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3;11”事件前后美国与中亚的关系：变化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美国论文,化与论文,事件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亚国家独立后，美国即与它们逐步建立起安全军事联系。然而与欧洲、中东、东亚等地区相比，当时中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尚不是处于重点的地位。“9·11 ”事件后反恐成为美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中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骤然上升，阿富汗战争则为美国军事力量大举进入欧亚大陆腹地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不仅对中亚的战略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已具有全球战略意义。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海外战线越拉越长，中亚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回潮，以及布什政府积极支持“民主改造”和“颜色革命”，又使美国的中亚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
“9·11”事件前美国与中亚的安全军事联系
1991年，美国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的初期，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兴趣主要在于促进民主化和自由市场经济，而不是在那里建立和拓展军事存在。安全合作之所以得以建立并扩大，起初是因为美国在防止中亚核扩散方面具有生死攸关的利益，特别是要消除前苏联遗留在哈萨克斯坦的核武器并防止该地区的核武器、核材料、核专家向外扩散。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在中亚开展安全合作的重点自然首先是哈萨克斯坦。1993年12月，美国副总统戈尔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签署了关于安全拆除哈境内核武器的框架协议，哈同意将境内的104枚SS－18导弹转移并销毁。次年2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问美国，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安全（包括核安全）、军事合作协议，建立了联合委员会，使安全合作制度化。同时，美国开始帮助哈萨克斯坦关闭其境内的核反应堆，并转移核物质。1996年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权后，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全合作逐步加强。1998年2月，美－乌联合委员会成立，以应对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1999年，美乌签订了一个协议，以拆除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一个生物武器研究机构并安置该机构的科学家。2000年3月，乌美安全合作取得重要成就，当时乌兹别克斯坦技术人员使用美国的探测器发现了从哈萨克斯坦运往巴基斯坦－阿富汗边界地区的放射性物质，并成功地将其截获。[1] 同年，美国给予乌兹别克斯坦一笔军事援助款项，用于乌军事装备的更新。2000年后，随着阿富汗形势日趋严峻，美国开始重视塔吉克斯坦的战略地位。2001年5月，美中央战区司令汤米·弗兰克斯将军访问杜尚别。他称塔吉克斯坦是一个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并承诺给予塔安全和军事援助。在这同时，美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的安全合作也不断加强。
在美国的推动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先后加入了北约和平伙伴计划。同时，美先后与哈、乌、吉、土、塔五国签署了多个军事交流协议。通过北约框架和双边渠道，美国大力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军事人员交流，与中亚国家频繁举行联合演习。美国每年都拨出资金，从上述各国接收军事人员赴美或北约机构学习。美国还大大加强了与上述国家各个层次的军事团组互访，其中高层往来尤为密切。美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美军中央战区司令等高官多次出访中亚，中亚各国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也相继访问了美国。为促使中亚国家军队与美国和北约的作战指挥体制接轨，自1995年以来，美及北约与中亚国家军队先后举行了数十次双边和多边联合演习，演习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从沙盘、图上作业到首长司令部推演，从小规模实兵投入到整建制单位参演，内容也由维和、搜救、抢险扩展至特种作战和联合作战。1999年10月1日，经美高层批准，以前由欧洲战区负责的曾属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在军事上转归中央战区负责。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9·11”事件发生前，美国共向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军队提供了3000多万美元的直接军援，如加上间接或其他形式的援助，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1999年3月17日，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前无任所大使史蒂芬·西斯塔诺维奇总结了克林顿政府对中亚政策的四个目标：（1）民主化；（2）市场导向改革；（3）与西方政治军事机构的整合；（4）在不扩散、反恐、禁毒问题上的负责任的安全政策。他指出，维护中亚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美国中亚政策的基石。[2] 实际上，构成克林顿政府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的若干重要原则就是美国中亚政策的依据。其中包括：建立打击犯罪和腐败的法律规则；作为美国能源供应多样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中亚等地区）创造稳定的能源出口环境；减少地区威胁（不扩散、恐怖主义）；发展区域合作以鼓励中亚国家在应对动乱和维护和平的事业中互相支持；等等。根据美国国会1999年3月10日通过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Silk Road Strategy Act），美国承诺支持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的政治、经济独立，并促进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和解。该法案特别对加强边境管理提供援助，以促进禁毒、防扩散及打击跨境犯罪活动，对地区冲突中的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对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和相关基础设施给予援助。[3] 在1999年7—8月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乌伊运”）对吉尔吉斯斯坦发动恐怖袭击后，反恐就成了美国中亚政策十分明确的组成部分。2000年4月，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宣布了一项新的中亚边境安全行动计划，为每个中亚国家提供三百万美元的额外安全援助，这笔援助最初是给吉、哈、乌三国的，后来也将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包括在内。2000年8月，几名美国人在“乌伊运”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攻击中被扣为人质。一个月后，美国国务院将与本·拉丹有密切联系的“乌伊运”列入了2000年的外国恐怖组织名单。布什入主白宫之初，在进一步强调能源重要性的同时，基本维持了克林顿中亚政策的核心内容。同时，在中亚国家的第一个十年结束之时，美国的决策者们，尤其是国会，对这些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滞后”表现出越来越失望的情绪，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更不时遭到“人权记录不佳”的责难。但就整体而言，当时民主化并非美国中亚政策的重点，中亚也非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
“9·11”事件后美国中亚政策的调整
“9·11”事件后，反恐骤然上升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性原则，从而导致了华盛顿在对外关系领域的一系列重要调整，其中对中亚政策的调整十分突出。
“9·11”事件后一个月，美国国防部于2001年10 月发表了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其中提出的许多基本的安全利益原则，显然为在中亚的外交行动和军事介入提供了理论依据。如：阻止关键地区被敌对势力控制，保持稳定的战略平衡，保持进入关键市场和接触战略资源的渠道，关注“衰弱国家”领土上出现的威胁，关注可维系的联盟，随时准备对突发性危机进行干预，等等。报告称，由于各种上升或衰败的力量互相纠缠，以及具有军事实力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潜力的激进乃至极端势力纷纷登台，中亚已成为一个极易遭受军事冲突伤害的地区，可视为“不稳定的弧型地带”。[4] 报告显示出防务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从传统的威慑模式转变为以实力为基础的行动模式。新的防务政策旨在“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以事先制止敌人可能采取的如下行动：胁迫压制邻国，阻止美国保护盟国和朋友，或直接攻击美国及其军队”。报告还强调：具备随时派出部队以应对全球性突发事件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要做到这一点，须在西欧和东北亚之外拥有更多的选择，并确保在没有美军基地的地方也能随时使用训练和演习设施。所有这些理论、原则和政策，显然都与“9·11”事件造成的冲击和中亚的事态发展密切相关。同时，美国在准备和实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过程中，也在试验和实践这些理论、原则和政策。相应地，美国在中亚的许多具体政策及与中亚，乃至南亚不少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急剧变化。
在“9·11”事件之后，特别是阿富汗战争打响之后，美国转而依靠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重要支持。而仅仅在此前不久，乌兹别克斯坦还在因为“糟糕的人权记录”遭受尖锐的批评，而巴基斯坦则因为1998年的核试验而遭受制裁。可见美国的中亚政策在“9·11”事件后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中亚国家很快就感受到了美国的这种转变，首先是乌兹别克斯坦，其次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它们很快就成了美国领导的反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战争的“前线国家”。美国高级官员走马灯似地穿梭在中亚国家的首都，乌、哈总统都分别与布什总统进行了会晤。美国参院外委会成立了一个新的中亚高加索分委会，是中亚地位上升的又一明证。美国助理国务卿伊丽莎白·琼斯对中亚各国在美国对阿富汗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表示欢迎，并提出了美国在这一地区寻求的三个长期利益：（1）阻止恐怖主义的扩散；（2）支持中亚国家的经济政治改革和法制建设；（3）确保里海能源的安全和能源开发的透明度。[5] 为促进中亚国家参与反恐行动，美国拨出大量“紧急额外”款项。就2001年度来看，乌兹别克斯坦从中受益最大：从对外军援（FMA）款项中得到了2500万美元，从不扩散、反恐等相关项目中得到了1800 万美元，从支持自由法案（FSA）基金中得到了4050万美元。
2001年10月，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决定向美开放靠近乌阿边境的哈纳巴德机场，作为美国在中亚地区打击塔利班的主要军事基地。在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访问期间，乌正式同意开放南部通往阿富汗的铁尔梅兹大桥，用于运送对阿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作为交换，美国承诺要打击在阿富汗的“乌伊运”的庇护所和训练营，并给乌兹别克斯坦以安全保证。2001年12月，5名乌代表被派往中央战区。2002年1月，在中央战区司令弗兰克斯将军访乌期间， 中央战区和乌国防部官员签署了一项协定，规定双方将在联合训练，举办联合研讨班，发展两军伙伴关系方面进行合作。2002年3月，卡里莫夫总统访问华盛顿。他宣称：“如果必要的话，美国可以继续留在乌兹别克斯坦，直到最终使恐怖主义网络瓦解。”[6] 塔吉克斯坦的情况比较复杂。由于该国仍有俄罗斯驻军，而且国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比较强大，政府在与美合作方面必需考虑俄罗斯的态度和国内的反应。尽管如此，在说服俄方不予反对并做好了国内各方的工作后，塔仍与美国签订协议，同意美军使用塔基地，作为交换，美国增加了对塔的军事援助。2001年底，塔吉克斯坦正式向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开放了杜尚别市东南200公里处的库里亚布机场，后来又同意美国使用杜尚别机场和艾尼机场作为临时基地。35架美、法、意战斗机被部署在库里亚布机场。这些基地是通向阿富汗北部的桥头堡，可以使美国及其盟军的飞机在一个小时左右到达阿富汗境内目标，执行各种任务。到2002年4月，美国已经向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同时，吉尔吉斯斯坦议会也同意向美及北约国家开放吉首都附近的玛纳斯机场。2001年12月5日，美国与吉尔吉斯签署了协议，吉允许美国使用玛纳斯空军基地，为期一年。北约国家，甚至韩国的军队也可使用该基地。吉尔吉斯斯坦安全会议秘书阿什可洛夫称，美军将一直驻留玛纳斯，直到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结束，如果行动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在一年后可延长。[7] 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也同意给予美国及其盟友有限的基地使用权，包括同意盟军飞机在紧急情况下降落在本国的机场。此外，上述五国都同意向美国及其盟友开放领空，并与美建立情报共享机制，特别是加强与美国中央战区的合作。
与此同时，布什政府开始对大国在中亚的角色进行重新评估，导致美国与俄罗斯和美国与中国之间在中亚的合作，特别是反恐合作大大加强。俄罗斯和中国也积极支持中亚的反恐斗争，并与美国开展了反恐合作。尽管普京是“9·11”事件后第一个向美国提供道义支持的领导人，但俄罗斯领导人最初反对美国使用中亚的任何基地，也不希望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与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合作。俄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当时声称，他看不出“北约在独联体成员国、中亚国家领土上行动的任何理由”。[8] 基于这样的立场，俄起先试图向中亚领导人施加压力，敦促他们在独联体框架内进行反恐行动。不过，后来俄发现自己已难以行使否决权，有些国家如乌兹别克斯坦也不是独联体成员国，便改变态度，转而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直接参与美国的反恐战争。美国官员最初也希望寻求莫斯科的支持，但随后发现已无此必要，便直接寻求中亚国家的支持。同时，俄罗斯官员也修正了他们此前反对美国使用中亚基地的立场。在沉默了将近两周后，普京于9月24日发表演说，承诺要与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进行合作。这可视为俄美在中亚反恐斗争中间接的、战略意义上的合作。同时，俄美在反恐联盟中的直接的双边合作也在迅速发展。双方建立了情报共享机制，交换有关塔利班及其他与反恐相关的情报；俄方还向美方提供了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入侵阿富汗以来长期收集的有关阿富汗的各类重要资料；双方建立了联络协调机构，合力支持阿富汗的北方联盟，由于北方联盟与俄有长期合作关系，又使用俄制武器，俄方的配合对美国与北方联盟在阿协同作战是必不可少的；双方还在调配物资、安排运输等方面加强合作，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等。为协调他们的行动，美俄双方在各个层次进行联系和磋商，俄罗斯还向中央战区派了代表。
在“9·11”事件发生和美国对阿富汗实施军事打击后，中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支持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但希望战争能尽快结束，不要给苦难深重的阿富汗人民造成更多的伤害；支持联合国在阿富汗战后安排中发挥主导作用，以建立一个代表阿富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利益，能与邻国友好相处，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联合政府。2001年10月，应美方要求，中国及时封锁了90多公里长的中国阿富汗边界，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给予了重要支持。美军在阿富汗摧毁了若干“东突”恐怖组织的基地和训练营地，抓获了一批中国籍的“东突”恐怖分子，也邀请中方派人参与共同审讯。同时，双方的反恐合作在各方面展开：双方恢复了在合力抗击苏军侵占阿富汗期间曾经富有成效的情报交换机制；双方共同努力，支持巴基斯坦领导人克服国内困难，调整政策，加入反恐联盟；双方保持密切磋商，协力防止印巴冲突升级干扰反恐大局。经过2001年10月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在上海的会晤，以及此后中美领导人的多次高层会晤，这一合作又继续深化。中美正式建立了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并多次举行会议，在协调双方反恐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美还建立了双边反恐工作组，其中包括金融反恐工作小组，在切断恐怖组织财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2年8月，美国正式将“东突伊斯兰运动”列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名单，此后在双方及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的共同努力下，联合国安理会也将该组织列入了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名单。
中亚政策的调整也导致布什政府调整全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单边主义的做法，以多边主义来促成和扩大反恐联盟。美国对区域性组织和国际组织在促进地区反恐行动中的重要性显然有了新的评估，开始寻求与各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联合国、欧盟、独联体、东盟、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的和解和合作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不论其是否与自己有共同的价值观。
美国在中亚军事存在的战略影响
2001年10月7日，美国开始对阿富汗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阿富汗周边国家的支持下，在阿富汗北方联盟部队的鼎力配合下，美军以占绝对优势的高科技军力打垮了塔利班军队和基地组织的顽强抵抗。到11月底，塔利班政权已经土崩瓦解。12月22日，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阿富汗临时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标志着经历20多年战乱的阿富汗终于走上了和平和重建的道路。
就在这几个月里，大批美军进入了阿富汗及其周边国家，并在那里建立起一系列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亚、乃至南亚的军事存在变得如此强大，美国这样深深地卷入中亚、乃至南亚的军事冲突和复杂纷争之中，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到2002年初，美国在中亚及其邻接地区军事存在的图景已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美国在阿富汗驻扎有6,000多军人，占据了巴格拉姆机场、坎大哈机场等重要基地和设施。在乌兹别克斯坦，美国获得了汉纳巴德机场和铁尔梅兹机场的使用权，美军驻扎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数达3,000人。在吉尔吉斯斯坦， 美军将马纳斯国际机场改建为军事基地，占地37英亩，建成后可驻军3,000人。美国和北约成员国先后在该机场部署了F－15、F－16、F－18、幻影－2000K、CX－135、C－130、B－707等型号的战斗机、运输机、空中加油机。不过，美军要为在马纳斯基地的每一架次飞机降落支付约7000美元，进入机场的每辆卡车要付1000美元，轿车500美元。美军也进入了塔吉克斯坦的库利亚布、杜尚别和艾尼机场，美国、法国、意大利战斗机被部署在库利亚布机场。哈萨克斯坦在美军事打击行动开始后不久，也表示可让美国使用2—3个军事基地，双方还签署了美军机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阿拉木图机场的备忘录。土库曼斯坦也向美国开放了领空，并允许美军机过境阿什哈巴德机场加油。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维茨认为，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基地的“政治意义可能大于实际军事意义”，因为它标志着美国承担了对该地区国家的安全保障义务。[9]
同时，美军已重返巴基斯坦，在南部的贾科巴巴德设立了基地，并利用卡拉奇机场作为其后勤物质和人员的中转站。在靠近阿富汗边境的一些巴基斯坦城市，美军还设立了其他一些外界不太了解的基地，以执行某些需要保密的特殊使命。美特种部队也在巴基斯坦方面的同意和配合下，在巴阿边境巴方一侧展开行动，以清剿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残余分子。“9·11”事件后， 印度迅速宣布向美军开放所有基地和设施。到2001年底，印度海军基地和港口已向美国海军舰只开放，供在该地区活动的美军舰只维修和休整之用。2001年12月，美海军舰艇先后在孟买和清奈的印度海军军港停靠。美军也扩展了与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军事和安全合作。美国为格鲁吉亚提供了大量武器和装备，还派出顾问团进入格鲁吉亚，对2000名格鲁吉亚精锐部队士兵进行反恐战训练。自2001年10月起，阿塞拜疆开始提供基地为飞往中亚的美军和美国盟友的飞机加油。作为回报，美国决定将阿塞拜疆从禁止接受美国军事安全援助的国家名单中去掉，为美国与这个高加索国家建立安全军事合作奠定了基础。2002年3月，阿塞拜疆与美国签订了第一个安全合作协定。根据协定，五角大楼将向阿塞拜疆提供改进空中交通安全与控制、维和军事训练、强化海疆控制、更新军用机场等方面的援助。
美国在短短几个月内迅速确立了在中亚地区的强大军事存在，进而掌握了中亚反恐和安全合作的主动权，还将中亚与南亚的军事基地连接起来，使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传统影响大大削弱，导致大国在中亚的关系更趋复杂化，这是中亚战略格局变化的突出标志，也对全球战略态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俄罗斯在一段时间的犹豫之后终于决定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但俄美在中亚的矛盾也日显突出。2002年初，在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签署了基地使用协议后，莫斯科开始出现批评的声音。2002年1月，俄杜马发言人称，反对美国在中亚建立任何永久性的基地。俄媒体和公众则对俄在中亚的影响力日趋下降感到不满和不安，在此之前，2001年10月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俄国人反对美国在中亚获得基地，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赞成。根据2001年11月俄罗斯舆论中心的调查，只有20％的人认为俄罗斯加入反恐联盟后俄美关系发生了积极的变化。[10] 实际上，俄支持美领导的反恐联盟从来就不是无条件的。首先，俄坚持美军在中亚的存在是临时性的。其次，俄强烈反对美进一步扩大反恐战争，特别是将战争扩大到伊拉克。再次，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独联体的反恐合作，以牵制美国－中亚军事安全关系的发展。第四，俄利用传统经济、能源联系极力维持、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强调美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不能损害俄罗斯的利益。
“9·11”事件以后，中国与美国在中亚、乃至全球的反恐合作使中美关系有了一个新的战略基础。中美反恐合作在许多领域是可以继续发展的，但在一些方面则分歧很深。说在一些领域可以继续发展，是因为中美在中亚、南亚、乃至全球确有共同利益。例如，美国曾对中巴关系抱不信态度，但在“9·11 ”事件后改变了政策。在促成美国和巴基斯坦迅速建立反恐联盟方面，中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又如，就阿富汗的战后安排必须考虑到巴基斯坦的利益这点而言，中美的立场也十分接近。再如，中美在支持阿富汗战后重建、保持巴基斯坦国内稳定、防止印巴克什米尔冲突升级等方面也进行着并行不悖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中美在打击中亚，乃至全球的恐怖主义这一大目标上是一致的。说在另一些方面双方分歧很深，主要是因为双方在价值观念和判断标准上差异太大，如中国坚决反对所谓的“邪恶轴心”论，反对美国任意扩大反恐战争，反对任意实施“先发制人”的行动，反对将所有问题（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都与反恐联系起来，反对在反恐斗争中一味实施军事打击，而轻视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综合解决办法，这都与美国的观点不同乃至对立。
同时，一些分析家认为，美军在历史上首次大举进入中亚会对中国，特别是中国西部的安全形成直接威胁，从而使中国西面的安全环境恶化。另一些分析家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近期内驻中亚的美军主要是为了反恐，不但不会对中国形成直接威胁，而且还遏制了跨国恐怖团伙，有利于中国西部，特别是新疆的安全。还有一种折中的看法认为：美国在中亚短期的、小规模的存在不会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而长期的、大规模的存在则可能导致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威胁；只有在台海冲突这样的突发事件导致中美发生对抗之时，驻中亚的美军才会对中国形成直接的威胁。大多数国际观察家认为：就短期而言，中美之间在中亚还是以合作为主，不会有俄美那样的激烈角逐，因为中国在中亚并无传统的政治权力，也不谋求军事存在；中美在中亚的竞争可能发生在经济领域，特别是能源领域，但这又是与合作并存的。
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及美国军事力量首次进入中亚国家也对中俄关系，特别是中俄在中亚的关系产生了影响。尽管中俄并不反对美国打击塔利班政权，因为在塔利班的统治下，阿富汗已经成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基地及毒品贩卖、武器走私和跨国犯罪的策源地，但中俄对战争大量伤及平民和美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迅速增强又感到不安。在这样的形势下，中俄一方面支持美国的反恐怖行动，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加强合作，以在阿富汗的战后安排方面维护自己的利益，牵制美国势力的扩张。同时，在阿富汗的复杂格局中，中俄在一些问题上同样存在分歧。如俄罗斯支持强烈反对巴基斯坦的北方联盟在后塔利班安排中起主导作用，而与巴基斯坦保持传统友好关系的中国则难以支持这一主张。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认为任何中亚和南亚的安全机制不应排斥巴基斯坦。虽然各方最终达成妥协，支持卡尔扎伊出任新政府首脑，但中俄的政策差异仍然存在。此外，上海合作组织、独联体、杜尚别集团等如何在反恐斗争中进行协调和合作，也是中俄间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中俄之间加强磋商，及时协调利益差异和观点分歧，对于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总之，美军进入中亚导致了中亚、乃至全球战略格局的变化，而中亚战略态势的进一步发展也与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密切相关。2002年上半年，人们在谈到美国在中亚军事存在的前景时，都认为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八方面的发展。若干年以后，再来看看当时的分析及其后的变化，倒是很有意思的。这八个方面是：（1）美国发动的对阿富汗战争的结局。如战争很快结束，美军在阿长期驻留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了。（大规模战争只打了两个月就结束了，但阿富汗至今并没实现和平，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依然十分活跃，因而美军在阿驻留的理由似乎依然存在）。（2）美国可能展开的全球范围反恐怖战争的进程。如美国又将打击目标转向伊拉克等国，则美军主力也将离开中亚。（这一发展确实出现了，但美国打伊并非真正为了反恐，不过这场战争倒真是导致部分美军离开了中亚）。（3 ）阿富汗战后政治格局的构成。如阿富汗新政府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或新政府不能发挥作用而导致国内军阀混战，都会使美军难以继续呆在阿富汗。（阿富汗新政府倒没有要求外国军队撤出，因为它难以控制喀布尔以外的广大区域，军阀割据的状态依然难以改变，使留在阿富汗的美军确实处境困难）。（4）巴基斯坦政局的发展。 大批塔利班分子和恐怖组织骨干进入巴基斯坦，会使那里的局势更加动荡，使美军保持在巴的军事存在付出更高的代价。（这种情况已经出现，有人甚至认为本·拉丹也在巴基斯坦）。（5）中亚国家与美合作的程度。乌、吉、塔等国一直很顾忌中、 俄和穆斯林世界对它们与美合作的不利反应，因此尽可能采取低调，将与美军事合作保持在较低水平。（情况确实如此，而且美国又开始责难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人权状况不佳”，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人将注意力转向中东，中亚国家与美军事合作一直处于较低水平，“颜色革命”更使这一合作陷入困境）。（6）俄罗斯政策的走向。 俄罗斯始终将中亚五国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因而必然要对美国在中亚的存在进行牵制。（确实如此，俄对美牵制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更显突出，不但加强了在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存在，而且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坎特重建了军事基地，离美军基地仅几十公里，这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第一次在中亚重建军事基地）。（7）印巴关系和克什米尔冲突的发展。印巴关系恶化和克什米尔冲突升级是美国最为担心的，可能成为美加强在该地区军事存在的理由，但也可能成为迫使美撤离这一地区的直接动因。（虽然冲突几度升级，但都化险为夷，总算没有“干扰”美国的反恐、“倒萨”大局）。（8）美国国内反战思潮的发展。美国内反战思潮正在继续发展，反对美在中亚的军事存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必然会对美中亚政策的走向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国内反战思潮确实日益高涨，使布什四面楚歌，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反战浪潮主要指向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但也会对美中亚政策的走向产生影响）。
美国中亚政策面临的新挑战
虽然“9·11”事件以后美国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军事合作大大加强，但中亚的公众舆论始终对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早在“9·11 ”事件以后不久，美国雇佣的地方调查机构所作的调查就显示，大多数中亚国家中多数人反对美军的长期存在：阿塞拜疆（43％反对，20％支持），哈萨克斯坦（71％反对，8％赞同），吉尔吉斯斯坦（72％反对，22％支持），只有在乌兹别克斯坦，多数人支持美军的长期存在（61％支持，21％反对）。[11] 同样，在有关政府允许美军战机使用基地问题上，47％的吉尔吉斯斯坦人赞同，而49.7％的人反对。在哈萨克斯坦，56％的人支持政府拒绝让美军使用基地的决定。这种舆论环境对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是十分不利的，这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很快就表现出来了。
在阿富汗和中亚尚未完成反恐任务之时，美国就为了自己的利益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使反恐联盟发生分裂。就中亚安全而言，伊战导致了两个严重的负面后果：其一，随着美国深陷伊拉克，军力和财力从中亚大量西移中东，大大削弱了中亚的反恐力量；其二，伊拉克战争在全球引发了新一轮恐怖主义狂潮，使中亚的民族、宗教极端势力受到鼓舞，得以转守为攻。
结果，原本发展较好的中亚安全形势自2003年中以后又趋严峻。在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卷土重来，展开新的攻势，不仅控制了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的大片山区，而且还在阿境内发动了数次较大规模的攻击行动，并在喀布尔、坎大哈等大城市制造了一系列爆炸事件。特别严重的是，“乌伊运”、伊斯兰解放党等极端组织又在中亚活跃起来，并将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主要攻击目标。2004年3月29日，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市中心发生了中亚历史上第一次自杀性爆炸事件。中亚的恐怖团伙正在调整组织和战略，以新的面目和形式出现，一些以前不为人们所知的团体冒了出来，并采取各种手法在弱势群体中吸收人员，扩大组织。这类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组织吸引着那些对现实社会不满的无业青年，其领导者主要是接受了外来极端思想的年轻一代宗教领袖。如伊斯兰解放党，一直宣称要以“非暴力”手段在中亚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法来治理的泛伊斯兰国家联合体，长期进行秘密活动，以传销方式发展组织，以慈善活动吸引群众。在美国军事力量大举进入中亚后，特别是在伊战爆发后，该组织开始展开反美活动，与一系列反美、反西方的暴力活动显然有联系。它在中亚各国，特别是在失业率达到80％的贫穷的费尔干纳农村地区，扩展势力十分迅速，仅在乌兹别克斯坦就号称拥有数十万成员。
同时，伊战以来布什政府积极推动“民主改造”、“颜色革命”和“政权改变”，试图在中亚各国实现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改朝换代”，破坏了中亚的稳定，为极端势力的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这一波冲击中，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首当其冲，连政局比较稳定的哈萨克斯坦、刚实现民族和解不久的塔吉克斯坦以及实行总统终身制而不搞选举的土库曼斯坦也受到影响。在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剧变和5月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发生的暴乱中， 极端势力的活动是显而易见的。吉反对派首先发难的地方是南部的奥什州，那里正是“乌伊运”、伊斯兰解放党等组织的重要活动基地之一，从中国跑过去的“东突”分子在那里也很活跃。乌兹别克斯坦有关方面的调查证实，安集延事件实际上是由伊斯兰解放党的一个分支－以前人们不太了解的“艾克拉米亚”组织策划的。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地区发生的打砸抢狂潮中，民族、宗教极端势力也十分猖獗，如攻击、杀害军警和执法人员，将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解救出监狱等，均非一般民众所为。
在这样的形势下，两个互相矛盾的发展态势出现了。一方面，美国要独自应对中亚的恐怖攻势已是力不从心，于是对其中亚政策又作了微调：一是要北约及其他盟国在中亚、特别是阿富汗投入更多军力和财力，以分担和减轻美国的负担；二是试探与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安全反恐合作关系，使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帮助”美国遏制恐怖主义。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积极推动“民主改造”、“颜色革命”和“政权改变”，美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由热转冷，乃至恶化，美国与中亚的反恐合作及美在中亚的军事存在都面临挑战。吉尔吉斯斯坦剧变和安集延事件发生后，吉、乌两国都与美国拉开了距离，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对驻乌美军下了逐客令，美国会则投票决定将乌从美“对外军事援助”的名单中删除。哈萨克斯坦也开始实施保障国家安全的立法修正案，对外国资助哈政党和候选人、外国人在哈传教等作出了严格规定，受到美国一些人的激烈批评。
特别令世界关注的是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那峰会发表的成员国元首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我们支持并将继续支持国际联盟在阿富汗进行反恐行动的努力。今天，我们看到阿富汗在国内局势稳定方面发生了积极变化。为开展反恐行动，上海合作组织一些成员国向联盟各国提供了地面基础设施以临时部署军队，还提供了地面及空中军事运输通道。鉴于阿富汗反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告一段落，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认为，反恐联盟有关各方有必要确定临时使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上述基础设施及在这些国家驻军的最后期限。”这首次向世界表明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明确立场：支持国际社会参与中亚反恐合作，但维护中亚安全的主要责任应由本地区的国家和多边机制来承担，上海合作组织愿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这段话并非只是针对美国，而是针对“反恐联盟有关各方”，但美国首当其冲是显而易见的。
实际上，促成这一发展的主要是向反恐联盟提供了设施和基地的中亚国家自身，而不是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施加压力”的结果。（注：美国军方领导人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中的这段话是中俄对中亚“施加压力”的结果。）道理很简单：甚至在“9·11”事件之前， 中亚国家就受到了塔里班支持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严重威胁，“9·11”事件之后美军进入中亚展开反恐战争， 有利于中亚国家维护自己的安全，因此它们积极参加反恐战争，并向美国和反恐联盟提供设施和基地。但是四年后的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阿富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而美国积极推动的“颜色革命”却可能为中亚的极端势力卷土重来提供一个机会，对中亚的稳定和安全形成了威胁。因此，中亚国家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希望美国军队离开中亚。很明显，尽管中、俄赞同中亚国家的看法，但这发展本身决非由于中俄的压力，而是美国政策、特别是布什“民主化”政策的后果。如果说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反恐联盟的第一次分裂－美国与“老欧洲”的分裂，那么“颜色革命”则导致了反恐联盟的第二次分裂－美国与中亚国家的分裂。目前，美国内部正就调整中亚政策展开激烈辩论。连《纽约时报》都承认：中亚的新形势“正迫使布什行政当局重新评估其在民主化和反恐这两个政策目标之间的艰难的走钢丝政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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