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书院教师行为与角色演变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书院论文,后期论文,角色论文,教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12)02-0085-06
明中后期是指16世纪初至17世纪初约120年的时间，此时的中国社会，通常被认为是古代社会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前期。这一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烈，人民反抗此起彼伏，边患不断，各地藩王反叛时有发生，封建统治秩序因大批自耕农的破产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受到冲击。此时，程朱理学的反动——王守仁心学出现在历史的长河，而心学赖以传递、传播的书院及其教师们，以其鲜明的风格、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深刻的认识为这个时期文化教育的转型提供了动力，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与深刻的启示。
一、明前期书院教师开始注重在日用间做修养功夫
明初程朱理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一批书院大师虽然尊奉程朱，但并非徒守吟诵，他们在强调“体认”、“静观”、“践履”的同时，尤其重视在日用间做修养功夫，这就为程朱理学的改造注入了新意，为日后风气的巨变奠定了基础。
江西崇仁吴与弼是黄宗羲《明儒学案》开篇的教育家、思想家。吴与弼为学“大要在涵养性情，而以克己安贫为实地”①不但讲求静观修养，而且强调躬行践履，甚至力行耕读相兼。据记载，吴与弼曾在“雨中被蓑笠，负耒耜，与诸生并耕，谈乾坤及坎离艮震兑巽于所耕之耒耜可见，归则解犁，饭粝蔬豆共食。”②
吴与弼的学生胡居仁两次掌教白鹿洞书院，殁后以布衣荣获配享孔庙的殊荣。他制定的《续白鹿洞书院学规》是该书院仅次于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重要教育规则。该学规要求“诸君在洞者”“虑心一意，绝其杂虑，而于圣贤之书，熟读、静思、明辨，反之于身而力行之”。要求学生“正趋向，以立其志”，“主诚敬，以存其心”；“博穷事理，以尽致知之方”；同时也提倡“审查几微，以为应事之要”；“克治力行，以尽成己之道。”要求学生“于日用之间，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动一静，必实践其迹。”“所学在我，而于酬应之际，以天下之理，处天下之事，必沛然矣。”③胡居仁师从吴与弼后，不问世事，一心侍奉双亲，聚徒教授，不因贫困移志辍学。
吴与弼的另一位弟子娄谅也深得笃行之道，以致扫地一类小事，也必亲自动手，不靠仆人。还有吴以弼弟子陈献章则主张在“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得到古人佳处也。”④
在日用间做修养功夫是中国古代教育有价值的修养方法之一。孔子提倡力行的修养原则，所谓“力行近乎仁”，这个传统为吴与弼、胡居仁、娄谅、陈献章等一批学者继承发扬，他们在恪守程朱之道的同时，特别注意用圣贤言语来体验日用工夫，甚至在生产劳动中体认道理。
然而上述行为，毕竟还是局限在与书院有关的学者，他们从事教育的小陂书院、白鹿洞书院、小庐山书院等等，并没有将“日用工夫”的教条扩大到社会。他们的教育对象还是书院内部的弟子，并没有面向更广泛的社会民众。即便如此，重视在日用间做修养功夫的行为特点却为明代中期的风气转变打下了基础。
二、明中期以后书院教育更加面向平民、面向生活
明中期书院教师行为与角色发生了重大的演变，涉及教育的三个主要方面，即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教学场所。
首先是从精英教育到倾力平民教育。儒学自先秦开创以来，就具有社会化、平民化的特色，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其实质是不分贵贱、贫富、地域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接受教育⑤。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使得教育活动扩展到了民间，对儒学平民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代中期，社会在动荡中孕育着思想的多元化，行将易代的末世之风带动着思潮的变动，王阳明之学凭着“致良知”等通俗易懂的理论为广大下层百姓所接受，冲击着长期高居庙堂的精英教育。对于阳明心学产生的原因，学界多趋向于认为是程朱理学的僵化和明中期政治的腐败⑥。本文认为，王学的产生和兴起，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儒学平民化发展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自宋以来，儒学发展追求精英发展已逾数百年，延及明代中期，精英儒学已经不再能满足普通民众个体觉悟和个体精神提升的需求，而王学的适时产生，可以说是符合时代和学术发展的双重需要。书院教师在这个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陈献章开启了儒学平民化的先声，他从吴与弼处南归回乡，“杜门却扫，潜心大业，道价响天下，建小庐山书院讲学，四方学者日益众……(献章)自朝至夕，与门人宾友讲学，论天下古今事”，“浮屠羽士，商农仆践来谒者，先生悉倾意接之，有叩无不告，故天下被其化者众。”新谷上市，童叟共欢，邻人相遇，笑谈忘时，自然恬淡朴实，与百姓打成一片。⑦明代中后期的江右王学，教育对象平民化的倾向则更为明显：江右王学学者邹守益退职家居，立书院，建祠宇，广乡约，以讲学善俗为事，他还竭力支持地方官方田均赋，恤灾赈饥，修桥梁，建义仓；欧阳德，居家孝友，集子弟教以礼义，又为立保，以便互相救助；罗洪先，居家不仕，末年尤以成人材，厚风俗用为任，尊贤容众，嘉善矜愚，无论贵贱贤不肖，接者无不醉心其教。⑧
然而与百姓更为亲近，将教育对象更倾力于百姓的是泰州学派。王艮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他始终与社会下层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在他著名子弟中，林春出身佣工，朱恕是樵夫，韩贞是陶匠，此外还有田夫、商人等各种阶层的学生。侯外庐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称：“在此之前，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儒学学派能像泰州学派这样重视平民教育的。”⑨
其次是从书本传授研修到注重日常开启辅导。明初学者多注重个人修养，如薛瑄，他“在里时，家居数年，闭门不出，虽邻里罕见其面，而秦楚吴越间来学者以百数……终日正衣冠危坐，如对神明”⑩。这种情况在明中后期发生了改变，大批阳明后学进入书院，成为书院教师的主力，与传统书院教师不同，他们更为注重在讲学时普及社会教化，通过讲授“百姓日用之学”，在下层百姓中传播理学精神。
罗汝芳是泰州学派的三传弟子，他用通俗易懂的“赤子之心”取代深奥的“良知”学说，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来阐述复杂的义理；用日常生活中的实例来解释晦涩的概念，生动贴切，符合普通人的思维习惯，有利于儒学在中下层百姓中的传播。最为著名的是“童子捧茶”的阐述，他借童子捧茶的事例，来论证所有人都具有“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存在两种状态，一种是“不虑而知，知属之天”，一种是“以虑而知，知属之人”，这两种“知”都是良知本心的体现，学说生动自然，易学易懂。他在讲学时，还常用讨论法，师生之间互相提问，然后针对问题进行讨论辩驳，通过讨论日常生活中的事例，来揭示深刻的哲理。
日常开启还有类似心理辅导的作用。颜钧是泰州学派中的一员健将，嘉靖十九年(1540年)，他在江西南昌同仁寺门上张贴一篇《急救心火榜文》，在这篇文章中，颜钧提到：“农之学，自授(受)承于东海，单洗思虑嗜欲之盘结，鼓之以快乐，而除却心头炎火。”(11)这里的“心火”、“炎火”，就是心理问题(12)。获得心理救助的就是有罗汝芳，罗汝芳曾闭关临田寺，久而久之，患上所谓“心火”之疾，直到与颜钧相遇。颜钧指出静坐的是“制欲”，没有效果，应该“体仁”。并以类似于心理治疗的说服开导，三个月内罗汝芳果然“如脱缰索，病遂愈”(13)。遂拜颜钧为师，成为泰州学派的三传弟子。
再次是教育场所从书院讲堂延伸到讲会、公廨、村庄。讲会是最大的教育场所。据不完全统计，江右王门在江西创立有惜阴会、青原会等大小20余个讲会。讲会之日，来自吉安九县和江西其他地方的人士，云集吉安青原山或安福等地。大会千人，小会数百，远者一年一聚，近者一月一会，规制严密，场面非凡。
公廨是居官学者经常讲学的地点。嘉靖三十二年(1553)罗汝芳考中进士，授太湖令，他一到任，一改以往县令急赋敛、听狱讼、谨簿书的传统套路，而是以“教化代刑辟”，(14)“召诸生论学，公事多决于讲座”(15)。在任上，他颁布讲规，并且定期举办讲会，用这种方式使儒学理论深入民间。村庄聚落是宣讲百姓之处。如韩贞“以化俗为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16)
综上，明中后期的王守仁及其后学书院学者们，无论是教学对象，教学内容还是教学场所与形式，较之明前期，甚至是较之此前的整个封建社会，都有巨大的改变，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教育现象。
三、明代中期书院教师角色转变的学术原因与教育学意义
明代中期书院教师角色行为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价值观上改变，人们对自身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认同，而了解自己，面对现实，不但是知识精英，甚至是下层百姓都渴望的事情。明代中后期社会矛盾激化，更是刺激有责任的儒家学者探索一条儒学平民化的道路。上述社会背景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只从学术方面探索个中原因。
首先，陆九渊学说的延绵不断，是变化的学术渊源。我们知道，宋代朱熹和陆九渊是相互论争的两大学术派别的旗手，元代官方提倡朱子之学，但陆学仍然暗流汹涌。元代吴澄、陈苑、虞集虽然打着尊朱的旗号，但在方法论上并未脱离陆学。陆学修养的方法论是什么呢?是简易功夫，而简易功夫强调的则是从“日用处开端。”“圣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处开端”(17)“道理只在眼前，虽见到圣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18)陆九渊的这种方法为明初吴与弼所继承，他说“圣贤道理，即便背诵如流，若不践履，只是泛泛。”他的道德力行观，一是躬行践履，读书、讲学、出游、劳作都是修养的一部分；二是事上磨炼，即在生活、困境中磨炼自己。(19)显然，吴与弼承续陆九渊的“日用处开端”的教育方式，其学术倾向是兼采朱陆之长，陆学的痕迹很是明显。
吴与弼对王守仁的影响是巨大的，期间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条是吴与弼——陈献章——王守仁；另一条是吴与弼——胡居仁——娄谅——王守仁。“白沙”(陈献章)、“余干”(胡居仁)两个学派对王学的产生有启明和发端的影响(20)。吴与弼上承陆九渊，下启王守仁，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期的王门后学。“简易功夫”和“日用处开端”，为明代中期的转变打下了学术基础。
其次，王守仁高度重视社会教育，是学者的表率。王守仁不但哲学上主张“知行合一”而且身体力行，在哲学上精研深思，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等命题，同时高度重视社会教育，他的学术研究几乎与民众教育密不可分。正德五年(1510)，王守仁为庐陵知县，聚徒讲学于治东青原山。正德十一年，奉命剿灭南赣山民反抗，他一面采用各种军政措施，一面用教育手段教化百姓，办社学，举乡约。他的门人众多，薛侃、欧阳德、梁焯、何延仁、黄弘纲、邹守益等数十人，随行入赣，或闻风而来。王守仁于军务之余，聚徒讲学不倦，一时传为盛事。
王守仁重视社会教育的另一表现是大力兴建书院，有赣州的濂溪书院、信丰县的阳明书院，此外还有义泉、正蒙、富安等书院，这些书院都是王守仁为自己所建的讲学场所，“(阳明)先生甫抚赣，即修濂溪书院以居学者，而自置讲堂于后，阐良知之说，与周子至诚无伪之旨相发明。”(21)王守仁选择优秀的子弟进入书院学习，教他们诗书习礼，孝悌教化，这些书院肩负着民间教化的功能。
再次，王门后学学者提升了对民众的认识。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认为：“天下一个万物一天，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遵圣道天地弗违，致良知鬼神莫测，欲同天下人为善，无比招摇做不通，知我者其惟此行乎?罪我者其惟此行乎?”(22)“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王艮授徒“士、农、工、商，业虽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学”(23)。罗汝芳亦是如此，“至若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行商坐贾，织妇耕夫，窃履名儒，衣冠大盗，此但心至则爱，不问所由也。夫布衣韦带，水宿岩栖，白面书生，青衿子弟，黄冠白羽，缁衣大夫，缙绅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车辙所至，奔走逢迎。先生抵掌其间，坐而谈笑。人望丰采，士乐简易。解带披襟，八风时至。有柳士师之宽和，而不见其不恭；有大雄氏之慈悲，而不闻其无当。同流合污，狂简斐然；良贾深藏，难识易见。居柔处下，非乡愿也。泛爱容众，真平等也。”(24)
王学的兴盛，将古代中国儒学教育平民化带到了顶峰，可以说王学的兴盛与儒学的平民化是互为因果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王门后学以书院为载体，不再固守传统，顺应社会成员尤其是识字不多的社会下层人员对自身价值了解的需求，用简单易行的方式，以百姓为对象，以日用为内容，扩大了书院的社会功能，转变了书院教师的职能。
明中期书院教师职业角色和行为方式转变的教育学意义也是巨大的。
它丰富了教师的社会教化功能的内涵。对于教育的作用，自古以来就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提法，但对教师的社会教化的角色与职责，明代有了系统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回答。王守仁在平定南赣民众反抗时设立了一批书院，这类书院类似社学，对于这类机构教师的选择，他有独特的见解：“各馆教读通行访择，务学术明正、行止端方者乃与兹选。官府仍籍记其姓名，量行支给薪米，以资辛苦，以其礼待，以示崇劝。”(25)“敦请学行之士，延为师长，查照本院原定学规，尽心教导。务使人知礼义，户习诗书，丕变偷薄之风，以成淳厚之俗。毋得违延忽视及虚文搪塞取咎。”(26)对教师的社会教化功能有新的认识，才能从这样的高度选择教师。
它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传统教师的职业角色外延，使其具有新型学习共同体的组织者、参与者、规劝者、辅导者的色彩。所谓新型学习共同体，我们认为，当时兴盛的讲会就是典型代表。讲会是一种与书院教育、学术和活动相联系的学术团体或学术活动，开展活动时，一般均有特定课题，有读书问难、道德规劝等具体内容，有时间、地点、主持人的周密规定。明代这种学术团体和有组织的学术活动的频繁剧烈，在封建社会是罕见的。所谓规劝者与辅导者，主要体现在书院教师对其学者心理状态的调适上。由于王守仁心学体系最大的特征是以心立言，又以良知释心，这种出于对本心的思考，使得王门后学与程朱理学相比，更为关心人的心理活动。如罗汝芳，某日学生因“人情落落难合，心颇不安”向罗求助，罗在询问之后，提抛出了解决办法：“处世若大梦。恐此一梦，尤远离之所最急，而亦远离之所最难者。君不此之图，而夜梦之恶，岂非所谓梦中说梦耶?况夜之所梦，不待君远离乎梦，而梦自远离乎君也。世之人，固有梦中被凶伤殴，而遭寇劫掠者矣，纵是痴儿，亦何尝被殴而讼诸官，遭掠而索诸途耶?此则自解远离之微也”。(27)显然，罗汝芳充在这里还充当了心理的调适者，在学生“心颇不安”、“思欲和平，却又不能”的情况下，罗汝芳用循循善诱的对话引导学生走向心灵的平静，这种规劝者和辅导者的角色，作为书院教师是难能可贵的。
明代书院教师在儒学社会化，儒学平民化进程中的作用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中国文化史上大规模的学术下移大致有二，其一是孔子时代的学术下移，学在四夷，其二便是明代中期。从书院发展史上看，讲学式书院诞生于唐，兴盛于宋，南宋时期两大学派，朱熹学派与陆九渊学派，其书院讲学大都集中在对“士”即对知识青年、知识分子的教育，而到王守仁时代，教育对象有了大规模的转移，使书院教师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正如清人焦循所说：“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君子；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28)王门学派的学者使新儒家理论直接通向了社会大众。
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意识向整个社会的传递，大凡都是依靠教师，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和兴太学分不开；唐代佛道盛行，儒学影响下降，韩愈、柳宗元等人才重提教师的作用；宋代民族矛盾、社会矛盾激化，理学昌盛，刺激了书院与官学的繁盛，教师们成为理学的传递者研究者。教师在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刻，在社会的转型期所起表现的行为方式和所发挥的特殊历史作用，是值的重视的，也是值得今天借鉴的。
注释：
①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②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一，《崇仁学案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③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
④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⑤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页。
⑥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28页；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8页。
⑦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6-217页。
⑧徐阶：《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赠太子少保谥文庄欧阳公神道碑》，载(明)焦竑编撰：《献徽录》卷三十四，徐象橒曼山馆本印影版。
⑨(20)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30、146页。
⑩薛瑄：《薛瑄全集》，《年谱》，《行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1)(13)颜钧：《颜钧集》卷一，《急救心火榜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2)王汎森：《明代心学家的社会角色》，《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14)方祖猷等：《罗汝芳集》，附录《传记、年谱》，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
(15)张廷玉等：《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一儒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6)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7)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8)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9)胡青，付忠莲：《小陂书院与吴与弼道德力行观》，载《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15-117页。
(21)《同治赣州府志》卷二十六，《书院》，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22)王艮等(撰)袁承业(辑)：《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年谱》，清宣统2年东台袁氏版。
(23)李颙：《二曲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73页。
(24)李贽：《焚书》卷三，《杂述》，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25)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6)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7)方祖猷等：《罗汝芳集》，《语录文集类》卷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
(28)焦循：《雕菰集》卷八，《良知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