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史迪威与陈纳德的个性及对中国战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区论文,中国论文,性及论文,陈纳德论文,史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迪威与陈纳德同为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援华将领，前者曾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后者曾任中国空军参谋长，都为中国抗战英勇奋战。由于其二人个性原因，产生了对事物的不同认识和迥然有异的处理方法，彼此不能很好合作并产生很大分歧，从而对中国抗战的总体产生了不同的作用与影响，本文拟对此作一分析。
一
“个性”一词概念的内涵非常丰富，有几种不同的定义，通常指人的心理倾向、心理过程的特点，个性心理特征及心理状态等综合心理结构。“个性”可以解释为心理的差异性，但不是在生活中那种暂时的偶然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而是一个稳定的特点。一个人从出生后，经过社会生活实践，逐渐形成一定的动机、理想、信念和世界观，而使自己的活动总是带一定的倾向性，而使自己的心理面貌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下都可以显示出相同的品质。而少年时代的经历则对个性的产生打上鲜明的烙印。史迪威与陈纳德的个性都十分强，他们的性格、气质与能力都很出色，下面逐一分析二人个性的形成原因与环境，找出其中的差异来。
史迪威出生于美国南方弗罗里达州帕拉特兴附近一片茂密松林的农场中。他的性格中有着松树样的倔强和正直。他的祖先中有二位曾为美国的独立而战，他的父亲独断专行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处理事情的方法和神态都显示出与众不同，并深深影响了史迪威。
史迪威从幼时起便是一个聪明活泼而富有进取心的孩子，不喜欢循规蹈矩，最讨厌去教堂作礼拜，认为“宗教并不给人类带来任何好处，认为应当彻底抛弃宗教，而用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①。他在中学时代便充满热情和组织才能，“各门学科都名列前茅；喜爱体育运动，网球、足球、长跑、舢板样样精通，并是校足球队的核心与灵魂，在他颇具大将风度的指挥下，曾率领校队在与市高中校队比赛中夺冠。
史迪威性格中的另一面则是喜好恶作剧，爱冒险，胆大妄为。于是他父亲决定对其严加管束，在高中毕业后令其上西点军校，培养服从与勇敢的精神。在军校中，史迪威的日记中写道：“立正、立正、立正；训练、训练、训练；阿！上帝……起床就象下地狱，然后就开始训练”。在单调的训练中，低年级学生还要忍受高年级学生的体罚，他认为“这一切就和地狱一样。”正是4年的严谨生活，培养了史迪威正统的军事条例般的刻板与服从，但严格的军校生活，并没有磨炼他的爱好与叛逆捣乱的性格，他在吃饭时在饭厅中投掷食物，大声制造混乱，晚点名时在宿舍中学猫叫，种种恶作剧，都使他被扣去学分。他语言尖酸刻薄，爱挖苦人，忌恶如仇，他自己承认有时“不讲道理、缺乏耐心，喜欢报怨，常板着面孔，疯狂、严厉、爱骂人、粗鲁”。在他性格中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固执，尽管成绩优秀，但毕业后一直怀才不遇。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史迪威先后3次被派往中国，对中国的国情颇为了解。1935年曾在中国任武官，当时正是日本在华北加紧侵略的年代，他从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妥协政策和军队部署中，产生了对最高统治者蒋介石的看法：“他可能根本就不准备采取行动，或者他根本就不知道和第一流军事强国作战意味着什么，……假如他打算沿陇海线和日本决战的话，那么他到这时还没有准备好就是一个十足的大蠢货；要不然就是他愚蠢到以为他可以在战斗开始后再把部队调到那里，并挡住日本进攻”②。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最初看法，逐渐形成先入为主的一种成见和偏见，而且影响了他日后与蒋介石的合作，这都是史迪威固执的个性在作怪。
陈纳德出生于美国南方德克萨斯州的康麦斯，他的童年是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度过的。这条著名的大河造就了他散漫而豪放的性格。他说：“童年时代那种无羁无束、放浪形骸的生活和继母所给予我的同情和爱的教养，把我的心性塑成了一种跟现代的社会似乎有点格格不入的典型。稚龄时虽然我不致离群独处，但我从来不高兴接受大孩子的指导，因此我宁愿自行其事或在小孩子群中做首领。我喜欢教导他们，并且对强凌弱、众暴寡这种行为时常挺身而出，扶弱锄强。对于一种不自觉的冲动我常欲出人头地。我于是要跑得快、跳得高、游得远、潜得深；钓鱼要大的、射猎要比别人准确；看书要比别的孩子多；在田里工作要最卖力；在学校里每门功课都要名列前茅；在垒球中是最出色的选手；当篮球的中锋，足球也玩得不错；无论做什么事我总要独占鳌头，另一方面我却是一个既怕羞而又敏感于别人底批评的人，同时对比我年纪大的人罕有信心……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思虑过人，精力充沛，对任何问题都能当机立断而见诸行动。我对于那些优柔寡断的人很看不惯。这种独断独行的个性对于我以后的工作颇有不良的影响，因为我时常不能向我的上司详述我的计划。通常当我被迫向别人解释我的计划时，我就感到有点难堪，因而使我的一部分上司觉得我是易于冲动而不够稳健……”③。
陈纳德曾报名投考西点军校和海军学校，当参加入学考试时，“看到那阴暗、灰墙的校舍，我的做海军上将的热情不觉冷了下来。……看来这种刻板的生活，对于一个路易斯安那州的野孩子实在太不相宜了，于是在最后一场考试中，我故意交了白卷”④。陈纳德散温而好胜的性格，决定他选择了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当他驾机自由地翱翔在广阔的蓝天上时，从心底感到一种满足。他执著地偏爱战斗机，钻研其理论，后来成为空军战术学校战斗机战术教官。由于他标新立异的性格，与他的上司和周围关系搞得不很融洽。
1937年春，陈纳德因身体和性格等原因，以上尉军衔从空军退休，不久，前往中国，受知于蒋介石与宋美龄，从而一跃而成为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负责主持训练中国年轻的空军。陈纳德是怀有知遇之恩来看待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这也是一种先入为主，使陈纳德与史迪威对蒋介石的看法大相径庭。1943年，史迪威与陈纳德同受罗斯福总统的召见。当罗斯福问及二人对蒋介石的看法时，史迪威回答说：蒋介石是个从来不守信用，动摇不定，诡计多端，极不可靠的老恶棍。”而陈纳德的回答是：“蒋委员长是当今世界上两三个最伟大的军事和政治领袖之一，他从来没有对我食过一次言，背过一次约。”史、陈二人爱憎分明，回答问题的立场各不相同，皆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是美国政府的任命，而陈纳德任中国空军参谋长，是蒋介石的任命，背景各不相同，价值取向也就完全不同。尽管史迪威与陈纳德个性中有很相似的地方，都很固执，独断专行，当机立断，富有勇敢的献身精神，当自己的主张与理论与周围环境或上级发生抵触时，都敢于直言而怕得罪人。他们二人都具有胆质汁的气质，精力充沛，思虑过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却由于价值取向不同，立场与观点也大不相同。因此，史迪威不与蒋介石很好地合作，正如赫尔利评论的那样，蒋介石与史迪威“性格有异，互不相容”。而陈纳德与蒋介石性格有异，但却能很好地合作，正是相同的价值观在起作用。
二
个性心理学理论认为，动机是在需要刺激下直接推动人进行活动的内部动力。人的活动无不是在动机驱使下进行的活动。人的活动在动机的激励下指向目的。史迪威和陈纳德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动机各不相同，因而目的也有差异。
史迪威出自西点军校，西点军校的口号是责任、荣誉、国家。国家的利益便是军人应该履行的职责与义务。国家的需要是史迪威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信条。史迪威是西点军校培养出来的优秀军人，他渴望的是指挥和训练作战部队，可是他长期以来最高官职是外交武官，无法体现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当他回国任第七师师长和第三军军长时，便以更大的才能与主动性去发挥自己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陆军部先委史迪威为美国部队在登陆西非作战的“体育家”计划的指挥官；后陆军部长史汀生希望他到缅甸去抗击日本人，为国家做出更实际直接的贡献，史迪威的回答是“我听从调遣”；但他以为给蒋介石当参谋长是“将用一只山羊做烧烤的祭品”⑤，已经预见到使命的艰难，但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如果给我指挥权的话。”史迪威得到满意的答复后，便全力以赴研究亚洲战场的情况，并尽自己最大努力来完成使命。
陈纳德在中国任顾问时，正值“七·七”事变，他是主动要求参战的。他理由有3：
①我从未逃避战争。
②经过这几年来在课室中空战理论的争辩，我希望给他们一个在战斗上的试验机会。
③我认为现在中国对日之战，是一个美国也将卷及的太平洋之战的序幕。所以我觉得在战争的早期中我对日本认识愈多，能给予更多的损害，则最终对我自己的祖国的贡献也愈大”⑥。
陈纳德的动机除了有国家利益之外，试验自己的空战理论，则是他争强好胜性格的一个表露。他除了主持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外，还建立了一个广大的防空警报系统。中国空军在与日军强大空军作战后，损失殆尽，制空权完全为日军所控制，陈纳德的战斗机理论无法再试验下去，于是他便在中国政府支持下，前往美国招募美航空志愿队，从而再与日空军作战，开始到处碰壁，无人支持。从1941年开始，美政府决定援助中国，罗斯福总统颁发了“准许美国陆海军的后备航空军官和士兵加入空军志愿队”的命令。陈纳德终于得到了100架P-40式战斗机，并招募了200多名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组建了美航空志愿队。
美国决定援华，完全是从美国本身利益出发的。日本的侵略政策由北进改为南进，势必与美国在太平洋上发生争夺，美日交战势不可避免。当时欧洲自顾不暇，在亚洲唯一与日本抗战的是中国。中国艰苦的抗战已进行了4年，虽未屈服，但情况已濒危境。美国只有援助中国，加强其力量，以牵制大量日军，减少太平洋美军的压力。中国迫切需要获得大批战争物资，尤其是“汽车器材、火车器材、大炮战车及其他重装备”。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中国可以获得美国的战争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美国支持下，成立了中国战区。当时日本正准备进攻缅甸，封锁中国对外的唯一通道，以阻止援华物资运进中国。如果缅甸一失，中国得不到战争物资，就可能被日本打败或屈服，美政府决定派史迪威去中国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并掌握援华物资的分配大权。史迪威在这种情况下到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对日作战。陈纳德的的飞虎队也已完成训练任务，其中二个中队驻昆明担任防守，一个中队在缅甸担任保卫仰光和支援地面部队进攻任务。战役之初，史迪威与陈纳德尚能配合，美航空志愿队多次出动，协助远征军打击日军的进攻，并轰炸敌运输线。由于种种原因，史迪威将远征军一部从东线调至西线解救英军，导致东线防御失调，日本机械化部队长驱直进，使远征军后防大开，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日军直抵怒江，准备向昆明进击。在此生死关头，陈纳德致电宋美龄：“最近消息谓五月五日下午三时日军已到怒江西岸，桥已毁。日军到外未遇抵抗，因军民皆仓皇沿路东逃。情势危殆，除非毁坏路桥以决心加强抵抗，日军可乘卡车抵昆。鉴于怒江两岸中国卡车多落日军手中，请委座下令攻击怒江与龙陵城间目标。”宋美龄复电为：“委座命令阁下倾美志愿队之全力袭击怒江与龙陵间之卡车船艇。请转告志愿队谓余感念其忠诚，在目前危急关头，尤宜加倍努力。请继续攻击，特别是怒江上之船艇及运输工具”⑧。美志愿队加强攻击怒江西侧的日军部队，轰炸并扫射了300多辆日军车和坦克、大炮，配合中国军队及时阻止了日军对云南的进攻。
如果史迪威与陈纳德能互相信任，听取对方合理建议，加强配合，肯定能在中国战区开辟一个新的局面来。但由于二人都很固执，一个强调地面进攻理论，一个强调空中打击理论，又不能很好配合，相互制胁，使史迪威、蒋介石、陈纳德间矛盾日深，及至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缅甸战役失败以后，蒋介石向美国提出三项要求：
1.美国必须于8至9月向印度派出3个步兵师，重新打通缅甸至中国的交通线。
2.8月底以前，以中国为基地的作战飞机必须达到并保持在500架水平。
3.自8月起，空运司令部每月保持5000吨的运输量⑨。
蒋介石以要挟的口吻说：“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他就要取消中国战区，重新调整中国的立场。”并与日方妥协。
史迪威认为：“缅甸在日本人手里，使中国得到大量物资的唯一方法是重新打通地面交通线。其他战区的要求使得我们不可能向中缅印战区调派作战部队”⑩。而蒋介石所要求每月空远物资5000吨的要求是不懂空中运输和技术问题。他解释说：“经驼峰运输5000吨物资必备的条件是：304架飞机，275名机组人员，3400名地勤人员，空运线两端各有5座机场，每个机场能够容纳50架运输机。”(11)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不能达到上述要求。史迪威认为，蒋介石的要求不实际，他提出方案即改造中国的军队，先训练30个师，到印度进行训练，再装备美式武器返回中国；同时“合并步兵师，使各部队满员，然后把现有的武器发给能作战的部队。这样，仍能依靠有限的资源，装备一支有力的打击部队，顶住日军的进攻，直到盟军发动强大的攻势，赢得战争的胜利。
陈纳德的作战方案是：“在中国建设一小型良好的空军，这样可切断日本在大陆上的供应线及其前进部队，并且对其南进攻势亦可予以打击。”“此方案分二阶段：第一阶段，可以轰炸台湾、海南岛、广州及越南的日本机场港口及驻军，如果轰炸成功，可以阻止日本的进攻计划。第二阶段，轰炸日本本土，用燃烧弹炸毁日本帝国重工业心脏的本州和九州。”为实现此方案，陈纳德需要在华东近海建立3个空军基地，有美国战斗机、轰炸机及美国老练驾驶员以领导中国的飞行人员。具体是第一年战斗机350架，轰炸机150架，第二年战斗机为700架，轰炸机300架。对史迪威提出的空中运输的技术问题，陈纳德以内行的眼光分析说，这种夸张的说法是借口，他指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空运指挥部按月运送万吨物资至昆明，只需用150架飞机和不到12个机场(12)。因此，史迪威只懂陆军，根本不懂空军理论。
蒋介石对陈纳德的方案最为欣赏，只动用美国500架空军力量就可以改变中国抗战危局，而不必改造中国的军队和破坏各利益集团，又可以得到作战所需的一切物资和装备，简直是抗战的一条捷径。他对史迪威的提案不感兴趣，他不关心美国积压在印度的4.5万吨物资和纽约港口的14.9万吨租借物资如何运到中国来，一味要求美国政府加强空运的力度。
这一场争论的背后，则是史迪威的陆上方案与陈纳德的空中方案的一场较量。
史迪威坚持不懈地强调地面行动的重要性，他的理由是：“中国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我们再也等不起另一年了；云南省是必不可丢的，必须建立一支力量保卫它。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云南，重新夺回缅甸也就失去了意义；增加激怒日本人的空中攻势只会带来强烈的反应，从而毁掉一切，甚至会使中国退出战争。……第一个基本的步骤是使地面力量足以占领和占据空军基地，以及打开外部世界通往中国交通线”(13)。没有强大的地面部队，空军基地是无法守住的。
史迪威的观点，反映出他偏固的个性，他将地面攻击与空中打击完全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加强空中攻势会激怒日本人，带来强烈的报复，从而破坏抗战大局，使中国停止抵抗。这不是一种谬论，也是一种对空中攻势的偏见。难道地面打击，如果是要害的，就不会惹怒日军进行报复吗？作为中印缅战区美军最高统帅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使空中与地面双重打击的有机结合，从而取得更大的战果。而不应强调一方而否定另一面。这不能从出身西点军校的标准军人的智识结构中寻取答案，只能从他固执的个性中去得到解释。但是他认为缺乏地面部队的保护，空军将损失基地的说法，日后证明是有道理的。
陈纳德的空中理论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认为空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切，有了空军便可以包打天下。他在致罗斯福总统一封信中淋漓尽致地阐述了他的观点：
1、在中国境内是可以击败日本的。
2、我们能以规模小的空军来把日本打败，在别的战区会被认为可笑，而在中国是可能的。
3、我若有全权指挥空军的话，对于击败日本我绝对有把握。我更相信假如我这样做的话，千万美国陆军与海军都会保存性命，而对美国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很小的数目。
4、我所说的一切都是有根据的，而不是虚构。……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最先是指挥美国志愿队后来是美驻华空军队的。……我们这个不到战斗机50架的小小空军击毁日本飞机300架，一共加起来可能是600架，我们只损失了12个志愿队的飞行员和4个驻华空军队的飞行员。驻华空军队的轰炸机实力只有中型轰炸机8架，而我利用了这8架轰炸机曾经出征25次，分别轰炸日本的仓库、军队、船只等，而我们未曾损失1机，未曾损失1人。……
（5、6、7为笔者略去）
8、为了击败日本，我只需一个很少的美国空军—一105架新式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同时希望以后能有12架重型轰炸机。这个空军实力要经常保持……
9、我说我能够把日本人赶出去的原因是因为我自信我的空军有把握把日本空军击败，时间可能在6个月内，至多也不过一年。……
10、为了使上述的虽是很少的空军机构能够保持作用之故，一条空运供应线一定要在中印之间建筑起来，显而易见的这空中供应线对于我们的空军是有很大的协助，我们的成败也有赖于此。……
11、……我将打击日本通到西太平洋的供应线，然后直捣东京。到那时日本就会被迫在中国东部及东京上空作战。日本空军绝对没有在同一时间内兼顾印度、缅甸、云南、和东京，我们知道日本一定要守住香港、上海和长江流域的。这些地区就是日本靠以活命的，我可以利用这一点使日本人被迫在上述地区作保卫战，我将利用空军去轰炸这些地区，激使日本与我们作战。这计划得行，我自信能以十或二十对一之数来把日本空军歼灭。假如日本空军不肯到我们的地区来作战的话，我将出动我的空军中型轰炸机来破坏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海上供应线。不数月间日本必定损失大量飞机，日本的领空将失去保障，到那时我们将以重轰炸机从衢州和丽水去炸日本，我的空军可以把日本的工业区—一东京、神户、大阪、名古屋等炸毁。到了那时日本将无法供应他在中国、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等。达到了这项目的，中国的空军，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麦克阿瑟将来自澳洲都有路可走了。而我们也接近胜利了。……”(14)
陈纳德夸大了空军的作用，这一套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美空军及飞虎队的英勇作战和陈纳德的充分的自信心之上的，他完全忽视了陆军的作用，对地面部队保护空军基地的作用完全不顾。他太自信了，也太自负了。事实证明陈纳德用147架飞机预计可以完成战胜日本的计划，美国后来花费了3年时间才得以完成。不计算陆军的地面战斗和海军的海上战斗，仅空中力量，美国就向印度、中国、太平洋和阿拉斯加投入了9个陆军航空队。海军航空兵部队1945年达到14，840架作战飞机，最终还投下2颗原子弹才使日本投降。而1945年8月初的一天，美出动B-29型重型轰炸机达到801架。事实说明陈纳德的理想也过于狂妄自大，他太想出风头和作领袖了，以致无限夸大空军与他本人的作用。也证明了真理向前走一步便成谬论的道理。
史迪威与陈纳德互相吹嘘各自的理论，拒不采纳对方的意见，矛盾日深，成见也日深，更无法协调在中国的作战步骤了。这种局面也影响到美国总统与陆军部的关系。罗斯福赞同陈纳德的方案，而陆军部支持史迪威的计划。从而在中国战区不是出现大批物资都给地面部队使用，就是大部物资转归第14航空队占有的局面，都影响了双方的作战计划，地面部队出动时，飞机不作有力的支持，而日军攻击空军基地时，地面部队无法采取积极支援的有效途径。固执与偏见，导致二败俱伤。
三
在史迪威地面攻击的方案中，要使中国军队经印度沿胡康谷地进入缅北进行反攻，并使缅北与滇西的远征军连成一气，必须由美国出资，在原始森林与河谷中修筑一条公路，从印度雷多到缅甸胡康谷地，再经密支那与滇缅公路相接，以便在进攻时，提供后勤和物资支援。史迪威认为这条公路必须修筑，这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他说：“这条公路不但是可能建成，而且也是值得花费那么多物资去修筑的。”而当时绝大多数人反对这种劳民、伤财、旷时的“蠢举”。缅北的山区，地理条件是大山沿河谷形成南北走向，而史迪威要修筑的公路却是东西走向，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外，还要与沿途的日军进行战斗，修路之艰难和路成后的运输量相比，永远也不值得花费这么巨大的人力与物资。
陈纳德对该公路的评价是：“雷多公路除了可替史迪威的缅甸作战作藉口之外，任何对它的价值的现实评价会显示出它不过是徒糜公帑的装饰而已”(15)。
英军驻印缅军军团长斯利姆将军，一个对史迪威评价较高的人，在谈论该公路时说：“我宁愿用修筑这条公路所需的物资来发动一次全面攻势，把仰光以北地区都收复。这样，能够运入中国的物资将远远超过这条路的运输量。”然而只有史迪威坚持，工程才得以继续。
经过史迪威的努力，1945年2月，这条命名“史迪威公路”全线修通，每月约6000吨的物资从印度经雷多公路远往昆明。此时缅北战争已经结束。空运队正应用600架飞机和20个机场，每月运输7万吨物资飞越驼峰，其中8月份有一天，空运队运输了5327吨物资到中国，几乎和史迪威公路一个月的运输量相等。”(16)因此，陈纳德认为，史迪威公路的实际价值除外，成了一个坚强意志和顽强精神的代名词。
就在史迪威与陈纳德就地面进攻与空中进攻争论不休时，美国陆军部中就有人认为：重新打通滇缅路十分必要，这与使用空军力量非但没有冲突，而且是对空军的支持。为满足中国战场的作战需要，必须建立一条可靠的补给线。而即使空运司令部能够完成陈纳德所需求的所有必需物资的任务，只要日军仍然占领着北缅，这条空运线以及位于阿萨姆的终点站就始终处在敌人的威胁之下。要保证空运安全，就必须把部队开进缅甸。要把作战物资送到中国地面部队手中。就要开辟陆上通道，作为空中运输线的补充。空军与陆军应该互相配合、相辅相成，只有这样才能在共同的目标下最大限度地打击日军，可惜史迪威与陈纳德都不能接受这个意见。
四
一个人的个性，如果他是掌握历史发展关键的重要人物，历史的发展，肯定会或多或少受其个性的影响。史迪威与陈纳德互不相容，他们性格强的个性对中国战场所起的不良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两个性格刚强的人就象人们比喻的那样：“一个槽上拴不住两头叫驴。”而史迪威尤其是这样，斯利姆将军说：“史迪威倔强的象驴子一样。”他“真是因执极了，这正是他性格中最糟糕的一面。”他在朋友和部下面前是亲切、幽默而自然的，但他因这个或那个原因对某人产生偏见与分歧后，就会变得暴躁、尖刻，听不得反对意见。马歇尔将军是史迪威的好朋友，他对其评价说：“史迪威是史迪威自己的最大敌人。他从不打算掩盖一下他对无所作为的英国人和中国人的轻蔑的态度，与他们的关系因此就很坏，与蒋介石、蒙巴顿、陈纳德等人都无法相处，可以说，他身上缺乏的是坚强的自控能力。”
史迪威与陈纳德个性不能相容所造成的最大恶果是1944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即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中最为明显。
1944年2月，陈纳德侦察到日军在河曲地区集中了大量军队、坦克、大炮等，判断日军有一次大的行动。他立即通知史迪威，建议空军立即打击日军运输线，但未引起史迪威的重视。他此时远在缅北的密林中，指挥驻印军夺取胡康谷地和监修中印公路，完全忘记了他的身份还是中国战区蒋介石的参谋长，还应该制定各个战区互相呼应的一整套作战方案，难怪被人潮讽为“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三星连长指挥排一级规模的缅甸战争。”3月下旬，日军开始行动，陈纳德再次向史迪威发出“中国危矣，若非输运较多吨数予空军，则应付日本人威胁之准备，实无可能也”。“华军将竭力抵抗者，吾人亦将尽力予以空援，吾人所能增强华军者实力薄弱……将来作战，必极艰苦矣”(17)。史迪威只注意缅北反攻，动用了大批物资，对陈纳德的警告，冷冷地答复为：“改进你的供应情况，实无可能。”4月中，日军十几万人分犯豫中，只一个多月，便占领河南全境，紧接着又发动湘桂战役，陈纳德致史迪威信中要求调物资支持，他说：“你在缅甸之战毕竟是为开辟一条较好的中国供应路线，且我相信中国本身安全已在危险中，故敢直言耳，我相信若果能够改变在华空军的地位，中国之危机便可改变了，我诚信你必为这目的而有所行动。”(18)陈纳德的话是有道理的，应该注意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如果中国被日本占领，那收复缅北，打通运输线还有什么意义？史迪威不为所动，继续将分配给航空队的吨数再次减少，使之维护一般飞行任务。9月，日军挺进至广西，大后方震动，蒋介石要求中国远征军取消对龙陵前线侧应驻印军的攻势，将部队调往华东应急。史迪威以放弃反攻将停止军援来威胁蒋介石，他的日记中对蒋介石的称呼多次出现“王八蛋、小畜牲、小东西、部落酋长”之类谩骂，表示出他对蒋介石的忍耐已达极限，于是矛盾总爆发了。史迪威认为解决中国的唯一办法是蒋介石下台，蒋介石则坚决要求美国政府撤回史迪威，即使中断援助也在所不惜。这场斗争的结局是美国召回史迪威，以弥补几乎破裂的中美关系，日军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陈纳德的空军此时已达到500架飞机，但有200架受参谋长联席会议控制，防守成都，不能出动，150架在怒江前线作战；60架因损坏不能起飞，只有90架支援长沙、衡阳、桂林等地的中国军队防守，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史迪威与陈纳德互不相容、拒绝配合的后果，导致了在抗战胜利前一年中国战局的逆转，在日军进攻下，几乎全线崩溃，国民党军损失兵力达50多万，丧失了华东地区的河南、湖南、广西、贵州大部或一部，丢掉城市146座，以及华东的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陈纳德说：是史迪威使中美两国受到重大损失。是他猛力抽取中国的血，耗尽在中缅印能得到的美国资源以从事只具次要价值的战役所得到的后果。史迪威亦以豫湘桂战役为例，说：“日本人一感到从中国基地攻击的效果，他们就会发动进攻从我们手中夺走基地，而现有的中国军队没有防范这种进攻的能力。……现在，我们丢掉了昆明以东的所有基地，无法显示付出一切努力和代价后的效果”(19)。见仁见智，谁是对的呢？他们都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固执和偏见导致他们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受损失的是抗日战争的整体力量与利益。
1945年4月，日军由湖南宝庆进犯芷江空军根据地，在魏德迈将军领导下，用陈纳德将军的第14航空队，将史迪威训练成的远征军、驻印军二师和美军一旅空远至湘西，使日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挽回了危局。此时，通过驼峰上空的物资每月达到4.6万吨，第14航空队和美空中堡垒B-29轰炸机在中国作战与轰炸日本全赖此般线。史迪威公路每月亦有6000吨物资源源不断运到昆明，抗日战争已接近胜利了。
历史不能用假如来进行重演。但是，假如史迪威和陈纳德的个性都不是那样固执而大度能容，地面进攻与空中打击能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史、陈携手，互相配合在中国抗战，肯定又是另一番天地，他们对抗日战争所起的贡献肯定要大得多。
注释：
①姚立凡等译：《蒋介石的外国高级参谋长史迪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1页。
②姚立凡等译：《蒋介石的外国高级参谋长史迪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5页。
③④陈纳德：《陈纳德将军与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5页。
⑤《史迪威日记》，世界知道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
⑥《陈纳德将军与中国》，第41页。
⑦国防部史政局编：《马歇尔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报告书简编》，第42页。
⑧《陈纳德将军与中国》，第162～163页。
⑨蒋介石三点要求见《史迪威事件》。
⑩ (11)《史迪威日记》，第111页。
(12)(14)《陈纳德将军与中国》，第233页、224～227页。
(13)《史迪威日记》，第183页。
(15)(16)(17)(18)《陈纳德将军与中国》第291页、305页。
(19)《史迪威日记》，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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