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山文化研究略论——纪念尹达先生为红山文化命名五十周年（论文文献综述）
姜亚飞[1]（2021）在《西周时期玉器流通状况的初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周时期是我国玉文化的高峰,也是玉礼发展的重要阶段。《论语·八佾》中孔子曾感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玉器出现在西周社会活动中的赏赐、祭祀、朝聘、丧葬、交易等方方面面,成为西周贵族阶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以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材料为基础,同时结合考古出土的西周时期的玉器材料,从玉器的赏赐、相见礼中的赠玉、玉器的交易、掠夺等西周社会用玉所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探讨了西周时期玉器的使用和流通情况。西周时期盛行各类赏赐活动中,而玉器为赏赐物中的重要门类。赐物中包含玉器的赏赐活动主要为册命礼、飨礼和军功赏赐。通过对金文、简帛等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梳理,本文对册命礼赏赐玉器中常见的瓒的定名、瓒与圭瓒的关系问题展开探讨。根据传世文献对“瓒”与“圭瓒”的描述、“瓒”字字形结构、“瓒”字与“裸”字的辨别,同时结合洛阳北窑西周墓、滕州前掌大墓地及鹿邑长子口墓中的玉柄形器出土情况,认定金文中的“瓒”即为考古学材料中的玉柄形器,玉柄形器是裸玉的一种。在确认“瓒”为玉柄形器的基础上,探讨“瓒”和“圭瓒”二者的关系。“瓒”和“圭瓒”在金文中存在着前后交替的现象,从这一现象入手,本文认为其与发生于西周中晚期的礼制改革相关。礼制改革虽不见于文献记载,但从玉柄形器（瓒）在西周中晚期后的种种变化可以证实改革的存在。在西周中晚期后周人开始形成自己的祭祀体系,圭瓒便在此时出现。另对目前学界中认为存在“璋瓒”、“璜瓒”等字的青铜器铭文的重新审视,可知这些器铭均不见明确的“璋瓒”二字。整个西周时期只见“瓒”与“圭瓒”,而不见“璋瓒”。西周时期的军功赏赐不以赐玉为通例。在西周中晚期礼制改革之后,周王对军功卓着的将领赐以圭瓒,高等级贵族也可以赐予臣属圭瓒。圭瓒和文献中记载的“命圭”二者有别,圭瓒是祭器,是裸礼中的裸玉,命圭则是周王赐予的具有符信作用的玉器。西周中晚期礼制改革也使飨礼和宾礼中赐（赠）物发生变化,在西周早期多用贝、金,到西周中晚期以后则以玉器与马匹等物品为主。以玉器代替贝、金作为赏赐及宾赠用品或与西周中期周王室与南国诸夷关系的恶化有关,但根源还是在于周王对贵族施行以“恩惠换忠诚”的笼络方式。另飨礼赐玉玉器数量多见“某”瑴,具体数量虽未有定数,但已经显示出等级差别。飨礼中对年长者的酬币较为丰厚,体现出飨礼的敬老之义。西周时期贵族相见时的贽见、觐礼、宾礼及聘礼中涉及到大量用玉行为。据金文可知,赠玉种类、所用宾赠动词也会因赠送对象不同而发生改变。另通过对霸伯盂铭文中“瓒”和“馈”字的释读,使得器铭中所记载的西周时期的聘礼的具体仪节及用玉情况得以明晰,据霸伯盂铭文,霸伯在聘享礼结束后对天子使者伯考举行过宾礼、飨礼和食礼,赠玉丰厚。玉器的交易行为鲜见于文献记载,本文通过金文中两则玉器交易事例中玉器器类及交易方式的研究推论整个西周时期玉器可以私下交易,但玉器交易并不是普遍行为,交易的目的更多是出于礼仪活动的需要。玉器交易方式也并非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阶段,但到了西周中晚期,土地开始成为玉器交易中主要的交易对象。另西周时期玉器的掠夺行为只见于周初对商人玉器的掠夺,虽然大大小小的战争也充斥于整个西周时期,但不见掠夺的记载。本文通过对目前公布的西周时期墓葬材料整理,在对玉器形制、纹饰等方面进行观察的基础上,共辨识出260件来自于史前时期、二里头文化时期和商代的玉器。通过对这些遗玉出土背景的考察可知其大多出自西周早期和西周晚期及以后的姬姓高等级贵族墓。另通过一些遗玉的出土位置可知在一些墓葬中墓主已经有意识的将遗玉与时玉进行区分。本文所辨识出的遗玉大多来自周初克商所得,但也见本地流传和墓主竭力收藏而来。另从芮国墓地和虢国墓地均见的“小臣系”刻铭玉器这一现象入手,笔者通过对虢国墓地M2009和芮国墓地M26两位墓主的身份分析并结合《左传》中的相关记载,推测并论证芮国墓地所出的“小臣系”玉戚当是虢国聘问所赠。
申颖[2]（2021）在《小河沿文化的演进及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对小河沿文化与其他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进行分析,揭示它们的相互关系,探讨小河沿文化的来源、去向等问题。文化因素分析法表明,小河沿文化与赵宝沟文化之间存在着较多的文化承袭,虽二者之间在年代上存在一定的缺环,但前者受到后者较多的影响;与红山文化之间关系最为密切,小河沿文化与红山文化既存在一定的承袭关系,也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与分布于黄河下游一带的大汶口文化之间亦存在着文化交流与互动,大汶口文化处于主导地位,是传播者,而小河沿文化则是接受者,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与庙子沟文化的交流也较为频繁,二者在陶器的种类、形制及纹饰上有着诸多的相似,是相互影响的结果;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系统之间也有较为密切的文化交流;与偏堡子文化之间有过一定程度的文化交流,偏堡子文化中的附加堆纹因素可能是受到小河沿文化的影响;与南宝力皋吐类型在同一遗址中共存,可知二者是年代上的共存关系;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是传承的关系,小河沿文化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该地区文化面貌和格局的改变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小河沿文化的源头,应包括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为主要来源,赵宝沟文化为间接的次要来源,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又受到周围大汶口文化、庙子沟文化、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系统、偏堡子文化、南宝力皋吐类型等外来文化的强烈影响,最终形成小河沿文化。小河沿文化流向的主体,应是同处该文化区在时间上又晚于它且大体能与之相衔接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何勇[3]（2020）在《仪礼独占和扩散：朝向古代中国的史前传播》文中研究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部落兼并、走向古代国家的进程中,以"仪礼"为表征的史前传播发挥了基础性的驱动作用。对内,"巫王合一"的统治阶层通过"绝地天通"的手段垄断祭祀仪礼,独占意识形态,为等级制度和政治秩序构建合法性基础;对外,仪制和礼器通过部落战争、分赐贡享、物品交换、人员迁移等多种途径在不同谱系文化之间扩散,为进一步文化整合创造条件。综合考古及古史材料,仪礼独占及其扩散是最早的文化共同体得以形成的"一体两面",其意义并不亚于兼并战争对于"最早的中国"的催生作用,它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地理和文化基础。
张雨[4]（2020）在《西辽河流域史前房屋基址研究》文中提出西辽河流域各文化时期目前共发现房屋基址数量较多。从面积看,可分为小型、中型、大型、超大型房址四类;从建筑结构看,可分为单间和双间房址;从平面形态看,可分为方形、圆形、凸字形和不规则形四类;从建筑类型看,可分为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类。结合以往学者对各文化的分期,梳理出不同文化时期内房屋基址的相对早晚关系,为之后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在分类和分期的基础上,从房址建造技术演进、平面形态演变和面积的变化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房址建造技术主要包括居住面建造技术、墙壁建造技术和灶址建造技术三类。从统计结果看,西辽河流域史前房屋基址的建造技术日渐发达。房屋基址的平面形态经历了从方形到圆形的发展转变,家庭生活变化、环境变化和文化交流是变化发生的主要动因。房屋基址的面积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西辽河流域房屋基址平面形态的转变以及面积逐渐缩小的过程与该地区社会分化的过程大致同步。房屋基址的演变受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双重影响。环境的恶化是小河沿文化时期房址平面形态出现转变的动因;水系的发育和河流下切作用造成的地势降低是房屋基址选址海拔逐渐降低的动因。从人文因素来看,房屋基址发生演变是人类根据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自然环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文化交流和战争等因素在房址的演变过程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与中原地区同时期考古学文化房屋基址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二里头遗址宫殿基址的出现表明中原地区的发展已经领先于西辽河流域。随着红山文化衰落,西辽河流域开始逐渐退居文明起源的边缘地带。
李能交[5]（2020）在《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勾连涡纹彩陶纹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勾连涡纹主要是指在陶器表面施以反向对称以成涡形的纹饰图案。关于该纹饰的定名,本文依据纹样具有的上下三角底座的顶端延伸的支叉以及上下底沿伸出的叶片,且支叉、叶片的反向对称成涡状,并不闭合的特征,作为命名原则。它主要见于距今约6000至5000年的我国北方地区这一广大范围的相关文化遗存之中。其延续时间长、分布区域广,在表现形式上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同时各自又在具体纹样上展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对认识勾连涡纹本身、理解勾连涡纹所在文化遗存的内涵及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关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本文所说的勾连涡纹特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以三角底座延伸的反向分叉双勾涡状和以双勾底座构成的相向而对双勾涡状。前者指分别由上下平行的三角形底座上角沿长出支叉,形成反向对称的涡状,底座三角横向相连,整体纹饰呈连续横向带状分布;后者指以交叉斜曲线为界线生出勾状,形成反向对称的涡状,二方连续的全器图案横向排列,整体纹饰呈连续组合平铺。根据勾连涡纹具体纹样的风格将其分为两大类、四小类。根据勾连涡纹分布的考古学文化属性,粗略的把我国北方地区勾连涡纹遗存划分为西阴文化、红山文化、海生不浪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大汶口文化及白泥窑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对这些考古学文化中的勾连涡纹特征、典型遗址地层关系及形态上的梳理和归纳。得出勾连涡纹主体的发展与演变存在着两个系统及两个中心等直观性的认识。另因相对年代及纹饰形态对比,可知红山系统勾连涡汶包含了两个分属不同的彩陶纹饰群体,而西阴系统勾连涡汶属于同一彩陶群体的两个发展路径。并以变体鱼纹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为联系,对勾连涡纹的起源、发展、变化、传播及文化互动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进一步提出中国北方地区勾连涡纹的产生可能是同源的看法。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目前国内对于本课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纹饰的定名选择、类别划分、来源问题、象征意义、文化交流。以及选择本课题的意义和目的,包括本文相关概念、问题的界定及本文的研究范围、基本内容及理论与现实意义。并提出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和难点,以及在写作过程中的不足。正文第一部分是勾连涡纹的分类与分布;第二部分主要是勾连涡纹的发展和来源问题;第三部分是勾连涡纹的传播;第四部分是勾连涡汶的系统与中心。结语部分通过对中国北方地区勾连涡汶的整体性研究,可以发现西阴与红山彩陶纹样有部分同源。形成了西阴、红山两个大的涡汶系统和中心,各自对周边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表现出二文化在交流下的中国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互动局面。西阴文化与红山文化的互动形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并非直接的对话与交流,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文化交流、交融。此外,A、B两类勾连涡汶自产生、至形成的发展形势,显示了二者具有同步性。而C、D两类勾连涡汶在红山文化中的相对年代、独立演变趋势,为进一步对牛河梁第二期与三、四期的关系研究提出了新契机。西阴、红山二系统的发展与交流存在交叉、重叠的情形,而西阴系统内发现的具有明显红山因素的勾连涡汶应该是和红山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至于影响途径仍待今后更新的资料证明。
朴真浩[6]（2020）在《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经济与社会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内蒙古赤峰市夏家店遗址的发现、发掘而得名,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支早期青铜文化。依据类型学研究和碳十四侧年数据,其年代为BC2000BC1400年,大体相当于夏到早商时期。在本研究第二章中已分析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等级,依据聚落的面积大体分为7个等级,以其为基础再结合遗址分布情况又分为6个规模不同的社会组织单元:第一等级聚落为特大型中心聚落,第二等级聚落为大型中心聚落,第三等级聚落为中型中心聚落、第四等级聚落为小型中心聚落,第五、六等级聚落为大型周边聚落,第七等级聚落为小型周边聚落。从这些聚落分布看,基本上低等级聚落围绕着高等级聚落分布。这种聚落分布形态明确体现了社会结构上的层次。相比于辽西地区铁器时代之前的其他考古学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聚落、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口的剧增,而人口的剧增导致聚落数量也呈快速增长之势。在已确认的5262处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中,低等级聚落数量偏多,高等级聚落数量较少,呈现出金字塔式结构。其中第五、六、七等级聚落分布最为广泛,受地形的限制比较少。这些低等级聚落是整个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内的基础,同时,又围绕着高等级聚落呈向心分布状。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剩余生产的增多,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也变化发展。对剩余产品分配问题出现,聚落之间形成了竞争关系,结果出现控制社会矛盾的统治者或权力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些现象是复杂化社会的必需条件。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夏家店下层文化在聚落和墓葬等方面都具有明确的等级与地位差别,且存在着不同的劳动分工,甚至女性和男性的社会地位有别。其社会的权力者控制居民,分配剩余产品,各个区域的权力者之间具有某种纽带,使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成为具有垂直的层级区别的组织体系。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在继承当地的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再融合石砌建筑物、三足陶器等外来文化因素,形成一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这些过程中外来因素的作用比较大,夏家店下层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因素,促进了本地区文化的发展,结果新传入的文化因素比较容易传播到整个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内。对夏家店下层文化国家形成问题看,虽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范围内尚未发掘出具有多样的功能区的大城市,但城址分布非常紧密,成为一个具有系统网络的聚落群体。如果具有不同功能区的不同聚落,它们互相紧密地交流、交换、沟通的话,便能发挥跟一个大城市接近的作用。当时为建设大规模的石城或土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样的建设工程,只在存在强制性威权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形式接近的建筑物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区比较广泛的出现,表明具有强制性的威权对各地施加了影响。这些劳动力与大甸子墓地中发现的仿制货贝一样,该文化社会已存在着原始税制的间接证据。可以说已具备了形成早期国家阶段的基本条件。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在辽西地区传统的文化因素基础上,吸收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因素而融合发展起来的一支早期青铜文化。在东北地区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夏家店文化不仅是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而且也是发展水平最高的一支。夏家店下层文化在东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突出的引领作用,中原地区和医巫闾山以东地区曾受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强烈影响。
王芳泽[7]（2020）在《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彩陶纹饰分类与溯源》文中提出红山文化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十分重要的文化,自1954年尹达先生将赤峰红山后遗址命名为红山文化以来,至今已六十余年。在此期间,随着大量考古材料的发现,红山文化丰富的内涵逐步显露出来,其中,红山文化的彩陶以其庞大的数量与华丽的纹饰造型为广大学者所关注。本文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以及其他牛河梁遗址的发掘与调查报告为原始资料,主要通过以下四个部分对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彩陶的分类及溯源问题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为彩陶纹饰分类,将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各彩陶纹饰依据其特点进行分类,主要分为线条状纹、几何纹、勾连纹与鳞纹四类,且每一类下又可分几个子类,并分别描述其特点及分类依据;第二部分为各地点彩陶概述,以第一部分为基础,系统地介绍牛河梁遗址第一、第二、第三、第五与第十六地点每个单位中出土的彩陶器纹饰,并描述每一单位出土彩陶纹饰的形态与特征;第三部分为彩陶纹饰分期与溯源,分别对上述四类彩陶纹饰进行年代早晚排序与分期,并通过分析比较每一类纹饰与周边地区其他文化中彩陶纹饰的异同,以探究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各类彩陶纹饰的源流及其与周边地区彩陶纹饰的交流与影响;第四部分为结语,这一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全文进行总结。同时,通过以上对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与周边各地区彩陶纹饰间的分析与比较,探究该时期红山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内在联系与互动,为解释晚期红山文化的来源提供理论基础。最后,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分析,能够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相关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王文轶[8]（2020）在《先秦辽西地区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区域性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研究,是建构和完善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与形成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途径。先秦时期是辽西地区的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本文整体上以传世典籍、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为线索,借鉴和综合运用了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研究理论与方法,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之上,对素有争议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属于“早期国家”或“酋邦”两种主流观点）予以了多维度的比较观察;分别从“早期国家起源模式”和“早期国家形态”两个层面,对考古和文献资料相对丰富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孤竹、东胡（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社会演进情况及其早期国家类型予以了专题研究。除绪论和结语之外,按研究对象的文化关系、年代顺序等,共分为四章。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具有较为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红山文化是该区青铜时代到来以前最为发达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学界基本认同红山文化的晚期阶段已步入了较为复杂的不平等社会,一般将其视作早期国家的“古国”,抑或是前国家社会的“酋邦”。这就意味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对辽西地区早期国家发端的判断。对此,本文以“酋邦”与“早期国家”概念的内涵、特征为指导,先后以祭祀遗址、聚落、玉器等为主要观察对象,分别解析了祭祀中心和中心聚落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层现象与社会等级结构,及其玉礼所反映的礼制雏形与“神圣化”特点;从陶器、玉器手工业方面入手,探究了其专门化社会分工及所反映的再分配机制问题;通过对牛河梁墓葬群等级结构和墓主人身份地位等的分析,论证了红山文化晚期社会权力的神权权威。其中,社会分层和礼制的发展程度,以及社会权力鲜明的神权特征表明,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形态仍属于酋邦阶段,而未进入阶级社会。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形态的考察则以演进轨迹的动态变化为视角。起源模式部分主要借鉴了考古学的分期研究成果和“中心聚落形态”理论,以该考古学文化的自身发展序列为线索,探究了其“普通聚落—环壕聚落—城”的演进过程,及其聚落集群分布和山顶型祭祀场所出现为标志的“酋邦”特征。并且,以大甸子墓葬和城址等考古资料为基础,分别从社会等级与阶层分化、军政化礼制、城址结构与军事防御功能,以及筑城与阶级、社会矛盾冲突等角度,分析了该文化晚期阶段早期国家形成的标志。早期国家形态部分,首先辨析了“邦国”与“方国”的联系与区别,疏证了中国历史上邦国联盟型方国的史实,重点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城址和聚落址为载体,解构了该文化晚期阶段的“中心城邑—城邑（城邑群）—鄙邑”的邦国形态,并从城址流域集群分布、防御体系和祭祀中心城的角度,分析了其邦国联盟型的方国结构与特征。关于孤竹早期国家的研究,同样分为“起源模式”和“国家形态”两大部分。起源模式部分以相关文献典籍记载和卜辞、金文材料为基础,从商周内外服制、分封制的角度,缕析了孤竹与商、周关系的变化及其“辟纣”北迁的历史背景,进而比较了孤竹在成为殷商诸侯国前后社会形态的改变。在国家形态部分,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爬梳,重点考证了孤竹在商周之际的迁都情况及其都城地望与疆域的变化,并以此说明孤竹都、国同构的特点,即“都邑型邦国”。在对东胡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的讨论中,通过对相关史料价值的辨析,以山戎、燕地、燕国等为参考坐标,厘定了东胡的族属、起源与地理分布问题,并从存续时间、人种构成、经济形态、族群演进等角度,进一步补充和夯实了以往学界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族属为东胡观点,从而建构了本文关于东胡讨论的时空框架和资料基础。早期国家起源部分则打破了东胡始终为氏族部落社会的传统命题,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论证了西周时期东胡酋邦社会的形成,以及重点讨论了春秋时期东胡社会所出现的阶级分化现象和强制性权力特征,将东胡早期国家建立的时间下限确定为春秋早期。并且,从王权、疆域、军队与战争三个维度,补充了战国至秦汉时期东胡为国家社会的标志。另外,没有筑城是东胡社会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孤竹的重要区别。故而,本文在对其国家形态展开研究之际,援引了民族学的“部族”概念。鲜卑、乌桓不仅是东胡部族集团的两大成员,而且鲜卑、乌桓、契丹作为东胡后裔的主要代表,其类似的部族制“文化基因”也印证了东胡立国的部族制基础,进而以“部族型国家”来区别以“城”为重要标志的都邑型邦国和邦国联盟型方国。同时,“各有分地”是部族形成的重要前提,也是社会集团向地缘关系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血缘关系并未被完全取代,且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东胡的部族国家也仍然属于早期国家阶段。
熊增珑[9]（2020）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中国东北及东北亚考古学研究的研究视野来看,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资料,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等都有重要的环壕聚落遗址的发现,而聚落研究却一直很薄弱。同时,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作为整个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其标杆作用是其他区域无法代替的。通过对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系统研究,在全面整理各聚落遗址考古资料基础上,整合以往其他与之相关的调查、勘探、发掘资料,选择重点地区、重点流域开展了针对性的专题调查工作,探讨了新石器时代辽西地区的社会形态与组织结构以及人地关系,推动中国文明起源及其相关课题研究的展开与深入。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绪论。简述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建立与聚落考古研究概况,时代划分、文化编年与聚落的变迁,辽西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研究综述及选题理由,理论和实践支撑等。第二章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聚落特征。目前,辽西地区还缺乏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聚落,从华北平原太行山东麓和燕山南麓及其山前冲积平原发现的聚落形态,已从更早阶段的洞穴形式转移到河流附近的平地。中期阶段,聚落分布、规模上有明显的扩大,聚落内房址、窖穴、窑址、墓葬、祭祀遗迹丰富,并各功能区有明确的划分,如查海遗址中心墓地和祭祀遗迹,盆瓦窑遗址临河台地边缘的烧窑区。聚落分环壕聚落和无环壕聚落,也存在像白音长汗那样的双体环壕聚落。但这一阶段的环壕深度较浅、宽度较窄,防御的功能不明显,可能是有用来界定聚落范围的功效。聚落是在较短时间内规划完成,使用时间较上一阶段的聚落较长。聚落之间的地位平等,存在着某种亲密关系,很可能存在着劳动分工。房址面积有大有小,并不代表聚落内人群存在分化的现象。第三章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聚落的繁荣。这一时期聚落发现的较多,通过分析赵宝沟文化聚落、富河文化聚落、红山文化早、中期阶段的聚落遗址材料,结合在教来河流域、半支箭河流域调查结果,对大凌河中上游第二牤牛河流域新调查的58处聚落材料进行了等级划分,并就发现的聚落遗址材料进行了梳理。这一阶段聚落构成复杂,有居住址、环壕、窑址、祭祀遗址、墓地等,聚落选址上更有规律,多选择在河流两岸的山半坡位置、平缓的山梁梁顶、河流岸边顶部较为开阔平坦的山丘顶部。分布规律是南北流向河流西岸密度高,东岸密度小。东西流向河流北岸密度高,南岸密度低。如在建平县北部老哈河右岸红山文化遗址分布非常密集。通过比较,当时聚落面积出现了较大差异,大面积的聚落遗址数量少,小面积的聚落遗址数量多,社会结构呈现橄榄式结构和圆形结构。同时,还探讨了该阶段的聚落与社会、生业系统和手工业与贸易情况。这一时期,辽西地区最重要的手工业是制陶业,出现了作坊,其生产的陶器用于满足不同遗址内人们的需求,按此推理,当时陶器应该是贸易的一部分。根据遗址内出土的骨器,说明制骨业也是一项很重要的手工业。石器制造业是当时较重要和易操作的手工业。在富河文化的东山湾遗址地表散布许多半成品和成品石器,以及大量石片和石渣分析,应该是一处石器制造场。玉器的制作工艺不断成熟,已成为一门独立的手工业。第四章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聚落的分化。这一阶段聚落与经济发展的态势较前一阶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这两个地区较前一时期聚落点的数目有了成倍的增加,在个别县区增加的数目甚至达到四五倍之多。聚落数量增长的原因大概出自很多方面,其中比较主要的原因应当是人口有所增加和聚落社群的居住形式开始发生分化。这一时期普通的聚落中基本的社群单位则是小一些的群体,在西拉木伦河流域这样的社群在聚落中的居住单位多是一些成排的房屋组成,但是墓地的分布目前还不清楚。大凌河流域这一时期出现大量的积石冢墓地,规模小的面积大约1500平方米左右,规模大的如牛河梁遗址第2地点,面积达到上万平方米。尤其是第1地点出现的建筑址群,已具备城的规模。红山文化晚期的手工业也多种门类,主要包括制陶、制骨、石器、制玉及各种高水平技艺,如泥塑、石雕人像、建筑等。其中有的是本地区传统的手工业门类,如制陶、制玉等。第五章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衰落。新石器时代末期,聚落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辽西地区各流域聚落发现普遍都较少,目前确定的聚落遗址寥寥无几,大多数只是调查的资料,墓地的材料相对丰富。这一时期,各种文化因素在此汇聚,反映出各种文化扩展对本地区文化的强烈影响。环境考古证据显示,在距今5千年前后出现的全新世大暖期期间最强的降温事件,持续时间在1千年左右,这一阶段气候变干,新一次沙漠化到来,风沙活动增强,气温下降,对渔猎经济和农业经济打击较大,尤其是燕山以北丘陵地带的经济打击更大,迫使该地区居民向南迁徙,这是造成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第六章探讨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复杂化与文明起源。通过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内的元素来看,集体意识和社会凝聚力不断增强,宗教和祭祀活动在社会凝聚力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精神文化一直在超前发展。在此过程中,社会整合力和社会秩序进一步形成,辽西地区文明化道路呈现平和发展状态。第七章为结语。对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与主要收获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裴世东[10]（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二、红山文化研究略论——纪念尹达先生为红山文化命名五十周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红山文化研究略论——纪念尹达先生为红山文化命名五十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1）西周时期玉器流通状况的初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西周时期的赏赐用玉 |
| 第一节 册命礼赐玉 |
| 一、瓒的定名 |
| 二、瓒与圭瓒 |
| 三、瓒与璋瓒 |
| 四、册命礼中的其它赐玉 |
| 第二节 军功赐玉 |
| 一、军功赐玉种类 |
| 二、赐玉原因探析 |
| 第三节 飨礼赐玉 |
| 一、飨礼赐玉性质 |
| 二、飨礼赐玉的种类、数量 |
| 三、飨礼赐物与礼制改革 |
| 第二章 西周时期的相见礼用玉 |
| 第一节 贽见礼与觐礼用玉 |
| 一、贽见礼用玉 |
| 二、觐礼用玉 |
| 第二节 宾礼用玉 |
| 第三节 霸伯盂铭文与西周聘礼用玉 |
| 第三章 西周时期玉器的交易与掠夺 |
| 第一节 西周时期玉器的交易 |
| 一、玉器交易的器类 |
| 二、玉器交易的方式 |
| 第二节 西周时期玉器的掠夺 |
| 第四章 西周时期墓葬出土遗玉研究 |
| 第一节 出土遗玉的辨识 |
| 一、史前时期遗玉 |
| 二、二里头文化遗玉 |
| 三、商代遗玉 |
| 第二节 遗玉使用背景考察 |
| 一、出土墓葬年代 |
| 二、姬姓与异姓使用遗玉差异 |
| 三、墓葬等级与遗玉数量 |
| 四、遗玉出土位置 |
| 第三节 遗玉的来源途径 |
| 一、战争掠夺 |
| 二、墓主特意收集 |
| 三、本地流传 |
| 四、朝聘赏赐和诸侯往来 |
| 结语 |
| 附表一 出土遗玉情况统计表 |
| 附表二 遗玉出土单位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小河沿文化的演进及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自然地理环境与研究简史 |
| (二)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 二、小河沿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
| (一) 小河沿文化的分布 |
| (二) 小河沿文化典型遗址综述 |
| 1. 燕山以北小河沿文化遗存 |
| 2. 燕山以南小河沿文化遗存 |
| (三) 小河沿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1. 小河沿文化的分期 |
| 2. 小河沿文化的年代 |
| 三、小河沿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
| (一) 小河沿文化与赵宝沟文化的关系 |
| 1. 赵宝沟文化 |
| 2. 小河沿文化与赵宝沟文化之间的关系 |
| (二) 小河沿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系 |
| 1. 红山文化 |
| 2. 小河沿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的关系 |
| (三) 小河沿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关系 |
| 1. 大汶口文化 |
| 2. 小河沿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的关系 |
| (四) 小河沿文化与庙子沟文化的关系 |
| 1. 庙子沟文化 |
| 2. 小河沿文化与庙子沟文化之间的关系 |
| (五) 小河沿文化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系统的关系 |
| (六) 小河沿文化与偏堡子文化的关系 |
| 1. 偏堡子文化 |
| 2. 小河沿文化与偏堡子文化之间的关系 |
| (七) 小河沿文化与南宝力皋吐类型的关系 |
| 1. 南宝力皋吐类型 |
| 2. 小河沿文化与南宝力皋吐类型的关系 |
| (八) 小河沿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关系 |
| 1. 夏家店下层文化 |
| 2. 小河沿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关系 |
| 四、相关问题的探讨 |
| (一) 小河沿文化的来源 |
| (二) 小河沿文化的去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仪礼独占和扩散：朝向古代中国的史前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一、释义：仪礼和仪式、仪式传播和仪礼传播 |
| 二、考古材料中的“仪礼独占” |
| （一）环境条件：仪式转型、等级分化和巫王合一 |
| （二）实物证据：礼器及其垄断 |
| 三、绝地天通：古史叙事中的祭祀垄断 |
| 四、“仪礼扩散”的内容、途径和机制 |
| （一）扩散形式和内容：礼器和礼仪规范 |
| （二）仪礼扩散的途径 |
| （三）仪礼扩散的机制 |
| 五、走向共同体：传播与社会结构的互动 |
（4）西辽河流域史前房屋基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文研究的时空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空间界定 |
| 二、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与年代框架 |
| 三、西辽河流域史前房屋基址研究现状 |
| (一)小河西文化房屋基址研究现状 |
| (二)兴隆洼文化房屋基址研究现状 |
| (三)赵宝沟文化房屋基址研究现状 |
| (四)富河文化房屋基址研究现状 |
| (五)红山文化房屋基址研究现状 |
| (六)小河沿文化房屋基址研究现状 |
| (七)夏家店下层文化房屋基址研究现状 |
| (八)房屋基址综合类研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聚落考古学方法 |
| (二)环境考古学方法 |
| (三)对比分析法 |
| (四)统计分析法 |
| (五)建筑考古学 |
| 第一章 西辽河流域史前房屋基址发现概况 |
| 一、小河西文化房屋基址发现概况 |
| 二、兴隆洼文化房屋基址发现概况 |
| 三、赵宝沟文化房屋基址发现概况 |
| 四、富河文化房屋基址发现概况 |
| 五、红山文化房屋基址发现概况 |
| (一)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末 |
| (二)新世纪以来 |
| 六、小河沿文化房屋基址发现概况 |
| 七、夏家店下层文化房屋基址发现概况 |
| (一)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 |
| (二)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 |
| (三)新世纪以来 |
| 第二章 西辽河流域史前房屋基址的分类与分期 |
| 一、西辽河流域史前房屋基址的分类 |
| (一)按房屋面积大小分类 |
| (二)按房屋建筑结构分类 |
| (三)按房屋平面形态分类 |
| (四)按房屋建筑类型分类 |
| 二、西辽河流域史前房屋基址的分期 |
| (一)小河西文化房屋基址的分期 |
| (二)兴隆洼文化房屋基址的分期 |
| (三)赵宝沟文化房屋基址的分期 |
| (四)富河文化房屋基址的分期 |
| (五)红山文化房屋基址的分期 |
| (六)小河沿文化房屋基址的分期 |
| (七)夏家店下层文化房屋基址的分期 |
| 第三章 西辽河流域史前房屋基址建造技术的演进 |
| 一、居住面建造技术 |
| 二、墙壁建造技术 |
| 三、灶址建造技术 |
| 四、西辽河流域史前房屋基址建造技术 |
| 第四章 西辽河流域史前房屋基址形态与社会演进 |
| 一、房屋基址平面形态的变化 |
| 二、房屋基址面积的变化 |
| 三、西辽河流域史前社会演进 |
| 第五章 西辽河流域史前房屋基址演变动因 |
| 一、自然环境对房屋基址的影响 |
| 二、人文因素对房屋基址的影响 |
| 第六章 西辽河流域与中原地区同期考古学文化房屋基址的比较研究 |
| 一、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与裴李岗文化房屋基址的比较研究 |
| 二、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房屋基址的比较研究 |
| 三、小河沿文化与龙山文化房屋基址的比较研究 |
| 四、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房屋基址的比较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勾连涡纹彩陶纹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状况综述 |
| 0.1.1 关于勾连涡汶的定名选择 |
| 0.1.2 关于勾连涡汶的类别划分 |
| 0.1.3 关于勾连涡汶的来源问题 |
| 0.1.4 关于勾连涡汶的象征意义 |
| 0.1.5 关于勾连涡汶的文化交流 |
| 0.2 选题意义和目的 |
| 0.3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 勾连涡纹的分类和分布 |
| 1.1 勾连涡纹的分类 |
| 1.2 勾连涡纹的分布 |
| 1.2.1 西阴文化的勾连涡汶 |
| 1.2.2 红山文化的勾连涡汶 |
| 1.2.3 海生不浪文化的勾连涡汶 |
| 1.2.4 小珠山中层文化的勾连涡汶 |
| 1.2.5 大汶口文化的勾连涡汶 |
| 1.2.6 白泥窑文化的勾连涡汶 |
| 2 勾连涡纹的发展和来源 |
| 2.1 时代变化 |
| 2.1.1 A勾连涡纹的发展 |
| 2.1.2 B勾连涡纹的发展 |
| 2.1.3 C类勾连涡纹的发展 |
| 2.1.4 D类勾连涡纹的发展 |
| 2.2 纹饰渊源 |
| 2.2.1 A类勾连涡纹的来源 |
| 2.2.2 B类勾连涡纹的来源 |
| 2.2.3 C类勾连涡纹的来源 |
| 2.2.4 D类勾连涡纹的来源 |
| 3 勾连涡纹的传播 |
| 3.1 勾连涡纹的传播 |
| 3.1.1 A类勾连涡纹的传播 |
| 3.1.2 B类勾连涡纹的传播 |
| 3.1.3 C类勾连涡纹的传播 |
| 3.1.4 D类勾连涡纹的传播 |
| 4 勾连涡汶的系统和中心 |
| 4.1 西阴系统和中心 |
| 4.2 红山系统和中心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6）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经济与社会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辽西地区的自然环境 |
| 一、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 |
| 二、辽西地区古环境特征 |
| 第二节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研究概况 |
| 一、发现与命名 |
| 二、分期与年代 |
| 第三节 选题意义与研究方法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分布研究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阴河中下游及英金河流域的聚落分布 |
| 一、概述 |
| 二、阴河中下游及英金河流域聚落的简述与分级 |
| 三、阴河中下游及英金河流域聚落的分布特征 |
| 第三节 半支箭河及锡伯河流域的聚落分布 |
| 一、概述 |
| 二、半支箭河及锡伯河流域聚落的简述与分级 |
| 三、半支箭河及锡伯河流域聚落的分布特征 |
| 第四节 教来河中游的聚落分布 |
| 一、概述 |
| 二、教来河中游流域聚落的简述与分级 |
| 三、教来河中游流域聚落的分布特征 |
| 第五节 大凌河流域的聚落分布 |
| 一、概述 |
| 二、大凌河上游流域聚落的简述与分级 |
| 三、大凌河中游流域聚落的简述与分级 |
| 四、大凌河上游流域聚落的分布特征 |
| 五、大凌河中游流域聚落的分布特征 |
| 第六节 孟克河中游流域的聚落分布 |
| 一、概述 |
| 二、孟克河中游流域聚落的简述与分级 |
| 三、孟克河中游流域聚落的分布特征 |
| 第七节 柳河上游流域的聚落分布 |
| 一、概述 |
| 二、柳河上游流域聚落的简述与分级 |
| 三、柳河上游流域聚落的分布特征 |
| 第八节 小结 |
| 一、聚落分布与选址特征 |
| 二、聚落等级划分与相互关系 |
| 第三章 夏家店下层文化典型聚落遗址的发掘与研究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大甸子遗址与墓地 |
| 一、发现与发掘 |
| 二、房址 |
| 三、灰坑 |
| 四、夯土墙 |
| 五、墓地 |
| 第三节 二道井子遗址与墓地 |
| 一、发现与发掘 |
| 二、环壕与城墙 |
| 三、院落与房址 |
| 四、窖穴及灰坑 |
| 五、墓地 |
| 六、陶窑 |
| 第四节 康家屯遗址 |
| 一、发现与发掘 |
| 二、城墙及附属设施 |
| 三、房址 |
| 四、石筑穴 |
| 五、石函 |
| 第五节 丰下遗址 |
| 一、发现与发掘 |
| 二、房址 |
| 三、墓葬 |
| 第六节 三座店遗址 |
| 一、发现与发掘 |
| 二、城墙 |
| 三、院落 |
| 四、房址 |
| 五、窖穴及灰坑 |
| 第七节 上机房营子遗址 |
| 一、发现与发掘 |
| 二、城墙 |
| 三、房址 |
| 四、窖穴及灰坑 |
| 五、陶窑 |
| 六、双重石圆圈 |
| 第八节 城子山遗址 |
| 第九节 其他遗址 |
| 一、西梁遗址 |
| 二、大山前第一地点 |
| 三、大山前第四地点 |
| 四、东八家石城 |
| 五、药王庙遗址 |
| 六、点将台遗址 |
| 七、蜘蛛山遗址 |
| 八、四分地东山咀遗址 |
| 九、红山石城 |
| 十、宁城三座店遗址 |
| 十一、喀喇沁河东遗址 |
| 十二、水泉遗址 |
| 十三、牛河梁地十六地点(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 |
| 十四、萧杖子遗址 |
| 十五、平顶山遗址 |
| 十六、界力花遗址 |
| 十七、向阳岭遗址 |
| 十八、西大川遗址 |
| 十九、代海遗址 |
| 二十、马圈子遗址 |
| 二十一、望宝山遗址 |
| 二十二、西大砬子遗址 |
| 二十三、大马口子南山遗址 |
| 二十四、台山遗址 |
| 二十五、盖子顶遗址 |
| 二十六、上河首遗址 |
| 二十七、朝阳热电厂遗址 |
| 二十八、罗锅地遗址 |
| 二十九、西灰同遗址 |
| 三十、东水泉遗址 |
| 三十一、西小山遗址 |
| 三十二、下三家遗址 |
| 三十三、卧龙山遗址 |
| 三十四、水手营子墓葬 |
| 三十五、胡金稿遗址 |
| 三十六、小东沟遗址 |
| 第十节 小结 |
| 一、聚落的营建、使用及废弃 |
| 二、聚落内部结构与布局特征 |
| 三、聚落类型与功能划分 |
| 四、不同功能聚落之间的关系 |
| 第四章 夏家店下层文化经济形态研究 |
| 第一节 农业经济 |
| 一、植物考古证据 |
| 二、农业生产工具 |
| 三、农业生产方式与经济形态 |
| 第二节 家畜饲养业 |
| 一、动物遗存分析 |
| 二、稳定同位素证据 |
| 三、家畜饲养业的发展水平 |
| 第三节 狩猎采集经济 |
| 一、动植物遗存考古证据 |
| 二、狩猎采集工具 |
| 三、狩猎采集经济传统的继承及意义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形态研究 |
| 第一节 社会组织形式 |
| 一、社会等级与社会分层 |
| 二、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化 |
| 第二节 社会关系 |
| 一、内部社会关系 |
| 二、对外社会关系 |
| 第三节 祭祀与宗教信仰 |
| 一、卜骨的发现与占卜术 |
| 二、祭祀活动与社会背景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第一节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聚落、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 |
| 一、聚落方面 |
| 二、经济方面 |
| 三、社会方面 |
| 第二节 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早期国家的形成 |
| 第三节 夏家店下层文化在中国青铜文化体系中的作用 |
| 参考文献 |
（7）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彩陶纹饰分类与溯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对象及思路 |
| 0.2 研究概况 |
| 0.3 基本内容及理论与现实意义 |
| 0.4 创新之处与难点 |
| 1 彩陶纹饰分类 |
| 1.1 线条状纹 |
| 1.1.1 斜平行线纹 |
| 1.1.2 交错平行线纹 |
| 1.1.3 宽带纹 |
| 1.1.4 平行横线纹 |
| 1.2 几何纹 |
| 1.2.1 平行四边形纹 |
| 1.2.2 等腰三角形纹 |
| 1.2.3 直角三角形纹 |
| 1.2.4 弧边三角形纹 |
| 1.2.5 折线三角形纹 |
| 1.2.6 横向平行三角纹 |
| 1.3 勾连纹 |
| 1.3.1 直勾纹 |
| 1.3.2 单勾纹 |
| 1.3.3 对勾纹 |
| 1.3.4 双勾纹 |
| 1.3.5 卷勾纹 |
| 1.4 鳞纹 |
| 1.4.1 垂帘状鳞纹 |
| 1.4.2 圆状鳞纹 |
| 2 各地点彩陶概述 |
| 2.1 第一地点出土彩陶纹饰分析 |
| 2.1.1 第一地点各单位简述 |
| 2.1.2 各单位出土彩陶纹饰种类及特点 |
| 2.2 第二地点出土彩陶纹饰分析 |
| 2.2.1 第二地点各单位简述 |
| 2.2.2 各单位出土彩陶纹饰种类及特点 |
| 2.3 第三地点出土彩陶纹饰分析 |
| 2.3.1 第三地点各单位简述 |
| 2.3.2 各单位出土彩陶纹饰种类及特点 |
| 2.4 第五地点出土彩陶纹饰分析 |
| 2.4.1 第五地点各单位简述 |
| 2.4.2 各单位出土彩陶纹饰种类及特点 |
| 2.5 第十六地点出土彩陶纹饰分析 |
| 2.5.1 第十六地点各单位简述 |
| 2.5.2 各单位出土彩陶纹饰种类及特点 |
| 3 分期与溯源 |
| 3.1 分期 |
| 3.1.1 牛河梁彩陶纹饰第一期 |
| 3.1.2 牛河梁彩陶纹饰第二期 |
| 3.1.3 牛河梁彩陶纹饰第三期 |
| 3.1.4 牛河梁彩陶纹饰第四期 |
| 3.2 溯源 |
| 3.2.1 线条状纹溯源 |
| 3.2.2 几何纹溯源 |
| 3.2.3 勾连纹溯源 |
| 3.2.4 鳞纹溯源 |
| 3.3 彩陶视角下的多文化互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先秦辽西地区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红山文化晚期的酋邦社会 |
| 第一节 “酋邦”与“早期国家”内涵辨析 |
| 一、“酋邦”的内涵与特征 |
| 二、“早期国家”的内涵与特征 |
| 三、“酋邦”与“早期国家”的区别 |
| 第二节 红山文化晚期酋邦社会形成的标志 |
| 一、红山文化晚期的祭祀中心与社会分层 |
| 二、红山文化晚期的聚落等级与社会结构复杂化 |
| 三、红山文化晚期的礼制雏形 |
| 四、红山文化晚期的手工业分工与再分配机制 |
| 五、红山文化晚期社会权力的神权权威 |
| 第二章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 |
| 第一节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 |
| 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前国家社会形态 |
| 二、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阶段国家形成的标志 |
| 第二节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早期国家形态 |
| 一、“邦国”与“方国”的内涵 |
| 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城邑—鄙邑”结构 |
| 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邦国:以核心城邑为标志的城邑群 |
| 四、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邦国联盟型方国 |
| 第三章 孤竹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 |
| 第一节 孤竹国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 |
| 一、孤竹国与殷商的关系 |
| 二、孤竹国与周的关系 |
| 三、孤竹的早期国家起源路径 |
| 第二节 孤竹的早期国家形态 |
| 一、商周时期孤竹国地望的变迁 |
| 二、孤竹国的都邑型邦国 |
| 第四章 东胡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 |
| 第一节 东胡的起源与地理分布 |
| 一、东胡的族属与起源 |
| 二、东胡的地理分布 |
| 三、东胡考古文化的辨识 |
| 第二节 东胡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 |
| 一、西周时期东胡酋邦社会的形成 |
| 二、春秋战国时期东胡早期国家的形成 |
| 第三节 东胡的早期国家形态 |
| 一、东胡无“城”考 |
| 二、东胡的部族王国 |
| 三、余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表1:克里默和哈斯对部落与酋邦的考古学比较 |
| 表2: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表 |
| 附录二 |
| 图1:牛河梁遗址群分布图 |
| 图2:红山文化类型分布示意图 |
| 图3:红山文化类型划分示意图 |
| 图4:西台遗址平面图 |
| 图5:敖汉旗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分布示意图 |
| 图6:半支箭河中游夏家店下层文化集群分布图(加权值3) |
| 图7:半支箭河中游夏家店下层文化集群分布图(加权值8) |
| 图8:赤峰四分地东山咀遗址房址、窖穴、灰坑分布示意图 |
| 图9:赤峰市松山区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遗址 |
| 图10:城子山石城址平面图 |
| 图11:北票康家屯石城探方分布平面图 |
| 图12:南山根M102:18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建立与聚落考古研究概况 |
| 二、时代划分、文化编年与聚落的变迁 |
| 三、辽西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 |
| 四、研究综述及选题理由 |
| 五、理论和实践支撑 |
| 第一章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聚落的特征 |
|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与聚落 |
| 一、燕山南麓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确认 |
| 二、燕山南麓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的概况 |
|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中期聚落 |
| 一、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聚落的分期 |
| 二、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聚落概况及特征 |
| 第三节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环境、经济与聚落 |
|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聚落的繁荣 |
| 第一节 赵宝沟文化的聚落 |
| 第二节 富河文化聚落 |
| 第三节 红山文化早中期聚落 |
| 一、已发掘的重要聚落 |
| 二、经调查发现的聚落分布情况 |
| 第四节 区域经济与聚落的繁荣 |
| 一、各区域的聚落与社会 |
| 二、区域经济之一----生业系统 |
| 三、区域经济之二---手工业和贸易 |
| 第三章 新石器时代晚期(晚段)聚落的分化 |
| 第一节 大凌河流域的聚落 |
| 第二节 辽西地区区域系统性调查研究聚落的实践 |
| 第三节 其他重要聚落遗址 |
| 第四节 区域文明的曙光 |
| 第四章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衰落 |
|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末期聚落的分布及其概况 |
| 第二节 有关问题的讨论 |
| 第五章 辽西地区社会复杂化与文明起源 |
| 第一节 集体意识和社会凝聚力不断增强 |
| 第二节 礼制的萌芽与发展 |
| 第三节 辽西地区社会复杂化与文明起源 |
| 一、社会复杂化 |
| 二、精神文化超前发展 |
| 三、文明起源的模式 |
| 结语 |
| 附表 |
| 在学期间的学术成果 |
（10）《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红山文化研究略论——纪念尹达先生为红山文化命名五十周年（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周时期玉器流通状况的初步研究[D]. 姜亚飞. 山东大学, 2021(11)
- [2]小河沿文化的演进及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研究[D]. 申颖.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3]仪礼独占和扩散：朝向古代中国的史前传播[J]. 何勇. 华夏传播研究, 2020(02)
- [4]西辽河流域史前房屋基址研究[D]. 张雨. 河南大学, 2020(02)
- [5]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勾连涡纹彩陶纹样研究[D]. 李能交. 辽宁大学, 2020(01)
- [6]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经济与社会形态研究[D]. 朴真浩.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彩陶纹饰分类与溯源[D]. 王芳泽. 辽宁大学, 2020(01)
- [8]先秦辽西地区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研究[D]. 王文轶.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研究[D]. 熊增珑. 吉林大学, 2020(08)
- [10]《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