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日关系：从平淡到全球性伙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淡论文,关系论文,性伙伴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印度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在冷战时期，两国关系平平。冷战结束后，印度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对外政策，积极主动地采取“东向”政策，而日本也相应地对印度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双方关系因而得到改善和发展，并于2000年宣布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这标志着印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冷战时期的印日关系
二战中，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而与日本交战，并在独立前已是同盟国对日决策的最高机关——远东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但印度没有参加战后的旧金山会议，也未在《旧金山和约》上签字，而仅在1952年4月28日该和约生效当天与日本互换信件，确认正式结束战争状态，并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
1952年6月9日，印度和日本签署了《和平条约》。在该条约的第6条中，印度放弃了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权利。随后在1955年和1956年，印度与日本又签订了《航空协定》和《文化协定》，以加强交流。
但冷战时期印日关系受到两极格局的很大影响。日本在外交上追随美国，军事上是美国的盟友；印度主张不结盟，且与苏联有着特殊关系，因而两国关系冷淡。尤其是日本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长期以来把外交注意力主要放在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上，其次是注重与中国、东盟和韩国的关系。1961年日本首相池田访问印度后，时隔23年即到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才再次访印。直到1990年海部俊树首相访印后两国才将高层互访的时间间隔缩短。
这一时期的印日关系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20世纪50年代，日本对外主要强调经济外交，这是因为二战的经历使亚洲国家普遍对日本不信任，因此日本想从经济着手改善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对印度当然也不例外。除此之外，日本还有另一个考虑，这就是扩大经济联系，使日本将来不至于被排斥在印度市场之外。日本的工商界和政府官员早就密切关注印度的经济计划。目睹美国和西欧扩大对印度的援助，并在印度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日本于是在1958年2月与印度签订了一项内容广泛的协定，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在另一项协定中日本给予了印度相当于5000万美元的日元信贷，这也是日本在战后提供的第一笔日元贷款，规定印度在3年内用于进口日本设备。美国学者指出，日本给予印度的信贷纯系政治上的一着棋，是岸信介和尼赫鲁在最高一级设计出来的一个样板，表明日本在与西方国家争夺在印度的威望和利润的竞赛中不甘落后(注：[美]劳伦斯·奥尔森著，伍成山译：《日本在战后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页。)。
到1969年初为止，日本作为援印财团的一个成员，已向印度提供了8笔单项日元信贷，总额相当于4.6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贷款提供给印度的公营企业。这些信贷尽管在印度获得的全部外援中所占比例很小，但却占到日本政府给予的所有这种信贷总数的约60%。前5次信贷用于购买日本的机器和劳务，以修建北方邦和古吉拉特邦的2家大型化肥厂、1家合金钢厂以及制造电线、化学品、轴承等产品的小型工厂。第6次信贷和第7次信贷主要用于购买商品和为完成前几项工程所必需的小量资本财(注：[美]劳伦斯·奥尔森著，伍成山译：《日本在战后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9页。)。日本规定所需物资全部在日本购买，因而这些贷款刺激了日本对印度的出口。1958～1965年，日本在与印度的贸易中保持顺差，对印度的出口增加了近2倍，从0.85亿美元上升至2.04亿美元；出口货物的构成也有所变化，机械设备从占出口总数的1/4增加到了2/3(注：[美]劳伦斯·奥尔森著，伍成山译：《日本在战后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20页。)。随着经贸往来的增加，在印度的日本企业界人士也不断增多。仅1958年一年就有9个日本团体在印度从事经贸活动(注：[美]劳伦斯·奥尔森著，伍成山译：《日本在战后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页。)。
至于日本给予印度的捐赠则几乎不值一提，总计约100万美元，大多作为日本对科伦坡计划捐献的一部分而提供。此外在1966年和1967年印度遭受严重旱灾期间，日本援助过少量的大米和化肥。
日本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数量很少，投资领域只限于拖网渔船、平板玻璃、冷藏设备和自来水笔等生产行业，而且日本政府对鼓励私营企业到印度投资不感兴趣，1967年只促成了4项小额投资。因此整个60年代，日本对印投资增加有限，投资领域虽有扩大，但也只限于人造纤维、电线、建筑陶瓷、电瓶摩托车、变压器和轴承等生产行业。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对印度的投资才出现较大增长，投资领域包括载重汽车、轿车、摩托车、拖拉机、电子、电力等行业。日本著名的汽车企业如铃木、五十铃、日产、丰田、三菱等都在这时进入印度市场。铃木汽车公司以入股和技术转让的方式与印度的马鲁蒂汽车公司进行合作，产品在印度国内和东欧市场很有销路。五十铃汽车公司与印度斯坦摩托车公司之间的技术合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效益。合资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27家增加到了1991年的780家(注：马加力：《日本与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载《南亚研究》1994年第1期。)。
冷战后的印日关系
冷战结束后，印日关系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获得全面发展。
政治上，两国关系得到改善。
日本率先开始重视加强与印度的对话与合作。海部俊树在1990年4月访问印度时发表的题为“为了日本和南亚的和平与繁荣，谋求对话与合作”的演说，即表达了日本在这方面的意愿。在这次讲话中，海部强调要推动日本和印度的政治与经济对话、文化交流与合作，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并保证向印度提供1000亿日元的贷款。
但由于印度在1998年5月进行核试验，日本对其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印日关系严重受损，不过两国的交往并没有停止。1999年印度外长辛格访日和2000年1月、6月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两次访日，2000年时任日本外交最高顾问的桥本龙太郎和通产大臣深谷隆司访问印度，就是例证。
2000年8月，日本首相森喜朗访问印度，双方在许多方面达成共识，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在经济、科技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在适当的时候恢复由于印度进行核试验而中断的安全对话等。日本表示愿为印度培训1000名工程技术人员，并增加印度留学生的奖学金，同意为印度企业管理人员发放多次入境签证。双方还表示两国将在信息技术领域加强合作。森喜朗首相的此次访问是日本高层领导人10年来对印度的第一次访问，这表明由于印度核试验而跌入低谷的两国关系已经修复。
九一一事件后，日本在援助阿富汗难民的名义下解除了对印度的经济制裁。2001年12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日本，在与首相小泉纯一郎会谈之后，双方发表了《印日联合宣言》，表示两国今后将加强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全面对话与合作，并决定每年举行一次外长会议。在此次首脑会谈中，双方不仅就两国之间和国际上存在的一些热点问题达成了共识，日本政府还同意为印度德里市的地铁以及电站等基础建设项目提供500多亿日元的贷款，并承诺在2002年派出经济合作调查团访问印度。瓦杰帕伊的此次访问被视为提供了加强两国合作的新契机。
经济上，日本加大对印度的援助。
苏联解体后，日本在经济上对印度的重要性显而易见。1990年6月，日本与印度签订了3个新协议，内容主要是日本通过官方发展援助在印度建设3个发展项目，总额达4.1亿美元。印度在1991年面临外债危机时，日本政府又向其提供了6亿美元作为应急支持。1995年，日本决定给予印度10亿美元的贷款，以促进双边贸易。另外在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以前，印度是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5大接受国之一，而且自1986年以来(1990年除外)，日本一直是印度双边官方发展援助的最大捐助国。2003年1月，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在印度访问时又宣布，日本政府决定向印度提供9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用于发展印度的卫生、医学、农业、乡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日本在印度1998年核试验后首次恢复向其贷款。
军事上，双方加强防务合作。
近年来，印日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1991年，印度陆军参谋长访问了日本。印度海军的护卫舰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训练船在1995年和1996年进行了互访。印日两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在1997年的互访中一致同意定期进行双边防务磋商，并开始国防部长级对话。2000年10月，印日两国海军与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海军一起在南中国海举行了名为“2000年远征太平洋”的联合演习。同年11月，印日两国海军又在印度马德拉斯附近的公海上举行了首次反悔盗联合演习。九一一事件后，活动在印度洋上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为支援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反恐战争，从孟买采购石油，补充给美国舰艇，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的换防交接也在印度南部的科钦进行。2001年12月瓦杰帕伊访日时双方发表的《印日联合宣言》进一步提出为确保海上航线的安全而进行合作，并在反恐、裁军、防止核扩散、防务等领域举行双边安全对话。
印日关系改善的原因
印日两国从冷战时期的平淡关系到进入新千年时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双方在互相靠拢，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
从印度方面来说，冷战结束后，印度实行“东向”外交政策，并积极发展与大国的关系，以求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强国和亚洲大国，印度与其加强合作无疑有助于自身目标的实现。其次，印度从90年代起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决定了它需要更多的外来资本和技术，以发展本国的经济。而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援助提供者和直接投资者，并通过援助、贸易和投资等手段来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另外，日本在微电子、光电子、自动装置、宇航、原子能、生物技术、高级材料和军民两用技术等方面居世界领先水平，印度的经济发展正需要这些技术。因此印度必须加强与日本的合作，使其扩大与印度的经贸往来，增加对印度的投资和技术转让。再次，日本是亚太经合组织的积极参与者，印度认为自己是亚太地区的一个部分，希望通过日本的帮助早日加入该组织，以融入亚太经济合作的进程，从而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最后，印度认为提升与日本的关系，可以使其国家利益得到进一步的满足。印度的战略家切拉尼称，“这两个国家是天然盟友。它们没有基本的利益冲突，只有利益的共性”，“都极大地依赖西亚的石油，因此都同样关注印度洋的这一通道的安全”，“都不能依靠单打独斗来平衡亚洲的力量格局”，为此两国应加强战略合作，“开辟稳定的互利关系的新时代”(注：《印度斯坦时报》2000年8月9日。转引自马加力：《关注印度——崛起中的印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154页。)。
而日本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政治上，印度是南亚最具实力的国家，通过90年代的经济改革和冷战后外交政策的调整，其在亚洲以及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日渐增长，因此日本有必要发展与印度的关系。经济上，日本需要超越传统的利益范围，开拓新的市场和投资场所，而印度是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对日本有很强的吸引力。安全上，印度位于印度洋北部，是运送中东石油等物资的海上必经之地，同时又是印度洋沿岸拥有最大海军力量的国家。日本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最大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进口国，其进口大部分来自中东地区，如果石油供应被切断，经济将受到沉重打击，因此这条海上通道被视为“日本经济的生命线”。搞好与印度的关系，将使日本海上石油运输获得安全保障。战略上，日本试图在国际社会发挥其“大国作用”，显示其国际地位，而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可以使日本涉足南亚，在该地区施加其影响。
印日关系的特点与问题
综观印日关系全貌，可以发现其具有鲜明的特点，同时这些特点又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印日双方在发展政治关系方面一直比较缓慢且收效不大。印日政治关系就像一壶温吞水，不冷不热，与其他大国间关系相比，几乎没有任何特色。冷战时期受两极格局的影响，两国关系疏远。冷战结束后，虽然双方互相接近，关系得到改善，然而在整个90年代，印日关系并无重大突破。尽管两国在2000年提出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但此后进展不快，力度不大，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而且一般来说，印度与日本之间，前者视后者更为重要。2002年在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时，日本只派了前首相森喜朗赴印。另一方面，印日关系的发展受到美国对印度以及整个南亚政策的牵制。日本是美国的盟国，长期以来在外交上追随美国，它在发展与印度的关系时必然要顾及美国在南亚的利益。
第二，与政治相比，经济是印日关系中更大的决定因素，但依然停留在令人焦虑的期待之中。在印日经济关系中，期望多于实际成效。正如印度学者V.P.达特所言，经济关系支配着印日关系的全部，但却没有达到日本与中国以及东南亚关系的紧密程度(注：V.P.Dutt,India'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New Delhi,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1999,p.330.)。
在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日本排在美国、英国和毛里求斯之后，位居第四。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印度的投资有所增长，但也仅从1991年的0.1673亿美元升至1997年的4.978亿美元(注：I.N.Mukherji,“Indo-Japanese Trade-Harnessing the Potential”,in K.V.Kesavan and Lalima Varma(eds.),Japan-South Asia:Security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New Delhi,Lancer's Books,2000,p.451.)。根据日本的一项调查，从1951年到1997年12月，在海外经营的日本公司有18863家，其中在亚洲经营的有9452家，而在印度经营的日本公司为138家，仅占总数的0.7%，在亚洲公司总数中也只占1.5%(注：Toyo Keizai,“A List of Japanese Companies Abroad 1998”,Quoted from Hiedki Esho,“India's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Japanese Response”,in Kesavan and Varma(eds.),Japan-South Asia:Security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p.236.)。从1951年到1996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累计为310.808万亿日元，其中对印度的直接投资仅为1080亿日元，只占总数的0.03%(注：Hideki Esho,“India's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Japanese Response”,in Kesavan and Varma(eds.),Japan—South Asia:Security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p.237.)。可以说印度在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此外，日本虽是印度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但印度在日本全球贸易中只占0.7%的比例，在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名单上排名第20位，而且近年来双方贸易额呈逐年下降趋势，已从1995～1996年度最高峰的48亿美元跌至2000～2001年度的36亿美元。印日经贸往来发展缓慢，究其原因，不是政治问题的影响，而是双方经济的不和谐，日本的公司企业的要求与印度政府所能采取的措施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日方曾提出三项基本要求，即一旦投资失败可以自由退出、赚取的利润可以毫无限制地全部汇回日本，以及放松目前对外国企业所占股权比例51%的限制。而印度出于各种考虑，未能满足这些要求，致使日本的公司企业在投资与合作等方面踌躇不前。
第三，印日双方都想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冷战结束后，日本希望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利用现有经济大国的优势，成为政治大国，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便是其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印度一直在做大国梦，它也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这一问题上，印日双方步调很难统一。印度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但日本对印度的态度却很暧昧。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是两国必须面对的现实。
尽管如此，随着印日之间利益契合点的日益增多，双方在经济上互有所补，政治上互有所求，两国今后将会成为重要的战略伙伴。印度驻日本大使塞特认为，单为维护从霍尔木兹海峡到马六甲海峡之间广阔印度洋的安全与和平，两国就必须进行合作。另外，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印度与日本合作的空间也很大。这些都为印日双方未来发展更密切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