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开展技术哲学研究已经快50年了，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展望未来，谋划发展，是学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此，我谈谈一些个人见解，请同仁们批评指正。
一、新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回顾新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与一个人的名字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东北大学教授陈昌曙。就是他，开创了我国技术哲学研究之先河；也是他，组织和领导了我国技术哲学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还是他，培养和造就了我国一批又一批的高层次科学技术哲学工作者，并已经成为中坚力量。在陈昌曙的率领下，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队伍中形成了一批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核心骨干，正是他们与中青年学者一道，为我国技术哲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
新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发展过程，我认为可以分为开展自然技术哲学研究和开创全面技术哲学研究两个阶段。
1.自然技术哲学研究阶段（20世纪50年代—2000年）
（1）初创时期（20世纪50年代—1985年）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无论是哲学界，还是科技界，都很少关心技术发展和技术哲学问题。陈昌曙教授率先在1957年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文章，提出“要注意技术中的方法论问题”，成为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先声。1960—1961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床专业师生开展了机床内部矛盾运动问题的讨论，并先后在《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有关论文，拉开了我国工程技术辩证法研究的序幕。1979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在天津举办的全国工程技术辩证法讲习会，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82年10月，陈昌曙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科学与技术的差异和统一》，为确立相对独立的自然技术哲学学科提供了理论依据。同年9月，在沈阳召开了“全国工程技术与四个现代化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技术理论与政策研究》论文集。1984年，《中国哲学年鉴》在“研究状况和进展”栏目中，专辟“技术哲学研究简况”，介绍了陈昌曙和陈文化等人的文章，并译介到西方，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2）发展时期（1985—2000年）
如果说在初创时期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活动还处于自发或半组织状态的话，那么1985年在成都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技术论学术讨论会上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论专业组（1988年在长沙召开的第二届年会上更名为“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以后，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在以陈昌曙为主任的专业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步入了“自为”的稳健发展时期。从此，坚持每两年左右召开一次年会，并先后于张家界、长沙、重庆、宝鸡等地举办了第三届至第七届年会，集中研讨科技成果产业化和技术创新等热门课题。其中，在长沙举办的两届年会，受专业委员会的委托，原中南工业大学编辑并正式出版了《技术创新——企业腾飞之路》和《企业技术创新运作研究》。专业委员会在近10年内，紧紧抓住企业技术创新问题，在多个城市先后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并采用官、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专门研讨，对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当时国家经贸委主管技术创新工程的负责人专门题写书名——“企业技术创新运作研究”，湖南省副省长为该书作序，并指出：“这种产学研结合的形式很好，对我们湖南省推进技术创新工程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1]。
（3）自然技术哲学研究内容
在这个阶段里，我国技术哲学界，比较深入地开展了自然技术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技术与社会等多方面的研究。
在本体论研究方面，关于“自然技术是什么”的问题，先后提出过“物质手段”说或“物质手段与方法总和”说与“实践性（操作性）知识体系”说，“活动（过程）”论与“活动方式”论，并展开了长期的争辩，至今尚未取得共识。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我仍然认为，技术是实践性（操作性）的知识体系，即怎么“做”的方式方法体系[2]。因为机器、工具、设备既是“物化的智力”、自然技术的物质载体，又是自然技术发挥作用不可缺少的物质手段。拥有设备并不等于就拥有了技术，“利用机器的方法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马克思）。 如果将两者等同的话，那么机器、设备就是“第一生产力”了！人的活动与如何活动尽管是不可分的，但它们也“完全是两回事”。即使是同一个过程，采用不同的生产方法（即“怎样生产”——马克思语），结果会是完全不一样的。若将技术等同于活动（“解蔽”过程）本身，就是取消了技术——“解蔽的方式”（海德格尔语），或“人对自然界的活动方式”（马克思语）。
在价值论研究方面，关于“技术价值”问题，争论较多的是“技术本身是否负载价值”。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采用“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在这里，我推介张华夏先生的观点。他说：将价值看做事物的第三性质，不是客体内部性质或客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性质，而是主体（人类）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性质，即主体对客体的偏好与需要以及客体对主体的效益与满足这样的关系性质[3]。因此，价值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两重性，价值就是与主体和客体有关的各种因素的多元函数， 也就是说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协同并具有其分开来不具有的一种特定的突现性质。自然技术作为人（类）劳动的知识性产品，是主体与自然客体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结果，显然它具有价值。但是自然技术作为客体、手段，如不与主体之间发生关系（即进入实践），其价值又从何谈起呢？因此，这里的“技术本身”指什么就成为认识这个问题的关键。自然技术知识的基本内容是不依赖于人的价值观念为转移的，即它是中性的。但是这种知识体系是主体目的性行为的结果，又要将它作为实现人类目的的方式手段。手段归根到底是为目的服务的，其结果“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爱因斯坦语）。滥用技术产生的负面效应，即“技术异化”的责任不能推给“技术本身”。
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陈昌曙在重庆年会期间明确指出布氏定义的局限性。根据他的提示，我认为布氏定义存在着：“逻辑结构上的非对称性”，“内容构成上的片面性”，“要素之间关系上的并列性”，“发展目标上的表层性和短视性”，“基本态度上的局限性”，并针对“自然中心主义”、“客体中心主义”等学术观点明确提出“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观”[4]。陈昌曙于2000年出版的专著《哲学视野中的可持续发展》，对“可持续发展”的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从哲学角度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还有学者提出“技术的生态化”。彭福扬提出“技术创新的生态化”，并作为全国社会科学规划的一个课题，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
关于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思想研究，早期的成果有：龚育之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几个问题》（1978），曾孝威的《马克思论技术的启示》（1982），刘则渊的《马克思的技术范畴》（1983）；远德玉、陈昌曙在《论技术》一书（1986）中考察过马克思的技术观。随后我在《科学技术与发展计量研究》（1992）专著中，就“马克思的技术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思想与‘技术决定论’”等问题作过较深入的探究。更可喜的是出版了几本专著，如牟焕森的《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国际反响》（2001）和乔瑞金的《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2002）等。
关于欧美技术哲学思想研究与学术交流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引起人们（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关注。如对海德格尔、米切姆、皮特、拉普、胡塞尔、杜威和波塞尔等人的技术哲学思想，先后展开了较深入的研究和评介。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进行中外比较研究，如远德玉、陈昌曙的《中日技术创新的比较研究》（1994）、陈文化的《中印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的比较研究》（1996）和刘则渊的《中德技术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2002），等等。
关于技术创新和自然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的研究，前面已提及，在此不再赘述。
总之，新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及其成果的应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的技术哲学事业正在由“学术边缘”向“学术中心”转移，并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的热切关注。但是，从现实和时代的要求来讲，还存在一些问题。在这里，我提出两点看法，供同仁们思考。
第一，克服撇开人、撇开人的实践活动，撇开技术与人的关系来研究技术问题的现象。如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就是一例。科学技术成果是生活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人，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运用科学技术和物质手段与客体对象相互作用获得的精神产品及其转化和应用，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如果没有人和人文精神的充分发挥，自然科技成果犹如物质设备、资本和法规一样，都是“死的东西”，怎么能说“自然科学技术独自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难题，是导向人类幸福的惟一有效的工具”呢？再如“技术统治论”、“技术决定论”等也是撇开人、撇开人的实践活动，撇开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产物。
第二，改变概念思维方式，像历史和现实生活本身那样理解事物。从“实体思维”、“单向思维”和“静态思维”转变为“关系思维”、“主体思维”和“动态的变革思维”[5]。
2.全面技术哲学研究的初创阶段（2000年以来）
迈入21世纪，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就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局面。主要的特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拓展了研究内容和领域。张华夏、张志林于2001年提出研究技术认识论问题。陈昌曙建议讨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问题”。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2002）和王德伟《人工物引论》（2003）的先后出版，拓展和“开创哲学研究的新边疆”。
第二，创建中国技术哲学论坛的新平台。东北大学首创“技术哲学文库”和“技术哲学博士文库”（2001），编辑出版《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2002）。大连理工大学编辑出版我国第一部《技术哲学年鉴》（2001）。受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之托，东北大学创办了“中国技术哲学网站”、“技术哲学电子刊物”，并出版了《技术与哲学研究》。这些平台的搭建和进一步完善，为推进我国技术哲学研究产生着重大影响。
第三，具有标志性意义，是开创了我国全面技术哲学研究的新阶段。2000年10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第八届年会上，我提交了一篇论文。该文根据客观世界演化的过程和世界由自然界、人文界、社会界形成的统一体，将科学技术分为自然科学技术、人文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6]。因此技术哲学亦由自然技术哲学、人文技术哲学和社会技术哲学形成为一个整体。其实，1996年潘天群就论述了“存在社会技术”问题，高亮华撰著了《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特别是2003年出版了田鹏颖、陈凡的专著《社会技术哲学引论》。人文科学和人文技术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而关于人文技术哲学的论著目前还是一个空白。随着生命科学技术、人脑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人文科学技术及其哲学研究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和新的学科生长点。
二、21世纪技术哲学研究的设想与展望
1.拓展全面技术哲学研究
（1）科学技术是由三大基本门类构成的“内在整体”
第一，客观世界的演化及其基本构成是科学技术分类的客观基础。
科学技术是关于人对世界的理论关系和能动关系。而关于世界的形成过程及其构成问题，在学术界似乎有不同的看法。在自然科学技术领域有一种“去人化”的倾向，认为“科学技术仅仅指自然科学技术”，“自然科学技术独自能够并逐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的真正难题”，“是导向人类幸福的惟一有效的工具”。在社会科学界又有一种“完全等同论”，认为“‘社会发展’就是‘人的发展’”。这样一来，世界的形成和构成就没有人和人类了。传统的哲学教科书根据“整个世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构成”分为“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三类，有学者还只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门知识”，更多的是以自然物质“运动形式本身固有的次序”作为“科学分类”的客观基础而只对自然科学进行分类。其实，客观世界的演化是从天然自然到人猿揖别再到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有了人，才有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我的关系，并逐渐形成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社会塑造人；有了人和人的实践活动才使自然界、人类（人文界或“人的世界”（马克思语））和社会界相互作用形成以人类为中心的统一体。世界的演化是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以世界（自然界、人文界、社会界）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技术就由自然科技、人文科技和社会科技形成一个“内在的整体”（见表1）。
表1 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门类构成表
客观世界的演化过程 天然自然 
人类 人类社会
客观世界的基本构成 自然界 人文界
社会界
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 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人(类)自身 人与人的关系
科学技术的基本门类 自然科技人文科技 社会科技
科技哲学的基本门类 自然科技哲学
人文科技哲学
社会科技哲学
马克思的“一门科学”自然科学关于人自身的科学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科学
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物质生产人的生产；精神生产 社会关系的生产
如表1所示，自然科学技术是研究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主要解决如何“做事”），人文科学技术是研究人（类）自身（解决如何“做人”），而社会科学技术是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解决如何“处世”）。显然，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两回事，尽管其间有紧密的联系，但二者不能“完全等同”。同时，思维不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动物也有思维。实践才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也只有人的实践活动才有科学技术（包括自然科技）成果及其应用。自然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可以脱离人（主体）而相对独立地存在着，撇开人、撇开人的活动它根本不会“独自解决”任何问题[7]。
关于科学“内在整体”的思想，西方学者早就提出过。如著名的物理学家普朗克指出：“科学是内在的整体。科学之所以分为各门学科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学的连续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打不断的链条。如果这个链条被打断了，我们就是瞎子摸象，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整体”[8]。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指出：“自然科学不能创造出我们借以生活的思想。……它没有告诉人们生活的意义，而且无论如何医治不了他的疏远感与内心的绝望。如果一个人感到疏远和迷惑， 感到空虚或毫无意义，他哪里还有什么进取心、追求，还有什么科学实践呢？”其实，“一切科学，不论其专门化程度如何，都与一个中心相连接，就像光线从太阳发射出来一样。这个中心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信念，……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属于人文科学—引者注）所构成。”这与我们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一主两翼”（以人文科技为主体、自然科技和社会科技为两翼）立体网络结构的观点相一致。由此，我们提出全面科技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自然科技、人文科技和社会科技，促进经济（自然）、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使之成为和谐的“内在整体”[9]。
第二，马克思的“一门科学”和“全面生产”理论为全面科技观提供了理论支撑。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明确指出：“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这里的“关于人的科学”，我们理解为关于人自身的科学和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科学。这样的理解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们曾经在《费尔巴哈》一文中明确指出：人在现实活动中“产生的观念，是关于他们同自然界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肉体组织的观念”[10]。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全面生产”指“人们所创造的一切”的活动。具体包括四类生产形式：一是“物质生产”；二是“人的生产”，即“人的增殖”及其素质的全面提高；三是“精神生产”或“脑力劳动”；四是社会关系的生产。马克思明确指出：“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11]。
马克思的“一门科学”和“全面生产”理论为全面科技观提供了理论支撑。因为两者之间具有同源性关系，即源于同一个现实存在——客观世界的演化过程和基本构成（自然、人类和社会）的“内在整体”（见表1）。正如传统的生产观（仅指物质生产）一样，传统的科技观（仅指自然科技）也是片面的[9]。
第三，人的实践活动为全面科技观提供了现实依据。
人的每一个现实的活动，都是生活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与客体对象在一定的环境中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人文科技（如何“做人）”、社会科技（如何“处世”）、自然科技（如何“做事”）总是融于一体并产生其综合效应（行为）。其中，如何“做人”是根本，如何“处世”是前提和关键，否则，就不会有“做事”，或者是“一事无成”、“事倍功半”。因此，在每一个现实的活动中，如何“做人”、“处世”、“做事”总是并且始终是不能分离的。所以，没有人这个主体的主导作用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个“中介”、“桥梁”，一切现实活动都不能发生和进行[9]。正如爱因斯坦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所言：“如果想使自己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只懂得应用（自然）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该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指社会关系—引者注），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点！”“用专业知识（指自然科技—引者注）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们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武器，但是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12]。
总之，科学技术是由自然科技，通过人文科技到社会科技的“连续链条”形成的“内在整体”。
（2）根据全面科技观构建技术哲学的门类结构
美国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在《技术哲学概论》中提出技术哲学具有三个“分支”。一是“工程学的技术哲学——或者说从内部对技术的分析，而从根本上说，是把人在人世间的技术活动方式看作是了解其他各种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范式”。二是“人文科学的技术哲学这一分支——或者宗教、诗歌和哲学（人文科学）用非技术的或超技术的观点解释技术意义的一种尝试”。“我们可以说，正是人文科学孕育了技术，而不是技术构想出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对技术的优先地位，是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赖以成立的基础。”接着他又指出：在技术哲学中“不止两种传统”，还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许是整个社会科学的技术哲学传统——很可能被用来展示一种与工程学和人文主义的传统截然不同的，值得特别重视的途径。可以认为，这种传统的基本观点既不是对技术的接受和阐释（工程学的传统），也不是对技术的质疑（人文主义的传统），而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和改造”。对此，他称之为“社会科学传统的技术哲学”[13]。米切姆提出技术哲学的三个“分支”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但是，由于他仍然局限于传统的技术观，仅仅认为三个“分支”是对自然技术研究的三个不同视角，即自然技术哲学“从内部对（自然）技术的分析”、人文技术哲学“对（自然）技术的质疑”和社会技术哲学“对（自然）技术的社会批判”。
因此，仅仅以人工自然和自然技术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是片面的。其实，技术哲学应该是由自然技术哲学、人文技术哲学和社会技术哲学三大基本门类构成的有机整体，即“三维一体”的立体结构。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方法论，以及技术与社会等[7，9]。
2.加强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一体化研究
如前所述，现实的世界是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使自然界、人文界、社会界之间发生非线性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整体，以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技术也是一个“内在整体”。而传统的科学技术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法都是建立在“分割”、“有序”即还原论、机械决定论基础之上的。于是，先将整体事物分割成部分进行分门别类地研究，然后又机械性地迭加在一起并运用于现实活动中。就拿科技哲学来说，长期以来研究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总是分立的，很少往来和交流。当代已经出现科学、技术、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亦即科学、技术、经济之间已经形成一个“任何一处都打不断的连续链条”。由此，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也是“内在的整体”（见图1）。
附图
图1 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的一体化图示
工程哲学即生产哲学，是关于人对世界（自然、人类和社会）的实践关系的哲学反思。从生产观层面上来说，工程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生产观理论。根据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工程哲学亦应是由物质生产哲学、人的生产哲学、精神生产哲学和社会关系生产哲学构成的“内在整体”，其研究内容亦分为存在论、改造论、价值论、历史观和方法论，以及工程与社会的关系等。
目前我国的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分立的局面。今后应该加强“一体化”建设，就像是一条河流中的上游、中游、下游一样，既有相对的区别又有联系，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动态的由无序到有序形成的整体。
总之，“回顾”可能是“挂一漏万”，“展望”只是个人设想。以上所见，仅供讨论时参考。在此，还提三点希望：一是认真学习和正确领会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科技哲学思想；二是与时俱进改变传统的“概念思维”方式，运用“实践思维”或复杂性思维方式，像历史和现实生活本身那样理解事物；三是深入实际，切实关注我国或本地区的全面科学技术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