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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7）04-0013-05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以及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从理论与实际、与政策相结合的层面把握中国发展新模式的现实依据、主要特征，并且推动中国发展新模式深入发展，有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新发展模式的现实依据
中国发展新模式的正确提出和成功实践，是建立在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深刻变化基础之上的。
（一）“小康水平”向“小康社会”的转变
党的十五届七中全会提出，从新世纪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又明确界定，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涵盖本世纪的头20年。在这一时期，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目标，从“小康水平”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转变，具体表现在：
第一，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内涵得到拓展。除了继续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和基本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还把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把推进城市化建设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体系。
第二，民主、法制、人权、秩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第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整体要求代替了提高人口素质和改善人民精神生活的部分要求。包括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完善科教文卫体系和创建学习型社会，都被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体系。
第四，生态文明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体系。“美化生活环境”的单一要求变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要求，包括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人与自然进一步和谐，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经济发展为首任，同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提出社会发展的全面要求，确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综合发展的指标体系。据此，我国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发展由不协调向协调的转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2000年，中国的人均卫生费用和总体绩效在该组织（WHO）191个成员国中排位居后。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也表明，我国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床位数、人均医疗支出等也排位居后。公共卫生属于社会发展的范畴。这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反映了我国的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偏颇和不足。而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爆发，直接提出了尽快调整我国社会发展方式的要求。不仅如此，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十分密切的城市和农村的关系问题，更是直接涉及有效地解决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和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问题。
在上述背景下，2003年9月2日，胡锦涛到江西考察工作时，第一次公开使用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提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路子”。同年10月，温家宝在国庆讲话中进一步阐述科学发展观，认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统筹兼顾，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我们长期坚持的重大指导方针。
（三）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2003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出现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对此，国家再度进行宏观调控。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依靠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做到持续发展。这是中国的国情和当代的世情所决定的。
首先，资源供应难以持续。根据我国从1980-2000年的能源消费增长情况，预计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两番的目标，需要消耗30亿吨的标准煤。从中国的能源储量和开发能力来看，这是难以做到的。虽然进口能源能够缓解能源短缺带来的压力，但存在着不确定性和风险。如果不改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发展难以为继。
其次，发展动力难以持续。一是投资动力不足。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投资驱动。随着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失去，长期投资必然乏力。二是消费动力不足。中国的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15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农民的收入低，农民的购买力不强，全社会的消费需求难以扩大。三是创新动力不足。中国对外来技术的依存度为54％，创新型国家一般为30％，而美国、日本约为5％。
第三，环境状况难以持续。按照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的环境污染在加剧。到2020年，我国的GDP要翻两番。如果环境状况不变，单位资源消耗的经济产出要提高4-5倍；如果要改善环境，把污染减少一半、资源消耗降低一半，单位资源消耗的经济产出则要提高8-10倍。
上述情况提示我国，必须向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就必须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四）工业文明由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大批高新科学技术走向成熟，得到实际应用。科技经济一体化随之应运而生，并且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高新技术产业推动经济增长，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全球的产业结构发生着质的变化，各国的社会组织结构、甚至国民的社会观念形态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全球化的后工业文明时代已经到来。
与此同时，工业文明导致的环境危机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带有全球性的特征，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全球气候变暖，两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不断升高，以及世界上近半数的物种濒临灭绝。解决全球性的环境危机需要全球性的回应。目前，在理念、法律、政策、技术、组织和各种活动层面上进行的全球性环境治理，展现了一个新的文明发展进程。
中国置身在这样的进程之中，不能不在发展方式上作出新的选择，即中国必须在全球文明的视野下确定新的发展模式。
二、新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
中国发展的新模式体现了中国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战略，是在新世纪新阶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深入、政策规范和实践展开。中国发展的新模式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新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中国发展新模式的核心理念。它赋予当代中国发展以3个“新”。
一是地位“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当然也是中国发展新模式的核心。从发展目标的设定、发展战略的选择到发展机制的运行、发展结果的考量，都要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以人为本”贯穿于中国发展新模式的所有环节，是这一新模式的灵魂。中国发展新模式的构建是否合理，实践是否成功，归根结底都要以“以人为本”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用“以人为本”的标准来衡量。
将“以人为本”的理念直接引入发展模式，置于发展模式的最高层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以来出现的重要的观念进展、政策进展和行动进展。历史证明，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人的解放进程。今天的中国，将现代化与“以人为本”统一起来，现代化的历史积累终于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层面上实现了纲领性的飞跃。
二是内容“新”。“以人为本”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具体到指导实践的大政策上，就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文化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公民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就是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防病素质；就是创造有利于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于是，“不断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命题得到了新的综合，使其统一于“以人为本”的核心命题之下。
三是实现方式“新”。“以人为本”的“本”是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与合实际性的统一。把“以人为本”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就是把“以人为本”的“本”落实到推进改革发展的“五个统筹”中去，达到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实现人本目的这三者的高度融合。所以，中国发展新模式符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
（二）新的建构原则：“全面协调可持续”
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原则构建中国发展的新模式，是因为这几个原则在新的发展模式中能够发挥各不相同的关键作用。
“全面”是新的发展模式的布局原则。新模式的构成要素和布局设置必须全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提出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明确地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调整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从而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想。
“协调”是新的发展模式的结合原则。新模式的建构及其各个方面、各个要素的结合必须是合理的、协调的。科学发展观将这一结合概括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协调是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协调并不游离于发展之外，而与发展缠绕在一起，体现了发展的本质。
“可持续”是新的发展模式的成长原则。新模式的运行必须呈现时间连续的动态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的任何一项建设发生运行间断，都会在实践上导致新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所以，“可持续”是新的发展模式的生命力原则。
（三）新的目标体系：“四项建设”
中国发展新模式的目标体系，也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它可以分解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这样4个方面的内容。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设定了每个方面的具体目标：在经济建设方面，不仅包括经济增长的指标，而且包括增长的质量、成本和效益的指标；在政治建设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建设的指标，而且包括法治建设的指标；在文化建设方面，不仅包括文化产品、文化产业的发展指标，而且包括文化体制改革的进展指标；在社会建设方面，不仅包括教育和卫生的发展指标，而且包括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的指标等。它特别要求，在绿色GDP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将定性与定量结合起来，最终建立起更加科学的发展目标综合评价体系。
（四）新的运作机制：“五个统筹”
中国发展新模式的运作机制能够用“五个统筹”加以概括。
在目标体系的协调上，“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和“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目标、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发展的目标。显然，新模式把目标协调本身也作为目标。根据各个目标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制约，对于目标体系内部的协调，不仅考虑到目标之间的排序关系，而且也考虑到目标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战略布局和体系运作的协调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需要统筹兼顾才能实现。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国家决定，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决策，中央财政2004年“三农”投入增加300亿元的决策，增值税改革在东北地区试点的决策，安排再就业补助资金的决策，以及“十一五”期间的投资重点转向农村，都是“五个统筹”政策的具体展现。
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统筹兼顾的要求，经济增长与就业、与社会保障相协调的要求，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相协调的要求，一定程度地作用到GDP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相互关系之中。
（五）新的重点指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发展新模式追求的是科学发展，实现的重要途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格局中，经济运行方式对于整个发展方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近年来，通过理论创新和战略创新，围绕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提出了构造发展模式的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自主创新战略、消费与投资协调拉动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与此相配套的改革战略。这一系列战略及其组合，涵盖了相当大的社会层面。提出和实施这些战略，都是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科学发展。
中国新的发展战略把科技进步当作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当作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为了落实新的发展战略，国家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集经济发展和城乡发展的双重任务于一身，既通过消费拉动经济成长，又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至于建立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本来就是新的发展战略的题中之义。为了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推动改革开放，依然是新的发展战略带有根本性的方面。
三、新发展模式的深入发展
中国发展新模式既是重大的理论创新，也是重大的政策创新和实践创新。它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吸取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其他国家发展进步的经验教训，揭示了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问题、特别是中国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围绕着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发展机制，中国发展的新模式本身仍然处于发展之中。从未来的发展看，以下方面值得研究和探讨。
（一）在目标体系方面，有必要将环境建设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
我国的发展已经进入将“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作为基本发展任务的历史阶段。近年来，我国的环境形势日趋严峻，亟须在根本战略上作出进一步回应，以有效地发挥战略导向和政策规约的作用。只有把环境建设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使其成为国家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才能引导社会真正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能确立环境在综合评价体系中的独立维度，使环境评估指标上升到科学决策依据的地位，以期对各级政府的施政行为形成约束机制。从世界发展潮流和我国发展态势来看，这样做更加有利于我国为世界的和谐作出较大贡献，巩固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
其实，科学发展观所主张的，不论是“以人为本”，还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抑或“五个统筹”，都内在地包含着对环境的要求。将“环境建设”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使其成为一级目标，而不是附属性的二级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便由“四位一体”转向“五位一体”。这样的布局，就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环境建设”的并举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与其指导范围，就做到了相一致。这当然有助于“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全局”。
（二）在运作机制方面，有必要扩展“五个统筹”的外延，适时提出“统筹经济与政治发展”、“统筹经济与文化发展”
在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中，已经有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安排，体现了“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然而，要实现全面发展，还可以考虑将这一运作机制细分为统筹“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和统筹“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从目前的情况看，明确“统筹经济与政治发展”，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实际上，我们党已经作出了这样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就是协调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不仅如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提出，“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企业、财税、金融等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也是着眼于经济与政治的协调发展。我国要取得改革的突破性进展，必须在统筹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上有更大的作为。这对于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明确方向，在战略层面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而明确“统筹经济与文化发展”，也有其现实基础。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事业单位的进一步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需要加强相关的伦理规范建设。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也要求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
（三）在战略组合方面，有必要以“实现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替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如前所述，我国近年来制定和实施的各类创新型发展战略，其本身的实施效果及组合以后产生的整体效应，不仅有效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较好地实现科学发展，并且超出了经济增长的范畴而体现于经济发展的范畴。特别是，确立自主创新战略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凸显了其经济发展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意义。从本质上看，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发展战略，并不局限于经济增长，而是要从根本上实现新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因此，随着新的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及组合效应的显现，可以考虑用“实现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代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保证新的发展战略及其组合提出得更加明确，制定得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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