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目录学的发展及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唐代论文,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至唐代，我国目录学已历经了600多年的发展历史。自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七略》，为目录学奠定了基础之后，又经魏晋南北朝而到隋，图书编目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纷繁：从书目结构体制来说，已由《七略》的小序、提要俱全而到后来的或无小序或无提要，或小序、提要皆无；从分类方面讲，则由六分而先后出现九分、七分、五分和四分等；就著录而言，诸家又在详略及格式等问题上各有见地，等等。而唐代目录学事业，不仅在图书整编工作的规模大、时间久和书目成果丰富方面为前所未有，而且总结分析了600年来对目录学的探讨和发展，从书目体制结构、分类著录等方面，使其定型，或为其向成熟发展提供基础，指出方向。
有唐一代，曾多次开展大规模的收集、整理图书和编撰图书目录的活动。这些目录学实践及其成果，是唐代目录学发展的基础和主要标志。唐代目录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完善并确立了古典书目四部分类法体系，继承并发扬了书目类序和提要传统，以及把佛经目录学理论和方法发展到了顶峰等几个方面。
一、唐朝是图书事业和目录学的大发展时期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圣世”朝代之一。作为文化事业的图书及目录学事业，有了政治、经济发达的基础，自然也会出现蓬勃发展的景象。尤其是唐初、唐中，较长时期的开明、稳定的政治和繁荣的经济，为图书著作大量涌现，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及应用，以及政府收藏图书、整理编目工作的大力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使得图书事业和以图书事业为基础的目录学有了空前大发展，在古典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收集、整理图书和编撰书目的工作规模大、历时久，具有丰富的目录学实践。
从高祖李渊建立唐政权开始，就十分重视收集、整理图籍工作。此后，虽受到唐中、后期战乱影响，但图书收集、整编工作一直坚持到唐末，没有间断。
唐代收编图书的活动，首先是从中央政府开始的。中央建立了一整套从事图书事业的机构，设立专员执掌此项工作。武德七年(624)，高祖定官制时就设立了秘书省，以“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秘书省里设置了秘书郎、校书郎、详正学士等专门官职，分别掌理“甲、乙、丙、丁四库之图书”及“雠校典籍，刊正文字”等工作。除秘书省外，中央还设立了弘文馆、崇贤馆、史馆、翰林院、集贤院等机关，负责收藏、管理、整理和修撰典籍。政府有了这些收集、整编图书的专门机构，就有了经常从事收编图书的业务和目录学实践活动。
唐初，高祖就非常注意保存隋代留下的图书。令狐德棻曾“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①。到了太宗时，又先后任用著名政治家和学者魏征、虞世南、颜师古为秘书监，领导整理图书的工作。魏征不仅领导收集了大量图籍，还亲自为整理的图书撰写提要，使“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灿然毕备”。②到了武则天时期，政府的收书、整书活动也没有完全停止。她曾任其侄为兰台太史，“于兰台刊正经史，并著撰传记”③。她本人就“以方庆家多书籍，尝访求右军遗迹”，④并把征得的王右军等人的书法作品于“武成殿示群臣”。到了唐中，开元、天宝间秘书省、乾元殿、丽正殿、集贤院的大规模校书编目活动，可以说是我国图书事业和目录学史上的盛事壮举。开元初，玄宗命马怀素、元行冲、褚无量等人对政府藏书进行全面整理编目。他们先后组织了包括毋煚、韦述、余钦、王仲丘、刘彦直、王湾、殷践猷等近30位著名学者和目录学家，对政府藏书展开了大规模的整理编目工作。其初，在秘书监马怀素的领导下，先对秘书省的藏书进行整编。不久，马氏卒，玄宗又命元行冲继其任。除秘书省之外，褚无量还带领一计人手在乾元殿“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数年间四部充备”⑤，为编撰收录完备的书目提供了文献保证。后来，元行冲等又利用丽正殿藏书开展校书编目工作。到开元九年(721)，校书编目工作暂告段落，编成了《群书四部录》200卷。此后，这一整编图书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天宝年间。参与开元初整书编目的主力之一的毋煚，后来就继续在集贤院从事整书编目工作20余年，并编成了唐中另一部国家书目《古今书录》40卷。由于政府重视图书的收集、管理，到唐中，藏书发展到极盛时期。《群书四部录》收书8万多卷，比隋炀帝时所编《隋大业正御书目录》所收之3万7千余卷，多出近5万卷。安史之乱以后，肃宗、代宗、德宗及文宗诸朝，都曾竭力重建政府图书事业。肃宗至德二年(757)，命蒋又、陈京等校理图书，并编成《群书新录》。文宗时，曾“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⑥。安史之乱后，政府藏书只剩下2万余卷，至此已得到很大恢复。
从私人藏书和编目情况来看，唐代也是空前兴盛。唐代的见诸史料记载的私藏之家有30余家。其中所藏超过万卷者，就有十五、六家，如李元嘉、杜暹、吴兢、韦述、李泌等人，藏书均在万卷以上。李泌所藏有3万卷之多。私人藏书增多，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私藏书目，可惜至今无传，仅有少量见于著录者。
唐代对图书的大力收集、整理、编目，为目录学发展提供了丰富实践，创造了优厚的条件。
（二）编撰了许多书目，较以前历代都多。
上述唐代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工作，使目录学有了丰富实践，不仅推动了目录学理论发展，而且在实践中产生了一批官私书目。这些书目，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说，都是空前的。
唐代政府编目的主要书目成果有《隋书·经籍志》、《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这三部书目从理论到方法，都不愧为目录学的经典之作。
《隋书·经籍志》4卷，是仅次于《汉书·艺文志》的我国现存第二部最古的综合性书目。它是唐初太宗贞观年间，魏征任秘书监时领导校理政府藏书，并参考了隋《大业正御书目录》而编撰的，主要是著录隋代藏书。这部书目于魏征死后以长孙无忌名义进呈，并得以刊布，故旧题长孙无忌撰。书目不仅记录了隋代政府藏书情况，而且继承并发展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如继承并发展了大小序传统，确立了四部分类体系，等等。对此，下文还要作专门分析。
《群书四部录》200卷，是开元间马怀素、元行冲、褚无量等人于秘书省、乾元殿、丽正殿所进行的那次大规模校书编目工作的成果。其初，马怀素想编撰成一部续《七志》、补《隋书·经籍志》的书目，他说：“南齐已前坟籍，旧编王俭《七志》。已后著述，其数盈多，《隋志》所书，亦未详悉。或古书近出，前志阙而未编；或近人相传，浮词鄙而犹记。若无编录，难辨淄渑。望括检近出编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七志》，藏之秘府。”⑦但编目工作开始不久，马氏卒，元行冲继其任。元氏一改马氏初衷，上书请撰一部“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⑧，即记录唐以前所有藏书和唐代现有藏书的书目，并得到玄宗批准。这部书目规模宏大，单从卷帙来讲，在古典目录学史上只有其千年而后的清《四库全书总目》可与之相比。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恢复了汉刘氏《七略》所开创的提要传统，而且每书均有十分详尽的提要，为刘氏父子之作所不可比。
《古今书录》40卷，毋煚撰。《群书四部录》的主编之一毋煚后来又继续在集贤院从事整书编目工作20余年。他发现《群书四部录》有五方面的缺点，即：对“诸司坟籍，不暇讨论”；“新集记贞观之前，永徽已来不取，近书采长安之上，神龙已来未录”；“书阅不遍，事复未周，或不详名氏，或未知部伍”；“书多阙目，空张第数，既无篇题，实乖标榜”；“所用书序，咸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理有未允，体有不通”。针对于此，他以《群书四部录》为底本，对“永徽新集，神龙近书，则释而附也；未详名氏，不知部伍，则论而补也；空张之目，则检获便增；未允之序，则详宜别作”，结果是“改旧传之失者三百余条，加新书之目者六千余卷”⑨，并大规模地删除、消减了书的提要，编成《古今书录》。此目质量确实较《群书四部录》高，所以，五代刘朐修《旧唐书·经籍志》时，在二目皆存的情况下，选用了《古今书录》为底本。
此外，唐代的官修书目尚有《开元四库书目》14卷、玄宗天宝间《见在库书目》、《唐秘阁四部书目》4卷、《贞元御府群书新录》及文宗时《四库搜访图书目》1卷等。
前已述及，唐代私人藏书家较前历代都多，因而也出现了很多私撰书目。仅见诸文献记载者，就有十多种，例如：吴兢《吴氏西斋书目》1卷、杜信《东斋籍》20卷、蒋彧《新集书目》1卷、李肇《经史释题》2卷、宗谏注《十三代史目》10卷、孙玉汝《唐列圣实录目》25卷、《河南东斋史目》2卷、常宝鼎《文选著作人名目》3卷、尹植《文枢秘要目》7卷、《唐书叙例目录》1卷、等等。
唐代是佛教的极盛时期，佛经目录学也发展到了顶峰。唐初的《大唐内典录》、唐中的《开元释教录》，是佛经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另外尚有佛经目录十多种。其时又崇尚道家，道学文献很多。今可见于著录的道学书目就有史崇玄等撰《一切道经音义》113卷和张仙庭撰《三洞琼纲》3卷，等等。
二、继承和发展符合图书实际的分类理论和实践，完善并确立了四部分类法体系
一个完整的分类体系，应当有从大类到小类一整套的类目结构。因此，谈古典书目四部分类体系的完善和确立，也要从四部大类及其小类两个方面去考察。
（一）唐代目录学尊重学术和图书发展实际，继承、完善并确立了四部大类体系。
在古典书目的创始之作《七略》中，刘氏系按先秦及汉代图书实际，把书目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和方技六大部类。90多年之后，班固写成我国第一部史志书目《汉书·艺文志》，其分类仍承刘氏之法，分为上述六大部类。“班志”之后又过了100多年，魏秘书郎郑默对政府藏书进行整理，编成《魏中经簿》，后人据有关文献记载，推测其为四大部类分类法。郑氏“中经”成书20多年之后，晋荀勖又编成《晋中经簿》，书目分为甲、乙、丙、丁四大部类，分别收录六艺及小学、诸子百家、史杂、诗赋四大类图书。至此，四部法正式创立。又过了几十年，李充编定《晋元帝四部书目》，把荀勖四部中乙收诸子百家、丙收史杂改为乙收史杂、丙收诸子百家，从而确定了四部大类甲经、乙史、丙子、丁集的排序。自此以后的300年间（约330-630），从南北朝到唐初，四部法占了主导地位，官书目录基本上都是按此四部分类的，如《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书目录》、《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陈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隋代又有《开皇四年四部目录》等等。
为什么书目大类会由刘、班的六大类而变化出四大类来？这是学术和图书发展实际使然。东汉到魏晋时期，在古文和今文经学争论中，古文经学占了上风，推动了经学的发展。同时，文学和史学发展也较秦汉时期更快了，文史书籍，尤其是史学图书数量大增，相对讲，此期兵书及阴阳、数术、方技图书新作则减少。学术和图书的这种实际情况，反映在图书分类上，就是相对应的学术及图书门类在分类法中所占地位的变化。因此，到魏晋以后，书目分类大类类目就保留了继续发展的六艺（即经学）、诸子和诗赋（即诗文集）三个“刘略”和“班志”中原有的大类，而删并了兵书、数术、方技三个相对应的学术和图书发展不大的大类，并新增了大有发展的史学大类。这样，就使得荀勖、李充等人的分类法应魏晋学术发展实际之需而分为经、史、子、集四个大类了。
到了唐初，魏征等人开始编撰《隋书·经籍志》。他们清楚地看到了书目设四个大类更能适应学术和图书发展的实际，便毅然抛弃了撰自汉代而又有创始之功的刘氏六分法，以及南北朝以来的其它分类法，尤其是颇具影响的王俭、阮孝绪的七分法，而继承并完善了魏晋以来的四分法。这说明唐代目录学家是尊重科学的，是深明目录学原则和发展规律的。魏征等人不仅按学术和图书实际需要而选择了四部法，而且还进一步完善了魏晋以来的四部法。他们没有照搬李充甲、乙、丙、丁的四大类名称，而是将类名改为经、史、子、集，这样既固定了四大类的顺序，又明确揭示了每一大类的收书内容。从此，经、史、子、集四部之名确立，以至于今。
（二）吸收前人成果，建立了四部法小类的基本体系。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尽管书目的四分法占了上风，但此期也出现了五分、七分等分类法，尤其是南北朝以后出现的十分有影响的七分法，如南齐王俭《七志》、梁阮孝绪《七录》及隋许善心《七林》等，大有与四分法抗衡之势。大约在刘氏《七略》之后300多年，王俭作《七志》，除保留刘氏六大类内容外，加了“图谱”一大类，所以有七大类，故名《七志》。它虽为七分，实则从总体上保守刘氏六分体系。而于王俭《七志》几十年之后，阮孝绪又编成《七录》，表面看也是七分，但实质上却是靠扰了四分体系。它的七大类的前四类，即经典、纪传、子兵、文集四录，基本上就是四分法的经、史、子、集四大类，只要把其后面的三个大类（术技、佛法、仙道三录）分别插入前四类中，即成了四部法了。所以，可以这样说，王俭表面上创了七分，而实则没离开刘氏六分；阮孝绪表面上保持七分，而实则靠扰了四分。唐编《隋书·经籍志》，在大类上舍弃了《七志》、《七录》的七分法，而采用并完善了四大类的四部法，但在四部之下的小类设置上，却又毅然继承并发展了《阮氏》《七录》在刘氏《七略》基础上的小类设置思想和做法。唐代目录学家之所以要作这样的选择，原因只有一个，即遵照学术和图书发展实际需要，择优并改进而用之。从大部类上讲，如前所述，唐编《隋书·经籍志》舍弃了颇具影响的六分、七分法，选择并完善了四部法，是适应了魏晋以后学术和图书的实际需要之所为。因为四分法是代表这种需要的优秀分类法。那么《隋书·经籍志》为什么选择了四部法作大类分类法，而其小类却又采用七分法的小类设置作基础呢？这一方面是因为魏晋以来的四分法没有可取的小类类目体系，另一方面是因为阮孝绪《七录》中的小类设置很适于四部法对于图书的细分。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图书遭劫较多，现存图书往往数量并不很大，故许多四部法下没有细分小类。阮孝绪说：“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⑩由此可见，荀勖《晋中经簿》大类之下无种类名称。而荀氏之后，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又是“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11)，还是没有小类。现代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说：“荀勖、李充之四部并无小类，不同于后世之四部。”(12)对于自荀、李而后，从南北朝到隋的四分法书目没有小类的缺点，姚氏认为“推厥渊源，不得不以最荒芜、最疏略之荀勖、李充为大宗”。(13)这说明，魏晋到隋的四分法书目，虽然从大部类上是适应了学术和图书发展需要，但其小类划分是粗疏的。这在图书数量不多的情况下，尚可勉强对付，但对于正常的图书分类实践来说，不设小类或设置粗疏不当的小类，那则是难以适应需要的。所以，唐魏征等人在《隋书·经籍志》中就以与刘氏《七略》一脉相传并作了改进的《七录》的小类体系为基础建设了自己的四部法小类体系。
刘氏《七略》六大类下共设38个小类，其六艺略下的9个小类，诸子略下的10个小类分别全部被阮氏《七录》经典录、子兵录两大类沿用，且诸子略与经典录设类数目完全一样；其兵书略下的4个小类则合为兵家类而收入阮氏《七录》子兵录；其方技略下的4个小类被阮氏《七录》的术技录和仙道录采用；其诗赋略下的5个小类则被阮氏《七录》文集录改为楚辞、别集、总集、杂文4个小类。也就是说，刘氏《七略》中的绝大部分小类类目，都被阮氏《七录》所继承了。《七录》新设的收录史部书的纪传录大类之下，阮氏创设了12个全新的类目。唐初所撰《隋书·经籍志》分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其经部下设9个小类，类目与阮氏《七录》完全相同。其史部与《七录》之纪传录相比，除后者的“鬼神”一类被删除外，其余11个小类全部为《隋书·经籍志》采用，并新增设了“杂史”和“起居注”两类，共设13个小类。《隋志》子部共14小类，其中《七录》子兵录中除“阴阳”一类被删外，其余10个类目全部为其所用，此外，还采用了《七录》术技录中10个类目中的4个。《隋志》集部设3个小类，均系《七录》文集录之类目，只舍弃了其“杂文”一类。由此不难看出，唐初所编《隋书·经籍志》四大部类下的40个小类基本上都采自《七录》，而且大都是照搬，只有少量系合并而用或全部删除。姚名达曾说：“《隋志》之四部非荀、李之四部，乃《七录》之嫡血。”(14)所谓《七录》之嫡血”，即指《隋志》的小类体系脱胎于《七录》。如前所述，《七录》之小类体系是由《七略》小类体系发展而来的，所以，《隋书·经籍志》小类体系是同《七略》、《七录》一脉相承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唐代的《隋书·经籍志》继承并完善了魏晋以来的四分法的大部类系统，继承并发展了梁阮孝绪《七录》在刘氏《七略》基础上建立的小类体系，从而确立了全新的四部法分类体系。
自《隋书·经籍志》而后的《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采用的也都是四部法，其小类体系也基本相同。五代编《旧唐书·经籍志》的分类与《古今书录》完全一样。《旧唐书·经籍志》与唐初的《隋书·经籍志》相比，除经部增加了“经解”和“训诂”两小类外，史部13个小类，子部14个小类，集部3个小类，都完全一样。这说明自唐初《隋书·经籍志》确立了四部法体系之后，直到五代，四部法的类目体系基本没变。到了宋代，《崇文总目》是参照唐《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编撰的，类目体系与唐立四部体系相比，变化很小。一直到南宋出现的书目名著《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其类目体系与唐初所定也基本相同，变化不大。随着时代和图书情况的变化，到明清，书目四部之下小类的类目较以前有稍多一点的变通，但总的说来，还基本保持着唐初所确立的四部分类体系。吸收四分法、七分法优点，完善并确立了四部法体系是唐代目录学的重大贡献。
三、继承并发扬了被冷落、乃至抛弃了数百年的书目类序和提要传统
自汉刘向、刘歆父子在《七略》中创造了有类序、有提要的书目体制之后，这种体制的书目就被人们，尤其是唐宋以来的目录学界公认为是结构最完备、功用最齐全的目录。书目的大小类序，具有阐明某类学术及其图书之流派渊源和变化情况的作用。书目之题解，能“各详卷帙多少、撰人名氏而品题其得失。……古书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所必资”(15)。但是，自目录学诞生开始，书目就具有的这两大优点，却被唐以前的绝大多目录学家忽视，以至于抛弃之。直到唐代，书目的这两大优点才重新受到重视，并得以继承发扬起来。
（一）唐初恢复了长期失继的大小序体制。
《七略》的类序，是把全目总序及6大类38小类的类序集中列于辑略之中的。至班固《汉书·艺文志》，则把全目总序置于书之前，又把各大类和小类的序置于各该类之后。自此以后，凡书目有类序者，均列于该类之后或其前，用以说明该类学术源流，眉目非常清楚。但是，如前所述，自魏晋至隋的四分法书目大多连小类都没有，所以更谈不上有类序了。据王重民先生考证：“中古前期的目录都没有提要，没有叙录。”(16)即是说，魏晋至隋的书目都没有提要和类序。据记载，齐王俭《七志》则是“作9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17)《七志》7大类加上佛道两个附录，即成9大类，故王俭写了9篇序，但没有遵守班固把序文置于各类之后的优秀设计，而又回到刘氏《七略》置类序于全目之首的老路上去了，且序文“文义浅近，未为典则”。总之，自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后，书目的大小序体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遗弃了这一优良传统。直到唐初，魏征等人才又仿《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之体例，为《隋书·经籍志》写了总序及4大类40小类的类序，并把总序置于全目之首，把各类序分置于各类之后，对整个目录发展史，以及各部类学术和图书发展情况等，作了历史分析和理论阐述。这一做法，能帮助人们了解学术和图书发展历史，各类学术的渊源及相互关系，从而把四部法的理论和方法提高了一大步。其后的《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以及宋以后的许多书目也都撰有类序，形成了书目的重要流派。唐代对于恢复、继承书目的类序体制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二）恢复并发展了为书目撰写提要的优良传统。
汉刘氏《七略》每书均有提要。但为时不久，这一做法就被班固《汉书·艺文志》抛弃，改详细提要为简单“注语”，实际上取消了提要。此后，直到唐初的五、六百年间的书目，基本上全无提要。《隋书·经籍志》批评《晋中经簿》说：“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辨论。”批评《七志》“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18)。并总结说，从《晋中经簿》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19)王重民先生也批评说：“这一弱点一直影响着整个六朝时期。这是对后世影响的不好的方面”(20)。这些都说明唐以前的书目都丢弃了刘氏《七略》撰写提要的优良传统。
到了唐代，书目编撰工作开始注重通过撰写提要来评论、介绍图书。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之初，就为各书撰写了详细提要，但在书目定稿时这些提要大多被删除。至开元初，元行冲等编《群书四部录》，“所用书序，咸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21)《群书四部录》收书5万多卷，尚不及《四库全书总目》的三分之一，但二目卷数相等，可见《群书四部录》中有大量详尽的提要。王重民先生考证说：“（据）遗文推测，《群书四部录》的提要对于图书内容和撰人的揭露是相当完备的。它的写法已经和刘向不大相同，而这种写法对唐宋时代的目录提要有着直接的影响”。(22)《群书四部录》之后不久，毋煚以它为基础编《古今书录》，增收图书300多部，而全目却由200卷减为40卷。这是因为毋煚大大地删减了《群书四部录》的提要。宋《崇文总目》的提要编写，在繁简方面，学习了毋氏《古今书录》的做法，在写法及内容上则是同《群书四部录》通于一脉的。正是因为《崇文总目》继承并发扬了唐代这两部书目分类和提要方面的优点，所以到宋中后期，它就代替了《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成了书目的标本。清代学者朱彝尊对《崇文总目》的提要评价道：“凡一书大义，必举其纲，法至善也。其后若《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编，咸取此法。”(23)《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是提要目录的优秀之作，它们都是因学习了《崇文总目》而受泽于唐代书目解题作法的。可见，唐代不仅恢复了失继五、六百年的书目解题传统，而且为后来书目解题的编撰提供了新样板，具有发凡起例作用。
四、把佛经目录发展到了顶峰
汉末，佛教在我国传播渐广，译经开始。至晋，佛教已极盛，译经日益增多，流传广泛。于是，佛教经录就应运而生了。东晋高僧道安于晋武帝宁康二年(374)编成《综理众经目录》1卷，奠定了综合性佛录的基础。至南北朝时期，又有释僧祐继承并发展了道安编目方法，编定了《出三藏记集》15卷。这两部佛录的开山之作，记录了大量从汉到南北朝间译经的情况，保存了许多关于佛教的珍贵史料，价值非凡。但是，从目录学的意义上讲，此二目均是按译经年月或撰人来著录经作的，没能按佛教经典的学术思想体系来分类著录文献。由于学术类列不明，故而书目就出现了“大小雷同，三藏杂揉，抄集参正，传纪乱经”(24)等严重缺点。至隋开皇十四年(594)，法经编成《大隋众经目录》6卷，将佛教经典按其学术思想体系分为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论）和别录（抄录、传记、著述）三大类9小类的分类方法予以著录。为了反映诸经的传译情况，法经又在9小类之下的每小类都设了6个细目，以说明各经是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或伪妄中的哪一种。这种既反映了佛教的学术思想体系，又反映了经作的传译等情况。开皇十七年(597)，费长房编成《历代三宝记》15卷，运用了法经既反映学术体系又反映译经情况的分类方法，把目录分为帝年（反映佛史和出经年代）、历代译经录（记名录、经序、列传等）和大乘小乘入藏目（按佛学思想体系反映藏经）三大部分。这就既包录了古今所有佛经译本，又以学术分类方法系统地反映了现有佛经。其分类著录比法经更科学、详悉了。
到了唐代，佛经目录又在隋法经《大隋众经目录》和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使佛经目录学发展到了历史顶峰。唐初，玄奘西游印度求法，历时16年，抄经650多部，回国后译经70多部、1300多卷。这在佛教史上是空前的。唐代佛教大兴，所以佛经目录学也得以大发展，产生了经目中分类和著录水平最高的集大成之作，即道宣《大唐内典录》及智昇《开元释教录》。《大唐内典录》10卷，道宣撰于麟德元年(664)。此录继承了法经《大隋众经目录》和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之优点，且在诸多创新。梁启超曾举出其四大优点：其一，自卷1至卷5之“传译所从录”将《历代三宝记》全部收入。但《历代三宝记》真伪杂收，则道宣则考证甚审，务求其真。凡一经有数译本者，皆注明“初出”、“二出”、“三出”，略无遗漏，使读者明传译次第。对此，《历代三宝记》虽亦有记，但时有时无。对某经初见于某录，道宣也一一注明，既可明著述渊源，也能于旧目失佚后循此而知其面目。其二，它的“单重传译有无”、“分乘入藏”、“支派陈化”、“疑伪经论”四录将法经《大隋众经目录》全部收入。但是，法经于每类之下皆分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六门，其后三门既摈不著录，而仍与前三门同混一卷中，显得混乱。而《大唐内典录》则各自为篇，组织合理。另外，“别生”一门，法经排斥，道宣则相对保留；“疑惑”、“伪妄”法经分而为二，道宣合而为一，更为合理。其三，《大隋众经目录》对有目无本之经不论，《大唐内典录》则设“有目阙本”一录，为后人采访之资，是目录学之可贵处。其四，道宣设有“众经举要转读录”，可把一经多译中最优秀的译本推荐给读者。梁启超在指出道宣《大唐内典录》以上优点后夸赞道：“其裨益于读者实不少，著书足以备学者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25)的确，道宣在按学术思想体系类分佛经和从不同角度分析著录佛经方面，造诣是达到了极高的地步。
唐开元十八年(730)，智昇撰《开元释教录》20卷。其分类、著录大旨仿同道宣《大唐内典录》，但在按佛教学术思想体系分类方面，则比其之前诸录都更加细密了。此前，法经、费长房、道宣等，仅以大小乘及经、律、论分类，而智昇《开元释教录》则于大小乘及经、律、论下又加以细分。例如，有译有本录大乘菩萨三藏录下有大乘经菩萨契经藏和大乘论菩萨对法藏、大乘律菩萨调伏藏，其中大乘经下又分般若经新旧译等7个门派；大乘论下又分大乘释经论和大乘集义论等。智昇对类目的进一步细分，适应了佛学发展之需，把佛录按学术思想体系的科学分类法提高了一大步。另外，《开元释教录》的书下注释也比以前任何经录都多且详，有的注释常多达数百字，大有形成提要之势，提高了目录质量。
唐代的佛录著作之多也是空前绝后的。除《大唐内典录》和《开元释教录》之外，尚有玄琬《众经目录》5卷、静泰《唐众经目录》15卷、静迈《古今译经图记》4卷、智昇《续大唐内典录》1卷、《续译经图记》1卷及《开元释教录略出》4卷、明佺《武周众经目录》15卷、圆照《续开元释教录》2卷、《贞元释教录》30卷和恒安《续贞元释教录》1卷等10多种，是自晋以来历代编撰佛录最多的一朝，而且其后之宋、元、明、清诸代也盖没能与之相比。
宋代以后，佛经目录学就没有大的发展了。对此，姚名达曾总结说：“论宗教目录学之盛衰，此时已登峰造极，无可伦比矣。”(26)此论是符合佛经目录学发展实际的。
注释：
①《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②《旧唐书·魏征传》。
③《旧唐书·外戚传》。
④《旧唐书·王方庆传》。
⑤《旧唐书·褚无量传》。
⑥⑨《旧唐书·经籍志序》。
⑦《旧唐书·马怀素传》。
⑧《旧唐书·元行冲传》。
⑩(11)阮孝绪：《七录序》，清抄本。
(12)(13)(14)(26)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
(15)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中华书局1965年版。
(16)(20)(22)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
(17)(18)(19)魏征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
(21)毋煚：《古今书录序》，见《旧唐书·经籍志》。
(23)朱彝尊：《经义考》，浙江书局1897年版。
(24)法经等：《大隋众经目录》，北京刻经处1938年版。
(25)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见《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