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基本条件的三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基本条件论文,未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经济增长近年来持续放缓，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第二季度起开始下降，2012年第一季度跌破8%，2015年第三季度跌破7%。随之而来的是对我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的各种原因的解读，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某些影响不小的观点也有与事实不符或以偏概全之嫌，有必要加以澄清。 一、人口增长率下降是否必然会使经济增长率下降？ 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得益于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但由于近些年来人口增长率，特别是劳动人口增长率出现下降趋势，学界出现“人口红利消失”的说法。持此种说法者认为，过去二三十年间，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因而经济剩余和储蓄率较高，形成了所谓的“人口红利”，经济得以高速增长，而目前我国人口增长率下降和老龄化造成“人口红利”消失，将会使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失去一个重要的保障。这种貌似合理的说法，在许多报纸和媒体上已经讲了很多年，似乎已经形成关于我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原因的一种“共识”。但是，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并不仅靠劳动力投入的不断增加，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依靠劳动效率的提升。从1991年至2010年，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始终高于7%。特别是自2001年代以来的大多数年份，年增长速度都在8%以上，最高甚至达到了14%(详见图1)。为了明确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数量增加对过去20年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根据我们的计算，在1991-2010年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贡献远高于劳动力。特别是自2006年以来，劳动力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4%。①这使我们想到尼古拉斯·卡尔多和西蒙·库兹涅茨这两位对经济增长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他们在各自总结出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典型化或特征性的事实中，都将“人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列在首位。卡尔多对这个事实的表述是“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且并不趋于下降”。②库兹涅茨的说法是“人均产出和人口增长率都高，且人均产出增长率更高”。③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普遍规律的反映。在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所起的巨大作用，是对卡尔多和库兹涅茨所揭示的这个规律的证明。
图1 中国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将过去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所谓“人口红利”，如果不能说是错误的，也是非常片面的看法。事实上，过去二三十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固然与人口的快速增长有关，但主要是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大量农业劳动者转移到高人均产值即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的结果。换言之，这种增长的基础和主要动力都主要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保持在十分低下的状态，其产出除了养活劳动者本人外所余非常有限，就不会有足够的储蓄用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投资，劳动人口也就不可能大量转入高生产率的现代工业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为提高总产量而向传统农业领域不断增大劳动力投入，结果只能是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持续下降。与这种下降相伴随的，是经济的缓慢增长以至最终陷入停滞，而不可能是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可见，所谓“人口红利”其实是“劳动生产率红利”。 显然，只要劳动生产率仍然保持较高的提升速度，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就能够以较高的速度持续下去。假定从2010年到2030年我国GDP翻两番，用2020和2030两年的目标GDP除以当年就业人口，即可得出这两个时间点上的劳动生产率(劳均GDP)。根据翻两番的假定，2020年和2030年的GDP按2010年价格计算将分别达到803 025.6亿元和160 6051.2亿元，到这两个年份劳动生产率应该达到106 444.2元/人和231 840.1元/人，④与2010年的52 757.7元/人相比，2020年和2030年需分别提高1.02倍和3.39倍。⑤由此可知，如果未来20年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不低于1991-2010年的平均水平，即在8%以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会使我国经济增速低于7%。
图2 劳动力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数据来源：图中劳动生产率数据系以201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GDP除以劳动力数量得到的，劳动力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二、我国的投资率是否应当大幅度降低？ 近些年，学界和舆论界不少人把我国当前的经济困难归结为投资率过高，一时间要求投资率降低甚至是大幅度降低的呼声很高。那么，我们的投资率是不是应该大幅下降？应当降到多少才算合理？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我们的资金供给情况怎么样，能不能为我们的投资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就国内储蓄而言，根据对构成国内总储蓄的住户(居民)、政府和企业三个部门未来储蓄变化情况的分析和测算，我们估计2020年总储蓄率为47%，较2010年的最高值下降4.8个百分点，2030年总储蓄率将进一步下降到42%。⑥不过尽管未来总储蓄率会下降，但仍在世界各国中处于领先地位。不仅比目前美、德、日等老牌发达国家高出约20个百分点，而且比韩国这样的新兴发达国家高出十几个百分点。比阿根廷这样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要高出1倍。较高的储蓄率过去是我们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今后仍然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重要保证。 当然，长期维持2008年后作为反危机举措的高投资率(48%左右)肯定是不可行的，但是否就应该像一些有影响力的国外和国内研究机构所说的那样，我国的投资率应该在短期内下降到40%以下呢？⑦我们的看法是否定的，因为显然没有理由将储蓄率压低到预期的储蓄率之下。应该看到，过高的投资率固然不可取，但低投资率也会导致经济停滞的灾难。世界上经济业绩较差的国家，无论是陷入“贫困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普遍具有低投资率的特征。相反，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经济体，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都是以投资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保持持续上升势头，然后稳定在适当水平为特征的。 对于投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钱纳里模型”做了一个经典的刻画⑧：在各国工业化过程中以及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城市化进程中，投资率都会呈现一个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稳定的“马鞍形”变化轨迹。“钱纳里模型”依据20个国家长达20年的数据(主要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数据)得出不同发展阶段的最优投资率。⑨我们利用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将时间跨度扩展到42年(1960-2011年)，对91个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投资率的实际值进行了测算，绘制出随人均GDP(按1964年美元价计算)变化的“马鞍形曲线”，进一步验证了钱纳里的理论。在此基础上我们挑出17个已步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经济体，寻找出它们的投资率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由上升转为下降的转折点。我们发现尽管各国情况差异较大，但在这17个国家中，有12个国家的投资率转折发生在高于按91个国家平均计算的2400美元的人均GDP水平上，其中美国的投资率转折点更是高达4940美元(见表1)。如果我国从2010年至2030年实际GDP年均增长7.2%，顺利实现翻番目标(2030年GDP约为2010年的4倍)，那么，按1964年美元不变价计算，2020年我国人均GDP约为1242.1美元，2030年约为2425.3美元。对照上述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在2030年之前，我国投资率到达由升转降转折点的可能性不大。
根据前面的分析，按照2030年之前我国的人均GDP水平，目前我国的投资率变动还处在“马鞍形”曲线的上升段。如果在短期内将投资率强行压到40%以下，将导致投资需求严重不足，使我国经济增速大幅下降，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合理的做法是剔除受全球经济危机冲击的时期即2009-2013年(其间投资率在48%左右)，将之前的2003-2007年正常发展状态下的投资率看作是确定我国未来中长期投资率变动趋势的参照。据此，可以假设，在42%这个正常投资率基础上，到2020年，投资率可再增加一个百分点，达到43%。如果我国的投资率转折点在按上述91个国家计算的2400美元人均GDP平均水平上发生，转折点的时间可能是2030年，那么投资率较2020年还要增加一个百分点，为44%。 主张我国投资率应该大幅下降的一个理由是我国的投资率过高，浪费严重，投资效率极低。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是值得商榷的。国民经济的宏观投资效率，即固定资本的增加对GDP增长的贡献，可以用资本边际生产率(ICOR)来衡量。⑩根据定义，ICOR越高，单位GDP增加量所需固定资本越多，即投资效益越低。在用ICOR来衡量宏观投资效率时，应当注意产业结构的影响。A.H.Studenmund指出，资本密集产业比重较高的国家，ICOR普遍较高。(11)Radelet和Sachs也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正处在快速资本深化时期或处于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大量投入的时期，很容易出现ICOR指标提高的情况，但这并不表明投资因不经济的利用而效率下降。(12)我们计算了1980年至2013年我国的ICOR指标，绘出图3。从该图可以看出，从1990年以来，我国的投资效率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都大幅下滑，这显然是反危机强刺激措施的结果。如果剔除与两次危机对应的ICOR峰值，在1990年至1996年的正常发展时期，ICOR数值一直低于3，而且多数年份低于2；在亚洲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危机之间的另一个正常发展时期，即2001-2008年，ICOR数值都低于4，其中从投资率超过40%的2004年到全球经济危机开始的2008年，ICOR数值持续低于3。在这两个正常发展时期，随着投资率的提高，ICOR数值有所上升，但幅度不大，并未造成什么严重不利后果。相反，这两个时期都是以较低通胀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为特征的。这两个正常发展时期，也正是我国的产业结构快速升级、资本密集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推进的时期。这两个时期之间ICOR数值的有限上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良性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能用投资因不经济的利用而效率下降来解释。
图3 我国宏观投资效率 如果将我国的ICOR指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详见表2)，可以发现，我国宏观投资效率处于较高水平(ICOR指标较低)。较大的投资规模加上投资的较高效率，是推动我国过去20年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今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我国某些部门和行业目前存在的产能过剩，确实存在去产能的问题。但是，对目前的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应当有全面的认识。与这些过剩产能相关的过去的投资决策，是根据当时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状况做出的，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是合理和必要的，是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所谓产能过剩，是相对于现在发生的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国际经济的萧条状态而言的过剩，并不是生来就过剩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商业周期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发展经过一段繁荣之后，总是会有产能过剩的问题出现，总会发生范围或大或小的“去产能”过程，出现过去投资形成的某些固定资产的“湮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投资应当大幅度减少。相反，要尽快实现转型升级(这意味着开辟许多新的投资领域)，帮助一些仍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渡过难关，避免“去产能”导致失业过度增加和资本的不必要的毁灭。遏制经济的持续下滑，投资就必须保持足够的力度。
三、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是不是变弱了？ 影响国外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出口产品的价格，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成本。过去较长时间内，廉价的劳动力是支撑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的主要支柱。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减缓，劳动力成本呈现上升趋势。一些国外学者据此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即将被印度和越南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取代。(13)这种判断如果成立，中国产品的外部市场必将日益缩小，经济增长的需求条件将恶化。但是，这种看法事实上是不成立的。 1978-2012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实际工资一直处于上涨态势，尤其是1998年之后，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实际工资呈现接近和超过两位数的增长(2012年除外)。但这并不能成为我国国际竞争力变弱的证据，因为考察国际竞争力不仅要看一国工资的绝对水平，还要看一国工资在国际上的相对水平，也就是要进行工资水平的国际比较。我们收集了近20年出口额加起来一直占世界出口总额60%～70%的27个OECD国家2000年之后的平均工资数据，与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实际平均工资水平进行比较。在2000-2011年12年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346%，显著高于27个OECD主要国家的增幅(实际平均工资的增幅为7%～189%)。但是，截至2011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实际平均工资水平仍显著低于27个OECD主要国家，仅为美国的12%、日本的10%、韩国的25%(见表3)。也就是说，虽然近年来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实际工资快速上涨，但与世界主要出口国家相比，我国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非常明显，而且这种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保持下去。
在作为我国潜在竞争对手的部分非OECD国家中，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目前实际平均工资明显高于我国，但增长速度较低；俄罗斯目前实际平均工资水平也高于我国，且增长速度较高。至于亚洲国家，除了马来西亚外，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的实际平均工资均明显低于我国，其中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的工资水平尤其低。如果仅就实际工资水平而言，这些国家对我国来说是有一定竞争优势的(见表4)。
但是，在比较劳动力成本优势时，不仅要看劳动报酬水平，还要考虑劳动生产率。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观点，单位劳动成本(ULC)即平均劳动报酬对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是能够更为精确地反映一个产业或国家的成本优势的指标。2000-2011年的12年间，我国的单位劳动成本由0.243增至0.436，年均增长6.7%，增速与27个OECD主要国家相比属于较低水平，而且就2011年的数据来看，中国单位劳动成本仅高于爱沙尼亚，略低于波兰和斯洛伐克两国，较其他发达国家仍有明显差距，仅为美国的58%、日本的40%、韩国的72%(见表5)。
与南非、墨西哥、俄罗斯、巴西四国相比，我国劳动力成本仅高于墨西哥一个国家，与其他三个国家存在明显差距，仅相当于南非的30.2%、俄罗斯的91.3%、巴西的55.6%。与工资水平相对低廉的前述亚洲六国相比，我国单位劳动力成本略高于马来西亚，而明显高于其他五个国家(见表6)。从长远看，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可能会失去单位劳动成本的优势。不过，由于这些国家中的多数在基础设施、劳动生产率、资本存量、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管理水平和其他社会条件等方面，与我国的较大差距很难在较短时间内消除，同时，考虑到我国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前景，它们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在单位劳动成本方面形成对我国的优势，虽然可以说是一种不能排除的可能性，但无疑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的过程。2014年5月25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将保持制造业霸主地位》的文章，得出了与我们的结论类似的看法：“所谓劳动密集型生产商将离开中国寻找廉价目的地的说法，是夸大其辞。通过对众多新兴经济体2013-2018年劳动生产率同工资上升的对比预测，我们发现，鲜有(投资)目的地会比中国更具成本竞争力，且没有任何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增幅会超过中国。”事实上，近两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也验证了这种的判断，2014中国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达1195.6亿美元，创下历年新高。2015年前11个月中国利用外资直接投资总额已达1140.4亿美元，同比增长7.9%。
此外，还应看到，近20年来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产品出口在全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而附加值较高的资本密集型高端制造业产品的比重正在逐步提高(见表7)。1995年我国五类典型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达到了37.95%，而典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仅为24.51%。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五类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达到了25.68%，而同期典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至45.89%，此时我国的国际贸易已告别了“卖数亿件衬衣买一架飞机”的时代。2013年，贸易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加深，五类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降至18.80%，而同期典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进一步上升至51.00%。可见，目前我国出口贸易中，典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已成为主要支撑。虽然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我国出口贸易仍然重要，但其比重却大幅下滑，比1995年下降了19.15个百分点。今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我国出口中所占比重还会下降。因此，从出口结构来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出口的冲击是比较有限的。这也提醒我们，在国际贸易中，低收入国家与我国并不在同一个竞争层次，一些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低收入国家转移也是正常的，并不会挤占我国出口在世界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
由以上分析可见，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当前没有下降，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下降。近年来我国出口形势不好，原因并不是我们的竞争力出了问题，而主要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引发的全球需求疲软所致。虽然2015年我国出口首次出现年度下降，但仍然好于全球平均水平。2015年1至11月，全球出口下降11.5%，而我国为2.8%。同时，我国在发达经济体中所占市场份额保持稳定，在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分别为18%、6%、9%和23%。在新兴国家市场中，我国的市场份额则是上升的。在韩国的份额由2014年的20%上升到23%，在印度由13%上升到16%，在泰国从17%上升到20%，在巴西从15%上升到17%。在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尼日利亚，我国的市场份额也从31%上升至34%。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仍然强劲。 ①计算方法为：设Y为生产总值，L为劳动力数量，A为劳动生产率，则： Y=L×A 对上式进行全微分得到： ΔY≈ΔL×A+L×ΔA 调整上式有： ΔY/Y≈(ΔL×A)/Y+(L×ΔA)/Y 其中，ΔY/Y为总产出增长率，(ΔL×A)/Y为劳动力增长对总产出增长率的贡献，(L×ΔA)/Y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 ②Kaldor,N.,"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in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b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London:Macmillan,1963. ③Kuznets,Simon,"Modern Economic Growth:Findings and Reflection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3,no.3(1973),pp.247-258. ④2020年和2030年就业人数并不等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我们假设这两个年份的劳动参与率与2010年一样，这样就可以求出2020年和2030年的就业人数，分别为75440.94万人和69274.05万人。 ⑤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年龄人口并不完全相等，还涉及劳动参与率，我们在预测时，假设劳动参与率保持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 ⑥林岗、王裕雄、吴崇宇、杨巨：《2010-2030年中国经济增长基本条件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 ⑦例如，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认为，我国的投资率2016-2020年应下降到38%，2021-2025年继续下降到36%，2026-2030年进一步下降到34%(世界银行和国务院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13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⑧Chenery,Hollis B.,Alan M.Strout,"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6,no.4(1966),pp.679-733. ⑨Chenery,Robinson,Syrquin,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A Comparative Study,US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⑩其定义是：ICOR=I/ΔGDP，其中，I为当期固定资本形成额，ΔGDP是当期GDP的增量。固定资产投资利润率也常常被用来衡量投资效率。这是从投资人所获收益的角度得出的指标，并不能全面反映投资为社会带来的全部收益，因为投资不仅为投资人带来利润，也为在投资所造成的就业岗位上的劳动者带来工资。此外，投资利润还会受到收入分配变化的影响，即由劳资关系变化决定的利润在净收益(增加值)中所占比重变化的影响，在净收益不变的情况下，投资利润率也会由于利润占比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利润率不是衡量投资的宏观效率，即投资与全部国民财富的增长的关系的恰当指标。 (11)Vanek,Jaroslav,and A.H.Studenmund,"Toward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2,no.3(1968),pp.452-464. (12)Radelet,S.and Sachs,J.,"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vol.1(1998),pp.1-90. (13)Partners,Alix,"Alix Partners Introduces New Outsourcing Tool That Determines 'Best-Cost Countries'",2009,http://www.marketwire.com/press-release/Alixpartners-9910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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