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3)01-0066-0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族学（注：民族学一词，一般说来，欧洲大陆称民族学(Ethnology)，英国称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美国称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除名称外三者的学科史、研究对象、学派、方法论均基本相同，很难说有什么区别，惟研究重点有所不同，故本书在行文中有时对民族学、人类学并称。）和共和国同步走过了半个世纪。在新世纪之初，对中国民族学在过去这半个世纪所走过的道路进行认真的回顾以及对新世纪的展望，都是十分必要的。总结过去，有助于正确地认识现在和展望未来。
一
为了总结20世纪后半期中国民族学走过的曲折道路和获得的发展，有必要扼要回顾一下20世纪前半期西方民族学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初，对于人类社会及民族与文化的认识，从西方传来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前者，蔡和森可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先驱。他于1922-1923年在上海大学讲授《私有财产和家族制度的起源》，便是根据恩格斯的民族学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他的讲稿经过修订补充，于1924年正式出版，名为《社会进化史》。[1]此书在三年内连出三版，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起过巨大的影响。到1929年，杨贤江（笔名李膺杨）将恩格斯这本书翻译出版，名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2]在国内思想界也产生过不小影响。1930年郭沫若根据恩格斯的理论观点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我国古籍中关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加以阐释，被誉为使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观点研究我国古代史的典范。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成立了民族研究机构，对民族问题、包括民族学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于1941年起出版过《回回民族问题》等书。
关于后者，蔡元培可说是将欧美民族学传入中国的奠基者。1926年他撰写《论民族学》[3]一文，认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记录和比较的学问，以后又写了《社会学与民族学之关系》。[4]在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1928-1940)，他力图发展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在该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民族学组，并担任主任。他主张民族学不仅为理论科学，也是应用科学，重视田野调查。
西方民族学各学派传入我国的主要途径，一是“五四”以后一批青年学者如蔡元培、潘光旦、吴文藻、吴泽霖、黄文山、杨堃、李济、凌纯声、卫惠林、杨成志等学成归国后，利用所在的大学和学术机关，宣传介绍西方民族学。二是各派主要著作的译述出版，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5]罗维的《初民社会》。[6]这些书的出版使民族学知识走出了校园和学术机关，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传播。民族学各流派先后传入我国者，计有进化学派、德奥民族学派即传播学派、美国批评学派即历史特殊论学派、法国民族学派和英国功能学派等。
应当指出，留学归国的民族学者，虽各有研究取向，但都能合作共事。这一特点和优点，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表现尤为突出，往往在一所大学或学术机关兼有出身于不同学派的学者。尽管如此，由于理论倾向和研究取向有所不同，总的说来，形成两种不同的传统。一种是早年留学欧美的学者及其一些学生，受欧美较早学派的影响，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少数民族，多研究其传统文化，偏重于民族志的描述，这些大学和学术机构多在我国南方。另一种则以燕京大学为主形成的研究传统，理论上偏重于较晚传入的功能学派，研究上重视实际应用，研究对象则多为汉族农村，也有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的。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族学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有起有伏，直到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后来又重新恢复并获得显著的发展。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和多种生态环境并存的国家，即使在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的时期，由于民族工作的需要，民族学的研究工作仍然没有完全中断。
在过去的50年中，首先，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得到进一步确认。中国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因此，把中国各民族首先是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是中国民族学的主要任务。
在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中国民族学者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把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少数民族，则是不全面的，而且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中国的民族学就是少数民族研究。果真如此，在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概念中，就体现不出汉族的重要作用，以及与兄弟民族之间的历史性的密切联系。因而对汉族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
还有，国外民族特别是与我国邻近的民族自然是中国民族学者的研究领域，在今天，处于开放性的世界格局中，对国外民族的研究自然是不可少的。然而，为少数民族服务，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仍然居于主要地位。
其次，20世纪50年代也是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民族学的确立时期。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研究民族及其文化必须具有发展、演进的动态观点。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以及社会改革前反映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民族志资料，无不证明社会发展有规律可寻。东汉人袁康著《越绝书》卷十一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这反映出社会生产力从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的飞跃，并为后来考古研究所证实。
至于反映社会发展方面的资料就更多了。史籍中对我国原始社会的描述有所谓“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7]这样的社会没有君臣之分，这种社会的家庭关系，也只能是“民知其母，不知其父”。[8]至于社会改革前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还存在着氏族制度、村社制度、奴隶制度、农奴制度等社会形态，无不证明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意义。但是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思想，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采取教条主义态度，而应结合我国民族的实际状况，进行具体分析，这才有利于学科本身的理论建设。
20世纪50年代初，民族学者开始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例如1950年林耀华、陈永龄带领燕京、北京、清华等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对蒙古族社会历史进行调查，写出了有价值的考察报告。1951年费孝通深入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写出《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9]同年李安宅、林耀华、宋蜀华、王晓义等去西藏进行社会调查，对西藏社会性质属于农奴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为了适应民族工作的需要，1952年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了研究部，集中了清华、燕京、辅仁、中山等部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有关专门人才，开展包括民族学在内的研究工作。各地成立的民族学院也先后开展了民族研究工作。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校，开设了有关民族学的课程。
1956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成立民族学专业，开设民族学研究班，聘请了前苏联民族学专家莫斯科大学教授切博克萨洛夫来校讲学，该班学生迄今多已成为对民族学研究有贡献的学者。至于有关民族学的刊物如《民族问题研究丛刊》、《民族问题研究集刊》以及《民族问题译丛》等也先后出版，登载民族学、民族史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方面的文章、专著以及苏联民族学研究的译文。厦门大学设立了人类学博物馆，一些民族学院也建立了民族文物室（现已扩建为博物馆）。
为了弄清我国究竟有多少民族，以促进民族平等团结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以及实现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大批民族学工作者参加了由中央和地方民族工作机关组织、领导的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基本弄清了我国现有若干少数民族，为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少数民族实现当家做主的权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56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经济结构以及传统文化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各大学和科研机关的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文艺工作者都积极参加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分赴民族地区，两三年便搜集、整理了近两千万字的资料。
显然，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学在为兄弟民族服务过程中获得了发展。在国家颁布的《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中，民族学列入了自己的规划项目。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民族研究所，民族学成为该所主要研究任务之一。所有这些成就，都说明民族学在20世纪50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
然而，正当民族学蓬勃发展的时候，国内政治形势逐渐向“左”的方面变化，影响所及，民族学和社会学一样受到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学科被正式取消，机构停顿，人员星散，损失十分惨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后，才开始有了转机。
1978年2月，我国政府总理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各门学科的科学研究，也包括民族学研究在内。民族学恢复了合法地位。
1979年5月，全国民族研究规划会议在昆明举行，会上讨论了民族学的发展规划。次年10月，中国民族学研究会（1991年更名为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学会成立以来，分别以民族学的学科建设、民族学与现代化、传统文化与民族发展繁荣、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发表100周年等为主题，举行了多次大型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了12辑《民族学研究》论文集，出版了136期《民族学通讯》。这些工作促进了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学科的发展。
不少高等院校也先后成立了民族学系和人类学系以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一些省区的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民族学研究所。这些教学和科研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民族学专业人才的培养。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分别在一些高等院校建立了民族学、人类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陆续培养了一批高层次的民族学、人类学专门人才。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也造就了一批出国留学、攻读民族学和人类学后返国的学者。他们带回来新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
各地有关科研机构先后恢复和新建立后，制定了规划，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近年来，民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下列主要成绩：
第一，在国家民委组织领导下，编辑出版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其中有不少民族学著作。
第二，出版了大型工具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李毅夫等主编的《世界民族大辞典》等；（注：分别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出版；民族出版社1997年起分5卷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出版。）出版了大量的民族学专著包括教科书、少数民族和汉族研究、论文及译著。国外民族研究方面，除恢复出版《民族译丛》外，还陆续出版了《世界各国民族志丛书》以及其他专著和译著。
第三，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正在各地开展，一般主题大都涉及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及西部大开发问题。其中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组织的西南地区“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进行的民族地区系列调查以及世纪之交“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研究课题组”开始进行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系列调查”最为引人注目。
总之，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民族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然而始终没有脱离各民族的实际，可以说它是走的一条为中国民族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得到发展的道路。
三
21世纪已经来临。面对新的世纪，中国民族学的前景、它的研究取向，必须置于新的世界格局中去审视。
当代民族学、人类学是世界性的科学，然而从历史角度看，它和其他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一样产生于欧洲，并首先出现于欧洲的大学体系中，应当说先天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而把东方或非西方作为它的对立面。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人类学得到了全球性的传播。可以说，它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源自欧洲人为有关问题而寻求的解决之道，民族学、人类学传统上主张研究异文化，所谓异文化实即非西方文化。它的各种理论，则是西方人对非西方文化进行阐释和分析的框架。
今天，我们面对的仍然是一个东西方二元一体——更直率地说是二元对立的世界。西方世界总有一些人企图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强加于人，他们对非西方文化日益发展感到不安。面对这样的世界格局，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应当如何发展呢？
如前所述，由于中国的民族学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中国民族学者在研究方面不免受到西方理论范式的影响，甚至以它为依皈。此种情况在有些地方尤甚，台湾的一位学者指出：“我们所探讨的对象虽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可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10]有鉴于此，一些港台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主张，并为此而努力。
其实，关于中国化的主张，吴文藻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便提出来了。所谓中国化就是本土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殖民体系解体，新兴国家先后出现。本土化在非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可以说这是摆脱西方学术垄断或优势的一种反应。民族学中国化的目的，并非采取民族中心主义和排外的态度，乃在于摆脱西方学术垄断，系统地建构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带有中国特点的理论和方法论，并用之于实践。因此，当前中国民族学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学科建设问题。
为了摆脱西方的学术垄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必须全面深入地研究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进得去，出得来，做到知其所以然，才能有所取舍。对于西方各学派的理论与方法，既不应全盘否定，也不应全盘肯定，而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不首先对其深入研究，如何能在本土化中为我所用？
作为一门学科，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学，具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即族群及其文化，这是它的国际性；各国的民族学者在研究中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建构自己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形成自己的特色，这是它的本土性。没有国际化，就无所谓本土化。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越是具有自己特点的民族学研究，才越会被吸收而融入世界民族学之中。
关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一般说来，不同学派的学者，其研究的视角和着重点往往受到学派理论的影响。例如传播学派的学者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墨西哥古代玛雅文化的金字塔，乃因文化传播而导源于埃及金字塔。其实二者虽就外形有些相似，但却各有不同功能，一般民族学者和人类学者并不认为二者同源。又如认知人类学者认为文化是行为的蓝图，或行为规范，人类学者的责任是译解它；心理人类学者则从跨文化角度研究文化与人格形成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虽然二者研究的着重点不同，然而所使用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社区研究以及参与观察、深入访谈等作为一般的研究方法，对民族学和人类学者都有其实际意义。这对中国学者也不例外，但有不足之处。这是由于西方传统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一般是从研究非西方的比较简单后进的、且自身无成文史的、甚至是地域范围有限、生态环境单一的岛屿民族社会发展而来，因而多注重横向的比较研究，而忽视历史的、纵向的探索，甚至有的学派的理论具有非历史的倾向。这和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具有明显的差异。
那么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就整体而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历史上形成了民族构成上的多元一体格局。这是长期以来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内，彼此接触、混杂和融合，形成这样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中国的民族学者应当时刻考虑到这一独特的民族构成，从而有利于妥善解决在前进过程中涉及的民族关系问题。
第二，地域上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的交互作用。我国地域辽阔，存在着不同的生态环境，构成各民族不同的生存空间。历史上各民族为了适应和改造他们所处的地理生态环境创造出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民族传统文化与地理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是调适还是冲突，直接影响各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既要发扬优良的传统文化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又要扬弃不利的文化因素，对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显然是必要的。
第三，民族社会的多结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总的说来具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约有6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原始公社制残余。二是约有100万人口的民族地区存在着奴隶制度。三是约有400万人口的民族地区存在着封建农奴制度。四是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共约3000多万人口，封建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有的还不同程度地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这些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都是在各自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之下发展形成的。
既然以上三个基本特点的形成都和历史发展有关，所以对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对其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的研究，必须持历史发展的观点。但不能把理论当成教条，而应当从实际出发，并体现于具体材料的研究和分析之中。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掌握现实的、横断面的资料是不够的，还必须详尽地掌握并运用有关的历史资料，才能上下古今融会贯通，阐明问题，而不至于只是现象的罗列。比如说对某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做全面的探索，分析其现状，找出其所以形成的途径和原因，把问题说透，那就进入了具体的横向分析和纵向探索的范畴了。过去半个世纪的几项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诸如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社会形态的调查研究莫不如此。1995年中国民族学学会在大连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许多与会学者都指出，历史研究和现状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具有中国的特色。
这样，针对我国民族的具体情况和对民族及其文化具有发展变化的认识，在研究上，如前所述，应持动态的、发展的观点，在方法上则应有自己的特点和侧重点，要处理好几个方面的结合：①纵横研究相结合（纵深探索与横向剖析的关系），②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局部探讨与整体认识的关系），③传统文化研究与生态环境研究相结合（文化类型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上几种方法都离不开纵与横、时与空相结合的观点，这在研究上已为实践所证明。此外，一门学科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但同时也就带来研究上的局限性。因而跨学科协作研究（互补关系）也是必要的。
总之，面对今天的世界格局，民族学的中国化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自从吴文藻先生提出来后，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已做出了贡献，现在中国民族学者正在继续努力。这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创新的过程。在中国化过程中，通过继承（中国固有的经验）、引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和创新，引出新的理论和方法论，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研究。这不仅能够丰富世界民族学的内涵，且可对国外民族学研究复杂的民族社会提供经验。今天，我国的西部大开发，给民族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是民族学者为各民族服务的良机。正因为如此，中国民族学除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应不断向前推进外，还要加强应用研究并用之于实践，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同时，也可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民族学的中国化。
其次，21世纪发展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又一个巨大挑战，即专业人才的培养，这是不容忽视且有紧迫性的一项工作。
应该看到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前20多年中，尽管在有限的几所高等院校中，比较系统地培养了一小批民族学的专业人才；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规模的调查实践中也培养了不少的民族学工作者，他们对那个时代民族学的缓慢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民族学研究之路却是一条坎坷不平的崎岖道路。民族学先是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成为政治运动中被批判的对象，特别是“十年浩劫”中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被正式取消，许多民族学者遭受摧残，这对学科建设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
“文化大革命”后，民族学虽然恢复了合法地位，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迅速发展，然而民族学受到摧残后的后遗症显露出来了。由于民族学、人类学的教学工作中断近20年，专业人员出现断层。一般说来，50岁以上的学者外语较差，对外交流受到限制；有的缺乏严格的专业训练，但对民族地区情况较熟悉；50岁以下的中青年学者专业训练比较系统，外语普遍较好；有的从其他学科改行，专业知识不够扎实。这些问题都有待克服。
展望21世纪，培养大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教学科研人才，是使中国民族学研究在21世纪能够获得进一步发展和中国化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条件。时至今日，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仍然远不如历史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为社会所熟知，从而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规模。为此，民族学者不仅应在理论、方法论的建构方面努力，而且更应在提高应用性方面加倍努力。随着学科建设的开展，努力在高等院校中建设更多的系科专业和研究生学位点，并逐步使民族学、人类学成为通才教育的基础学科。同时，日益普遍开展的田野工作也是训练、提高民族学者专业技能的重要手段。只有民族学、人类学专业人员的培养进一步扩大，21世纪民族学、人类学的大发展并最终成为显学才能更有保证。
再次，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应体现于应用，即服务于现代化。由于少数民族绝大多数分布于我国西部，因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应主要服务于西部大开发。我国的现代化问题，各个学科都在研究，各有自己的学科优势。民族学的现代化研究也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即抓住擅长的族群发展、变迁和族群关系以及传统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从历史到现状深入探索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发展途径。
一个民族社会的发展变化是无止境的，文化变迁也是无止境的。因而现代化有其相对性，不能视为一个固定的终极目标，即使实现了某一阶段性目标也不能停步，否则便会滞后。生产领域、经济领域方面实现了现代化，并不等于完成了现代化，作为现代化主体的人的思想意识也应产生相应的变化。任何民族的文化均非尽善尽美，均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因而在现代化过程中自会出现不协调和矛盾冲突等问题。在诸多问题中亟待解决两方面的问题，都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具有密切关系。
其一是发展生产与生态平衡问题。生态环境反映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的特点，它对民族的发展繁荣和对民族文化具有长期的作用和影响。我国绝大多数民族以农业经济为主。不同农作物各有自己生长和繁殖的规律，且有明显的地区性和季节性，因而农业生产必须注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如果不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无视当地民族群众长期以来探索出的行之有效的生产经验，就会破坏生态平衡，从而给当地民族群众千百年来形成的和生产相适应的饮食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带来消极作用。又如林区也有类似问题。当代居住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林区的鄂伦春族，他们的衣食之源取给于这片茫茫林海，过着狩猎和饲养驯鹿的生活。大兴安岭的开发，特别是现代化建设中，外来人口剧增，林木大量被采伐，森林覆盖率降低，导致猎场缩小，猎源奇缺。生态环境的变化，使鄂伦春人的狩猎经济陷入困境。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和发扬他们世世代代在大森林的环境中所创造出的文化优势，以跟上时代步伐，实现现代化？显然，民族学工作者在发展生产以及生态平衡和传统文化的调适方面，是有许多工作可以做的。
其二则是传统文化意识与现代化的矛盾和调适问题。一般说来，20世纪50年代初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绝大多数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自然经济比较浓厚，因而其传统文化中具有比较浓厚的非商品性意识。这种自给自足的非商品性价值观念，表现在许多方面，与外界接触少的边远山区尤其如此，它和发展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在不少农业文化区的民族中，尤其是年长的人，具有传统的安土重迁、重农轻商的观念。有的认为穷人才经商，“不卖东西，也不买东西，才是真正的富有”，这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观念！牧区中畜群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问其财富，则数畜以对。有些人不愿冒经商的风险。这种心态也不利于牧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非经济性的消费观念也反映在生活习俗上。某些边远山区的民族，由于原始平均主义观念的某些影响，村民之间有物共享被视为美德，分配上不计较劳动报酬。有些过去信仰原始宗教的民族，为了获取社会地位或祈求医治疾病，普遍存在杀牲祭鬼的习俗，极不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经过社会改革和医药卫生条件改善后，此种现象大为减少，但此种习俗的影响在人们头脑中仍然或多或少存在着，而且见于行动。
总之，在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迁的阻碍，一般说来并非物质文化，而是长期形成的精神文化中不合于现代化的传统观念和习俗。转变观念，移风易俗仍然是一项长期任务。民族学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21世纪之初已经显示，在中国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民族学研究面临新的、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在为各民族服务中，民族学研究的中国化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也将对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收稿日期〕200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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