉地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努力奋斗，从而为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何为价值，价值是指客体的属性能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效用，如水能解渴，水对人来说具有解渴的价值。当然，水的价值不只是解渴，也是人类生存的必备条件之一。而人生的价值则是指作为客体的人对他人和社会的一种效用。效用有正与负之分，因此人生价值也就存在着正价值与负价值之别。作为客体的人的言与行对他人有利，对社会发展有利，这就属于人生的正价值；反之，若有损于他人的利益，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这就属于人生的负价值。这反映了人生价值的质的方面。古人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表达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属于人生价值的质的方面。毛泽东所说的，有的人之死重于泰山，有的人之死则轻于鸿毛，也是指人生价值的质而言的。此外，人生价值还有量的方面，即指对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贡献的大小。因为即使都属人品高尚的人，但由于能力有大小，职位有高低，作用发挥的程度有不同，他们对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作用也不会是相同的。
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就是要落实在实现和提高人生的价值上。要实现和提高人生的价值，必须从两个方面去努力。一方面作为社会客体的人（相对于社会中的他人与社会自身）来说，首先要把自己的定位定在“正价值”上，即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向社会索取，而在于对社会的贡献。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该看他做什么。”“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注：《纪念爱因斯坦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68～69页，51页。）其次要有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作贡献的真才实学。光有为人民服务的良好愿望，而无为人民造福的实际本领，还是不可能创造什么人生价值的，无法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对象化，得到他人和社会的承认。医生治不好病，教师教不好书，这样的人也是不会被患者和学生所欢迎的。还有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对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目标追求要坚定不移，持之以恒。一旦看准目标，就大胆向前走，一往直前，决不回头。防止做奥莲卡式的人物。（注：俄国名作家契诃夫在《宝贝儿》中塑造了一个丧失主体意识的妇女形象奥莲卡，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同戏院经理结婚，就认为“世界上顶美妙，顶重要，顶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戏院”。戏院经理死了，她改嫁给木材商人，就觉得“生活中顶要紧、顶重大的东西就是木材”。木材商死后，她与兽医同居，又认为兽医如何如何的重要，“牛瘟、家畜的结核病”成了她的口头禅。）不知何处去实现自我价值，更谈不上如何去提高自己的人生价值，为人类作贡献。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来说，要为实现人生价值创造必要的条件。人生价值的实现和提高，不只取决于个人努力，还取决于社会环境，有时甚至一个偶然的机遇，对一个人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的人对社会、本单位没有为他实现和提高人生价值提供必要的条件而有怨言，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不顾具体情况，一味责怪别人觉悟低，见异思迁，不安心工作。譬如有的博士研究生被分配到专业很不对口的单位工作，他深感自己学的专业无用武之地，使自己的人生价值难以得到实现，向领导多次提出要求调动工作，这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思想境界不高，个人主义严重。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把一位学有专长的卫生部长放在清扫工的岗位上，又将如何？恐怕也是不会安心的，这不能说明这位部长觉悟低，而只能说明我们在用人问题上没有做到用其所长，人尽其才。相反，如果一位博士毕业生，不根据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放弃自己所学的专业，一味追求所谓实惠的工作，埋头安于建设自己的小家庭，这恰恰是觉悟不高表现，是人生价值扭曲的反映。对这样的人需要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要开导他不要虚度年华，尽量发挥他的专业特长，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使人生价值得到升华和实现。
对社会来说，要提高和实现人生价值，不限于知人善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还必须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如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为实现人生价值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提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为实现人生价值提供有益的舆论氛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为实现人生价值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等等。因此，我们在进行思想教育时，应力戒片面性，既要重视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又要重视本单位和社会为实现人生价值创造必要的条件。这不仅是做好思想工作所需要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以上说的是有关思想教育工作有效性的三个问题，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第一个问题揭示了人们产生思想问题的根源。思想总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由人的社会性所规定），同时又是对人自身需要的反映（这是由人的自然属性所规定）；第二个问题揭示了解决思想问题的根本途径，思想问题属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只能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方法去解决；第三个问题揭示了思想教育工作的立足点，应通过具体思想问题的解决，升华到对实现和提高人生价值的认识。它们之间也有着内在的联系，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是具有平等权利的人，必须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应作为一条红线，贯串于整个思想教育过程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