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懋元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奠基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奠基人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教授论文,潘懋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03)02-0001-05
以潘懋元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高等教育学专家对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产生并将进一步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这样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研究者必定会超越潘懋元先生，但是他们不能不经过潘懋元先生。
一、开创中国高等教育学新学科
早在1957年，潘懋元先生就发表了《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一文，提出“必须逐步建立一门称为‘高等专业教育学或高等学校教育学’的教育科学”的主张。1957年，潘懋元先生参加编写了中国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作为交流讲义，分发全国各高校，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学这门新学科建立的先声。1978年潘懋元先生在《厦门大学学报》和《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在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过多年的努力，潘懋元先生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学科——高等教育学，并建立了第一个高等教育专门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
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高等教育面临着大发展、大改革的形势下，潘懋元先生全面论证了建立高等教育学的必要性。第一，教育学的对象应该包括各级各类的教育，高等教育的理论应是其组成部分。但现有教育学基本以普通学校作为它的研究对象，不涉及高等教育，由这种教育学总结出来的理论不完全（有些完全不）适用于指导高等教育的工作。因此，必须建立一门以高等教育的特殊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分支学科。第二，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之上的专业教育，它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决定了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过程特点与普通教育大不一样，而普通教育学并不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第三，大学生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的身心发展特征和社会经验与中学生是不同的。这就决定了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与形式以及德、智、体诸育的具体内容、学校的组织领导等，与中小学迥异。第四，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曲折前进，大起大落，其中有成绩也有错误。建立高等教育学，有助于从理论上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肃清“四人帮”在高教领域的流毒，用科学规范高等教育的发展。潘懋元先生的《论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刍议》，是他从理论上论证建立高等教育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奠基之作。而1984年他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一书的出版，则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初步建立。在潘懋元先生的积极倡导、呼吁下，由于广大高教研究同仁的努力，今天高等教育学已经发展成为学科群，高等教育研究方兴未艾。
二、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研究方法论
在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标准上，潘懋元先生认为，学科和领域不是对立的概念，研究领域是指有一定研究对象的范围。一门学科的建立，最基本的依据在于它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在于它的特殊的规律。高等教育学由于有它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更由于它的特殊的、不同于普通教育的规律，因此可以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该门学科的方法论体系、理论体系等，只能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成熟。在外部，高等教育同经济、政治、文化等发生密切的关系；在内部，高等教育与所有学科具有内在的水乳交融的联系，因此，高等教育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可以在这一领域纵马驰疆，找到自己的领地，它向所有的学科开放，所有学科的方法在这里都有用武之地，多学科的方法乃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本质。因此，不能固守几条传统的学科标准，以此求全责备某些新兴的学科。
在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上，潘懋元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学以揭示高等专业教育的特殊规律，论述培养专门人才的理论与方法为研究任务。在研究范围方面，他认为，应该以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教育的研究为主。因为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比较稳定。对其他层次、类型的高等教育研究，可作为高等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分门别类地专门加以探讨。
在建构学科体系方面，潘懋元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学主要分为三种体系，即理论体系、知识体系（或工作体系、经验体系）和教材体系（或课程体系）。理论体系是学科发展高度成熟阶段的逻辑严密的体系，这是学科建设长期追求的目标，更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切不可急于“编织”学科理论体系，而置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火热的高等教育实践于不顾。课程体系是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依据认知心理和教学原则来组织编写教材，这样的高等教育学也未形成。现在的高等教育学专著大多是从教育学的知识体系移植过来的，因理论知识少，应用知识多，故称之为经验体系或工作体系。目前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改善已经得到较大发展并产生了实际效益的学科知识体系，使之符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要求，便于学习，便于操作。同时为学科的理论体系和课程体系作实践的积累、专题的研究。
在高等教育学科研究方法上，潘懋元先生提出应将研究方法与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区别开来。他认为高等教育学是应用性理论学科、不能像哲学、数学的纯粹理论那样，从“公理”出发进行推导，而一般因遵循“教育实践——经验研究——应用性理论”的研究方法，即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但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运用应当以具体到抽象的研究为前提。
在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阶段问题上，潘懋元先生认为，这一学科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初期，是逐步走向成熟的一门学科。其依据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刊物、学科群建设等指标已位居世界前列。高等教育学这一学科或领域的合法性不容怀疑。
关于高等教育学在整个教育科学中的位置，潘懋元先生认为，它是应用教育学的基础理论解决高等专业教育特殊规律的学科，因而是应用性理论学科。但实际上，现有的教育学很少涉及、研究高等教育问题，因此，必须以高等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丰富、深化教育学原理。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潘懋元先生认为，就理论价值而言，教育的基本理论越是抽象，离实践越远，就越能蕴涵众多的教育现象，越具有普遍性。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是教育活动中的最一般的规律，用它来考察一切教育问题，能够看得更全面、更深远，更能揭示各种教育问题的本质。就应用价值而言，高教理论工作者应当改变学风，将研究的视角转向改革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将研究的科学性与可行性结合起来。教育理论要转化成教育实践，也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要经过下列中介环节：基本理论——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政策（一般指宏观的）——操作性措施——实践；或基本理论——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操作性措施（一般指微观的）——实践。因此不能只是埋怨理论工作者的理论脱离实践，或者只是埋怨实际工作者不重视理论，要重视解决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条件问题。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应互相理解、共同努力，为理论向实践的转化铺设中介桥梁。
三、提出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
1980年应邀到湖南大学讲学的潘懋元先生立足于系统论的观点，正式提出了教育的两大基本规律：“一条是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指的是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与整个社会及其他系统——主要是经济、政治、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规律，简称教育外部规律；一条是教育内部关系基本规律，指的是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内部各个因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规律，简称教育内部规律。”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形势与中国的教育发展方针，潘懋元先生进一步将教育的外部规律表述为：“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将教育的内部基本规律表述为：“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或者说社会主义教育必须通过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对于教育内外部规律的关系，潘懋元先生指出：“教育内部关系规律的运行，要受外部关系规律所制约；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要通过教育内部关系规律起作用。”二者处于一种辩证的互动关系。具体而言，内部规律的运行要受外部规律的制约，也就是说，教育活动中的培养目标、专业与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择，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尤其是到了21世纪，必须积极应对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国际化与适应中国自身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就外部规律要通过内部规律起作用而言，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人才。尽管教育的价值观不能脱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但是培养人的活动必须按照培养人的规律、即教育的内部规律来进行。如果不遵循教育的内部规律，不能培养出人才，或者培养出质量低下的人才，也就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服务。
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是潘懋元高等教育学说的理论核心。这两大基本规律，不仅指出了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也揭示了教育是促进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中国社会与人的发展的根本手段之一。经历了一系列学术争鸣与实践探索，潘懋元先生所提出的教育两大基本规律越来越得到了高等教育理论界，尤其是高等教育实际工作者的接受与欢迎。可以说，它是我国教育理论的时代创新，对高等教育实践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预测能力。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正是通过对这两大规律的运用，潘懋元先生深入研究了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科技革命、文化传统以及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为处于改革开放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积极服务高等教育实践
运用教育的两大基本规律，潘懋元先生预见性地指出了面临市场经济与科技革命两大挑战的中国高等教育所必须发挥的积极主导作用。就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而言，潘懋元先生认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的宏观运行机制与办学体制这一方面。因此，他指出，随着中国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的转变，中国必须大力促进高等教育的地方化，广开教育投资渠道；积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通过制定法规的形式来规范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多元化，保障民办高等学校的质量与管理。就科技革命与高等教育而言，潘懋元先生指出面对这一时代挑战的关键在于大力进行教学改革。不仅需要改革高等教育的课程与教材，也需要积极引入高科技，促进教学设备、教育手段的现在化。潘懋元先生指出教学改革一个根本任务是提高学生能力，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专门型人才。
上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论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并作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理论指导载入了政府制定的《中国21世纪议程》。潘懋元先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高度评价：“从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思维方式以及持续性、整体性、公平性、协调性诸原则，来探讨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可以看得更高，看得更全面与长远。”这一可持续发展观对高等教育所提出的要求，“其一是高等教育如何为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服务；其二是高等教育自身如何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原则进行改革。”在此，潘懋元先生不仅将这一理论视为一种崭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观，也将它创造性地运用到高等教育领域，认为它同时也是一种全新的高等教育发展观。可以说，这一理论的认识与阐述，是潘懋元先生上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教育两大基本规律的拓展与延伸。
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潘懋元先生指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必须积极发展私立（民办）高等教育，以社会力量筹集大众化基金，高等教育通向农村是大众化的必由之路。那么，高等教育如何才能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证呢？潘懋元先生指出：“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既要与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专门人才的需求，又要受国家财力和毕业生就业机会所制约，并且要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取得均衡。”因此，为了保障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与规模必须适度超前，这也正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所在。
步入21世纪，中国的高等教育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冲击与挑战：高科技与低素质的矛盾；信息高速公路进入高等教育与传统教学过程的矛盾；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矛盾。尽管如此，处于国际化与知识经济的大环境下的中国，依然将不懈地进行与深化教育改革。为此，潘懋元先生指出：中国的教育改革必须以“教育思想与教育观念的改革为先导。”在《走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思想的转变》一文中，潘懋元先生阐述了新的高等教育发展观、质量观与价值观。就高等教育的发展观而言，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并保持适度超前，必须是一种突出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并行，强调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发展观。就高等教育的质量观而言，应该提倡一种包括了知识、能力的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全面发展的素质质量观与多元质量观，注重到人才培养的全面性与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就高等教育的价值观而言，必须充分尊重人的主体价值，提倡“以生为本”的观念，促进社会价值与主体价值的协调发展。
五、为师治学之道
正是潘懋元先生的教育思想与为师治学之道，深刻地鼓舞了无数研究、乃至立志研究高等教育学的学人，从而使高等教育学研究成为中国的一大显学。潘懋元先生为师治学特别注重学术的严谨性、思维的创造性与理论的实践性。
近年来，学术腐败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对此，潘懋元先生在教学研究的过程中始终强调必须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厦门大学高教所所长刘海峰曾将他的教导特色与治学风范归结为“严格、严肃、严谨、严密”，也就是一个“严”。潘懋元先生不仅自己率先垂范，始终保持一种严谨治学的态度，而且也特别强调了学生的“做人”教育。他提到：“一个缺乏事业心的人，是难以担当科学事业的开拓重任的；一个责任感不强、敷衍草率的人，是难以树立带头人应有的威信的；一个科学态度不严肃、治学不严谨的人，是难以攀登高峰的。”面对经济浪潮的冲击，学术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出现了巨大的人才危机。对此，潘懋元先生也深为感触。在厦门大学高教所举办“庆祝教师节暨潘懋元先生从教55周年学术讨论会”之际，面对一群年轻学子，潘懋元先生将自己毕生的经验奉送了他们——“自我努力、自甘寂寞、自讨苦吃”，并以“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座右铭与青年人共勉。
注重思维的创造性也是潘懋元先生为师治学之道的一大特点。潘懋元先生的教学方式以"serminar"与学术讨论为主，由此也就极为注重学生的独立性与思维的创新能力。面对新入学的硕士生或博士生，他在第一次的报告之中总是提及韩愈《师说》的名句：“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不仅如此，他也以参加社会实践、组织学术例会、鼓励出席校外学术活动的形式，为年轻人提供条件，鼓励他们自我成才。但是，最为关键的一点，也就在于“创新意识”。潘懋元先生提到未来的“家”或者“师”的大学生、研究生的培养，必须尽早地使他们具有一种对科学、真理和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墨守书本知识、没有探索精神是培养不出“家”或者“师”式的人才。
强调理论的实践性是潘懋元教授教育思想的一个原则，这一原则也贯穿到了研究生的培养活动之中。他指出：“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导师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管理实践比研究生多，在理论联系实际上，能够提供有益的指导。”但是，令他尤为困惑与苦恼的是，“许多研究生宁愿根据书本知识、书面资料，坐而论道，不愿花时间到实际中去。”他认为，要改变这一不良倾向，必须扭转“理论脱离实际的学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必须更好地为实践服务，高等教育学专业所培养的人才也不应该脱离实际。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潘懋元先生为师治学之道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