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一体化的发展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景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末的最后十年，国际化生产取代国际贸易成为连接国与国经济的“粘合剂”，由此确立了生产一体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和经济全球化核心纽带的坚实地位。
生产一体化的内涵与发展标志
生产一体化具有两重含义：一是单个企业（主要是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生产向纵深推进，其跨国经营的分支机构在数量和地域覆盖上极大地扩展，在组织安排和管理体制上无国界规划的动态过程；另一是借助于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间多形式的联系，一种以价值增值链为纽带的跨国生产体系逐步建立的过程。
企业在国际上的生产布点可以受多种因素的驱动，也可以有多种目标导向。当企业的跨国经营尚未越过“以贸易为依归”的最初阶段时，企业的国际化生产只是简单和有限的，即企业只将有限的活动配置在有限的海外分支点上，而且各个海外分支生产点只服务于当地的市场，相互间并无必要的联系。随着企业生产国际化的深化，传统的各生产点互为独立的组织方式经历巨大变革，企业通过内部控制体系将不同国家的经济活动进行分工、并有机结合，使分布于不同国别和区域的生产过程之间建立起高度依存的关系，由此，生产一体化的微观层面得以形成。而在宏观层面上，以所有权为特征的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使得国与国经济联系不只停留于商品和不涉及控制权的资本流动之中，整个生产过程的国际关联和国际分工构成了国与国经济联系的新纽带。
衡量生产一体化的主导标志通常有四个：即国际直接投资额、跨国公司海外分支的生产值、海外分支的销售额、海外分支出口额。国际直接投资额是生产一体化的核心指标，但实际上，现行的这一指标却远未能反映生产一体化的全部内容。因为目前的国际直接投资额只包括跨国公司母公司向海外的投资额、海外分支所得收益的再投资额和海外分支向母公司的借款额。联合国的报告称，如果将跨国公司海外分支在投资当地或通过其他商业机构、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也计算在内的话，这一数字将可增加4倍。1996年，国际直接投资额由1991年的1578 亿美元升至3490亿美元，年均增幅为17.1%，同期，国际直接投资总存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1.1%。
1982～1996年间，跨国公司海外分支的总产值增长了约3倍， 1996年为15570亿美元；1990、1994和1996年， 海外分支生产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依次为7%、6%和5.16%。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于发展中国家，这基本反映了发达国家作为跨国公司母国与生产一体化主要起源国的状况。
1982～1996年间，跨国公司海外分支的销售额年均增幅为8%。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海外分支的销售额大多超过（该国）出口额，体现了跨国生产较之于对外出口更成为发达国家国际商业活动的主导形式。相反，发展中国家仍以出口为他们对外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
1982～1996年间，跨国公司海外分支的出口额翻了一番，然而，这期间海外分支的出口占其总销售额的比重却从31%下降到了28%。这部分显示出海外分支中当地市场导向型投资有所加强，另一方面则是与服务业跨国分支机构的膨胀直接相关。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持续增加，美、日两国海外分支出口的半数属公司内贸易，母公司出口的40%也是流向海外分支的。据联合国的估计，目前世界贸易的2／3是与跨国公司控制的一体化生产相联系的。
生产一体化发展的动因
现代技术的发展不仅是生产一体化得以迅猛发展的首要动力，也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后两大动因。
现代技术首先从降低跨国活动成本、消除跨时空交易障碍中提高了一体化生产的可能和机会。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不仅大大提高了跨国界处理、使用和交流信息的能力，同时，计算机价格、通讯费用的缩减还大大降低了跨国经营各环节的交易和管理成本。信息技术对跨国增值链的协调至关重要。便捷而低成本的通讯提高了超越功能范围和区域障碍进行水平联系的可能性，也有利于不同所有权公司间的一体化联系。
经济活动的管制放松和政府政策的变革为生产一体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自80年代中期以来，跨国公司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经历了较为明显的自由化转变，生产一体化的制度性障碍逐步瓦解。在发达国家，这种自由化带来了金融、电讯等高保护、严管制服务业的广泛开放和跨国交易。而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自由化已经引起了外资政策从严格控制向激励外资流入的逆变。除了广泛开放保护性行业，订立多形式的投资保障与投资促进协定，国有垄断性行业的私有化，大幅度甚至完全撤消70年代盛行于发展中各国的对外资的股权控制外，还大举推出财税优惠措施。由此，跨国公司与政府间出现了有利于前者的关系变化，跨国公司不仅获得了在全球范围分布其生产网络的巨大空间，也增强了对跨国公司政策的议价能力。（注：议价理论（BARGAINING THEORY）认为， 跨国公司与投资东道国无可避免地处在相互对立的谈判之中。跨国公司拥有控制资金、技术、国际市场渠道等议价权力（BARGAINING POWER），而东道国则握有当地市场、廉价资源等议价权力。70年代东道国政府掌握较强的议价权，随着技术的发展、市场体制的开放，90年代跨国公司议价筹码的实力增强。参见ROBERT GROSSE和JACK N.BEHRMAN《国际商业理论》1992年。）与跨国公司活动相关的其他各类宏观政策，如贸易、技术创新和竞争政策的自由化倾向同样构成了当代跨国公司发展的有利环境。90年代，投资体制的迅速开放更加明显地成为全球跨国经营的动力之一。1991～1996年，各国政府共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约6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松管制的措施。
投资自由化不仅在国家和双边政府层面上较为普遍，在地区层面上，尤其是通过地区经济集团或次区域集团内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原则的签署，自由化时间表的确立而有所进展（注：欧盟（EU）1991年统一大市场计划中已确立资本、人员、技术和商品的自由化流动；美加墨自由贸易区（NAFTA）于1996年生效。）。在多边层面上， 经合组织的全球多边投资协定谈判（MAI）正在进行之中， 目标是确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规则，从而鼓励及保护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自由流动。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则是世界贸易组织为全球投资保障机制的形成和确立所作的努力。
企业在更广范围内寻求效率与市场扩张的本能是生产一体化的原动力。
最近10多年来，以技术和信息为基础的知识性资产成为企业经营的核心要素。企业在技术上须不断保持领先，产品质量须不断升级，而价格又得不断降低才能赢得市场的三重竞争压力之下，尤其需要充分挖掘生产各个点上的比较优势，将产品从研究开发到生产营销的整个生产链置于目标市场。这里的目标市场不再是分散、独立的海外某个市场，而是整个区域市场，甚至全球市场。因为产品升级换代过程的加速和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使得企业只有靠扩大生产规模，强化内部市场来争取效率、争取较快收回用于研究和开发新技术，维持新产品市场地位的巨额成本。
寻求效率和市场扩张还导致了企业间一些更具战略性的合作联系。这种联系将生产一体化由企业内传递至企业间，它在短期内具有制约企业间竞争的倾向，但又是企业积聚能量，以赢得长期竞争优势的手段。
生产一体化发展新阶段的特征
1.从区域一体化向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的过渡
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更迭反映了生产国际化的运行阶段。在生产国际化的最初阶段，国际化生产只是国内企业在国外的生产部分的代名词，分散在各东道国的子公司大多只以当地市场为目标，跨国公司母公司则控制着分散在不同市场上的多个子公司，即实行多国经营战略。随着现代技术所带来的跨国协调成本的降低、投资政策壁垒的消除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加强，跨国公司将经营战略调整为区域经营战略，即将子公司的目标向更广的区域市场延伸，形成了区域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区域一体化的跨国生产网络是由设在某一地区各东道国的子公司和作为供应商与分包商的非跨国公司系统的其他公司结合构成。
尽管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其集中于区域基础上的生产网络向全球市场扩张，并且目前大多数跨国公司的确只实行区域经营战略，但是，跨地区的一体化因素正被逐步引入跨国公司。尤其是在特大规模的跨国公司或全球公司的经营战略之中，集中的研究与开发、集中的中间投入品筹供、集中的财务和金融安排等等，形成了公司职能跨地区的全球一体化经营战略。由此，跨国公司体系内的职能分工从最初的国内（跨国公司母国国内）与国外之分，转变为地区范围内增值链上下环节或水平之分，进一步更新为全球范围内增值链上下或水平之间的分工（注：水平式分工是不同价值增值链的平行活动，即跨国公司的海外各分支同时重现除总部以外的全部生产过程；垂直一体化的分工则是同一价值增值链上各环节的连续活动，即不同生产阶段分散在不同的地理区域。）。
2.以战略资产为寻求目标的投资模式
新建海外子公司或跨国并购现成企业是跨国公司的两大直接投资形式。8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已经取代新建投资成为当代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主要方式。尽管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量波动相一致，90年代初，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额一度回落，但1994年后， 跨国并购大幅度升级。1996年，跨国并购额占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高达79%，突出显示了跨国兼并与收购已取代新建投资，而成为当今国际直接投资的最主要方式。
近年的跨国兼并与收购更多是采用股权转换实现。并购规模的不断攀升一方面反映了国际资本市场的价格攀升，另一方面则明显是因为并购双方的市场地位和企业规模所致。1996年，超过10亿美元的跨国兼并与收购交易有45例。巨额跨国兼并与收购案多发生在能源经销、航空航运、电讯、医药和金融服务等高技术、现代化产业。
非敌意性跨国并购的不断盛行预示着一种新的投资类型的产生，那就是战略资产寻求型国际直接投资（注：以往对国际直接投资已有三种分类：即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参见邓宁（1993）。）。与以往跨国公司利用自身优势“独立支持”（STAND-ALONE ）的国际化生产模式不同，目前这种强强之间的并购具有从对方获得某些自身不具备的优势，以削减成本，创新技术，保持现有市场份额，进入新市场的战略动机，是企业应对经济一体化，进行资源和实力重组的重要手段。
然而，考虑到兼并收购的巨额成本，兼并和收购有时未必是最佳选择。因而，非股权联系的跨国战略联盟成为另一选择。跨国战略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为实现某个战略目标，集合各自的资源和能力而建立的一种协作关系。最近十多年来，跨国战略联盟的数量和所涉及行业日益增多，联盟的各方不拘地理限制，不受市场地位约束，美欧、美日、欧日、多国巨头、发达国家企业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间均可为了市场利益而战略性地、暂时地结盟。迄今为止，美、欧、日发达国家仍是跨国战略联盟的主体，1996年，美、欧、日三方分别参与了全球战略联盟（战略研究与开发除外）的80%、40%、38%。
3.与生产一体化对应的组织创新
生产一体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大型跨国公司或跨国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扩张，并以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分子公司的建立为其具体表现。与跨国公司经营战略不断向区域一体化、甚至全球一体化转移相适应，如今在大型跨国公司或跨国集团内就不仅包含了公司（集团）总部——地区总部（或产品总部、职能总部）——子公司那样的纵向联系，还包括各地区总部之间、各产品总部之间、各职能总部之间、各子公司之间的横向联系。与生产一体化相适应的组织变化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企业内组织结构的更新；其二是企业间相互关系的调整
网络管理的形成是跨国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的一大创新。从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向网络形一体化制的过渡显示了适应信息技术和其他外部环境变化的组织革命。网络管理的核心是通过人力资源、软技术和信息在跨国公司全球系统内的自由流动，开发新型的管理关系。它有别于传统组织管理，不仅摒弃了以往母公司与分子公司间等级分明、各分子公司间界限分明的僵硬模式，而且将组织管理的范围向外延伸，供应商、客户、竞争者、甚至连传媒机构都成为网络管理所需调动的目标。
各类总部的形成及其职能的提升也是跨国公司不断适应分布更趋广泛、资源流动更趋密集多向的国际化经营需要。跨国公司对总部的组织设计不受国家界限的约束，没有国内与国外的割裂。现存的三种跨国公司总部分别应和了当代生产一体化的几个特点。
地区性总部是跨国公司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特点的一种组织设计。它的权限是处理地区范围内的决策与协调，是一种给跨国公司地区经营以更大自主权及更大协调能力的组织机制，常为特定市场或当地市场导向性跨国公司所采用。产品或生产性总部是跨国公司适应全球化生产布局特点的一种组织设计，它的职责权限涉及全球范围内的特定产品或特定生产线，多为目标市场多样化的跨国公司所采用。功能或职能性总部是跨国公司适应全球化经营特点的一种组织设计，它的职责权限同样涉及全球，但目标是特定功能或职能，如国际采购、国际营销和售后服务、国际R＆D等等。
跨国公司间的组织变化体现为除股权式合资、非股权式合作及跨国卡特尔以外,非股权式的战略性联盟（STRATEGICALLIANCE ）成为跨国公司推行全球化生产和营销战略间组织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向。
以战略目标为区分，企业间有三种类型的战略联盟：（1 ）战略研究与开发（R＆D）联盟。主要是集合各自的技术优势， 以专项技术为突破口的联合及委托研究，目标在于缩短技术开发周期，分担技术开发成本，共享技术领先优势。（2）战略生产联盟。以行业为依托， 集合各自的产品生产优势形成的联合制造网络，目标在于集合联盟各方的生产技术优势，降低开辟新的生产线或改装生产线时的风险。（3 ）战略营销联盟。主要是供应与外部销售方面的协议，目标在于集合联盟各方的市场销售力量，降低保持市场地位或进入新市场的成本与风险。
1970～1981年，全球共有战略联盟1546 个， 1980 ～1989 年升至4182个。1990年，全球除战略研究与开发联盟外的其他跨国结盟协议有1760项，1995年，这一数据升至4600个。从行业结构看，高技术行业，特别是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是当今战略联盟最集中的两大行业；而在国别与地区上，集中于美欧日大三角内的大企业间。其中，美国公司间、美欧之间、欧洲各国公司间结盟的目标更注重技术互补与加速创新；而美日公司间的结盟则以共获市场的目标为重。
战略联盟的动机可以从多个方面找到依据（注：CONTRACTOR 在他1988年出版的《合作联盟与国际商业》一书中详细分析了战略联盟的众多动机，邓宁在此基础上总结为四点：1〕受R＆ D成本过高和竞争过激压力驱动；2〕受规模经济压力驱动；3〕受相互制约压力驱动；4 ）受非确定性压力驱动。），联盟的意义则集中于技术和市场这两大核心。就技术而言，首先，由于联盟各方都贡献出自身的核心技术优势，联盟的集合力必然超越单个企业的能力界限；其次，联盟内互补性技术的开放和技术共享使成员企业较之于非联盟成员将拥有明显的优势；再次，联合研究和开发将大大缩短新技术或新产品的研制周期，降低单个企业维持技术领先的高昂成本，事实上某些高技术领域新品开发的资金投入已远远超出哪怕是著名大企业的能力。就市场而言，市场共享原则使联盟内的成员企业无需预先或额外投资于开发新市场，便获得了扩大市场的机会，尤其是在寡占结构中，原来是竞争对手的大与大之间的联盟，将使得各自都获得克制对方的机会。
与股权式合资企业相比，联盟中并非按照成员各方的资产状况和经营实力大小确定权力及分配利益，而以共享资源、共同研制、共有市场为准则及纽带。这里的资源可能是技术实力、市场渠道、融资能力，也可能是与外部关联方——供应商、客户、广告传播机构、特殊人士的特定密切关系。这些资源（垄断优势）的开发和保持要么需大量的资本投入、要么得花长时间的积累。与兼并收购相比，战略结盟无需资金投入，无需承担兼并收购前后庞杂的重组负担。因此，战略联盟明显具有效率意义。
生产一体化的近期趋势
生产一体化的进程将继续扩展
美、日、欧盟不仅是当今全球跨国公司的主要来源国，而且正是由美、日、欧盟构成了当今国际直接投资的所谓“大三角”，因此这三方近期的经济状况和所处的商业周期是影响跨国公司和生产一体化未来走势的重要因素。美国不仅保持着国内良好的经济增速和商业繁荣，而且政府正积极寻求使美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步入“快车道”，美国跨国公司显然会由此获得较大发展的契机；而欧洲，以欧洲中央银行的正式启动为标志，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在克服了种种艰难之后，大步向前。无疑，仅未来欧盟内部的投资一体化更少障碍。生产一体化的未来动力还来源于企业间无视国界和地区障碍的既竞争又合作的新型联盟关系的较大发展。多项以保障投资流动和企业跨国经营利益的国际投资规则的谈判若有所进展，也将为生产一体化的未来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然而，日本经济现状则截然相反。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以银行和百货业为主已收缩了在海外的直接投资，日元贬值也明显约束着新的海外投资，这与80年代中日本跨国公司迅速崛起，大肆扩张在美国、欧洲及东南亚的投资地盘的情景恰成对照。因此，短期内，在生产一体化继续发展的版图上，美国和欧盟可望增加份额，而日本则不得不退居其后。
发展中国家已经并将在未来生产一体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果说，80年代跨国公司全球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崛起结束了发达国家一统世界跨国经营局面的话，那么，90年代生产国际化的全球发展进一步缩小着发达与发展中国家跨国经营的差距，使上述两个世界的国际化生产更趋一体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作用加强表现为它们各自的跨国公司开始跻身全球跨国公司的行列，并且成为地区一体化的重要推动者。亚洲区域内交叉投资的发展验证了亚洲主要跨国公司的能力。据联合国最新的统计，亚洲区域内交叉投资已占地区外来直接投资存量的40%。同时，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直接构成了“雁行模式”的重要支撑。
一个短期的不利因素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尽管与海外间接投资的情形不同，危机爆发后，欧美跨国公司并未对东南亚的市场前景有太大的担忧（注：联合国贸发大会所属的国际商会1998年初公布了对198个领导型跨国公司的调查结果，在回答“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公司会有何种投资反应？”时，62%的反应是不改变原有的投资决策，16%是增加投资，仅有12%表示将减少投资；在回答“对东南亚地区未来盈利前景的评价”时，81%认为盈利不会有所改变，13%认为会增加，仅有6%认为降低。），甚至，由于货币贬值，亚洲的有些企业成为廉价的收购品，美欧企业均有乘机兼并和收购东南亚企业的行动。但是危机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跨国公司的影响显然是不利的：资金受损将直接削弱投资实力，从而令地区内投资及生产一体化的进程有所放慢。
生产一体化过程中的集中化倾向可能有所强化
尽管跨国经营参与者日趋多样，中小企业、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跨国经营的数量均有所增加，而大型跨国公司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截至1996年底，世界最大100家跨国公司的海外总资产已达1.7万亿美元，约占全球跨国公司海外资产总值的1／5； 其海外销售额为2万亿美元；海外劳工人数约达600万。 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得大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与集中效应扩展为在世界市场上的集中倾向。由此，全球跨国公司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数量有限，但规模庞大、作用强大的大型或巨型跨国公司，它们以全球战略为经营特征，公司的各项职能，如研究与开发、生产资源的筹供和零部件的加工、营销和商业网络、售后服务以及行政职能等更具全球一体化的特点，成为引导一体化国际生产的真正主角。另一类则是数量众多、规模一般、或初次参与跨国经营的中小跨国公司，它们大多仍将维持各自以往的经营战略，即多国或区域性战略。
最新的动向是随着大型跨国公司间战略性联盟的日趋盛行，大公司与大公司之间的竞争进一步演化为分别由多个巨头组成的联盟与联盟之间的竞争。世界生产体系的控制将更趋集中。对中小跨国公司而言，世界市场的进入更趋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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