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燕[1]2001年在《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马克思感性世界理论的初步构建》文中指出世纪之交的哲学呈现出回归生活世界的发展趋向。马克思感性世界理论的初步构建，是在更深层次上探求马克思哲学与生活世界原初关联的尝试。本文通过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考察和感性世界内涵、类别、基础、特性的阐示，建立起实践与感性世界在本体论视野内的相互理解关系，以此作为实践哲学建立的背景，从而使国内的实践哲学研究摆脱当前进退维谷的困境，使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得以可能。笔者力图在解构传统哲学的同时，展示西方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理论，昭示新世纪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走向，并在此过程中凸显出一种全新的哲学范式——生成性思维模式。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现代进程中的大众文化启蒙、生存方式重塑和价值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姬海涛[2]2012年在《人类学思维范式的生成》文中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可以从多种角度去理解，本文主要从人类学思维范式的视角阐述马克思哲学的这一本质规定。这一问题直接关涉着马克思哲学的两方面的内容，即思维对象和思维方式的人类学向度。文章也主要围绕着这两个方面，把马克思哲学置于整个西方哲学的背景之下，特别是以德国古典哲学以来的人类学思想的演进为基础，阐述这一理论的来源、内涵、思维方式及其对当代哲学的影响。本文首先指向的是马克思哲学人类学思维范式的来源问题。文章认为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人类学就作为一条潜在的线索构成了对主体形而上学的反叛，这一内容及其思维方式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是相矛盾的，即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始终存在着先验与经验、应然与实然、思维与存在的矛盾，这构成了后起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和空间。针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困境，非主流哲学直接从人类感性的生活出发，要求以人类学为基础，重新理解哲学和人类学的关系；而青年黑格尔派则要求哲学与人的结合，要求从人出发理解哲学。但是由于非主流哲学的非理性的形而上学思想和为此采用的艺术审美活动的思维方式，以及青年黑格尔派对于抽象的人的崇拜的局限性，这一人类学和主体形而上学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马克思则通过劳动实践消解了这种主体形而上学和人类学的矛盾。通过对于一定历史阶段的实践的具体描述，主体就被定义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着具体规定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总体的生命生产的有限主体。这样的话，在社会历史领域就瓦解了建立一切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主体就只能是有限的主体，和人类学就具有了内在的统一性。这样就使辩证法、历史方法和人类学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解决了以往哲学的这种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矛盾问题，这使哲学的对象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正是在这一点上，本文认为马克思开启了当代哲学的大门，即转向了现实的人类生活世界，这不仅是对象而且是思维方式的整体转型。而马克思哲学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特殊性就在于，他是通过对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总体的生命生产的描述分析而打开和进入生活世界的大门的，这有其明显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因而在马克思哲学之后，当代西方哲学从整体上出现了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向，但是他们主要是通过人的经验、语言文化活动而打开生活世界的大门的，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然而从人类学思维范式的角度说，两者并不矛盾，即他们都是站在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的基础上反对主体形而上学的，都转向了人类现实的生活世界。所以这就要求在一种“合理”的基础上与当代西方哲学展开对话，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这样通过对于马克思哲学人类学思维范式的来源、内涵及其在当代的影响的阐述，本文认为马克思哲学的人类学思维范式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理论基础的，这一哲学精神是内在于哲学的历史传统的，甚至说就是哲学的本真精神。马克思是第一个把这一思想系统地阐述出来并确立起来的当代哲学家，马克思哲学是属于当代西方哲学的，但这并不否认两者之间的区别。
王乔伊[3]2016年在《感性的澄明：哲学向人的回归》文中研究指明马尔库塞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材料》一文中指出:“在马克思那里,‘感性’成了创立理论的中心”,马克思自己也曾经说过“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哲学的基础”。可见感性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缺乏对马克思感性概念深入、正确的理解,就难以进入马克思哲学所开辟的新的理论视阈之中。以往的哲学史并不是缺乏对感性的理解,只是这种理解囿于形而上学的意识内在性建制之中,因而是脱离人的生活与人的世界的。在这种理论传统中,感性的真实含义被遗忘了,与人的真实关系被遮蔽了,超感性实现了对感性的绝对压制。费尔巴哈实现了对感性的初步变革。他将感性和人结合起来,认为人就是感性存在的,只有感性才是最真实的。感性以感性直观作为把握世界的工具,通过这种直观费尔巴哈想要打破自我封闭的思辨哲学体系。但费尔巴哈的感性只是哲学家们的抽象的感性,并没有将社会性和历史性引入自身概念之中。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思想的合理内核,将感性看作是“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即对象性活动,感性成为主体和客体、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而以这种双重属性理解感性时,感性就具有感性活动以及人的一切感觉及特性这双重内涵。感性就成为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和根本属性,从而开启了其在存在论上的意义。人作为现实的生产过程是在感性活动中塑造的,通过感性活动,人创生着自己和自然界以及整个社会和历史,使人和世界、社会、历史的原初关系被显现出来,感性成为人的根本生活方式。进而,感性的存在论境遇被敞开了。当在存在论意义上理解感性时,感性就与人的整个生命活动联系起来,具有浓厚的生命意蕴。基于对感性的重新理解,马克思对以往的感性概念进行了超越,实现了其在思维范式、价值旨趣等的哲学变革。而对感性概念的重新理解是为了揭示出人本真的存在状态的,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受抽象的统治,资本成为统治一切的原则。人的感性活动异化为异化劳动,人的感性意识异化为拥有的感觉,人的现实感性生命被割裂了。因而,现实的任务就是要重新恢复人的感性生命,使人真正成为人。而以改造世界为其哲学根本任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即要求实现现实的革命,实现共产主义,从而使感性生活的人能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全面占有人的本质。
王光秀[4]2013年在《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就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的相关内容,如生活世界的内涵、基本内容、主要特征、当代价值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生活世界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理论探索的重要成果。在新全球化时代下,人类的生存状态和未来发展都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马克思的生活世界理论是人类精神家园荒芜的救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救赎。论文首先分析了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在当代遇到的历史语境和面临的各种挑战。论文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下,新的生产方式导致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形成以及多元生活思潮的涌现,共同构成了全球化的世界图景。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并存；政治稳定与体制改革并进；主流文化与文化多元化并存,这使得生活世界理论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反思当今时代的全球性问题,如何与多元社会思潮对话,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接。为迎接这些挑战,马克思的生活世界理论必须创新其出场方式,在与多元社会思潮的对话中,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就论文内容而言,本文梳理了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在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折的时代,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马克思本着对人类命运的强烈关怀,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状况,为人类生活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对人、生活、实践等哲学概念的探索和思考,有其理论渊源,那就是西方哲学的传统。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肇始,为马克思研究生活世界的相关内容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德国古典哲学作为近代西方哲学的最高成就更是直接给予了他们思想的影响。与其他任何理论一样,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是生成的,有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1841年——1844年是马克思主义生活世界理论的发端时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着作。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劳动对人类文明和历史进步的重大意义,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劳动异化现象的根源,异化劳动必然给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工人阶级只有采取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从异化劳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才能实现整个人类的解放。1845年——1848年是马克思主义生活世界理论的形成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是这一时期的代表着作。通过这两部着作,有关生活世界的主体、内容、目标、基础等方面的基本理论都已经基本完整。1849——1867年是马克思主义生活世界理论的全面展开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着作是《资本论》。通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第一卷等着作的深入分析,马克思对生活世界的物质基础和未来实现目标的分析更加精确和细致。1867年之后,马克思对生活世界的研究进入深化时期。在理清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的生成过程之后,论文对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的内涵和内容结构进行了分析。生活世界在马克思这里指的是现实的人的生成过程,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统一。生活世界的主体是历史生成的现实的人。作为生活世界主体的现实的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也是具有主体间性的人,它与旧哲学所理解的“抽象的人”具有本质的区别。生活世界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生存方式,而物质生产实践形式是整个生活世界的物质基础。生活世界的主要内容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人与自身之间的精神交流。人与自然、他人以及自身之间的关系和交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历史的生成。生活世界理论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马克思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论文在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内容结构的基础上,突出了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的主要特征。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具有生成性特征。不但生活世界的主体——现实的人是历史生成性的人,而且,生活世界的实践基础更是现实的人逐渐积累的过程。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关系作为生活世界的主要内容,也有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在每一种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的生活世界理论具有历史的生成性特征。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具有实践性特征。实践的思维方式是生活世界理论理解人的方式,实践的生活态度是生活世界理论把握世界的方式。生活世界理论具有现实性特征。马克思的生活世界理论批判了形而上学,彰显了生活的现实性；同时,强调物质实践的基础作用,彰显了生活主体的现实性。这些与胡塞尔具有先验性、形而上学精神的虚幻的生活世界理论形成鲜明对比。最终,胡塞尔没能为生活世界寻找到一条回归之路,而马克思则始终站在历史现实的土壤上实现生活世界之理想。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在当代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对于马克思人学理论而言,生活世界理论为其提供了理论素材。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言,生活世界理论为其提供了理论指导。从理论上讲,生活世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创新研究的新视角；从实践上讲,生活世界理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导。通过分析生活世界理论的历史命运,笔者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生活世界理论缺席了。同时,在当代西方,许多理论家从各自的哲学立场发展了生活世界理论。从中国视域讲,马克思的生活世界理论面临着中国化的问题。论文通过历史地研究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总结了其理论内容和主要特征,指出了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凸显了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生活世界理论的历史命运,得出结论：在当代中国,生活世界理论需要实现其中国化以促进其继承和发展。
裴秋芬[5]2018年在《马克思感性世界理论研究》文中提出将哲学的传统形上思维的抽象思辨转向回归现实生活境遇中人的感性解放,这才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使命与伟大所在,而这一革命的起点正是从马克思的感性世界建构开始的。本文着重研究了马克思感性世界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并沿着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脉络和理论着述的写作进程考察了马克思感性世界理论的建构过程,再进一步梳理出这一理论的科学内涵和统一基础,进而又分析了马克思感性世界理论批判与生成的双重逻辑,以及该理论之于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这一系列研究思考的重点在于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实现性,也就是探讨如何更好地将这一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哲学理论紧密地与我国社会时代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的应有之义,即要求我们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与我国现实建设中的种种新思路、新举措、新实践积极地结合,探索理论的时代新意,也更好地推进行之有效的实践。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和非批判精神,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关注人的生存境况和命运走向,以及探寻人类自由解放的实现路径和理想终极家园,这是马克思倾注毕生心血努力而未尽的事业,他的一生都在为争取和建立一个更加合乎人道、理想和谐的真正属人的感性世界而努力。马克思最终凭借着人的能动的感性实践活动,找到了“撬动旧世界的基点”。这也是破解一切旧哲学的奥秘所在,是建立新哲学的强大理论基石。而且在这块基石上建构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正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理论的核心,也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历史性、生成性哲学范式的诞生,昭示了新哲学与现实生活世界的深切关联与强大回归,启迪人们活在现实中,反观与思考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马克思的感性世界理论,无论是在理论价值方面还是现实意义方面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理论方面来说,感性世界开启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全新研究视野和范式,即哲学与现实生活世界的原初关联,从传统形而上学对人的忽视、遮蔽,对世界抽象、超验的理解,转向了对根植于人的感性能动性实践之上的现实生活的关注、批判与思考;从现实方面来说,包括感性世界理论在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依然对中国今日之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它在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也绝不仅仅囿于学理的层面,它对于我们当前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和深刻的现实启示。不可否认我们与马克思之间存在着时空间隔,但也不应忽视,人们每逢遭遇重大危机、面临历史抉择的关键之时,总是要回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智慧和启示。今天,马克思仍是我们同时代的人。重新回到马克思、重新研读马克思,把历史的马克思当代化、中国化,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实现性,这是指导我们今天生活正确行进的应有之举。
卜祥记[6]2004年在《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文中认为对马克思哲学革命之所在的探索本质地要求着“让历史出场”。然而,纵观对马克思哲学文本解读的历史,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历史并未真正出场。由于作为诠释者和接受者之理论前见的特定的近代哲学境域,在这里出现的并不是作为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并不是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本身的历史,而是思辨哲学境域中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近代形而上学视域中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由此一来,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不仅再度被强制性地推回到他所本质超出的近代形而上学的境域中去,而且由于思辨理性的当代意义,即科技理性的霸权地位,这种近代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境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空前巩固的形式不断地被建构起来;由此一来,“让历史出场”的必要性就空前强烈地凸现出来,让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历史过程历史地呈现出来,就成为最具当代性的研究课题。让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历史过程历史地呈现出来,就是依托于整个欧洲哲学历史的宏观背景,把马克思的哲学文本置归于它本源于并本质地超出于其中的近代形而上学、思辨哲学的境域中,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本放置于近代欧洲哲学的历史进展中给予历史地诠释,通过历史地解读马克思哲学革命文本动态地呈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历程和哲学革命的本质所在。由于马克思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经历,由于青年黑格尔派直接构成马克思展开哲学批判的直接针对性和进行哲学革命的理论参照系,也由于马克思对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本质的整个思辨哲学的批判必得首先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性反思开始,并不断地由对整个哲学的批判再度回到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因而,青年黑格尔派就成为我们解读马克思哲学革命文本的直接切入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研究是历史地再现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即“让历史出场”,让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本自己说话的必经途径;或者说,是客观地、历史地展示马克思在哲学根基上本质地超越思辨哲学、构建全新的哲学根基、草创新世界观、实现哲学革命的历史原貌的根本途径。
陈道武[7]2016年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向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论文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挖掘,揭示深藏在文本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向度,即从资本逻辑的批判到生活逻辑的建构。对这一内在向度的研究意义在于：揭示了人类生活的内在规定性以及生活逻辑超越于资本逻辑的历史必然性,进而为指导当代人类社会生活提供理论支撑。首先,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动因及现实基础进行了研究。论文通过对马克思早期文本进行梳理,从叁个维度阐释了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动因,即现实生活中物质利益的困惑、人存在的合法性追问以及现实生活本体论的探究。从而阐明了马克思只有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才能解除现实生活中关于物质利益的困惑；才能揭示现实生活世界中人的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以及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的现实生活本质。继而论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基础,即生活逻辑的困境进行了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是以资本逻辑为最高原则,“个人现在受抽象的统治”以及现代社会是个充满着危机的社会。从而揭示了资本逻辑对现实生活的宰制,生活逻辑被资本逻辑的遮蔽。在现代社会不仅资本本身具有“同一性”的强大力量,而且诸如资本与理性的“联姻”使人对现实生活的排斥,资本与科学技术的“合谋”使人对现实生活的遗忘,资本与消费的结合使人对现实生活的迷失。从而揭示了生活逻辑与现实生活的分离。其次,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双重语境”,即资本逻辑的批判与生活逻辑的建构的研究,以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旨趣展开了论述。论文依据马克思的文本,阐明了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起点：异化劳动的分析与批判；资本逻辑进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对立的批判：资本逻辑的终点：剩余价值的生成与诠释。从而揭示了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制度下人的真实生活状况。并阐释了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揭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双重语境”,即资本逻辑批判的语境显性存在,生活逻辑建构的语境隐性存在。双重语境的交织呈现了“破”与“立”的双向统一,即在资本逻辑批判的语境中建构生活逻辑。论文阐释了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前提出发,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展开批判,澄清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现实生活本质。继而在资本逻辑批判的语境中,论文对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劳动是人的本质以及劳动解放进行了论述，闸明了马克思确立了人的自由自觉劳动是生活逻辑的起点。论文对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异化,需要是人的本性,需要的层次性以及需要是人的生活状态的体现进行了论述,阐明了马克思确立人的需要是生活逻辑的进程。论文对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逻辑瓦解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劳动成为第一需要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进行了论述,阐明了马克思确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生活逻辑的终点。再次。论文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旨趣。其一,阐明了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祛魅”,即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消解人的“双重异化”以及解剖市民社会。其二,阐明了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开辟人类解放的道路,即劳动者要摆脱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资本的强制,实现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以及开展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共产主义运动。其叁,阐明了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解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司芬克斯之谜”,即人类社会历史的生成性、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人类社会历史的必然性。最后,本文论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内在向度研究的时代价值。其一,在理论方面,时代呼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的回归：面对当今世界的经济危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失语,以及对现实生活中出现问题的深度理解和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理论创新,都需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引领。其二在实践方面,秉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对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资本逻辑存在的现实考量,超越资本逻辑的和谐社会的实现以及“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都需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指导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活模式的选择,最终使生活逻辑与现实生活从分离走向合一。
艾子[8]2018年在《新时期教育基本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教育领域的指导思想,在思想内容、思维方法等方面深刻影响着我国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理论内容和发展路径选择。但是由于历史中发生的对马克思主义格言化、教条化等错误的影响,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存在着运用和认识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历史意识的缺失。这种缺失集中体现在离开了人类思想史的进程去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反映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传统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往往在前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水平甚至在朴素唯物论的思维水平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意识的缺失需要在历史的目光中才能真正展现其问题发生的机制,这就是本研究基于教育学史的视野探索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动机所在。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自身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也决定了这种传统只能在发展中才能坚持并更好地助力教育基本理论的建设。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性内涵与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特点出发,教育基本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具体表现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教育政策、重大的实践活动以及体制化学术表征的相关主题话语的转换和研究范式的变迁。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与教育基本理论都不能被简单地理解由分支领域构成的科学,二者共同的超学科意识决定了教育基本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发展从根本上不能是一种实证史学的表现,只能指向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思维方式的发展。这种思维方式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中的根本作用乃是一种持续的认识论反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教育实践中的一般发展和教育基本理论相关研究的进展进行梳理,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教育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上形成了以“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为主导的传统。历经了从救亡图存的斗争到改革开放中解放思想的实践变革,这种传统也从早期依附于某一救亡思潮、以直观感性去认识实践逐渐发展为在时代精神中、在独立教育学体系的追寻中践行马克思主义。而从新时期教育基本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看,围绕对理论与现实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形成了基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正是这种研究传统推动着教育基本理论从文本发掘转向了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审视教育问题的目光。基于以上,本研究以《教育研究》和《中国教育学刊》为分析主线,参考相关权威期刊和着作,集中梳理了我国教育基本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发展。通过总结,研究发现我国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运用逐渐超越了自然科学取向下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基于实践历史的辩证的理论思维。正是在这种富于历史意识的辩证思维中,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真正将教育问题理解为实践历史发展的结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这种基于历史的理论思维其近世表现是日常文化批判的思维方式。通过这种思维的变革可以发现,走向实践的历史意识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发展的理论诉求。正如党的十九大提出,“时代是理论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教育基本理论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超越朴素唯物论的思维水平,在教育实践的历史中深刻领会时代精神、聚焦问题意识,这正是在新时代的历史定位下教育基本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
李素余[9]2013年在《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理论形态》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将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哲学-世界观”的理论形态，旨在对马克思所完成的哲学革命思想进行阐释的研究。“哲学-世界观”是哲学与世界观的内在张力结构。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本身，是近现代历史上思辨哲学境域中的哲学革命，是形而上学视域中所完成的“哲学-世界观”理论形态。基于“哲学-世界观”概念，对马克思思想整体性内在性的进行辩证解读，厘清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系统逻辑，是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探索实现其本真意义上的诠释，是具有当代性的研究课题。马克思哲学革命本真地呈现，需要依托整个近现代哲学史这个宏观背景，把马克思的哲学文本置归于它本源于并超越了的近现代哲学史进程中给予真实的诠释。西方哲学的发展受自然科学长足进步影响至深，自然科学公开展示了世界的整体图景，提供了认识和行动新的世界观念，根本改变了生产、生活和思维的方式，人类的世界观念实现了彻底的更新。从康德首次提出世界观概念及内涵的建构到世界观逐渐成为哲学的根本内容和核心观念，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和内在转变的过程。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历史学家分别在哲学世界观化过程中解决了思想和历史领域的认识问题。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过程中，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都致力于哲学的世界观化，形成德国传统哲学上的世界观哲学传统，这一传统致力于借助理想而纯粹的抽象哲学观念来确定世界原则。具体地说，康德在哲学领域创造了世界观这个新词，认为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感性知觉，费希特很大程度上秉承、吸纳了康德对这个概念的基本规定，认为世界观就是对感性世界的知觉。而发展到谢林，世界观指是的一种有意识自我实现的方法。黑格尔所使用的世界观概念，已经转化为道德世界的一种秩序。可见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无论是在解释世界本源上，还是对现存世界和感性世界、世界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或者对现实实践和人的问题的揭示上，都受到了“理性或者精神”的统摄，皆以空想的、虚幻的方式来解决人同外部世界结合的问题的。而这一发展逻辑把根源于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近代西方哲学所具有的强烈的世界观色彩凸显出来了，最终与自然科学世界观实现了抽象（精神）基础上的统一。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理论形态是顺应了近代哲学的世界观转向这一发展趋势，同时又是在批判继承了近代哲学的这一传统的基础上的哲学革命。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动态地呈现其“哲学-世界观”理论形态的轮廓，他的思想历程经历了初步探索、重要进展、基本完成叁部曲。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呈现以下转变：从《博士论文》对宗教神学的、空中楼阁式的、“非历史”的世界观的哲学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剖析，《神圣家族》对各种精神哲学的种种理论表现形态的批判中含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立场，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把理论研究对象拉回到人类社会的现实发展过程，进而摆脱了观念决定论的思维范式和人道的抽象原则的哲学和世界观视野，到《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基础上哲学世界观的完成；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异化生产出发剖析社会关系中经济基础和其它任何观念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到《资本论》理论化的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可见，马克思分别从叁个维度、层次逐步递进的“哲学-世界观”理论体系的建立：从哲学高度即思想的维度，去论证思想和生活的辩证关系，考察和揭示法、国家的本质所在；从政治经济学深度即实践的维度，出发剖析社会关系中经济基础和其它任何观念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从科学社会主义广度即历史的发展维度，去认识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的使命、路径和必然胜利，提出“共产主义是唯物主义哲学的逻辑结论”。“哲学-世界观”理论形态是马克思实现的哲学革命，它是“哲学-世界观”理论形态的双向运动，是客观地展示马克思哲学在哲学根基上本质地超越思辨哲学、形而上学，建构新哲学世界观的根本途径。马克思哲学的特点就在于，它酝酿着两股巨大的文化力量：哲学的现实化，在自然科学方面，马克思存在着大量自然科学发展的价值观念，对现代社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世界观的系统化，即精神层面上，为理解现代性社会提供了批判性和否定的辩证法两个维度。他以政治经济学的图式对世界基础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批判，以“物质-实践”或“实践-物质”为本体论基础，是关于“物质-实践”或“实践-物质”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它把自觉的辩证法、自然观和历史观统一于“哲学-世界观”的建构之中，并把对世界的反思以一种实证科学而推出，力图规划新世界的到来。由此可知，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革命的理论，而不只是一种理论的革命。“哲学-世界观”理论形态开辟了哲学的全新哲学境域，终结了一切旧哲学，为无产阶级革命确立了理论工具。它树立了哲学的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话语系统，为我们提供规范性社会的目的、原则等一套哲学辩论的自我确证中关人、自然的观念的话语系统。“哲学-世界观”理论形态对研究现实问题，可以深化理解现代性发展道路的精神实质。哲学发展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各种矛盾发展，解决现代性政治问题和危机，必须从基于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理论形态的概念和方法。尤其是在建设和谐的现代性社会的今天，对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基本特征与表现进行考察，体现其概括性，得以呈现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总体性发展逻辑，深化理解中国现代性发展道路的精神实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积极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需要借鉴“哲学-世界观”概念和方法去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的根据，这样，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更好的使马克思思想话语进入公众的视野交流中，形成有益的共识。积极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展示理性的尺度和价值的深度，以人的高度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彰显良好政治生态的广度，这对传统思想、范式予以整体的颠覆和彻底的解构无疑是一种超越。
范叶飞[10]2016年在《学科与生活：学校体育课程的二维向度审视》文中研究表明学科与生活是教育理论中的一对矛盾范畴,两者之间是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以全面育人为宗旨的学校课程,既要有学科知识的支撑,也要有生活元素的滋养,以身体活动为主要特征的学校体育课程更是如此。在我国全面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今天,从学科与生活二维的哲学向度去审视学校体育课程的融合问题,无疑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论文以“学科向度与生活向度融合”的体育课程观为主线,主要围绕“什么是体育课程的学科向度和生活向度?为什么要融合体育课程的学科向度和生活向度?如何促进体育课程学科向度和生活向度的融合?”这叁个问题进行研究。首先,运用哲学、教育学等理论来厘清课程、学科与生活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体育课程学科向度和生活向度的思想渊源、内涵、特征及其两者关系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探寻;其次,运用文本研究、历史研究、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混合方法,对体育课程过于学科化和过于生活化的极端做法进行审视,并从学科与生活的视角对体育课程二维向度的钟摆现象进行反思;最后,从理论基础、学理分析、内涵基点等层面对体育课程的学科向度与生活向度融合进行理论依据上的构建,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了融合的理论与实践路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学科与生活是课程理论与实践的两大重要向度,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学科知识是对生活经验的提炼和浓缩,生活经验是学科知识的原型和质料。在对待课程的学科和生活问题上,顾此失彼,都不利于课程理论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体育课程的学科向度是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下的体育课程发展的必然结果。要素主义、结构主义、泰勒原理以及永恒主义等课程思想是其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思想渊源。体育课程学科向度的内涵表现为在本体论上以学科形态为依托,在价值论上以学科本位为价值取向,在方法论上以学科教育为基本范式;具有科学性、工具性、专业性、知识性、预设性等特征。(3)体育课程的生活向度是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下的课程取向的人文旨归。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是其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思想渊源。体育课程生活向度的内涵可理解为在本体论上体育是来源于生活,在价值论上体育是为了人的生活,在方法论上以生活教育为基本范式;具有人文性、整体性、主体间性、体验性、生成性等特征。(4)体育课程学科向度和生活向度的应然关系是:学科是体育课程的基本依托,是体育课程得以存在和前行的理性依据;生活是体育课程的根基,是体育课程人文取向的价值旨归。学科本位的体育课程有得有失,生活本位的体育课程有利有弊。既不存在脱离生活的体育课程学科化,也不存在脱离学科的体育课程生活化,两者之间应是一个分中有合、合中有分而彼此存在,且保持张力的对立统一样态。(5)从历史角度来考察我国学校体育课程二维向度的钟摆现象,表现为20世纪20-40年代的“轻视”学科、“偏向”生活,20世纪50-90年代的“重视”学科、“偏离”生活,世纪之交新课程改革的“超越”学科、“面向”生活。我国基础教育学校体育课程学科与生活两极钟摆的现实样态表现为两个方面,分别是体育课程过于学科化而导致的“生活性”缺失和体育课程过于生活化而表现出的“学科性”失落。反思我国体育课程二维向度的钟摆现象,认为:钟摆现象既是社会文化规律的反映,也是体育课程发展规律的正常体现;“学科本位”和“生活本位”是两极钟摆的主要根源;以复杂性思维来正确认识体育课程中学科与生活的钟摆现象;走向合拢的钟摆是基础教育体育课程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6)体育课程学科向度与生活向度的二维融合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难题。在理论方面,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以及融合课程理论和人本课程理论为学科与生活二维向度的融合提供了外在理论支撑,体育课程的本质属性、知识特性、价值观为体育课程学科向度和生活向度融合提供了内在学理依据。融合的内涵基点是视域融合、价值整合、目标契合的统一。(7)在外在理论支撑和内在学理依据的基础上,提出了4个融合、3个统一的基本理路,即对象世界与意义世界的融合、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融合、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的融合、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以及手段和目的的统一、个性与群性的统一、预设与生成的统一。从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评价四个层面试图勾勒了如下融合的实践路径:即在目标确立上以生态课程观注重学科功能和生活意义的结合;在内容选择上以整合理念注重学科性和生活化的统一;在教学方式上以完整性教学注重学科与生活的沟通与共识;在评价范式上以真实性注重体育学习评价的生活取向。
参考文献：
[1]. 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马克思感性世界理论的初步构建[D]. 吴燕. 黑龙江大学. 2001
[2]. 人类学思维范式的生成[D]. 姬海涛. 南开大学. 2012
[3]. 感性的澄明：哲学向人的回归[D]. 王乔伊.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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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克思感性世界理论研究[D]. 裴秋芬. 黑龙江大学. 2018
[6]. 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D]. 卜祥记. 复旦大学. 2004
[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向度研究[D]. 陈道武.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8]. 新时期教育基本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发展研究[D]. 艾子.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9]. 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理论形态[D]. 李素余. 中南民族大学. 2013
[10]. 学科与生活：学校体育课程的二维向度审视[D]. 范叶飞.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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