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中的“鬼”世界及其思想史意义——丸尾常喜的鲁迅研究新天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新天地论文,思想史论文,意义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竹内好开创的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传统及其发展
以《鲁迅》(1944)和《何谓近代》(1948)为代表作的竹内好一系列研究业绩，开创了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厚重传统。我们知道，一个学术或者思想传统的创建不在于创始者如何建立起完美成熟的逻辑体系和阐释构架，而主要在于他能够呼应历史的要求提出促使人们长久思考的基本命题，以及讨论这些议题的逻辑理路。所谓“基本命题”，一定是可以引起普遍关注却难以得出一致结论的那些困扰人们思想的问题，而在长期的追问、论辩、探索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的就是所谓“学术传统”。如前所述，竹内好观察和解释鲁迅的方法论视角是独特而极具个人性的，同时又呼应了二战前后日本思想史语境中那个困扰了众多知识者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大课题，而随着历史语境和社会发展的变动，他所提出的问题和结论往往容易产生误解和歧义。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鲁迅论不期然地达到了可以将研究对象从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将有关鲁迅的知识转化为思想乃至实践性力量的效果。我觉得，竹内好的鲁迅论与后来学院化的研究者不同，他没有单纯地将自己的观察视野局限于文学的“内部研究”或者相反的“外部研究”，而是力图综合地把握鲁迅并提出总体性的问题。他执著地追寻文学家鲁迅诞生的条件和契机，专注于其“文学的自觉”和“赎罪”意识的关系，表面看来仿佛偏重于文学的内部问题，但由于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自己特别的解释，因此，反而提出了与“外部”的社会历史语境密切关联的诸多课题。归纳起来，竹内好至少提出了以下这样一些有关鲁迅思想和文学的基本命题，成为后来研究者不断生发、展开、突破和完善的学术课题。
一、文学者鲁迅与革命人鲁迅的关系，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二、有关鲁迅“文学的自觉”、“赎罪的文学”或“回心之轴”的问题
三、鲁迅思想内心中的“鬼”之阴影问题
四、从《狂人日记》到《故事新编》的鲁迅作品其艺术成败问题
五、中日现代化之“回心型”与“转向型”，或鲁迅的抵抗精神与亚洲现代性问题
而竹内好《鲁迅》中最受争议同时也是不断刺激和推动后来者思考的，则莫过于“序章”中下面一段所表达的观点：
我还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来表达，如果勉强说的话，就是要把鲁迅的文学置于近似于宗教的原罪意识之上。我觉得，鲁迅身上有这种难以遏制的东西。鲁迅在人们一般所说的作为中国人的意义上，不是宗教的，相反倒是相当非宗教的。“宗教的”这个词很暧昧，我要说的意思是，鲁迅在他的性格气质上所把握到的东西，是非宗教的，甚至是反宗教的，但他把握的方式却是宗教的。……我想像，在鲁迅的根底当中，是否有一种要对什么人赎罪的心情呢？要对什么人去赎罪，恐怕鲁迅自己也不会清晰地意识到，他只是在夜深人静时分，对坐在这个什么人的影子的面前(散文诗《野草》及其他)。这个什么人肯定不是靡菲斯特，中文里所说的“鬼”或许与其很相近。……我想像，在活着的过程中某一个时机里，他想到了因为人得要生存，所以人才得死。这是文学的正觉，而非宗教的谛念，但苦难的激情走到这一步的表达方式，却是宗教的。也就是说，是无法被说明的。①
在此，竹内好用近乎于西田几多郎“绝对矛盾之自我同一”式的哲学方式，将研究对象鲁迅置于宗教性的讨论架构中而提出其“文学的正觉”或“赎罪的心情”问题，同时又从一般中国人缺少宗教性的方面把自己提出的问题消解掉，在这种自相矛盾的叙述中，竹内好强有力地凸现了自己关注的焦点：鲁迅特有的思想精神性格与其文学诞生的秘密。这的确是一个足以让人们长期思考的基本命题，而命题本身的“无法被说明”反而构成了论题的开放性和诱惑力。我们已知，战后日本第一代鲁迅研究者的代表之一丸山升，正是针对竹内好这种过分的“文学主义”倾向和“赎罪文学”、“回心之轴”等概念的暧昧模糊，而努力建立起依据科学实证的方法以追寻“革命人”鲁迅一生思想文学业绩的研究架构。木山英雄则一开始就把《野草》置于鲁迅思想文学的中心，通过彻底的文本解读以探索作家主体建构的逻辑方法，也即作品本身的运动所展现出来的连续性思维背后那个“流动着的哲学”，实际上从思想艺术的结构深层上回答了竹内好所谓鲁迅“文学的自觉”这一根本性问题。而自称是竹内好最忠实之“追随者”的伊藤虎丸，其鲁迅研究更响应时代的变化，逐渐脱离“文学与政治”的认识框架而转移到如何反思战后民主主义的失败教训，重建亚洲式的个人主体性和文学之写实主义传统上来，与此相适应，他倾向于在“鲁迅与西方”和“鲁迅与日本”的关系结构中思考“亚洲现代性”问题。
耻辱与恢复——鲁迅文学生成的契机
值得注意的是，辉煌一时的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到了1980年代以后，其思考主题和阐释架构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随着“政治季节”的终结，将鲁迅作为民族自我反省和思想抵抗的资源予以深度开掘的研究意图与动力渐渐弱化，“去政治化”和学术规范化成为代之而起的发展趋向。丸尾常喜(1937-2008)正是1980年代之后日本鲁迅研究界出现的重要学者，他在与思想史(包括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史)密切结合的文学内部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他大胆提出“阿Quei即阿鬼”的假说，由此开拓出将鲁迅与传统中国土俗世界直接关联起来以阐释其思想文学的一片新天地。他那新颖而厚重的研究在更为科学规范化的学术领域为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传统的深化做出了独自的贡献，因此人们在“竹内鲁迅”、“丸山鲁迅”和“伊藤鲁迅”之后又有了“丸尾鲁迅”的说法，足见其影响力之大。丸尾常喜倾一生的学术精力于鲁迅研究，共留下三部著作：《鲁迅——为鲜花而甘作腐草》(1985)、《鲁迅——“人”与“鬼”的纠葛》(1993)和《鲁迅〈野草〉研究》(1997)，而尤其在后两部主要著作中，已然形成了一个严密而独创的阐释体系。1996年在北京的一次讲演中，他这样概括自己的研究重心和路径：回顾起来，我所研究的关键词汇有两个，一个是“耻”，一个是“鬼”。换句话说，“耻”和“鬼”是我的鲁迅研究的两根主干。②而我们可以认为，丸尾常喜正是通过这两个蕴含丰富的核心概念而构筑起了自己独自的阐释体系的。如果说，从具有文化心理学意味的“耻”意识这一概念出发考察的是鲁迅文学生成的契机问题，那么从宗教民俗学上的“鬼”这一关键词出发探索的则是鲁迅思想文学与中国民间土俗世界的内在关联问题。而这两个领域，尤其后者乃是以往的研究关注较少的方面。
从1977年到1983年，在“作为民族自我批评的鲁迅文学”这一总题目下，丸尾常喜共写作了三篇系列论文，虽然没有形成专著，但其内容基本上吸收到稍后出版的传记《鲁迅——为鲜花而甘作腐草》一书中。③在这三篇系列论文之前，还有一篇题为《“难见真的人！”考——关于解读〈狂人日记〉第十一节末尾的备忘录》(1975)值得注意。该文根据日本关西大学增田文库所藏《呐喊》(1930年，第十四版)结尾处增田涉的眉批“面が合わせられぬ、面目がない”(难以面对，无颜以对)，对鲁迅“难见真的人”一句提出新解：不是难以发现真的人，而是无颜面对真的人。自竹内好以来，日本学者在翻译《狂人日记》时，大都将此句理解为“难以发现的人”、“真人难遇”等，竹内好甚至由此悟出文学家鲁迅的某种根本态度的形成而强调其文学的本质为“赎罪文学”。丸尾常喜则认为增田涉的眉批更为准确，并从“无颜面对真的人”这一理解出发，尝试展开自己以“耻”意识为核心的鲁迅研究新路径。
在三篇论文的第一篇中，丸尾常喜明确表示，他的研究意图在于从鲁迅的生命与文学中时而表现出来的“耻”意识入手，探索“作为民族自我批评的文学”之主客体的内涵。他首先从三个方面界定“耻”意识的含意：一，“耻”是在自身之中兼具“看得见的自己”和“看他人的自己”之意识。“看他人的自己”指人给自己设定的典范，“看得见的自己”则是在典范比照下显示出否定性真相的“现在之自我”，换言之，此乃感觉到与典范相背离的意识。二，“耻”是一种伦理意识，伴随着脸红和出汗等生理症候。三，“耻”意识是否定性的，因此，必然是受到主客体的条件所制约而不断谋求“恢复”或“肯定”的动态意识。同时需要指出，鲁迅的文学生涯是以“耻”意识为重要契机开始的，但不应该把这个“耻”意识确定为鲁迅文学的本质。④显而易见，丸尾常喜的“耻”意识说来自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但为了纠正《菊与刀》过分倚重基督教“罪感文化”而强调东方日本“耻感文化”缺乏主体性的论述偏颇，丸尾常喜坚持“耻”意识中应该包含着摆脱“耻辱”而恢复到先前状态的“肯定性”要素。这一点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如何解释鲁迅文学生成的契机问题。
丸尾常喜认为，从“幻灯事件”到《狂人日记》的诞生也即鲁迅文学的生成过程中，来自个人乃至民族的“耻”意识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或根本的推动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时期，鲁迅遇到了两个令人“耻辱”的事件，即“漏题事件”和“幻灯事件”。竹内好认为“幻灯事件”与鲁迅后来走向文学没有关系，反而是“漏题事件”给其蒙上了严重的“屈辱”感，这种屈辱感是个人性的，它构成了鲁迅“赎罪文学”的根本。丸尾常喜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明确指出：
“幻灯事件”在鲁迅心中唤起的是看到完全丧失“人的尊严”的人们所处的耻辱状态，即甚至不能把被异民族斩首的同胞之“屈辱”当做自己的“屈辱”时，自己所感到的“作为同胞的屈辱”意识。失去了人之生命力的共感，只是一盘相互隔膜的散沙，这种生存状态实在是一种应该感到耻辱的生存状态。作为这些人的同胞，鲁迅不能不感到“耻辱”。可以说，青年鲁迅把打破这种耻辱状态的改革尝试寄托于文学的力量。⑤
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丸尾常喜以三篇系列论文对《呐喊》中的主要小说进行了初步考察。他结合五四时期国民性批判的思想，发现鲁迅一面不断地在自己的内部营造“人类”、“人”、“真的人”这样具有“典范”与“象征”性的形象，一面又把要克服否定性的“耻辱”这一意识当作确立其文学出发点的重要契机。作为鲁迅文学起点的《狂人日记》，其第十二节末尾“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一句，正表现了“吃人”一方对“真的人”感到“耻辱”的意识。在此，狂人的所谓“觉醒”也便意味着对“耻辱”的自觉，而“救救孩子”则是这一“耻辱感”像弹簧一样以其恢复为目标而发出的呐喊，表明了作者自身矢志不渝的决心与对民族的希冀。深入分析还可以发现，狂人对于“吃人”的感觉，从莫名其妙的“恐怖”到“呕吐”——作为兄弟的耻辱，再到自己感到“羞耻”，包含三个层次且有一个逐步深化开来的过程。丸尾常喜强调，注意到这三层结构的存在，对理解鲁迅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阶段的创作，十分重要。它将直接关系到我们对鲁迅“耻辱”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之性质和内涵的理解。如果说《狂人日记》的耻辱感来自对“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之发现，那么作为《阿Q正传》之出发点的耻辱感则基于对邹容所谓“一部大奴隶史”的认识。两篇小说在“耻辱”感上有微妙的差异，这差异导致后者发现了支撑和维持汉民族“一部大奴隶史”的元凶在于“精神胜利法”。就是说，鲁迅身上的“耻”意识不仅仅是个人的，它同时更是历史的和民族的，而且有着从否定性向肯定性变化的多层次性。也因此才得以成为其文学生成的真正契机和动力。⑥
丸尾常喜当初计划写作五篇系列论文，试图将“耻”意识这一研究视角贯穿到包括《彷徨》在内的鲁迅小说全体。但后两篇并没有完成，其预设的思路则是在时隔十多年之后的《〈野草〉研究》一书中得以延续下来。我感觉，中断的原因在于丸尾常喜又找到了新的研究视角和阐释架构，这便是以“鬼”为核心概念来考察鲁迅思想文学与中国传统民间土俗世界的内在关联。那么，如何评价上述丸尾常喜以“耻”为关键词而展开的鲁迅研究呢？我以为，由于有意识地引进了文化心理学的视角并对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概念有所匡正，丸尾常喜对日本学者历来重视的鲁迅文学之诞生契机的分析，有了新的开掘。特别是对鲁迅“耻辱”感三层结构的分析和“耻辱”意识包含个人的历史的和民族的要素等观点，都有新义。然而，我们也应该客观地指出，这些研究依然带有明显的竹内好影响的痕迹，其论述领域或者观察的视野也没有完全超出伊藤虎丸“狂人”的康复乃作家回归社会之记录的阐释架构。丸尾常喜真正的创造性研究和影响力，还是在以“鬼”为核心概念构筑起来的全新的鲁迅小说阐释架构方面。
“人”与“鬼”的纠葛——鲁迅文学的结构及其民俗背景
我从总体上把丸尾常喜的鲁迅论概括为“与思想史(包括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史)密切结合的文学内部研究”。这一方面是要将其与竹内好、伊藤虎丸等注重思想评论的鲁迅研究，以及北冈正子以材料考据和比较研究为重心而重视“外部”关系的实证方法区别开来，同时也是借用1960年代美国新批评派这个“内部研究”概念，强调丸尾常喜不同与今天盛行的更为技术性的“文本分析”。以鲁迅小说文本为中心，通过作家自身的思想言行来解释其创作，同时参照宗教学、民俗学和社会思想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以阐释鲁迅文学的内在结构和思想艺术特征。可以说，这是与过去那种将思想与文学、时代与作家作品机械二分的社会历史批评不尽相同，更重视在文学文本层面上高度综合了思想艺术诸多要素的“内部研究”。丸尾常喜自己将这个方法称之为“训诂”即接近于传统的“注疏之学”，或曰“透过鲁迅来了解鲁迅的方法”。⑦
鲁迅的作品作为文学具有强烈地吸引我的一种魅力。为这种魅力所吸引反复阅读其作品后，使我对鲁迅的学问和思想乃至作为“人”的鲁迅本身产生深深的信赖感。鲁迅文学中洋溢着一种诚实性，或称其为责任感亦可。即使言论上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如果按时间线索加以整理分析，我们总会发现他身上变化的必然性和贯穿于这种变化中的作为人之坚实的责任感。
我感觉，上述这种对鲁迅的信赖培育了我对鲁迅所描绘出来的中国像的信赖感。当然，我也试图要把鲁迅及其文学、乃至他所描绘的中国像相对化。只是由于自己才学实力的不足，充其量只能将鲁迅作品所表现的事象还原到他所生活的历史时空中，以深化自己对这些事象之历史、社会、宗教、民俗上的意义之理解，由此，加深对鲁迅的文学和中国像的认识。如果采用传统的说法，则可以称之为注疏之学。遗憾的是，从根本上将鲁迅所描绘的中国像相对化，准确地照射出其真实性和偏颇之处，这样的工作我还远远没有做到。⑧
以中国传统“鬼”的观念及其民俗谱系来考察鲁迅小说所呈现出的中国人之“欠缺状态”(不健全状态)以及由此构成的鲁迅思想和文学的内在结构和特征，乃是《“人”与“鬼”的纠葛》一书的主题。丸尾常喜认为，在传统中国人的宗教观念中，人死后都要变成鬼。世间有灵魂这样一种东西存在，如果说人是灵魂在阳间的存在形式，那么鬼则是灵魂在阴间的存在形式。至于鬼本身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得到子孙祭祀的鬼，为了回报子孙供养，这种鬼要保佑阳间的子孙生活，因此具有与神相近的品格。另一种是没有后嗣而无以得到供养，在阴间过着悲惨生活或者生前遭到横死的所谓“孤魂野鬼”。这些孤魂野鬼出没于阴阳两界之间，常常给人家带来疾病和灾祸，所以，为了镇抚他们需要举行各种仪式。比起得到子孙祭祀的鬼来，孤魂野鬼更具有“鬼”的特征也更像真的鬼。这两种“鬼”可以称之为宗教民俗性的“鬼”。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表示“人”的阙如状态和民族遗传劣根性的象征影像之鬼，即国民性之鬼。鲁迅凭其敏锐的感觉，时常捕捉到事实上无数“鬼”在现实中跳梁、呻吟的情状。而鲁迅本身也常常看到附着在自己身上的种种“鬼”影。⑨这或者可以称之为“传统的鬼魂”吧。丸尾常喜强调，鲁迅的一生就是在不断探求由“鬼”变成“真的人”的翻身之路与自身生命价值得以实现的途径。
具体到鲁迅的故家绍兴，上述形成于中国传统晚期社会的鬼魂观念则浓重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祭祀习俗，乃至传统的民间戏剧艺术中，可以说凡举扫墓、年终祝福、结婚生育等祭祀习俗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上述鬼魂观念有关。丸尾常喜注意到，周家的祭礼基本上沿袭“儒礼”，但也明显地受到佛道和民间信仰的影响。而绍兴地方的“目连戏”则是中国民间社会有关“鬼”的信仰和生死观的艺术化，其中凝缩了“人”与“鬼”阴阳两界相互渗透彼此通连这样一种传统社会的姿态。鲁迅从小耳濡目染，自然地接触到绍兴地区祖先祭礼中的习俗，终生喜爱那以阴间的鬼魂形象表达苦难现世之拯救欲望的“女吊”、“无常”为戏剧人物的目连戏。他不仅是这种民间戏剧的重要挖掘者和介绍者，其小说创作更接受了来自目连戏的深厚影响。
确认了鲁迅儿时从祭祖习俗和民间戏剧接触到中国传统社会鬼魂观念的事实之后，《“人”与“鬼”的纠葛》一书中便透过“国民性之鬼”和“民俗之鬼”两条线索对鲁迅小说文本展开了综合分析。它不仅涉及鲁迅的思想，更带动起对其独特艺术结构和叙述方法的全新理解来。丸尾常喜选择了《孔乙己》、《阿Q正传》和《祝福》三篇为个案分析的典型，其中，尤以对《阿Q正传》的考察最为深刻精彩。为了阐明民俗上“鬼”的世界及其观念对小说的决定性作用，丸尾常喜首先高调提出“阿Q”的“Q”到底指涉什么这一历来众说纷纭的问题，并给出自己的假设判断：“阿Quei”即“阿鬼”。他认为，《阿Q正传》的叙述方法极具冒险性，其冒险的关键在于对“阿Quei”这个主要人物的设定上。将作品主人公命名为“阿Quei”，不仅在作品构思而且在创作过程的展开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细读小说的“序”，可以判明鲁迅试图在作品中将形式上的传统章回体与思想上的寻找“国民之魂”两者结合起来，而对阿Quei这个人物的选择亦基于上述考虑。那么，说“阿Q uei”即“阿鬼”，其灵感来自何处呢？丸尾常喜说，就在于小说“序”中“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一句。
众所周知，这句话出自《阿Q正传》开头的第一段，意在说明作者要为阿Q做正传历时已久，几经犹豫之后终于下笔，大有鬼使神差不得不写的味道。丸尾常喜认为，此句中的“思想”未必是指一个人体系化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很可能是表示脑海中的“印象”、“影子”而接近于“想像”的意思。如此，我们则可以理解为“仿佛脑子里有鬼的影子时隐时现”，它和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所言“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一句相重合。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鲁迅此句话在表明执笔的动机——作者脑子里有不曾离去的“鬼”影存在——的同时，也正告诉人们这篇作品试图通过为“鬼”做传而将存在于脑海中不甚明晰的幽暗中的“鬼”影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结合五四以来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思想立场来考虑，我们则可以认为作者透过阿Q要画出“国民之魂”，其常说的“死鬼”即意味着国民性的病根，或者规定着当下国民性格的过去之遗传因子。而一旦将主人公称为“阿鬼”，则在这个人物身上必然带上民俗性的“鬼”影，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规定着祖先祭祀和年中礼俗、成为人们幸福观和生死观基础、活跃于传统小说和民间演剧中的“鬼”之观念与形象。于是，丸尾常喜得出结论：阿Q乃是国民性之鬼与民俗之鬼深有意味的结合，由此使作品实现了对植根于中国“历史”与“民俗”之上的小说宏大世界的创造。⑩
随着丸尾常喜绵密娴熟的文本分析之法的展开，我们得以看到阿Q身上及其周围的种种“鬼之生态”。《阿Q正传》前三章多显示出主人公身上背负的“国民性之鬼”的一面，如麻木冷酷、精神胜利法、等级观念。而更有意味的是，在阿Q完成了国民性批判的使命之后，作者开始注意这个人物的生存(生计)与精神的状态，于此，一步步显露出孤魂野鬼的性格特征。1、阿Q的栖身之地为土地庙——土谷祠，这正与“阿鬼”身份和性质相合；2、由于自己的秃头，谈光亮成为阿Q的禁忌之一，这也符合鬼见不得阳间之光亮的性格；3、从阿Q流浪的生活形态看，如果说“女吊”属于孤魂，那么阿Q正可以称之为“野鬼”；4、而阿Q经常的工作是捣米，这又和饿鬼传奇相重叠；5、向吴妈求婚“事件”后，阿Q似乎真的成了居无定所的“孤魂野鬼”；6、照壁前阿Q和小D的扭打，构成一幅绝妙的鬼与小鬼滑稽而沉痛的生存画面，由此可见《阿Q正传》这部作品其思想与结构手法的明晰构图；7、求婚“事件”之后，阿Q开始“求食”的征程，鲁迅曾引《左传》“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却有意隐去前半句“鬼尤求食”，似刻意暗示“鬼尤求食”与“阿鬼求食”的重合；8、阿Q求食而不期然来到静修庵，这在小说结构上显然是对“目连戏”的摹拟，阿Q下意识地在求“团圆”和“子嗣”；9、小说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讲阿Q从城里逃回末庄，村人都“敬而远之”，正说明他们是把阿Q视为“鬼”的；10、而革命党“中华自由党”的徽章其“驱鬼避邪”之银桃子的构图，正与不被允许革命的阿Q之鬼影相关联；11、到了最后的“大团圆”时刻，阿Q接过画押的笔，吃惊得几乎“魂飞魄散”，正暗合了“鬼”恐惧“文字”的说法，而“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的“旋风”，则作为“鬼风”预示着阿Q的灵魂将出壳而变成真正的“鬼”。……
实际上，不仅仅在小说主人公身上可见其种种“鬼之生态”，《阿Q正传》整体的叙述结构，亦有与作为中国传统“鬼戏”之起源的“幽魂超度剧”的同构性，即由叙述“鬼”的一生、审判、团圆这三个组成部分构成。丸尾常喜注意到，审判阿Q的庭审场面十分怪异，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两面站着十几个长衫人物，他们或者满头精光或者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这与其说是对辛亥革命后共和制下法庭的如实描写，不如说更接近于镇抚“幽鬼冤魂”的“超幽建醮”仪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阿Q正传》采取的正是作为中国审判剧起源的“鬼戏”之叙述结构，作者似乎要通过这种结构去追溯一个“冤魂”的灵魂，并使之显现于光天化日之下。总之，可以说“奴隶精神”之体现者阿Q因其雇农的身份所获得的作品生命力，同时也即鲁迅将“国民性之鬼”和“民俗之鬼”合二为一而产生的不朽生命力。(11)鲁迅曾希望自己的《阿Q正传》“速朽”，然而阿Q这一“鬼魂”的二重性却使这部作品具有了超时代的不朽性。
鲁迅“鬼”世界研究的学术与思想史意义
丸尾常喜提出的“阿Quei即阿鬼”假说，恐怕终归是学术上的“假说”而已。不过，这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域并构筑起自己独特的阐释架构：鲁迅的思想文学中始终有各种“鬼”影在闪动，作为一个象征性的隐喻，这个“鬼”既意味着鲁迅时常自觉到的传统因袭之“鬼魂”，更象征着“国民性之鬼”和“民俗之鬼”纠结在一起而形成的黑暗世界之存在。它是鲁迅思想文学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是这种批判力量的源泉之一。而鲁迅的小说艺术中则迷漫着一个由黑暗的“鬼”所构成的传承久远的土俗民间世界。从这样的视角观察过去，我们不但可以发现鲁迅那幽默怪诞的独特性格之来源，获得对其小说艺术的崭新理解，更可以找到他得以超越现代性的世界结构和话语体系而始终保持其思想批判性的奥妙——不断从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特别是民间土俗观念乃至信仰中提取解构现代性观念的超越性力量。
丸尾常喜杰出的研究成果，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日两国此前较少注意鲁迅与中国传统土俗世界之关联的偏颇局面，具有重要的学术史和思想史意义。我们已知，对于鲁迅思想艺术中的“鬼”问题或者对其与中国民间土俗传统之关联的考察，在日本战后鲁迅研究史上是有一个大致的谱系可以追询的。最早提到这个问题的是竹内好，他在《鲁迅》一书中认为，隐含于《狂人日记》背后的是一种“忏悔的文学”或曰“赎罪文学”。不过，鲁迅在反思时所面对的不是西欧的恶魔(靡菲斯特)，而是中国的“鬼”。木山英雄则注意到：“鲁迅和周作人当然都不是鬼的迷信者，但在他们那里，至少是我们难知难解的部分里，似总有鬼的感觉在‘作祟’。如有人所言，以鬼之亡灵特性来面对死者乃至无数死者堆积起来的历史，在那样的感觉中就有鬼的存在，且历史感总能即刻与现实感联系起来。”(12)然而，这些观点主要指涉的还是观念思想或者历史感觉层面上的“鬼”，且比较抽象而简单。丸尾常喜自然受到了他们的启发，却能在此基础上将思考的视野伸向更为久远阔大的中国传统民间世界——祭礼信仰与土俗艺术，从中发现鲁迅与其在思想文学上的内在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突破。
实际上，早在丸尾常喜之前，美国学者夏济安也曾指出鲁迅作品中的黑暗面问题，包括其小说世界追求恐怖、幽默和得救的倾向与绍兴地方的“目连戏”类似的问题：“在鲁迅看来，被拯救的母亲就是他的祖国，她的儿子必须承担并洗清她的耻辱和罪恶。在通往地狱的途中，他可以是一个绿林好汉，也可以是一个尼采式的超人，也可以是一个佛教的圣者。村民和庄稼汉演出这些戏剧的片段时具有一种质朴的魅力和可笑的单纯。这使它们非常适合于鲁迅小说的世界。”(13)在中国，王瑶大概是最早注意到《故事新编》有意识采用了“目连戏”演出形态的学者。(14)到了丸尾常喜出版《“人”与“鬼”的纠葛》的前后，青年学者汪晖也注意到鲁迅思想文学中“鬼”世界的存在。他认为这个激进的民间世界其逻辑与现代性的现实世界相悖，给鲁迅带来独特有力的批判性：鲁迅的世界具有深刻的幽默怪诞的性质，它的渊源之一，就是那个在乡村的节日舞台上，在民间的传说和故事里的明艳的“鬼”世界。“鬼”世界的激进性表现为它所固有的民间性、非正统性、非官方性：生活、思想和世界观里的一切成规定论、一切庄严与永恒、一切被规划了的秩序都与之格格不入。(15)就是说，与夏济安、丸尾常喜略有不同，汪晖更注意挖掘鲁迅“鬼”世界的积极意义。他强调“鬼”世界背后更有一个“亡魂意识”存在，使鲁迅得以超越自我和现代，在个人和现代性之外获得更为辽阔和久远的时空——土俗民间的世界。正是这种黑暗中的光芒让人们看到在鲁迅的文学世界中有某种源自大地的“向不超越”的启示。(16)
丸尾常喜的鲁迅研究自然受到了竹内好、木山英雄、夏济安、王瑶等先行者的启发，同时他以“阿Quei即阿鬼”的假说为轴心所开拓的阐释鲁迅文学思想的新视野新架构，也刺激了他同时代的中日两国学者。汪晖自然十分关注丸尾常喜的研究，二人之间亦有直接的交流。而最近木山英雄在高度评价丸尾常喜的研究成就时更透露了一个信息，晚年的伊藤虎丸受到启发，也意识到了鲁迅思想“向下超越”的特征：
……不单是“阿Q=鬼”说的提出，丸尾先生直接将鲁迅与“鬼”的礼俗关系主题化而加以彻底的解读，我们都认为其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意义于其内部和外部都在不断增大，难道不是如此嘛。总之，将阿Q直接视为“鬼”，正是这样思考之时突然一个丰饶的世界展现开来，这恐怕是确切无疑的。《鲁迅——“人”与“鬼”的葛藤》这部著作，甚至论及到《阿Q正传》的故事结构而对“阿鬼”说给出了有说服力的论证，的确显示了格外的精彩，他这些工作的独创性无庸质疑。
再讲一点感想，关于他所言的“鬼”之两义性。即，从“国民性之鬼”和“民俗之鬼”两个方面来观察“鬼”的问题。一方面是认真接受所谓国民性之民族心理遗传这种来历有些可疑的西方学说而对现实坚持执著的因袭批判，另一方面又是无可质疑地具有民族独自性。对于鲁迅这个关键之处，丸尾先生的“鬼”之两义性说法自然有其巧妙或者崭新的魅力。所谓崭新，是说它是最终落脚在与观念层面不同的民族文化之深沉堆积中而血肉化的某种东西……晚年的伊藤虎丸曾受他这些研究的触发，而想到鲁迅思想的“向下超越”问题。这种说法有点儿怪异，不过也正是作为始终关怀思想之超越性契机的这位基督徒长年醉心于非宗教的鲁迅才会给出这样的解释。至于我呢，不知如何理解鲁迅之国民性批判的批判逻辑，而试图给以寡妇姿态出现的生活之实体命名为“绝对无权力状态”，当看到丸尾先生的“鬼”说照见了深深地被浸透在民间乃至土俗之生死世界里的鲁迅之存在，自然感到有意思。(17)
木山英雄在另外的文章中甚至认为：“在伊藤的最后独自的这种思考中反映着我们所达到的一定共识。我想丸山升和丸尾常喜大概也会同意这一点。”(18)
正如伊藤虎丸受到触发而想到“向下超越”的问题，或者如汪晖进而关注到鲁迅“鬼”世界的积极意义那样，丸尾常喜杰出的鲁迅研究成就足以为21世纪的我们重新挖掘鲁迅思想文学的价值意义提供新的思考空间和可能性。比如，对20世纪的现代性反思与鲁迅思想的批判性问题。从并没有放弃人之普遍解放这一点上讲，鲁迅乃是一个彻底的现代主义者。但同时他从早期开始就一直对西方现代文明特别是以工业化和启蒙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文化，包括战争与形形色色的革命表示出不断的怀疑和批判。这种在对革命提出怀疑的同时追求“永远的革命”、在“向下超越”获得来自土俗民间世界的批判视角同时又不放弃人之普遍解放目标的悖论式思想立场，不正足以为我们思考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问题提供重要的思想参考吗。如果我们沿着丸尾常喜的思考路径继续推进，鲁迅思想的反现代之现代性，或者是一个更有魅力的课题也说不定。
注释：
①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9页。
②⑤⑨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秦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0、347、362页。
③分别发表于《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25卷第2号(1977)、第26卷第2号(1978)和第31卷第2号(1983)，并收入中文版《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④参见丸尾常喜《从“耻辱”启程的契机——作为民族自我批判的鲁迅文学之一》，载《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25卷第2号(1977)。
⑥以上参见丸尾常喜《“耻辱”的形象——作为民族自我批评的鲁迅文学之二》，载《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26卷第2号(1978)。
⑦丸尾常喜：《鲁迅〈野草〉研究》，汲古书院1997年版，第457页。
⑧⑩(11)《鲁迅——“人”与“鬼”的纠葛》，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329～330、143、205页。
(12)木山英雄：《略以夸张之言谈鬼》，载《中国古典文学月报》第43期，东京：1971。
(13)夏济安：《黑暗的闸门》，1968年作，参见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页。
(14)王瑶：《鲁迅〈故事新编〉散论》，载《鲁迅研究》1982年第6期。
(15)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0页。
(16)参见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56页。
(17)《纪念丸尾常喜君》，载东京大学中国语中国文学科同窗会杂志《公孙树人》第9号，东京：2009年11月。
(18)木山英雄：《也算经验——从竹内好到“鲁迅研究会”》，载《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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