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辟雍”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辟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3)04-0070-08
辟雍是古代集宗教、政治和教育为一体的礼乐性建筑。在《诗经》的《周颂》、《大雅》中，一些诗篇直接或间接地写到这一重要建筑，计有《周颂》的《振鹭》、《有瞽》，《大雅》的《灵台》、《文王有声》和《凫鹥》等篇。《振鹭》言“于彼西雍”，《灵台》言“於乐辟雍”，《文王有声》言“镐京辟雍”，“辟雍”二字赫然在目，属于直接的情况。间接的，如《有瞽》篇说“设业设簴，崇牙树羽”、“箫管备举”，明显是在写礼乐之事；而诗一言“有瞽有瞽，在周之庭”，再言“我客戾止，永观厥成”；既可与《振鹭》篇“在彼西雍”及“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相联系，又可与《文王有声》的“遹求厥宁，遹观厥成”相联系。在《文王有声》篇，我们还会看到它所显示的有关辟雍建造的各方面内容。此外《大雅·凫鹥》篇表现的是举行于祭祖典礼次日的款待祭礼中扮神公尸的“绎祭”活动，从诗歌反复歌唱的“凫鹥在泾”、“凫鹥在沙”等内容看，显然活动的地点就在四面环水的辟雍之中。
从以上简略的说明已不难看出，上述几首涉及辟雍的诗篇，犹如一丛根须相抱的竹子，是牵连而生的。由解读这些诗篇，本文将追问：辟雍在什么地方？因什么而建？建于何时？这些问题的弄清，不仅对《诗经》、对西周礼制的理解有益处，对金文研究的断代也不无帮助。
一、“筑城伊淢”解
历来有这样的感觉，即作为周代重要典礼场所的辟雍，是西周建国之初就有了的，然而从上述《大雅》、《周颂》这些诗篇的内容看，情况并非如此。还可以由对《大雅·文王有声》及《灵台》等篇的解读中得到证明，其中《文王有声》篇对弄清辟雍建造的诸多问题又尤为关键。下面就从对《文王有声》篇的审读开始。
《文王有声》共八章，章五句。传统的解释如《毛传》，谓：“《文王有声》，继伐也。武王能广文王之声，卒其伐功也。”朱熹《诗集传》说：“此诗言文王迁丰，武王迁镐之事。”可知传统看法诗系赞美文王、武王功业者，细读诗篇内容，这样的说法并不正确。从篇章大意上看，诗的确写到了“文王的迁丰”和“武王的迁镐”，但这都是陪衬性的内容，诗篇的主干内容则是在第三章至第六章中，而这几章的中心意思，在第三章又有明确的表达：“筑城伊淢，作丰伊匹。匪棘其欲，遹追来孝。”其中“筑城伊淢，作丰伊匹”两句清楚表明，本诗所述的建造活动，目的是为当年文王所建之“丰”造一个匹配性的建筑，而不是建造丰京或镐京。古人的理解实在没有摸准诗意。诗篇本身写得明白，读懂这层意思也并没有多难，但古人读《诗》，太迷信所谓周公“制礼作乐”之说了，《周颂》、《大雅》许多篇章因此硬被当作了周公时代的作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筑城伊淢”句中的“淢”字，弄清它的语义对解读诗篇关系特大。《毛传》：“淢，成沟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传》‘成沟’当为‘城沟’之伪。”甚是。马氏此说用的是今文家言，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鲁诗》正以“城池”解“淢”。然而“淢”虽有“城沟”之义，但仅以“城沟”视本诗“淢”字之义，并不切当。《元年师
簋》、《蔡簋》都有“王才（在）淢
（居）”语，1954年出土器物《长甶盉》又有“穆王在下淢”之句。诸器铭文之“淢”，显然不能以“城沟”解之，“淢”只能指代的是可以居住的建筑。《文王有声》“筑城伊淢”一句更说得明白，这座“城”就是“淢”，它是“丰”的“伊匹”。那么“淢”又是什么样的“城”呢？请看金文是怎么说的。上举《元年师簋》及《蔡簋》言“在淢居”的王“乎（呼）乍（作）册尹克册命师”，即发布对大臣的任命，可知“淢”是行政的处所；而《长甶盉》铭文言“王在淢居”之后，复有“即井百（邢伯）、大祝（祭祀中的神职官员）射”之语，可见“淢”是一个可以举行典礼的场所。再从“淢”的字形看，从“水”从“或”，“或”古有城邑义；故“淢”为会意字，即水绕城邑义。如此，“筑城伊淢，作丰伊匹”两句翻译成白话，就是“建造了一座以水环绕的城池，以此来做丰的配城”。如此，“淢”字义所指称的，就是古代作为王朝典礼重要场所的辟雍（注：这一点也不是笔者的创见，宋代有学者就已经意识到了。参阅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六），见《考古学报》（1956年）第122页。）！
关于辟雍的形制及其作用，前人多有论述。它既是一个行政及祭祀典礼的重要场所，又是古代“大学”之所在。《韩诗说》曰：“辟雍者，天子之学，……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飨。”《礼记·射义》谓：“天子将祭，必先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泽”之所谓，正系辟雍水绕而言。辟雍的形制及作用，又为众多铜器铭文所证实。《作册麦方尊》言：“王祼丰京，簴（肜）祀。粤若翌日，才（在）璧
（辟雍），王于舟，为大礼，大射，大龚（供、捕获）禽。”《静簋》言：“隹六月初吉，王才丰京，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八月初吉庚寅，王……射于大池。”《遹簋》言：“隹六月既生霸，穆穆王在丰京，乎（呼）渔于大池。”等等。上述铭文中的“辟雍”、“大池”，汉唐学者都认为“异名而同实”（注：汉代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可参看蔡邕《明堂月令论》，唐代学者的看法可参看司马贞《史记·封禅书·索引》。今人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对此又有观点相同的论述，见该书201-213页。）。辟雍或大池中既可以祭祀，又可以射禽“乎渔”，“王”还可以“乘舟”，结合《长甶盉》“淢”之言“居”、言“射”，“淢”之为辟雍，不是很明显的吗？
这在诗篇中本来就曾明确表示过，第五章叙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并颂扬了“皇王ｚ烝哉”之后，第六章一开始就说“镐京辟雍”，然后再作“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的赞美，孤立地看，两章间的衔接十分突兀，但联系前几章即从文势上看，这是诗人对前几章所写内容下的一个结语：“筑城伊淢”使镐京有了辟雍的建制。问题是，丰京的“伊匹”，何以又成了镐京的“辟雍”？这必须从丰、镐及这新建的“淢”即辟雍的相互位置来寻找答案。
文王作邑于丰，武王建都于镐，从汉到唐以及现代学者如谭其骧、胡谦盈等，都认为丰城在丰水之西，镐京在丰水之东，两者相距不远（注：谭其骧说见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宗周、成周附近》，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胡谦盈说见其《丰镐地区诸水道的踏察》一文，《考古》1963年第4期。）。而这座“淢”的位置，从诗篇“丰水东注”之句看，不仅在丰水之东，而且“注”字表明，辟雍建造时是借助了丰水的。那么辟雍的位置具体在哪儿呢？考诸载籍，就在西汉上林苑的昆明池内。
汉昆明池建在武帝元狩三年，目的是练习水战。应注意的是，昆明池的开凿并非平地挖坑，《汉书·武帝纪》记此事为“发谪吏穿昆明池”，“穿”字的语意明确表示，昆明池的修建只是对原有的池沼加以扩凿。更值得注意的是穿凿昆明池时出现的一些“举朝不解”现象，《三辅故事》载：“武帝初穿池得黑土，帝问东方朔。朔曰：西域胡人知之。乃问西域胡人曰：劫烧之余也。”又曹毗《志怪》曰：“汉武凿昆明池极深，悉是灰墨无复土。”胡谦盈先生说：“灰墨当是遗址内的灰土堆积。”（注：见胡谦盈《丰镐地区诸水道的踏察》。本文所引胡先生之说及《三辅故事》等引文，均出自此文。）可知《三辅故事》所言并非子虚乌有。须加注意的是，在古昆明池的靠北处，有一个面积相当大的高地，曾是池中的岛屿。宋敏求《长安志》卷四《昆明池》条引《三辅故事》说西汉的豫章宫（又名豫章馆、豫章台、昆明台）就坐落在这“岛屿”上。古代的昆明池今虽已淤为田野，但胡谦盈先生经过实地考察认定，与西周镐京密切相关的“镐池”，就在汉代的昆明池内，而且位置就靠近那个“岛屿”。也就是说汉在建昆明池时，把更古老的镐池给合并了。镐池实际就是金文中的“大池”，它的位置，也同样无法不让人联想昆明池底的“灰墨”与西周的辟雍有关；无法不让人联想《大雅·灵台》篇里的“灵台”，就在那个“岛屿”上。该篇一言“灵囿”，再言“灵沼”；“灵沼”相环绕的“灵囿”中又有许多麋鹿，其占地不会太小。而豫章宫所在的那个“岛屿”，其面积在今天尚可以容纳一个自然村落。
证据还不止于此。更有意思的是，考古工作者曾在豫章旧址和古昆明池对岸发现过牵牛、织女的石雕像，牵牛在东，织女在西，两者当年曾隔水相望。专家认为，这正与班固《西都赋》和张衡《西京赋》叙述豫章宫及昆明池“左牵牛右织女”、“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的情形合若符契[1]。两件石雕据专家研究为西汉时物，但在昆明池树立这两座石人，却应沿袭的是西周旧制，因为牛郎、织女的传说，与周人有密切关系。一个熟悉的例子是《小雅·大东》篇，站在“东人之子”立场上的诗人以天上牵牛、织女的传说讽刺周室治国的有名无实。诗人何以将周人比作牵牛、织女？原来周人自认为出自天上辰宿中的牵牛星！这在《国语·周语下》中有明确的记载：“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天鼋”，韦昭注曰：“即玄枵，齐之分野。周之皇王季母太姜者……齐女也，故言出于天鼋。”又引《传》曰：“有星出于须女，姜氏、任氏实守其祀。”“及析木”以下云云，韦注：“建星在牵牛间，谓从辰星所在。须女，天鼋之首。至析木之分，历建星及牵牛，皆水宿，言得水类也。”由姜氏、任氏为其“守祀”的“须女”，应就是织女星（注：《史记·天官书》里须女之外另记有织女一星，并说是天地帝之孙，但《国语》中只说须女星为姜氏、任氏所守，看来《天官书》织女星是后起的。），原来那则古老的传说，应对的原是姬、姜两姓的婚配！如此，在周家四面环水的辟雍内外，矗立起他们“所自出”的“水宿”星辰神像，从情理上说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史记·封禅书》说：“沣、號有昭明，天子辟池。”“辟池”据司马贞《索引》即“號（镐）池”，而“昭明”，《索引》谓：“乐产引《河图》云：荧惑星散为昭明。”“昭明”原来与星辰有关！《史记》是将与“天子辟池”相连着说的，并且我们又知道“昭明”是星辰变的，周人说他们出自牵牛，居然今人还在昆明旧址找到了两位星宿的石像；这些如何不使人把“昭明”与牵牛、织女的星宿联系起来看？如何不使人想到汉代的石像是循的前周旧制？又如何不使人想到宗周的辟雍就是汉家昆明池的前身？
由此，昆明池底的“劫灰”也就找到了来历，它实际也是昆明池与周天子“大池”同地的证据。辟雍位置的确定，镐京的具体位置遂得而知之。古代学者多认为在镐池附近、昆明池北，郦道元《水经注·渭水》更明确地说渭水“上承镐池于昆明池北，周武王所都也。……自汉（武）帝穿昆明池于是地，基构沦褫，今无可究。”胡谦盈先生考定，武王之镐，就在昆明池范围内的北部。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如更具体地说，镐京的位置应是在昆明池北部的偏东位置。这里虽然没有发现多少西周文化遗迹，但郦道元说得好，镐京的“基构”已在修建昆明池时“沦褫”了。《大雅·文王有声》说“镐京辟雍”，而《周颂》则谓“振鹭于飞，于彼西雍”，“西雍”之语，显然是相对镐京而言，是镐京具体位置的铁证。
至此，我们终于明白《大雅·文王有声》篇何以在叙说过“筑城伊淢”后，忽然说“镐京辟雍”的原由了。“西雍”之建，就在镐京与丰京之间，作为“丰”之“伊配”的“淢”城，实际也是镐京的“西雍”。诗篇或言“西雍”，或言“伊淢”，不过是变文为义而已。“淢”就是辟雍。辟雍之建实际是将丰都与镐京联结在一起，所以才有《诗》的“镐京辟雍”之句。
二、建造辟雍的目的和时间
进而需要讨论的是修建辟雍的目的和缘起。如果认为辟雍是西周建立之初、甚至是古已有之的旧制，那么“因何而建”就不成其为问题。但《诗》却告诉我们，大建辟雍有其特定的目的，即大祭文王。这在《文王有声》一诗中亦有清楚的表达。诗第三章说“筑城伊淢，作丰伊匹”，而前两章对“筑城”的目的作了充分的说明。第一章说：“文王有声，遹骏有声。遹求厥宁，遹观厥成。文王烝哉！”第二章说：“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第一章为总起，先说文王有伟大的名声，继之而来的“遹求”、“遹观”两句就直接表达出辟雍建造的目的：是为安宁文王的在天之灵，是为显耀文王所开创之周家事业的巨大成就。在这里，两个“厥”字均指代的是“文王”，而“观成”一句的“观”字，是显示、显耀的意思，与《国语·周语》“先王耀德不观兵”及《左传·襄公十一年》“围郑观兵于南门”之“观”语意一致。第二章则继续向“筑城伊淢”的诗篇本题靠近，指出丰的始建是在“伐崇”之后，是“文王受命”后的开拓。句句不离文王，当然是在为后文的“筑城”、“追孝”张本。值得注意的是“文王受命”一句，它不仅关涉着辟雍之建，也关涉着大祭文王的特定原由。诗的第三章在写过“作丰伊匹”之后，诗人还特别交代：“匪棘其欲，遹追来孝”，意思是说当今的周王建这样一个辟雍，不是为满足他自己的私欲，而是要为着“追孝”文王。辟雍之建堂而皇之的目的，诗篇表达得是再清楚不过了。
修建辟雍是为着祭祀周文王，那么，《文王有声》篇所写之“筑城”，是始建还是翻建？从《文王有声》篇，看不出任何翻建的意思，如果辟雍是一个早已存在的建筑，诗篇当有所显示；而《大雅·灵台》和《周颂·有瞽》两篇，却明显透露出“始建”的意思。《灵台》第一句说：“经始灵台”，“经始”两字，马瑞辰《通释》说：“犹言经起，起亦始也。”是“经”、“始”同义，都是奠基、始建的意思。由此可知，诗篇所说的“灵台”不是翻修，而是始建。再看《有瞽》，诗说“有瞽有瞽，在周之庭”。“周庭”中“瞽”，从“有”字、“在”字的使用以及“设业设簴，树羽崇牙”的描述，仿佛是周家才有的人物。《礼记·明堂位》说：“瞽宗，殷学也。”又说：“殷之崇牙”。诗人所以要着意地说明“周庭”“有瞽”，是否这些瞎子歌乐家们都是些殷遗、又首次来到周庭呢？以《诗》证《诗》，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周颂·振鹭》说“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应注意的是所谓“振鹭”并不是说自然的鸟在飞翔，而是一种鹭羽之舞。《鲁颂·有駜》“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即是证据。诗言“振鹭于（如）飞”之后，马上又说“我客戾（至、到）止”，表明《振鹭》中的“我客”是一批能作鹭羽之舞的艺人。而在《有瞽》篇中，同样在赞美过瞽人的鼓乐后接着说“我客戾止，遹观厥成”，看来所谓的“客”不应像过去那样理解得太死板，只表示“二王之后”，实际“二王之后”带来的艺人们，也同样属于“我客”之列。《灵台》篇说“经始”，《振鹭》和《有瞽》又都说“我客戾止”，这些诗篇都与周家辟雍的修建有关，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修建辟雍的时间具体为何？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得看《文王有声》一篇，具体地说是看该诗顺次出现的“文王”、“王后”、“皇王”、“武王”四个不同的称号。“文王”一词出现在第一、二两章结尾“文王烝哉”的赞美句中。第一章前文已经说过是总提，表明“筑城伊淢”的目的；第二章则是表文王“作邑于丰”的功绩。结尾“烝哉”之句，是对周文王的颂扬，这一点毫无疑问。出现“王后”、“皇王”称号的是第三、四、五、六章，其中前两章为“王后烝哉”，后两章为“皇王烝哉”。这四章中的前两章重在赞述“筑城”之举，后两章则宣示此举的意义。从文义上看，都是在赞美建造辟雍的周王，所以用“王后”、“皇王”。出现“武王”称号的是第七、第八这最后两章，这两章赞美周武王在镐京建都有“遗厥孙谋”的功德，所以诗作“武王烝哉”之叹。诗从文王都丰起笔，继而表修建辟雍、赞美“王后”；由于辟雍将丰、镐两都连为一体，所以又从辟雍说到武王宅镐，文势逶迤而下。篇中“文王”、“武王”和“王后”、“皇王”交错出现，显然是跟着文义走的，可谓义各有当；篇章的结构也因此而十分别致。前人说它赞美文、武，很大程度上是对这别致结构没有看清。这里还涉及到周王是否生称谥号的问题。自王国维提出周王有生号，谥法为后起的观点之后，尊从此说的人很多。但近几年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王氏之说并不确当，周王是在死后才称谥号的（注：王国维说见《观堂集林》卷十八《遹敦跋》一文。近年发表的有关著述除汪受宽《〈逸周书·谥法解〉成书年代与作者蠡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三）继续坚持王说外，屈万里《谥法滥觞于商代论》（历史语言所集刊第13本）、黄奇逸《甲金文中王号生称与谥法问题的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3期）、赵光贤《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打印本）及彭浴商《谥法探源》（《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等，都主张谥法在西周初年即已产生，屈、彭二人甚至说谥法之起追溯到商代后期。）。而从本篇文义看，建造配城的“王后”、“皇王”与丰、镐的建造者“文王”、“武王”对举，就只能是指诗歌创作时代的“今王”，诗篇也一定作于武王之后。
那么“筑城伊淢”的是武王之后的哪一王呢？周成王的可能性不大，成王朝殷商残余势力尚在，局势尚未大定；建设方面重要任务是营造东都雒邑，迁九鼎而居之。近年出土西周早期铜器《何尊》铭文有“隹王初
宅于成周”之句，其中的“”字，有学者认为是“迁”，有学者认为是“营”（注：见唐兰《西周青铜器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3页；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89页；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释》第三卷，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无论如何，都可以佐证上述这一点。继之是康王朝，史书称“康王息民”，而《诗·周颂》有《噫嘻》一篇，正表现的是康王春日亲耕大典，与“息民”说相合。又《北堂书钞》引《竹书纪年》载：“唐迁都于晋，做宫而美，王使人让之”。这是个修、休养生息的时代，犹如汉代的文景时期，大建辟雍之事，不像当时所能为，也不符合康王的脾气。那昭王如何呢？昭王时“王道微缺”，东南方的淮夷和荆楚都起来反抗王朝，战事大起，以致昭王战死汉水。修建辟雍“追孝”文王的事情，也难说是该朝能做的事。
昭王之后是穆王，排除了昭王以上的西周各王，我们来看周穆王。首先应予注意的一点是，在一些涉及到辟雍的金文里，出现过“穆王”或“穆穆王”的字样。如《长甶盉》言“穆王在下淢”，《遹簋》言“穆穆王才丰京，乎渔于大池”等。《长甶盉》按周王死后称谥的惯例看，器当作于恭王早期；《遹簋》中的“穆穆王”，王国维和陈梦家都认为“穆”字虽重复，仍当指称周穆王，对此学者一般无异义。当然，仅凭此点尚不足以遽然断定建造辟雍的就是在辟雍活动的周穆王，但某一王新建造的宫殿，他常到那里活动也是常情。种种迹象表明，周穆王其人好大喜功，喜欢游历，“穆王”两字金文中反复出现，岂是偶然的？
再看《史记·周本纪》对穆王时代的记载：“穆王即位……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复宁。”所谓“王道衰微”，当是《竹书纪年》所载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的结果。《诗·周颂·访落》因篇中有“昭考”之称故可定为穆王朝诗篇，其“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之语正是穆王朝早期政治情况的概括（注：关于用“昭考”为诗篇断代及《访落》为穆王时期作品的理由，参拙著《诗经的文化精神》第166-169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与《史记》“王道衰微”之说相合。而“复宁”一语表示，穆王朝中后期国势复振，这又与《文王有声》篇“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以及“四方攸同，王后维翰”的赞美相应。辟雍一类的建筑，也是王朝战争献俘的场地，这一点可以从《诗·鲁颂·泮水》的数言“献馘”、“献功”推知。因而穆王时周家“复宁”，那一定与战场上得到些胜利有关，因而诗人高唱“无思不服”并非全是空话，是含着一些现实内容的。《史记》谓“闵文武之道缺”，这既意味着周王朝在昭、穆之际曾面临过巨大困境，也表示着周穆王为摆脱困境曾向文、武祖先乞灵。《文王有声》写大建辟雍以祭祀文王，诗篇中高唱“文王烝哉”、“武王烝哉”，衡之于《史记》之所谓，辟雍之建为周穆王朝之事，当是可以肯定的。
而笔者所以认定穆王时期大建辟雍，还有着更多的考虑。随着出土文献的增加及对西周文明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在西周中期，也就是周穆王在位的时间里，周代礼制曾发生过剧烈的变革。美国学者夏含夷在其《从西周的礼制改革看〈诗经·周颂〉的演变》一文中曾说，杰西卡·罗森的研究结果表明，西周中期礼器已由成组的酒器和食器变化为以食器为主，青铜器的陈列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初期的铜器一般形制比较小，而且花纹细密；到中期，礼器变大了，而且花纹也疏朗了。杰西卡认为，这样的变化，暗示出这样的情况，西周中期的礼器形制及花纹，更适合人数多、规模大的典礼需要[2]。我国学者也早就指出，西周中期，是商周青铜器研究分期的一个重要分界，新的不同商代带有狞疬气息的铜器花纹如凤凰图案，就出现在这一时期[3]。而笔者在对《诗》篇创作年代的考订中，也曾发现在西周中期，也就是周穆王、周恭王时期，存在着一个几乎被人忘却的高峰期（注：见拙著《诗经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210页。）。实际上，大建辟雍正对应着此期礼乐的变化，或者说，就是这礼乐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修建辟雍是大祭文王的，顺着这一线索去思考，笔者有一个推论：辟雍之建时当“文王受命”百年之际。这个看法，来自《大雅·文王》这首歌颂文王的篇章。此诗传统的看法认为作于周初，但从诗篇风格看绝没有那么早。从内容上看，也应与穆王朝的纪念“文王受命”有关。诗篇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两句接应的是“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两句，显然是在说有文王的保佑，周邦的生命会常新常青。如此“旧邦”之“旧”，就该是指文王死去以后的周家立国的时间长久。其次，篇中“陈锡哉周”之语，又与《逸周书·祭公解》“作陈周”语例相近（注：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卷十八：“作陈周者，犹云‘陈锡哉周’也”。），而《祭公解》记载的又是周穆王访祭公之事。再如“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两句，“穆穆”一词见于穆王时期铜器铭文，又见于《周颂·雍》，而《雍》篇据笔者考订也是穆王祭祀昭王的诗篇（注：见拙著《诗经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166页。）。句中“缉熙”一语尝多见于《周颂》，其中《载见》在“俾缉熙于纯嘏”句之前，又出现“率见昭考”一句，“昭考”是诗篇作于穆王朝的硬证。篇章结尾处“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两句，不仅“仪刑（型）”一语与西周中期金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帅井（型）”、“井帅”、“用井”等词语例相近，且察其语意也应当为纪念文王“受命”的用语。从上述的理解看诗篇，“文王孙子，本支百世”这两句就特别引人注目了。“百世”，据笔者理解，即“百年”之义。《礼记·曲礼下》“去国三世”句，《经典释文》引虞王注：“世，岁也，万物以岁为世。”又《吕氏春秋·诬徒》：“羁神于世。”高诱注：“世，世时也。”“世”之训“岁”训“时”，是世字古义，金文作
，字形像草木茎叶；草木茎叶一生一落为一岁时，正与《释文》引旧说“万物以岁为世”义合。这是从字义训诂上看“百世”，再从篇章文义看也当解之如此。“文王孙子，本支百世”之后紧接着的是“凡周之土，不（丕）显亦世”，“亦世”的意思是“世世”，这后两句的意思是祝愿之词，祝愿周家子孙世世显要，是虚写，正反衬着前两句即“文王孙子，本支百世”是实写，其意思是说文王的子孙已经有百年的显贵了。一实一虚，正是诗家惯用笔法。
西周穆王以前各代王在位年数说法不一，但从《古本竹书纪年》开始，几乎所有为西周积年的著作或学者都承认，从姬姓建国到穆王在位时期，西周王朝大体已有百年左右的时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近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取得的成果，据江林昌在《书品》2001年第1期发表的《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几点感想》一文所公布的材料，该“工程”确定武王克商之年为前1046年，而周穆王在位期为前976年至前922年的55年间。“文王受命”的时间距武王克商的时间古来说法不一，有的说是11年，有的说是13年。如按11年算，“受命”百年之际正当穆王21年；如按13年算则当19年。如前所说，穆王即位之初，周家正面临着巨大的困境，经过穆王一番振作之后国家“复宁”，那么在穆王即位后的20年左右举行大祭文王的庆典，在时间上还是很合适的。
三、关于辟雍的起源问题
本文说西周辟雍之建在穆王时期，显然与以往关于辟雍起源的说法差异很大。这是个问题，得予以解决，否则本文的说法就难以取信于人。
关于辟雍及其起源，前代学者多予讨论，其中清代阮元及现代学者杨宽的观点又广为学术界所知。杨宽先生在其新近出版的《西周史》中，有《西周大学（辟雍）的特点及其起源》一章（注：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该章又见于《古史新探》一书，内容上略有增补。），文中对阮元之说有如下介绍和评述：“阮氏认为辟雍起源于上古刚有宫室之时，其制如今之蒙古包，四周有沟绕水，后来制度大备，还沿袭古风，在郊外建有这种式样的明堂和辟雍。犹如野蛮时代的没有衣服之时，人们用一块皮束在下身遮羞，后来衣冠大备，也还沿袭古风，在衣裳之外束一块皮叫做韨。”又说：“这个说法，能够用发展观点来分析，是对的，皮锡瑞曾大加称赞，认为这是‘古礼有聚讼千年，至今日而始明者’。”实则这只是一个巧妙的推测。杨宽为说明阮氏说法的确当，还引了考古学上的发现为证据，说：“从西安东郊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来看，当时氏族聚落的周围确实掘有一道大水沟，以防外来的侵袭。”看来阮氏的说法牢不可破了。问题是，阮氏看起来是“用发展的观点来分析”，但真实的历史发展就是他说的那个样子么？西安的仰韶文化遗址的确发掘出来过深沟，笔者对考古一窍不通，但查看有关专家的论述得知，专家对此只说有沟，却没有一定说是“水沟”。环绕居地挖深沟防止侵袭这个传统，一直沿存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如近年在河南安阳曾发掘过一条大沟的一部分，专家也说是防护用的；更后来辽、金时期两国边界也曾挖过漫长的深沟以充“长城”之用。深沟固可以防范，但往沟里注了水，其是否还一定起到防范作用就很难说，所以见考古发现有沟就说成是“水沟”不一定是牢靠的。退一步说，就是从远古时期人们就用“大水沟”加强居地的安全，这个古老传统也是在城邑的建筑中保存的。古人称城邑为“城池”，又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今天的北京，明清以来的护城河依然保存，成为城市一景。就是承认后代的城池是继承远古“大水沟”的传统，阮、杨两家的说法也还是难通。既然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城邑的建设中保持着，那么，还有什么必要跑到郊外去保存那个传统呢？而且辟雍之中可以乘舟、可以捕鱼，又岂是水沟之物可比拟的？推论得很妙，却经不住推敲。
阮元的推论既有问题，那么周代的辟雍是否有所继承呢？答案是肯定的。周代辟雍在商代可以找到头绪，只是与“大水沟”的传统无关。这头绪就在殷商甲骨文中。卜辞中“雍”字多有出现，帝乙、帝辛时期卜辞有：“戍申卜，王田（畋）雍，往来无灾。壬子卜，王田雍，往来无灾。”（《前》二·三六二）“辛亥卜，贞，王田雍，往来无灾，王占曰，吉。”（《甲》四七八）“辛巳，卜贞，王
于雍，往来无灾。”（《续》三·二○五）《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郜、雍、曹、藤，……文之昭也。”杜注：“雍国在河内山阳县西。”即今河南修武县境内。西周有封国在此，国名仍称雍，金文尝见。雍地距商之国都（今安阳附近地区）有相当遥远的距离，据研究，雍之所在的一带，是殷王的狩猎地，犹如后世的皇家苑囿。此地系太行山东南麓，水源较多，古济水即发源于这一地区。古时猎物多的地方一定系水草丰沛之地，徐仲舒《甲骨文字典》解“雍”字曰：“从隹从囗，或又从
，水旁。囗本作○，即环形，或作
，即连环形。”结合上举“王田雍”数条卜辞看，商王所田猎之“雍”，是有水环绕的，也可以说是沙洲甚多，有成群的鸟类集落其上。古代狩猎往往同时也是军事训练，射击沙洲上的大鸟不单是获取猎物，还有习射的作用。这一点，在西周的辟雍中还保存着，金文说周王在“大池”中“大龚禽”是其证，古代大学设在辟雍也可以看做证据——“射”是“六艺”之一。殷商时期的雍在离都城很远的地方，这也不一定是故意如此，只是雍地草泽丰沛，有丰富的狩猎资源，好畋猎的商代王才到那里去。这样一个前朝自然而成的习惯，到了好大喜功的周穆王时，踵事增华，以大祭文王为名，修建了一座集礼乐政事为一体的建筑，仍用商朝旧名，名之为雍、璧雍（“璧”或“辟”字，不过表其圆形而已）。而西周的辟雍要建在镐京之西、丰水东岸，这也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着这里的自然条件而已。后世儒家论辟雍，说明堂，先是把它与周文王相联系，然后再探求其在建制上的大义；谈到它的位置，也总是既玄且虚，又是阴又是阳的。话说回来，即使“辟雍”这一建筑及其神秘传统就是可以再往远处追，周代什么时候有此设置，也还是问题。
前文说过，辟雍是接受战争献俘及祭祀天地的场所，但《诗经》告诉人们，先周时期，献俘及祭天之礼都是在“冢土”上进行的。《诗经·大雅·绵》：“乃立冢土，戎丑攸行。”《毛传》：“冢土，大社也。”“戎丑”，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谓：“指戎狄丑虏而言。”可知先周时期，周家是在大社上将战争中俘获的戎狄丑虏向神献祭的。《逸周书·世俘解》又告诉我们，武王克商时，献俘或荐之于天宗，或荐之于周家庙。这说明在辟雍建造之前献俘是另有其地的，因此有些记载关于文王时之辟雍、灵台的说法，是对后起现象的附会。一个像阮元说的那样的起自远古的辟雍传统，实际是不存在的，从现有的文献里，顶多可以追溯到商代。
四、几件西周铜器年代的厘正
辟雍之建在西周的穆王朝，具体说是在“文王受命”百年之际。这是我们结合金文材料，从对《诗经》之《大雅》和《周颂》的一些篇章、特别是《文王有声》一篇的审读中得出的结论。前面说过，这个结论对吉器金文的时代判定有用。下面就某些铜器断代方面的问题谈一谈，首先声明的是，笔者对古文字及铜器研究全然外行，所谈的只是几件铭文与辟雍有关的器物。
第一件是《天亡簋》（又名《朕簋》、《大丰簋》）。此器出土于清代道光年间，为武王时器。其铭文中有“乙亥，王又大丰，王
三方”之语。陈梦家在发表于1939年的《郊与祀》及1956年发表的《西周铜器断代》（一）中，将“王三方”之“”解释为“凡”，即“泛”，“王凡三方是泛舟于大池中的三方”。此说经闻一多的重述后，影响愈大（注：见《闻一多全集》2《大丰簋考释》，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以至近年出版的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三册，第14页）依然祖述陈说。按，陈梦家立说的依据在《麦尊》、《静簋》、《遹簋》等铭文中有关“璧雍”、“大池”记述及其他一些相关文献记载，很明显其立论的基础是不存在的。实际上，“王三方”就是从字面上看也与辟雍扯不到一起。辟雍既然是四面环水的“大池”，何以只“泛三方”呢？剩下的“一方”又如何解释呢？闻一多以此器铭文为据，进而否定周代天子辟雍与诸侯泮宫有区别的成说。辟雍与泮宫是否像礼书里所说的那样有圆形、半圆的区别可以讨论，但其以《天亡簋》铭文为依据，却是没有说服力的。郭沫若从孙诒让说解“”为“风”、“讽”，即向“三方”宣布命令的意思。唐兰则解之为“同”，即会集“三方”之义（注：郭说见其《两周金文大系图录考释》下，上海书店1999年影印本第1页。唐说见其《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周人居西方，故发布命令或会集诸侯，只有三方。两说哪家更准确还未易定于一时，但都比解释为“泛舟于大池”可取得多。
第二件是《作册麦方尊》。郭沫若《两周金文大系考释》、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定之为康王时器，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定为昭王时器。由辟雍的建设时代判定，此器应为穆王或穆王以后时器；观其内容如铭文中出现的“井侯”，穆王时器的可能性极大。因为《长甶盉》中记“穆王……即井（刑）伯大祝射”，文中“井伯”与“井侯”当为一人。郭沫若、马承源所以将其定在康王时期，大约是受了《左传》“康王……并建母弟，以蓄屏周”的影响。实则细读此铭，从其记井侯受赏赐之后的语辞可知，此次所封的“井侯”绝非第一代。铭文记述的封赏刑侯，只是对新即位诸侯的册命，而不是对刑国的始封。这有《诗·大雅·韩奕》篇为旁证，该诗叙述的是在老韩侯去世、新韩侯即位之际，周王予以锡命之事，正可以明示《作册麦方尊》的典制。而且，此器以及《麦方鼎》、《麦方彝》、《麦盉》诸器铭文所记载的事情，很可能与《长甶盉》为同一时期。
“王受命百年”之际的大祭是周家历史上的大事。金文有以事记年的习惯，如《麦尊》“维天子休于麦辟侯之年”、《作册旂卣》“隹公大史见服于宗周年”之语都是证明。以此例推，《士上盉》（又名《臣辰盉》）及《士上卣》（又名《臣辰卣》）被定在成王之世或昭王之世，就是值得商榷的。两器都有“隹王大龠于宗周、出丰京年”之语，显然是以事记年。铭文把周王在宗周“大龠”，在丰“祼将”（《大雅·文王》有“厥作祼将”之语），作为记事的标志，系当时大事无疑。如此，将此器之作的年代，断在穆王朝或该朝之后，显然要比定在西周早期更有根据，更加稳妥。
还有西周较晚时期两件铜器《元年师簋》和《蔡簋》，铭文都出现了周王“在淢”的语句。《元年师簋》和《蔡簋》一起被唐兰定在懿王时期；郭沫若、马承源则将《蔡簋》定在夷王元年。陈梦家则认为：“《蔡簋》的元年，可能是懿王元年，更可能是孝王元年。”《元年师簋》郭沫若、马承源则定为孝王时器。从辟雍修建的角度，并不能对前人各种断代的成说有所纠正，但两件铭文，特别是《元年师簋》，似乎可以从辟雍方面加深对其内容的理解。该铭文中有“官司丰还”之语，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解“丰还”两字为“丰园”（注：见该书199页。又“还”亦见于西周后期器《免
》，曰：“司奠还林及吴及牧。”与此铭“官司丰还”语例一致。陈梦家《断代》（六）解“司奠还林”之“还林”为“园林或苑林”，可证马承源说是有根据的。），似乎特别能解释周王发布对师的任命何以“在淢”的原由。“丰还”虽是周文王的都城，但因为辟雍的建设，因而它也是皇家的一大苑囿，如《大雅·灵台》就说“王在灵囿”，所以要派专人负责管理。穆王之后的周王要到“淢”来任命大臣，原因应就在于辟雍也是“丰园”的一部分。顺此思路去想，《蔡簋》铭文的某些内容似乎也可以得到理解。铭文记述周王任命蔡“司王家内外……司百工”，同时又反复告诫他遵从姜氏的命令。从发布命令在“淢”这一点，似乎可以推测，辟雍的园林收入及其管理，是属于王家及其“内外”之事的——这与汉代上林苑的管理、收入归皇室所有是一样的——而且它的总负责人是作为王后的姜氏。如此处推论正确的话，两件铜器铭文的经济史料价值也就显示出来了。
收稿日期：2003-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