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若干财政理论问题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级阶段论文,我国社会主义论文,财政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当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这个前提出发建设好和发展好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劳动人民的根本意志所在，从而也是整个国家的根本发展目标。财政是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阶级统治，维护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基础，而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一种特定的分配关系。正如列宁所说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84页。）财政作为实现国家职能的手段，它的职能显然必须以此作为根据，它的一切发展研究与创新也必须以此作为根本原则和根本目的。社会主义财政的发展和创新，必须紧紧围绕着社会主义的本质，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优化服务。马克思曾指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8页。）可见，分配政策与手段是同生产关系进而与上层建筑紧密联系的，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东西，它的性质反映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反映着上层建筑的性质，而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显然它也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所讲的那样，将能动地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分配的效率将直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很大，各个集团各个部门有着各自的个体利益，国家是总体的代表，要从整体长远出发，不能从一时一地出发。
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财政分配应当发挥调节经济的能动作用
社会主义的财政分配在社会再生产中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财政分配得正确与否，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极大，其作用也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直接。财政是从国民经济中分化独立出来的，其来源在于国民经济这个母体，但其影响范围又覆盖了全社会，覆盖着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消费是目的，生产是手段，交换和分配是中间环节。分配是使社会再生产有序有效进行的关键一环，财政研究和作用的直接对象就是分配，也就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提到的将国民收入划分为“三大基金”、“六项扣除”并进行的分配，但同时财政分配也对生产、交换和消费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财政政策发挥职能的过程也是与工资、价格、信贷、企业财务等经济杠杆相互配合的过程，但在此过程中，其他杠杆发挥作用又要受到国家总财力的制约，这就使得财政的重要性得以突出，所以居于主体地位，影响各方面的分配，哪一方面出现了偏离都会影响总分配，大家必须考虑主体，服从主体。资产阶级权利和资本的作用在社会再生产的各环节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发挥，在各种经济杠杆作用的领域中也少不了它们的身影。因此，财政有可能、有能力也有必要通过适当手段对资产阶级权利和资本作用的发挥加以引导，使其扬长避短，为社会主义的快速健康发展服务。现在常常把现在国家通过预算集中分配的部分，主要是行政、教育、文化、医疗、国防等几个方面的分配误认为国家财政的全部，把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及对社会资本的引导功能置于不顾，以小财政代替了大财政。当前财政收入只集中了GDP的20％，还有80％的GDP在财政分配直接控制之外，而财政要实现调控宏观经济的管理职能必须具有调控社会资本的分配和使用方向的功能。当前党中央提出了和平崛起战略，由此财政必须考虑到国防战略问题，没有坚强的国力，和平崛起无疑只是一句空话。
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明确了财政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定位：财政作为再生产过程中的中介环节，必须和交换一起，为生产的发展服务，而且最终为消费服务，因为国家的战略方针、发展政策归根结底最终还是要落到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这个目的上来。这里所说的消费，不仅指现在的消费，同时还是瞄准2050年我国基本建成了现代化条件后的消费。此外，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为了取得国际竞争的有利条件，在经济战略与国防战略互动的前提下维护我们发展的安定局面，我们还必须把消费的眼光从国内放射到全世界。以上三点就是我们不断促进我国的产业政策和产品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财政调节宏观经济的目标也必须与这一消费目标相一致，从而使财政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都能充分体现“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
在计划经济时期，与金融相比财政居于更为重要的调控地位，改革开放后，财政金融分开了，现在银行控制着全社会的金融资本达35万亿元，比2001年的GDP多两倍以上，而财政能直接支配的为2万亿元，只有GDP的20％。现在我们需要大力研究的课题是如何运用财政手段，运用各种经济杠杆，以股份制为主要实现形式，来合理地调动社会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江泽民同志在为《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所作的重要批示中，对社会主义财政的任务作了明确的阐述，他强调：“雄厚的财政实力是一个国家强大、稳定、安全的重要体现和有力保证。正确运用财政政策，运用预算、税收、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对优化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和区域经济协调运行，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具有重大作用。”而雄厚的财政，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我们讲要做大蛋糕，首先是指发展经济，然后才是做大财政收入盘子。因此，财政为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服务，重点是在促进经济的发展上。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12月《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的：“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46-847页。）必须反对三次分配的资产阶级分配观念，所谓三次分配是指以社会分配为第一次分配，国家分配为第二次分配，以按所谓人道主义的社会慈善行为进行的募捐为第三次分配，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为资本的剥削进行辩护，鼓吹剥削有功论。因为社会慈善行为的资金绝大多数来源于资本的剥削，资本家通过慈善事业的手段来分配剥削的财产是不可能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只能实现资本主义永恒论，与马克思主张的全人类的解放差距甚远。
二、充分行使财政的直接和间接分配职能，实现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大服务”功能
在实践中，国家通过财政对社会总产品进行直接分配和间接分配，从而达到调节社会各阶层分配关系的目的，同时也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力地影响和调节着生产力结构，实现促进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目标。因此，除了简单地对预算收入进行再分配和提供公共产品这些表层的功能以外，财政政策更深层次，也是更根本的功能是通过分配和再分配环节来制导生产、消费和交换，从而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有序、高效地进行，进而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以顺畅发挥。财政作为国家制导经济的手段之一，其最终的目的是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社会经济组织结构等进一步发展完善，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财政是实现国家职能的手段。必须包含整个国民经济收入的分配，财政政策必须与国家的长远目标和规划一致。财政的分配，包括了直接分配与间接分配，直接分配是纳入预算的分配，它管理的是社会消费部分的资金；而间接分配，是财政职能与其他政府调控手段共同作用下的分配，是一种政策性分配，如果金融等调控手段没有财政政策的配合，就没有了合力，在调节经济过程中也就没有了能动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当前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最有力的两个杠杆，二者缺一不可。因此，财政分配，是直接分配与间接分配相结合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直接分配。现在，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有人认为这就意味着财政的职能削弱，财政分配出现了困难。这是没有搞清楚直接分配和间接分配的关系。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化，只是直接分配与间接分配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变化，它并不影响财政职能的发挥，相反，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财政更好地发挥间接调控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财政要对经济发挥能动作用，就必须同时发挥直接分配和间接分配的作用。
财政的直接分配和间接分配都会影响消费。消费，可以分为社会消费与个人消费。社会消费是通过财政的直接分配来实现的。而个人消费，除一部分通过直接分配（如公务员、教师等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外，大部分要通过间接分配的手段来实现，都是初次分配实现的，但国家要有统一的政策管理，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安排等等都不是一家一户能决定和选择的。如企业的职工收入，取决于企业的收益，而收益的大小，要受利率、价格、税收以及财务制度等间接分配的手段制约；在收益中能用于个人消费的比例，则要受财务制度、计税工资标准等间接分配手段制约；即使分配到个人后，个人能直接消费的比例，还要受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的制约。因此，无论是社会消费还是个人消费，都要受财政的直接分配和财政与其他政府调控手段一起作用的间接分配的制约。
我国从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正是从提高财政间接分配质量这个角度采取的措施。如：积极财政政策中的加大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就是发展最基本的生产力，为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创造良好的条件；发行国债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比例，就是为了提高银行对生产和消费的调节能力；对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资金进行贴息，就是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科技含量，发展生产力；有关鼓励消费和刺激投资的政策，就是根据消费是目的，也是再生产动力这一基本原理，提高国民经济的拉动力。这些措施，在提高国民经济的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的水平，不断发展生产关系，最终从根本上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提高了公共消费的水平，也进一步刺激了内需，促进了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国家财政在社会产品分配中的地位以及财政分配对社会生产、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过程诸环节之间的关系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社会主义的财政分配在社会再生产中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财政分配合理与否，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极大，其作用也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直接。
社会主义财政分配不是在某一个特权阶级支配下为这一阶级狭隘利益服务的，而是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这个财政的本质与“公共财政”强调的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是不谋而合的，然而两者根本的区别在于对公共财政范围的界定上面。社会主义财政发挥作用的范围绝不应该只局限于提供公共产品这个狭小的范围内，我们的社会主义财政所讲的服务首先应当是“大服务”，这里的“大”是相对于一些学者主张的公共财政应当以提供公共产品为己任的“小服务”而言的。
所谓财政的大服务，主要体现在方针、路线、政策、战略任务的制定和引导方面，表现为宏观意义上的服务，而不是拘泥于一时一事之上的服务，这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指导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市场经济中对资本加以充分运用，使其为建设服务，而不是做资本的奴隶。财政的大服务是为社会的总体服务，主要体现在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经济结构、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等方面，为了达到预期效果，在实施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循市场原则，强调三大经济规律的交互作用，达到以少量财政资金和相关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的目的。当然，政府的服务最终也会体现到一个个建设项目上，特别是投入财政资金建设那些私人不愿做或无力做的项目。与战略任务相比，这里的每个建设项目都相对成为了小项目，然而它们却正是大服务的具体体现，是微观层面对宏观的体现。以上的分析是重点在于一级政府的财政职能，而从纵面，也就是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来说，作为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广阔土地和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东西南北地形气候不同，各个民族的特色不同，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政策适应所有的局面。因此必须建立分级负责制，也就是在全国一盘棋的统筹调节之下，要建立中央、省、县三级政权，明确其相应的事权和财权，不能把财政限制在狭小的预算管道内，各地方应当建立自己的预决算，不能是完全集中的高度统一，但又不同于国外的联邦制。
目前，我国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都呈现着比较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有的同志认为走出目前困境的出路在于建立公共财政框架，通过运用改革和完善税制、打破城乡财政二元结构、全面变革预算制度、确保公众对政府行为的约束等手段，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改变目前我国传统的财政框架，构建起全新的公共财政体制，从而为所有公民提供水平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但是，把“以支定收”作为行动准则的公共财政是无法承担起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重任的，因为公共财政所要求的根据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公共需要水平确定公共产品的生产规模及相应的公共支出规模、以公共支出规模确定公共收入规模的原则只会把政府调节资源合理配置这只“看得见的手”置于非常被动的境地，而市场本身存在的“失灵”现象决定了单靠它也无法完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和地区差别的重任。这是一种以社会服务代替国家宏观调控，轻视和忽视国家的制导作用的表现，这样做的结果必将导致国家管理与市场发展脱节，与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脱节。为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财政的研究对象，决不是简单的财政预算平衡问题。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价值规律就是研究产品在市场上如何组织实现，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从而推动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直到各取所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而盲动的市场经济正如非典一样，在不明情况下流行起来，形成一种不明所以的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误区，造成新的经济危机。这是一种幼稚病，如果不加纠正，它将给我们造成巨大的损失。这种病正是经济学者无知的表现，必须跳出这个怪圈，跳出习惯势力，重新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从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起源入手。
以国家为主体调控宏观经济，决定了资源配置的目的是制导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而不是简单地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这与目前建设的公共财政框架并无冲突之处，但这些任务又是单单靠强调以服务社会为主的公共财政所无法完成的，必须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制导生产、分配、消费和交换的各个环节，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有序、高效地运行，使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得以发挥，实现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技术结构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当然，国家对经济的制导的重要前提是要在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瞎指挥。宏观调控所发挥的制导作用必须是科学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制导。因此，为确保政府在制导经济中的主动性，我们必须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方面问题，充分掌握各方面发展的规律，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矛盾，提高调控工作的能见度，加强可控度，使宏观调控真正按战略目标有步骤分阶段地有效制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坚持马列主义财政理论，认真学习西方具体的财政管理经验
在当前的财政领域，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思想僵化的马列主义教条思想，顽固地认为公有制的发展越纯越好，任何使之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做法都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另一种是脱离我国的实际国情，盲目照抄照搬西方发展经验的教条主义做法，持有这种主张的人一方面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但另一方面由于不了解我们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发展阶段、文化背景等方面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而使其主张的理论与政策与实际严重脱节。
要避免在理论和实践中犯以上两种错误，我们就必须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与时俱进，洋为中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西方先进的财政经济管理体制和制度为方法，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财政发展道路。从社会主义财政的任务出发，财政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当前的重点应当侧重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财政的分配职能，充分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为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服务；二是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公共财政框架，发挥资本边际生产效益核算的能动作用，一方面为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提供保障，同时避免两极分化。
目前人们所讲的公共财政理论，大多来源于西方的理论与实践，它的职能范围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的，以追求公共利益而不以自身盈利为目的。政府的职能更多地体现在“守夜人”的角色上，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被更多地强调。财政的职能则主要体现为服务功能，即为市场的有序运转提供外部条件，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建设各种公用事业，促进公平分配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等，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主要包括对诸如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社保等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以及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学习西方的财政管理经验，可以提高我国的财政管理水平，但西方的公共财政是建立在资本创造利润的价值观之上，它是在资本的统治下为资本利润最大化服务的，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很难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西方古典经济学最次的贡献是发现了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但同时又犯了从现象出发的错误，混淆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区别，因而在劳动创造价值论的同时，又陷入了资本、土地、劳动创造利润的混合论。
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了数理经济和模型，分析的所谓实证分析法模式所设置的条件都是假设的，甚至是理想化的，如果不加以区分拿来就套上，必然会使理论和研究都陷入歧途。因为现实条件并不具备，假设的理论不能描绘现实，只会使自己迷惑了自己。西方经济学混淆了本质与现象，把一切都作为投入，因而一切都以投入产出的资本保值增值为固定模型，以至弄不清分配与流通的关系，一切如借用到我们这里就混淆了资本支出与货币支出的关系，效用与增值的关系。
完全意义上的公共财政理论本身并不等于简单的吃饭财政，因为即使在公共财政建设完备的西方国家，各种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也历来属于社会公共需要的范畴，它只能由政府出资兴办，或部分吸收民间资本与政府共同兴办，也就是说，真正的公共财政并非不搞建设。搞公共财政的目的在于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众的意愿来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社会成员的社会公共需要，从而通过财政与市场的分工与合作，充分发挥两种机制各自的优势，尽可能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使有限的资源更好地满足全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与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既是最高行政当局，又是所有者和经营者，政府直接拨款搞大大小小的生产建设性项目的做法是有明显区别的，其区别点就在于是否考虑了社会公众的客观意愿。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通过公共财政进行再分配的目的是利用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为私人资本更好地剥削创造外部条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公共财政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公共财政才能在再分配中表现出真正意义上的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特征，公共财政的公共性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体现。
财政的直接分配与间接分配，都有一个提高分配效益的问题。为此，必须借鉴西方财政管理中的一些经验，实施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为目标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提高财政直接分配的资金——各项预算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
现在我们所讲的财政绩效管理更多的还只是预算内的管理，如何提高GDP中另外80％资金的使用绩效则没有明确的政策规范。总的来说，如上所述，马列主义财政理论是我们应当牢固坚持的，但是在具体的管理方面确实不如西方，西方的某些管理方面的应用科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理财管理、资本边际效益核算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过去比较忽视支出管理，虽然有会计通则等制度，但管理是分散琐碎的，与总体的分配政策是不联系的，今后在这方面要花更大力量去加强。西方可借鉴的支出管理其最大的优越性在于注重资本边际效益，可以自觉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是强化经济核算和加强自律的最佳动力，这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应当为我所用。为了加强理财管理，应当大力发展律师、会计、审计等社会中介机构，要鼓励它们形成规模经营，发展诚信服务，为社会化的理财管理做好服务和保障。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批判“左”的错误时，明确指出：必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的本领，否则就不配称共产主义者。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吸收一切有用的文明成果。他并没有把托拉斯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把它看作组织和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有效手段。“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或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要靠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运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象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511-540页。）
同时，我们还要提高间接分配的质量。学习西方的财政管理经验，可以提高我国的财政管理水平，但西方的公共财政是建立在资本创造利润的价值观之上，由于在社会制度方面存在着其自身无法解决的根本缺陷与矛盾，因此很难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就我国而言，市场失灵的根源则在于国民经济结构，即生产力结构、生产关系结构和科技结构存在着不平衡性，由此造成了不同类使用价值不能顺利实现交换，从而产生经济危机的隐患。而这种不平衡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是源于市场的自发性竞争所带来的资源浪费，这是不可能靠公共财政就可以解决的，必须通过提高财政间接分配的质量，对再生产过程进行调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面对新时代，新形势，国家财政的职能必须同时做到“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二者不可偏废，国家财政既不能再走包办一切的老路，也不能戴着预算这个紧箍咒，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束手束脚，难有作为的小圈子里。落实到实践中，则要坚持“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利用多种政策手段，一方面发挥财政资金投入的导向作用，合理利用国内外资本，引导庞大的社会资金流向有利于社会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发展的行业和领域；另一方面，加强财政支出的有效管理，提高其使用效率，发挥资本边际效益核算的积极作用，从而使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要让财政走向社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使财政在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中发挥积极的和关键的作用，从而力争在新世纪的前20年从温饱胜利进入小康社会，并在这个基础上再用3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执笔：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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