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人口发展与人口效率研究
晏月平 王 楠
摘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既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人口转变加速推进、人口发展战略不断调整和完善的关键时期，由此形成的人口、经济和社会现实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以人口发展水平和人口效率为研究视角，建立指标评价体系，综合衡量中国人口发展状况。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人口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从人口发展阶段前期(初期)逐渐过渡至实现阶段前期(即高位期)，人口规模对人口发展水平的影响作用逐渐降低，人口结构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人口质量对人口发展水平的影响作用相对稳定。同时，1978年至2014年，中国人口效率不断提高；2014-2017年，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和经济“减速换挡”重合期，人口效率较2013年累计下降66%。整体看，中国人口发展状况不断向好，要实现人口和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人口发展战略由“生育”向涵盖“生育”“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全面转型。
关键词： 改革开放； 人口发展战略； 人口发展水平； 人口效率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成就，主要是基于人口变动格局和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方式(1) 任远：《中国人口格局的转变和新人口发展战略的构造》，《学海》2016年第1期。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8.7亿元增至2018年末的900309亿元；同期人均国民收入也从385元提高至64644元，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虽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23.73%降至2018年的18.34%(2)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和计算所得(网址：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如果说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人口过剩的担忧和控制人口数量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点，那么在21世纪人口问题将越来越成为一个多维的问题，人口数量控制将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许多目前已初露端倪的问题将进一步发展与深化(3) 《人口研究》编辑部：《新世纪中国人口问题展望》，《人口研究》2000年第1期。 。当前，中国人口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整体的系统性转型阶段(4) 韩玥：《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人口发展目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追求人口规模适度，实现人口数量上的理想状态，而且还要求实现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等多方面的理想状态(5) 翟振武、杨凡：《论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中国人口报》2010年7月19日。 。
二、文献回顾
关于人口发展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方面，关于人口政策调整的实施效果和人口发展趋
势的预测。2014年和2016 年中国连续对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原新、高瑗等学者认为“单独二孩”政策符合预期(6) 原新、高瑷：《调整生育政策与出生人口变化》，《人口与计划生育》2017年第6期。 ，宋健等学者则认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期限较短，政策效果尚未充分显现即被“全面二孩”政策替代，故“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难以判定(7) 宋健：《转折点：中国生育率将往何处去——基于欧洲的经验与启示》，《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王金营和戈艳霞运用分家庭类型的分年龄别孩次递进生育率模型测算“全面二孩”政策目标群体，推算新出生人口数，结果表明“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一定程度上放缓了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的减少速度，但总人口的减少趋势并没有得到改变，到2030年达到人口峰值后将持续减少(8) 王金营、戈艳霞：《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下的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人口研究》2016年第6期。 。石人炳等学者研究发现：“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调整的中长期效果十分有限，不能适应中国人口长期发展需要，要实现人口长期发展目标，应加快完善生育政策(9) 石人炳、陈宁、郑淇予：《中国生育政策调整效果评估》，《中国人口科学》2018年第4期。 。可以看到，由于研究视角、评价标准和研究方法不同，虽然研究成果不多，但研究结论差异较大。
另一方面，关于人口发展水平以及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陈友华从生育现代化、人口素质现代化、人口结构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四个方面构建了人口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人口现代化的量化标准(10) 陈友华：《人口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3期。 。王军平进一步扩展了评价体系，从人口自身发展水平、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层面建立人口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依照熵值法、层次分析法集成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编制全国及各地区的人口发展评价指数并计算2007年全国和各省区的人口发展综合指数(11) 王军平：《中国人口发展指数研究》，《人口学刊》2010年第2期。 。茆长宝、陈勇从人口发展、人口内部均衡度、人口内部均衡发展梯度、人口内部均衡可持续发展度四个视角构建人口内部均衡发展评价模型，主要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实证分析(12) 茆长宝、陈勇：《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研究——以西部地区为例》，《人口研究》2011年第1期。 。吴俊杰、李鹏运用2007-2015年中国省域指标数据测评出各省人口发展水平指数，构建耦合测度模型，作耦合机制和耦合协调度分析(13) 吴俊杰、李鹏：《中国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耦分析的实证研究》，《理论月刊》2018年第10期。 。可见，关于人口发展水平的研究方法多为熵值法等客观评价方法，研究结论也不断印证了中国人口发展不断向好的趋势。
劳动(Labour)：创造价值并且只能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注]Fuchs, Christian,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26.
在人口发展战略不断完善和调整的过程中，基于现实的人口格局，同时适应社会经济和人口自身呈现出的新特点、新形势，逐渐将战略核心点从生育扩展至囊括生育、教育和养老的全方位、多层次的人口发展战略，是未来人口发展的主流。而以往研究多聚焦于某一特定时期、某一政策环境下或某一地区的人口发展状况，缺乏从宏观角度对长期的人口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因而，本文基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人口发展战略及其调整，从人口发展水平和人口效率的视角分析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口发展状况。
三、指标建构
(一)数据来源
有关人口发展水平测算，本文选取的11个指标中，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版的《2017年人类发展报告》，教育支出占GDP比例数据系根据世界银行与国家统计局相关网站数据计算所得，其他9个指标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在人口效率测算中，劳动生产效率、就业弹性系数以及人口产值弹性系数测算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相关网站。
(二)人口发展水平
1.人口发展水平内涵。人口发展水平是指人口矛盾体内部各影响因素在量上的逐步变化(14) 根据王军平、茆长宝和陈勇等学者的观点，人口发展水平是指人口矛盾体内部各影响因素在量上的逐步变化，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等因素。它们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人口综合体的发展，是人口自身发展状况在量上的体现。由于人口分布因素与外部环境机制的相关度更高，本文重点探讨人口发展战略调整下人口各要素对人口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暂不考虑人口分布对人口发展水平的影响。 。本文主要研究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三方面，运用层次分析法将复杂的人口系统按总体层、系统层、指标层、评价标准的顺序分解为不同的层次结构，然后求解得出判断，能够全面分析人口发展的本质、影响因素及其各指标内在关系。
2.指标体系构建。根据评价指标选取的合理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结合以往相关研究文献，在本文研究需要的基础上，从影响人口自身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出发，构建人口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尽管我们都知道不应该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对方所说的一切。但是，在倾听的过程中不善于控制自己、随性发出质疑是最妨碍有效倾听的行为和心理。
(1)指标构建
F =αP S +βP Z +γP J
式(1)
其中:
式(2)
式(1)中，F 为人口发展水平,P S 为人口数量发展水平,P Z 为人口质量发展水平,P J 为人口结构发展水平,α 、β 、γ 分别为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因素的权重。式(2)中,P Si 为影响人口数量的第i 个指标,P zi 为影响人口质量的第i 个指标,P Ji 为影响人口结构的第i 个指标,α i 、β i 、γ i 分别为影响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的第i 个指标的权重。
(2)指标处理。由于系统各指标单位不同, 存在量纲的影响, 需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若指标值越大越好:
式(3)
若指标值越小越好：
式(4)
式(3)、式(4)中，I ji 表示指标对应的含量纲数值，jL 和jU 分别表示j 指标中的下限值、上限值。
第三，人口结构。1978-1981年人口结构系统指数从0.2315提高至0.2759，增长了19.18%，对人口发展的贡献率随之提高了2.38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抚养比、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和老龄化指数分别提高了0.0295、0.1087、0.0233和0.0283个单位值，对应的人口发展水平贡献率也分别提高了0.47、1.26、0.31和0.36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其对应的权重。其中，抚养比变化幅度最大，1981年抚养比指数较1978年提高了27.86%，达到0.4989，对人口发展水平贡献率提高至6.15%。因此，在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初，中国人口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人口数量因素，也初步验证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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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人口内部发展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注：表1参见茆长宝、陈勇的相关研究，评分区间则根据以往文献资料和研究经验分析得出。
在构建人口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后，需要确立人口发展水平的评价尺度，以便后期对不同时期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和分析，本文借鉴茆长宝和陈勇的划分标准(见表2)。
表2 人口发展水平评价尺度
注：人口发展水平的阶段划分借鉴茆长宝和陈勇研究结果，其在测量人口内部均衡可持续发展能力时提出的阶段划分和指标区间与本文的研究内容存在部分一致性，故采用此评价尺度作为依据来衡量中国的人口发展水平。
(三)人口效率
1.人口效率的内涵。关于人口效率(17) 目前人口学界关于人口效率的定义和解释极少，仅有晏月平和吕昭河在2013年发表的论文中首次提出并定义，本文认为人口效率属于人口学与经济学的交叉概念，可以用来衡量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发展状况，后续的相关研究应围绕对人口效率概念的进一步界定以及指标体系的建构和评估来进行。 的研究相对较少，结合晏月平和吕昭河的定义，人口效率是人口在实现人类发展目标上的人口—社会复合系统的运行，人口生产功能与消费功能的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系统协调关系的形成等复杂系统中人口作用的有效性(18) 晏月平、吕昭河：《“金砖五国”人口转变与人口效率的比较分析》，《人口研究》2013年第6期。 。对于如何测算和评估不同时期人口效率的高低，尚缺乏相关文献予以支持。
在判宽滤波处理的基础上，针对秒脉冲极低占空比的特点，在FPGA固件设计中，首次提出了秒脉冲时间轴开窗保护机制，其设计思想是：以当前秒脉冲在时间轴上位置预计下一个秒脉冲出现的时刻，以这个预计的时刻为中心在时间轴上开一个窗，窗外的任何输入脉冲都将被认定为干扰脉冲，作滤除处理，仅窗内的第一个脉冲被认定为有效秒脉冲输入。
2.指标体系构建。在指标的选取和评价体系的构建方面，借鉴以往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运用就业人口、就业人口增长率、GDP总量、人口增长率、GDP增长率等数据，构成劳动生产效率、就业弹性系数以及人口产值弹性系数三个评价指标，然后对三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最后综合评价和比较分析中国人口效率的变化。
(1)劳动生产效率是用以反映单位就业人口创造产值的能力的指标，即当期国民收入总量与15岁以上就业人口总量的比值。由于197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生产效率始终大于200美元，因此，将下限值设置为200美元；中国已步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根据2016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劳动生产效率平均水平89806美元为参照，将上限值定为90000美元，对1978年以来的劳动生产效率进行处理。
式(5)
第三，人口结构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不断提高。1978-2010年，人口结构贡献率快速增长，从13.81%提高至24.98%，累计提高了11个百分点，与人口数量变化方向虽相反，但变化幅度基本一致，说明该时期人口发展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人口结构方面的重大调整，城市化的贡献率从3.55%提高至5.79%，为该时期人口结构贡献率的提高贡献了相当大的份额。2013-2017年人口结构贡献率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从25.77%提高至28.63%，其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和老龄化两个指标的贡献率在2013年均达到5%以上，对人口结构贡献率的影响加强。
(2)就业弹性系数即GDP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若就业弹性系数为正，表示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大，系数越大，说明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越强，当就业弹性为零时，则意味着不存在就业弹性。因此，将就业弹性系数的上限值定为1，下限值定为0。
式(6)
式(6)中，P e 为就业弹性系数，I n 为指标对应的含量纲数值。
人口效率通过劳动生产效率、就业弹性系数和人口产值弹性系数具体表现出来(表4和图2)。
(3)人口产值弹性系数即人口增长1个单位带动的生产总值的增长量。由于高收入国家人口转变已完成，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依赖度小于发展中国家，经过测算，高收入国家现阶段的人口产值弹性系数大于2，结合蔡昉(19)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 和车士义等(20) 车士义、陈卫、郭琳：《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人口与经济》2011年第3期。 学者的研究成果，将人口产值弹性系数上限值定为30，下限值定为2。
式(7)
式(7)中，P o 为人口产值弹性系数，I m 为指标对应的含量纲数值。
在具体评价指标中，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指数持续提高，死亡率指数在2010年下降了5.13%，但出生率和死亡率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仍在下降，2010年自然增长率的贡献率较1990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婴儿死亡率和教育支出占GDP比例的指数延续增长趋势，但2010年教育支出占GDP比例的指标贡献率较2000年降低了1.07个百分点；2000-2010年，城市化、抚养比、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和老龄化的指数分别提高了0.18、0.15、0.12和0.1个单位，对应的人口贡献率分别提高了27.29%、8.15%、14.3%和10.4%。说明这一时期人口迁移流动、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调整对人口发展的影响效应逐渐凸显。
式(8)
其中，E 代表人口效率。
四、结果分析
(一)人口发展水平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与具体计算，得到1978-2017年中国人口发展水平的评估结果。
1.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1978-1981年)。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随着经济政策调整，国家相继提出“晚、稀、少”(即晚婚、晚育、少生、拉开间隔生)的弹性政策，由此拉开了计划生育的序幕，随后生育政策迅速收紧(21) 原新：《我国生育政策演进与人口均衡发展——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人口学刊》2016年第5期。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发展水平评价结果(表3)，1978-1981年中国人口发展水平从0.5030提高至0.5111，尚属于发展阶段前期。
然而，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封育，封育是需要一定立地条件和一定时间的。目前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中，实行的是先人工造林，后自然封育。共和国第一任林业部部长梁希说：“封育是一种最经济的办法。”什么是经济？经济就是以最少的投入，去获取最大的效益。他还说，“封育要实行三禁，即禁樵采，禁放牧，禁垦荒。”
第一，人口数量。1981年人口数量系统指数较1978年降低了8.14%，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降低了5.04个百分点，说明人口生育控制初见成效，但仍超过其对应权重(0.35)。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指数分别降低了0.0682、0.0078和0.0945个单位，对应的人口发展水平贡献率分别降低了1.67%、0.48%和2.89%，但死亡率的贡献率仍高达20.02%，超过其权重0.105(0.30×0.35)。
第二，人口质量。1978-1981年的人口质量系统指数提高了10.23%，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提高了2.7个百分点，为32.79%，仍比其35%的对应权重低2.21个百分点。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婴儿死亡率和教育支出占GDP比例的指数均有所提高，但1978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数仅为0.0583，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仅为1.14%；到1981年贡献率增长到3.36%，仍低于其权重0.098(0.35×0.28)；1978年教育支出占GDP比例的指数为0.2653，贡献率为4.43%，到1981年略有下降，仍低于其权重0.084(0.35×0.24)。同时，1981年婴儿死亡率的指数达到0.8156，贡献率比权重0.105(0.3×0.35)高出6.26个百分点，说明该时期中国的医疗卫生水平相对较低。
(3)确定评价标准。若参考标准为大于某一值，则上限值为这一参考标准对应的“某一值”(预期寿命除外)，下限值为:①预期寿命：世界多数国家或地区对应的预期寿命值在30年以上，因此,预期寿命下限值定为30年，其上限值参照王军平的研究，设定为85年；②6岁及以上平均受教育年限下限值设定为3年；③教育支出占GDP比例：由于世界上尚有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支出很少，如法国部分海外属地教育支出在0.5%左右，故设定其下限值为0.5(%)；④城市(镇)人口比例：1978年尚有部分国家(如布隆迪)低于5%，为反映长期差异，其下限值设定为3(%)；⑤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由于全世界尚有许多国家或地区第三产业比例很小，如布隆迪2017年仅6%左右,为反映长期变化趋势，故设定其下限值为5(%)，参考中等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在60% -70%，借鉴以往研究成果，将其上限值确定为66(%)；⑥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对应的预期寿命值在65年以下，这意味着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极小，如阿拉伯、科威特等国1978年以来该值始终保持在2%左右，因此，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下限值设定1较合适，201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11%，高于8%的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低于高收入国家18%的比重，为便于比较，将其上限值定为15(%)。
表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网址：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说明：由于表格有限，这里将表3所列指标名称用数字代替，分别如下：(1)出生率；(2)死亡率；(3)自然增长率；(4)预期寿命；(5)6岁及以上平均受教育年限；(6)婴儿死亡率；(7)教育支出占GDP比例；(8)城市人口比例；(9)抚养比；(10)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11)65岁以上人口比重。
2.“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政策期(1982-2013年)。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明确提出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独生子女刚性政策。虽然当时国家有关文献从来没有使用“人口战略”这个名词，但1982 年党的十二大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也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国家事实上是将人口控制和降低生育率作为基本的人口战略(22) 任远：《中国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战略转型》，《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人口发展战略应该是一定时间、一定地域总体人口变动、发展的计划和策略，具有长期性、宏观性、总体性、全局性的显著特点(23) 田雪原：《论“三步走”中国人口发展战略》，《东岳论丛》2010年第10期。 。因此，本文将1982-2013年视为以“控制人口数量，降低生育率”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时期，即人口发展战略导向时期。为了便于比较分析，将其细化为不同阶段。
第一，1982-1990年，被称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初期，人口发展水平提高速度加快，从1982年的0.5063提高至1990年的0.5632，增长了10.16%，仍处于发展阶段前期。其中，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系统指数均呈增长态势，分别提高了3.8%、13.04%和29.16%，但人口数量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降低了3.3个百分点，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的贡献率则持续提高，1990年分别达到了34.2%和19.84%。
该时期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指数分别提高了0.0313和0.0478个单位值，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分别降低了0.91和0.29个百分点；而死亡率指数下降了0.0052个单位值，贡献率仍保持此前的下降趋势，从19.85%降至17.75%；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婴儿死亡率和教育支出占GDP比例的指数持续提高，但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的贡献率略有下降；199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贡献率达到4.41%，但仍低于其对应权重0.098(0.28×0.35)超过50%；同期的城市人口比例、抚养比、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和老龄化的指数及对应贡献率均同向提高，尤其是抚养比指数较1982年提高了0.1444，贡献率增长了0.94个百分点，达到7.59%，高于其对应权重0.063(0.21×0.3)。说明人口数量对人口发展水平的影响逐渐降低，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调整的重要性逐渐提高。
第二，1991-2010年，计划生育政策逐渐取得显著成效，1992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降至2.021(24) 为了便于不同时期内、国别间的比较，中国总和生育率的指标参照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统计结果。 ，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在政策的持续效应影响下，2000年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十分重要的节点，既正式迈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同时又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00年较1990年人口发展水平提高了21.1%，进入发展阶段中期；2010年较2000年又继续提高了10.4%，达到0.7526，进入发展阶段后期。其中，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系统指数延续增长趋势，2010年分别达到了0.9428、0.6702和0.6267，但仅有人口结构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提高了3.54个百分点，而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贡献率则分别降低了2.31和1.22个百分点。
由于劳动生产效率、就业弹性系数以及人口产值弹性系数均是反映人口与经济发展状况的相关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人口发展过程中的人口效率，且很难界定哪个指标对人口效率的测量更为准确，因此，本文用三个指标的平均水平来代表人口效率的总体状况，人口效率的补充研究和测算指标将在后续的研究中展开。人口效率具体表示为式(8)：
第三，2010-2013年，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作用下，到2013年12月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时，中国出生率已降至12‰左右，人口发展水平达到0.7839，较2010年增长了2.87%，仍处于发展阶段后期。其中，人口数量系统指数略有下降，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降低了1.4个百分点，而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均提高了0.7个百分点左右。
该时期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指数和贡献率均小幅下降；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婴儿死亡率和教育支出占GDP比例的指数分别提高了1.18%、9.75%、1.3%和13.66%，对应的人口发展贡献率仅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支出占GDP比例提高了0.3和0.7个百分点；城市化、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持续提高，对应的贡献率分别提高了0.38和0.41个百分点，而老龄化的贡献率提高了0.24个百分点；同期抚养比指数降低了0.0113个单位值，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随之降低0.31个百分点。可见，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对人口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强。
3.“单独二孩”政策时期(2014-2015年)。由于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为避免中国陷入“低生育陷阱”，基于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国家对人口发展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本文以2014-2015年政策实施期间的数据作为依据，分析“单独二孩”政策时期中国的人口发展状况。该时期人口发展水平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2015年达到0.7960(表3)。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系统指数在此期间均呈小幅增长，除人口数量的贡献率继续下降外，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对人口发展水平的影响不断加强。
该时期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指数分别提高0.0077、0.0036和0.0093个单位值，对应的贡献率变化则较小，基本保持稳定；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婴儿死亡率和教育支出占GDP比例的指数增长幅度相对较小，除教育支出占GDP比例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提高了0.13个百分点外，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婴儿死亡率的贡献率均出现小幅下降；同时，抚养比指数略有下降，且对应的贡献率也下降了0.17个百分点，城市化、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和老龄化指数则分别提高了1.46%、5.05%和4.41%，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分别提高了0.03、0.21和0.1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小，人口数量的增长并未对人口发展产生实质性的贡献，政策调整效果并不十分显著，而人口质量的提升，尤其是人口结构的均衡发展是促进人口发展水平提高的重要手段。
4.“全面二孩”政策时期。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不到两年后的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观察2016-2017年人口发展状况可以发现(表3)：2017年人口发展水平提高至0.8107，已进入实现阶段前期。政策调整后，2016年人口数量系统指数仅提高了0.04%，2017年则下降了0.9%，对应的人口发展贡献率仍保持下降趋势，分别较2015年下降了0.24和1.48个百分点，从侧面反映出生育政策的调整对人口发展的影响有限。其中，2016年出生率指数仅提高了0.2%，对应的贡献率降低了0.06个百分点，但2017年该指数下降了1.1%；2016年自然增长率指数提高了1.04%，对应的贡献率提高了0.07个百分点，仍高于对应权重，2017年自然增长率指数较2016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2016年死亡率指数则下降了1.5%，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下降了0.26个百分点。
若参考标准为小于某一值，则下限值为该参考标准对应的“某一值”(死亡率、抚养比除外)；上限值为：①出生率: 1970年以来世界各国出生率基本在50‰以下，故确定其上限值定为50(‰)，现阶段高收入国家出生率已降至12‰以下，为方便比较，下限值定为11(‰)；②死亡率：1970年以来世界各国死亡率基本在20‰以下，故确定其上限值为20(‰)，由于中国1960年以来死亡率始终高于6‰，可将其下限值设定为6(‰)；③自然增长率：高出生率国家往往伴随高死亡率，故自然增长率上限值由出生率最大值减死亡率最大值，即确定为30(‰)，比较中国2010年以来自然增长率，2010-2013年降至4.8‰左右，故将其下限值设为3(‰)；④婴儿死亡率：将婴儿死亡率上限值定为229(‰)(15) 陈友华：《人口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3期。 ，中国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2017年降至8‰，为便于纵向比较，将其下限值设为5(‰)；⑤抚养比: 1970年以来世界各国抚养比均低于100%，因此，确定其上限值为100(%),中国1960年以来该值始终高于30%，为分辨抚养比指数变化情况，下限值设为30(%)。人口内部发展指标体系及其权重见表1(16) 茆长宝、陈勇：《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研究——以西部地区为例》，《人口研究》2011年第1期。 。
2016-2017年人口质量指数较2015年基本保持不变，但贡献率继续下降。其中教育支出占GDP比例的指数略有下降，对应的贡献率也下降了0.12个百分点，而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婴儿死亡率指数略有提高，对应贡献率均有小幅度下降。
2016-2017年人口结构系统指数年均增长了2.3%和8.4%，贡献率分别提高了0.45和1.65个百分点，除抚养比指数降低了0.013，其他人口结构指标指数均不断提高，其中老龄化对人口发展的贡献率提高了0.27个百分点，说明随着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程度不断加深，其对人口发展的影响逐渐加强，人口政策的调整必须基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客观现实。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发展水平的评价，并比较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对人口发展的贡献率变化趋势(图1)，可以看到：
图1 1978-2017年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对人口发展水平贡献率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各系统指标指数计算其贡献率并绘制。
第一，人口数量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持续下降，从1978年的56.05%下降至2017年的40.19%，但始终高于其对应权重35%。其中，1978-1990年下降较为迅速，累计下降了10个百分点，说明该时期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著，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也逐渐下降并趋于稳定，对人口发展水平的影响降低。1990-2013年，人口数量贡献率出现小幅上涨，2000年较1990年提高了0.21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2000年前后生育适龄人口数量增多，导致出生率的贡献率略有提高，但2000-2013年人口数量贡献率继续恢复下降趋势，从46.16%下降至42.34%。2014-2017年两次生育政策调整时期，人口数量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仍在下降，但下降幅度小，基本稳定在41%，说明在1978-1990年计划生育实施前期，政策效果较为显著，有效降低了人口数量对人口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但1990年以后，计划生育政策的效用逐渐降低，尤其是2014-2017年生育政策重大调整期，人口数量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未出现明显转变，政策实施效果不显著，说明现阶段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单纯以人口数量为核心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从发展趋势看，人口质量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呈先增后减，逐渐稳定状态。1978-1990年，人口质量贡献率从30.14%提高至34.20%，1990-2010年又下降至31.17%，此后基本稳定在31%以上。虽然人口质量的贡献率基本稳定，但仍低于其对应权重35%。在中国经济转型、人口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口质量的提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而1990年以来，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贡献率始终徘徊在3%-5%之间，低于其对应权重0.098(0.18×0.35)达50%左右，说明人口素质的提升远远未达到支撑人口、经济发展的预期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样，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例基本保持稳定，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也始终低于其对应权重。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人才、技术和创新等因素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这对人口质量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但中国人口质量提升状况并不尽如人意。
式(5)中，P g 为劳动生产率，I j 为指标对应的含量纲数值。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控制人口数量为核心的人口发展战略确实对人口发展水平的提高发挥过显著的推动作用，但从中长期看，仅靠调整生育政策来实现人口发展状况的改善，作用效果十分有限；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下，人口质量的提高应该是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提高人口发展水平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人口迁移流动、城镇化快速发展、老龄化、产业与就业结构调整是当前中国面临的几大挑战，这些问题的妥善、有效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人口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作。
2013年6月《电子招标投标办法》及技术规范施行，2017年《“互联网＋”招标采购行动方案（2017—2019年）》出炉，国家吹响了加速推进“互联网＋”招标采购的号角，指明了电子化招标采购的发展方向。电子招投标借助互联网实时、快捷的优势，打破地域和时空的限制，降低了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成本，能促使供应商积极参与到竞争中来。同时，采用电子招投标方式进行采购，所有的操作流程都可以完整的保留，相关材料不能更改替换，大大提高了招标采购的透明度，方便监督部门实时在线监控招标投标的全过程，及时处理投诉、举报等。
他一时有些恍惚。这些年他拼命朝前赶，是以为她远远走在自己的前面。却不料一朝相见，她还留在原地，他却已经走出很远，很远……
(二)人口效率
针对原州区水利建设的实际情况，应该坚持统筹兼顾、因地制宜的原则，实现对本地区的全面统筹规划。标准化、制度化是对农田水利建设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是对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结果的保障。从工程建设到工程运营和维护，都要严格规范管理，以提高原州区农田水利现代化建设水平。
表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效率评价结果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网址：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图2 1978-2017年人口效率相关衡量指标变化状况
数据来源：根据表4计算结果绘制。
1.劳动生产效率。1978-2017年，中国劳动生产效率指数呈不断增长趋势。1978-2000年，劳动生产效率指数增长速度十分缓慢，仅从0.0019提高到0.0165。其中，1990年较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初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3%，1990-2000年劳动生产效率指数从0.0040提高到0.0165，增长了近4倍。
2000-2013年，劳动生产效率指数增长速度加快，从0.0165提高至0.1368，翻了8倍，该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单位就业人口创造GDP的能力不断提高，尤其是2010年中国劳动力比重达到73.752%的峰值，人力资源总量充足，就业人口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由此带来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
2014-2016年，与经济新常态并行的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生产效率产生影响，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人口抚养比不断提高，导致该时期的劳动生产效率增长速度放缓。但2016-2017年劳动生产效率指数从0.1584提高至0.1733，提高了9.4%，增长速度有所加快。
王剑波先生：汽车行业供应链非常复杂。主机厂在欧洲、北美洲和亚洲都有。一级供应商在全球范围内也都有。但是说到汽车电子这一部分，生产商主要集中在亚洲，而在亚洲范围内看，又主要集中在中国。不过反过来看，中国自主品牌主机厂的供应链也不一定都在中国。因此，这是水乳交融的状态。由于合同与法律问题的限制，我不能透露全部具体客户的名字，但是可以透露的是，在汽车领域，保时捷、吉利领克和广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此外，还有哈雷摩托也是我们的客户。
2.就业弹性系数。1978-2016年就业弹性系数呈现先增后减并逐渐稳定的趋势，但2017年就业弹性系数降为负。由于就业弹性系数衡量的是GDP增长带动的就业人口增长状况，可以看到：
第一，1978-1982年，就业弹性系数增长速度较快，由0.1492提高到0.4050，翻了两倍多，说明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相继展开，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
第二，1982-2010年，就业弹性系数迅速下降，以年平均8.4%的速度从0.4040逐渐下降至0.0383。其中，2000-2010年以年平均5.18%的速度下降，速度相对放缓。该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加，但对应的就业人口总量增长相对较少，说明即使经济保持高增长，也不一定会对就业产生较强的拉动作用，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以及产业调整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
第三，2010-2016年，就业弹性系数增减起伏变化较小，其中2010-2013年就业弹性系数基本稳定保持在0.03左右，到2014年就业弹性系数为0.0438，较2013年提高了40.4%，2014-2016年就业弹性系数又逐渐缓慢下降，2016年为0.0248。2016-2017年，由于就业人口增长率转为负，导致就业弹性系数相应变为
0.1028。
可以看到，1978-2016年就业弹性系数虽时有下降，但始终为正，说明经济的增长能持续带动就业人口的增加，不同人口发展战略对就业弹性系数的影响不存在根本性差异。但随着就业人口总量趋于减少，2017年就业弹性系数变为负，表明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受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即使经济保持高增长，也不一定会对就业产生较强的拉动。
3.人口产值弹性系数。人口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增长。在评价人口发展战略以及衡量人口效率时，人口产值弹性系数是较为直观的指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产值弹性系数存在较大波动。
1978-1982年，人口产值弹性系数由0.2768下降至0.1289，累计下降了0.1479个单位值，说明该时期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不显著。
1982-2010年，随着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不断显现，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人口产值弹性系数呈不断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达到16%。这一时期人口增长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恰是人口红利得到发挥的超额收益。2010-2013年人口产值弹性系数略有下降，但变化程度相对较小，从0.8256下降至0.81985。
2013-2016年，随着“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的相继实施，人口增长率略有提升，但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导致2013-2016年人口产值弹性系数不断降低，从2013年的0.8185下降至2016年的0.4088。2016-2017年人口产值弹性系数略有回升，提高至0.5243，说明随着人口红利优势逐渐消退，人口总量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渐降低，单纯提高生育率的人口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适应人口与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和战略要求。
4.人口效率。1978-2017年，中国人口效率呈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图2)，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2013年，即计划生育政策提出和实施阶段，人口效率不断提高，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5%左右，尤其是2000-2010年提高速度加快，从0.196提高至0.317，累计增长了61.7%。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不断提高，人口政策实施在当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二是2014-2017年，正值两次生育政策调整时期，人口效率从2014年的0.2366下降至2016年的0.1973，2017年略有回升，提高至0.1983。人口效率受经济形势和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以年均10%的速度逐渐下降。由于人口效率直接受人口和经济两个动态变量的影响，其波动较大，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补充相关度较高、稳定性较强的指标来丰富人口效率评价体系，以便实现更为准确的评价。
3．1 OAE和ABR联合运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OAE具有客观、快捷、重复性好、稳定性强、无创伤及良好定位能力等特点，ABR是客观听力测定更敏感的方法，可作为诊断的主要手段。因此联合运用，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点，达到最佳效果。近6年本县共筛查27 662例，初筛通过率90．12%，复筛通过率为85．95%，总通过率为95．22%。复筛真阳性率（44．59%）远远高于初筛真阳性率（3．77%）。说明利用OAE进行初筛和针对性的复筛，有效地提高了真阳性率，进一步缩小了使用ABR检测的对象范围，提高了效率。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通过以上对人口发展水平和人口效率的研究，基本可以明确改革开放以来不同人口发展战略下中国的人口发展状况，得到以下结论：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从发展阶段前期逐渐过渡至实现阶段前期。人口发展水平的提高为中长期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提供了可能性，四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取得重大成果。
文中最终的分类识别采用普遍适用的最小残差法[17]。核心思想为：测试样本由训练样本在某一类别上的线性组合来重构，其线性组合系数为测试样本在训练样本矩阵对应类别上的稀疏表示系数，重构样本与测试样本残差最小的类别即为测试样本所在的类别。具体算法如下：
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较低，标准化生产滞后。现阶段，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农业生产经营也逐渐凸显出规模化等优势。但是农户与农户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公司和农户之间，普遍存在着很大差异性。这种差异不仅仅体现在生产技术方面，还包括生产环境、资源等方面，使得品牌的内在一致性难以维护，从而制约农业品牌发展。
2.人口数量对人口发展水平贡献率逐渐降低。中国以调整生育率为主的人口发展战略显然已不适应当前乃至今后的人口与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新时期人口发展战略的核心和出发点应随之调整。
3.人口质量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相对稳定，但水平有待提高。人口质量是应对当前和今后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质量的提升十分有限，其对人口发展水平的影响力未得到充分挖掘和发挥。
加拿大大学拥有一支相对比较庞大的管理服务队伍，人员的充足可以保证教学行政管理和教学服务得到细致分工[3],保障学生服务工作精细化。以阿尔伯塔大学为例，截至2017年，该校有15000余名教工，其中行政职员和科研教学人员比例为2∶1，管理人员配备非常完备。该校学生处有300名工作人员，成立论文写作指导、心理咨询、防性侵、特殊学生帮助等服务部门，在尊重学生隐私的前提下，能很好地为学生依法提供多元精准帮助。在职业认同上，学生工作人员职业精神较强、工作投入热情高，管理职员在学校的地位和所获得的尊重不亚于其他专职教师或科研人员。
4.人口结构对人口发展水平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当前中国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内外部结构的优化、系统的完善，直接关系到人口发展水平的提高。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效率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在“控制人口数量，降低生育率”的计划生育时期，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和高速的经济增长确保了人口效率的稳定增长；但随着2014年以来生育政策调整和经济“减速换挡”的双重影响，加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效率缓慢下降。
(二)讨论
1.关于人口质量的提高。人口质量不断提升，是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促进人口发展水平提高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是回报率最大的一项人口投资。但本研究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质量对人口发展的贡献率变化较小，且始终低于35%的对应权重。可见在人口数量贡献率不断降低，优势逐渐减弱的情况下，一味地调整生育政策并不能根本解决发展问题，优先投资于人的发展计划应该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
2.关于人口效率与人口政策。无论何种人口发展战略，其目的归根结底在于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对提高人口效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人口数量因素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的逐渐降低，从根本上要求从人口数量优势转变为质量和结构优势，才能确保人口与经济社会长远发展。
3.关于人口发展水平和人口效率的评估。当前学界对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层面的政策效果分析以及战略调整走向分析，缺乏从实证角度的评价和测算。同样，关于人口效率评价体系的构建，尚属于本文的探索和尝试，在指标选取和评估方法方面可能还缺乏深入的探讨，我们将在后续研究中不断完善和改进。
4.关于人口发展战略的调整。学界关于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政策调整的研究不胜枚举，任远等学者提出，未来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和政策改革，首当其冲的是使国家的生育政策回归常态(25) 任远：《中国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战略转型》，《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本研究结论也进一步佐证了石人炳等人的评估结果，人口数量对人口发展的贡献率逐渐减弱，过去单纯依靠调控生育率提高人口发展水平的人口发展战略已基本失去了存在的现实意义(26) 石人炳、陈宁、郑淇予：《中国生育政策调整效果评估》，《中国人口科学》2018年第4期。 。因此，新时期人口发展战略包括人口政策调整，重点不在于调节生育率，而在于构建涵盖“生育”“教育”“养老”与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战略。
China '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Efficiency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Yan Yueping Wang Na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P.R.China)
Abstract :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a crucial period for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be continuously adjusted and improved. The demographic, economic and social realities formed during this period hav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population efficiency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establishes an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to comprehensively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pul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level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from the early stage of 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itial stage) to the early stage of the realization (high stage).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size on 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level has gradually decreased,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to 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level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quality o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level has been relatively stable. At the same time, from 1978 to 2014, China's population efficiency continued to increase; from 2014 to 2017, adjustment of China's population birth policy and economic “slowdown shift” coincided, and the population efficiency decreased by 66% compared with 2013. On the whole, 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To achieve a balanced,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from childbearing to fertility, education and ageing.
Keywords :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level; Population efficiency
收稿日期： 2018-1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常态下中国人口转变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效应研究”(16BRK027)。
作者简介： 晏月平，云南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昆明 650091； yanyueping@ynu.edu.cn)；王楠，云南大学人口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昆明 650091； 18093185807@163.com)。
[责任编辑： 赵玉华]
标签：改革开放论文; 人口发展战略论文; 人口发展水平论文; 人口效率论文; 云南大学人口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