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笔谈)——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笔谈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5)01-0005-23
全球史(global history)是近十多年来针对以往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体系的弊端兴起的概念。有论者从字源和字义入手，解释两者的差别，有助我们形象地理解两种不同的史观。“World”在中古英语里已出现，意谓“人类之存在”(human existence)，亦涵盖存在于大地(earth)上之众生万物。“世界”又可以是人类主观想象与分类的产物。今生之人，指望有“来世”(next world)；而欧洲人则曾以自己已知的世界为世界，一旦发现新大陆，便以为他们“发现”了“新世界”(New World)。尽管用来指谓“ 世界”所含的“大地”之意的英语用词“earth”，又可解作“地球”(The Earth)，与 “The Globe”通用，但我们不会把“新世界”称为“新地球”，或把“第三世界”称 为“第三地球”，可见二者又不能随意互换。其实，英语“globe”推衍自拉丁文“globus”，首义是“球”或“球状物”，次义方为“大地”，而观照“球”或“球状物 ”所需要和导致的空间感与观照大地是不一样的。只有坐在太空船上，我们才可以“置 身事外”地把地球“看”个究竟。当我们这样“看”过地球后，我们便发现，“地球” 这个说法是多么地误导——地球表面大部分都是海洋，我们应该把地球改称为“水球” 才对!(参见Bruce Mazlish,“The New Global History”，出版年不详，在互联网上发 表，网址为：http://www.newglobalhistory.com/docs/mazlich-the-new-global-history.pdf.mazlish曾于1993年与另一作者Ralph Buultjens合编出版Conceptualizing Global History一书)
因此，主张全球史观者的理想，是要达致这样一种新的空间和时间的体验和视角——历史学家成为太空人，全方位地、长时段地、等量齐观地观照地球上众生万物的流变。历史学家大抵不会狂妄到以为自己是上帝，这样的期望不过是对过去的世界史造成的偏差的一种反动，而这种反动，也是“全球化”现象的一体两面。
众所周知，“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它描绘了国际企业和金融体系逃脱政治藩篱的经济现象，它推销着以现代和进步之名贩卖的物质与文化消费品，它装载了从卫星电视到网络时代的“地球村”梦想，它也承担了经济和文化帝国主义剥削第三世界的恶名。尽管先知先觉者如亚当·斯密、韦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早就预视到这些现象；而其历史发展过程，也在眼光恢弘的历史学家如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笔下，得到活生生的呈现，但20世纪后半期交通运输和资讯科技的发展，却让更多后知后觉者亲身感受到世界发生的变动——SARS病毒可以在十多小时之内从东半球带到西半球引致连环死亡；一切的交换和买卖都可以在同一个实时性的时间内在一个全球性的范围内发生。时间距离的缩短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空间距离的意义，原来，其他人的“世界”，距离我们的“世界”，并非那么遥远，在很多事情上，彼此是喜乐与共，忧戚相关的。
正当有人对经济全球化可能导致的文化一体化表示忧虑和抗议，认为所谓“全球化”不过是“西化”甚至“美国化”的幌子时，主张以“全球史”取代“世界史”的历史学家，也以批判的态度，探讨全球化现象的形成过程。因此，在研究课题方面，治全球史者反对过去“世界史 = 国别史的总和”的做法，特别关心一些由于近现代殖民地扩张、工业化、科学技术和运输通讯的发展所造成的全球性现象，如疾病传播、环境污染、农作物的移植繁衍和饮食习惯的改变等，1997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Jared Diamond,Guns,Germs,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7；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 谢延光译)即为一例。虽然作者宣称运用了跨学科的知识，尝试在几百页的著作里，纵 横全球各大洲，处理13000年的历史，回答“为什么以枪炮、病菌和钢铁侵略他人的是 欧洲人而不是非洲人或美洲土著”，也就是“什么造成现代世界不同地区的差异”这个 老问题，但他用以综述他的答案的一句话，所表达的观点却简单得令人惊讶——“不同 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 上的差异。”(英文本第25页；中译本第16页)多个评论者也认为，此书的重要贡献在于 摧毁关于历史的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这样的观点，当然是无庸置疑的，但叫人费解的 是，反对种族主义的政治运动在20世纪中叶已经展开，反对种族主义的学术观点却到了 20世纪最后几年才大张旗鼓地放到研究议程上去。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许多人 类学著作都在提醒我们，不要把研究对象视为怪异的“他者”(others)，应尽量掌握“ 地方性知识”(见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New York:Basic Book,1983)，明白“土著如何思考”(见 Marshall Sahlins,How“Natives”Think:About Captain Cook,for Exampl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5)。这种多元的文化观和价值观，也许可以说是欧美 学者在所谓“后殖民地时代”里，对殖民地时代的历史及其造成的后果的检讨与忏悔， 从而竭力放弃欧洲中心观，用后现代的视角，批判现代主义对过去的历史的曲解，重新 理解“前现代”。
在这种视角下，欧美许多大学近年陆续将“世界史”课程易名为“全球史”，出版了不少全球史的教科书，互联网上以“全球史”为题的网站也多不胜数。有别于世界史体系的教材，“全球史”体系的教材不再把各个文化或国家的历史互不相干地逐一列举，而是探讨在漫长的人类文明的演变过程中，全球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与互动。由于中国的世界史体系，自1950年代以来是建立在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基础上的，因此，在意识形态上，中国的世界史叙述，并不存在“忏悔”的需要。不过，全球史的倡导者不仅仅满足于站到反帝反殖的阵线上去，他们希望从根本上推翻以民族或国家为前提的史 观，反帝反殖史观只不过是这个前提的对立面(antithesis)，自然也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由于全球史体系的建立，尚在一个试验过程之中，到底全球史观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和教学有什么影响，还得拭目以待。
中国的世界史的前景如何，绝非笔者可以置喙，但是，中国(史)既是世界(史)的一部 分，中外的中国历史家能够写出怎样的中国史，也就决定了以后的全球史如何处理中国 部分。同样地，全球史观的兴起也影响着当前中国史学的路向。到底全球史观对中国史 学有什么影响?——当笔者兜了一个圈子，再回到本文一开始就应该回答的问题的时候 ，便感到这个问题的问题所在。如果全球史观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1)强调文化间的 联系；(2)扬弃国家本位的视角的话，中国史学似乎早就有预流之士，以今天叫做全球 史观的眼光，研究中国的历史了。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不少中国历史学家，具体而微地 运用异文化的材料来理解中国文化的塑造，从各个方面回答“中国如何成为中国人的中 国”这个问题——一个《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后知后觉却又自以为耸人听闻的问 题(见该书第16章)。我们很难想象，没有陈寅恪比勘敦煌文献、印度神话、梵文经典， 我们如何能够理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中国”四大小说之一《西游记》中的唐僧、 悟空和八戒的诸色本相(见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原载1930年《历史 语言研究所集刊》第贰本第贰分，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第192—197页)。前人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在这些问题上，要理解所谓的华夏文化 ，必须从理解域外文化入手。
中国历史研究这种“通四裔适以说明本部”的“四裔偏向”，自道咸以降，至20世纪上半叶受国际汉学的刺激，发展得最是蓬勃。陈寅恪、陈垣、岑仲勉等大师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就自不待言，但陈垣后来转治传统正史政治史，陈寅恪亦宣称平生所知仅限于禹域之内，都有矫正“四裔偏向”的意思(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 往录》第一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事实上，恰恰在这种“四裔偏向”从旧学 转为新学、从繁荣趋向平静的100多年中，也是中国竭力地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建立现代 国家的时候。建国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毋庸多赘 ，这里要指出的是，在整个20世纪，以民族或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并非中国独有，也 是世界共同趋势。即使是美国的中国近代史叙述，就议程而言，与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叙 述不过是同一套史观的一体两面而已。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Cohen)批判的美国中国 研究的三大范式——“冲击—回应”、“传统—现代”、“帝国主义—革命”，实质上 也以另一套表述方式长期主导着中国的近代史研究。(有关柯文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最新 见解，可参见其《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一文，载《二十一世纪》2003年8月号 ，第34—49页)
全球史观扬弃国家本位的视角，在日本历史学家滨下武志近十多年有关近代中国与亚洲的研究中，得到一定的体现。不过，滨下武志进一步要问的是，所谓的“全球化”，到底是“谁的全球化?”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少经济运作也许是“全球化”了，但也出现涉及的政治实体民族意识越趋高涨的现象。滨下武志认为，在“国家”与由国家相互间组成的“国际”之间，存在着具有双重和多重色彩的实态“地域圈”，仅仅用“国家”和“国际”的视角是难以掌握的。在欧洲诸国与亚洲特别是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商业和政治碰撞之前，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自身就是一个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朝贡和贸易网络构成的有序的体系(见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 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王作 成：《亚洲本土学者对亚洲史重构研究的探索》，《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4年第1期，第42—47页)。滨下武志多番强调海洋因素和资源的重要性，呼 吁学者重视“海洋的世界”，也可以说是全球史观的一种体现。Carolyn Cartier在200 1年出版的Globalizing South China(《把华南全球化》，见Carolyn Cartier,Globalizing South China,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1)一书，则从地理学的 角度，企图打破以国家为分界的空间概念，重建在近代地理学成立以前的空间观，也与 滨下武志所提出的“地方”或“区域”不一定与“国家”具有阶序关系、时间随不同的 空间有着不同的呈现等主张，不谋而合。
中国史学历来就有很多传统，方兴未艾的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学已经和能够产生什么影响，不是随便举几个例子便可以一概而论。不过，在我们为破除成见泯灭边界共同努力的时候，不能忘记的是，历史家也是历史的产物，在研究的过程中，又始终得在一定的时空一定的地域一定的文化出发，尽管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尽量跨越今人的时空感，去云游古人的时空，但我们到底不是太空人，从远处观看“全球”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如果没有各地史家在各自的研究范围内有所发明，如果各地最顶尖的史家无法互相欣赏和理解，“全球史”的撰作，很容易会变成以各种不同区域历史的肤浅著作拼凑出来的“盘菜”，最终谁的胃口都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