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与利的交锋：晚清《鲁滨孙飘流记》诸译本对经济个人主义的翻译与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人主义论文,晚清论文,译本论文,批评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晚清是翻译小说大盛的时代，在这一时期，英国小说名著Robinson Crusoe(现在一般译为《鲁滨孙飘流记》)备受瞩目①，就笔者所见，当时至少出现六种中译本，分别是：英国教士英为霖译《辜苏历程》(1902)，沈祖芬(1879-1910)译《绝岛漂流记》(1902)，秦力山(1877-1906)译《鲁宾孙漂流记》(1902-1903)，林纾(1852-1924)、曾宗巩(1866-1938)合译《鲁滨孙飘流记》(1905)、《鲁滨孙飘流续记》(1906)，汤红绂译《无人岛大王》(1909)，袁妙娟译《荒岛英雄》(1909)②。
大致说来，这些译本分属于晚清文学翻译活动的两个主要类型。一类是来华新教传教士主导的文学翻译。此类翻译活动起源甚早，自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72-1834)以降，为了推广基督教，传教士将西洋宗教著述源源不断译成中文，其中也涵盖大量文学作品，如《天路历程》之类传教士小说③。英为霖译《辜苏历程》与之类似，原著中包含大量基督教内容，译者加以翻译、渲染，旨在传教④。另一类则由中国知识分子主导，大规模出现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小说视为启蒙大众的工具，无论维新派抑或革命派，都积极投身小说翻译事业⑤。《辜苏历程》之外的晚清《鲁滨孙飘流记》译本均属这一类型，译者试图借冒险故事激励国人进取冒险，以救亡图存⑥。
不过，对于中国译者而言，在传达冒险精神的同时，也不能不面对原著小说中其他类型的思想意识，有些甚至与晚清时期的思想潮流格格不入，其中之一就是作为商人的鲁滨孙身上体现的经济个人主义话语。所谓经济个人主义，指的是原著中鲁滨孙汲汲于金钱，并以金钱衡量一切价值的态度⑦。鲁滨孙奉行的价值观，就是资产阶级商人的价值观，以盈利为终极目的，处理人际关系时以利己主义为标准。在英国读者看来(譬如英国教士英为霖)，是习以为常，但是放到晚清的历史语境中，却形成了文化冲突。一方面，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非常严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另一方面，晚清国民论述强调的也是国民的公德、对于国家的义务，批判一己之私。而翻译《飘流记》，是以鲁滨孙为国民学习的典范，为了保持主人公的正面形象，译者不能不设法清除经济个人主义话语。
不过，并不是每位晚清中国译者都接触到上述矛盾，汤红绂译本依据的日文节译本已经不包含此类内容，而袁妙娟译本已湮没，现仅存三篇序言，因此，本文论述的译本只包括沈祖芬译《绝岛漂流记》，秦力山译《鲁宾孙漂流记》，林纾、曾宗巩合译《鲁滨孙飘流记》、《鲁滨孙飘流续记》。由于译者推崇的伦理观并不相同，处理文化冲突的方式也就有所差异。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不认为晚清译者可以清晰地意识到原著经济个人主义话语的全部内涵，但是他们足以感受到鲁滨孙的经济活动体现的价值倾向，以及这些内容与中国儒家传统与晚清国民论述的冲突。总的说来，诸位译者对鲁滨孙的经济动机、人际关系的改动最为明显⑧。而经过翻译，译本消解了足以支持经济个人主义话语的文本内容，鲁滨孙的商人形象也呈现出不同的新面貌。下文就具体分析晚清中国知识分子诸译本如何处理鲁滨孙所体现的经济个人主义。
二、商人的游历之志
沈祖芬的《绝岛漂流记》完成于1898年11月，应该是《飘流记》、《续记》最早的中译，译者自陈译书旨在“激励少年”(页1上)⑨，序作者高凤谦进一步宣称译本可以“激发其国人冒险进取之志气”(序言页)。换言之，沈祖芬关注的是译本的教育功能，希望借冒险故事激励国人。该译本完成时，小说界革命尚未开始，而沈祖芬的思路与梁启超的小说救国论基本一致⑩。
译者阅读的是英文原著，但是对其形式与内容并不完全接受，有取有舍，大加删减，全文仅仅二万余字。译本传达的重点是鲁滨孙的冒险经历，基本保留了故事梗概，这当然是因为冒险故事与“激励少年”息息相关。至于原著中的经济个人主义内容，则属于删改之列。不过，由于删节乃是译者基本翻译手法，很多时候也可能出于追求行文的简洁，相对而言，他加以改动的部分，更能看出译者对于原著经济个人主义的态度。
首先，译者改造了鲁滨孙的冒险动机。原著中鲁滨孙多次提及冒险乃是为了逐利，译文中仅留下少量相关论述，并加以调整。例如原著开篇，鲁滨孙与父亲争论，外出冒险与老守田园，哪种生活的物质收益更多，父亲赞赏中间阶层(the Middle state)的生活方式，鲁滨孙则不然，两者都把经济论据放在首位(11)。沈祖芬则将父子论争的长篇大论简化为寥寥几句，两人提出的经济论据也消失不见：
(父亲)戒之曰：“譬如有人穷苦异常，不能自存，势必糊口四方，或豪资坐拥，内顾无家室之忧，则出外游历，势所宜也。然余思之，天伦间乐事良多，何必惘惘出门耶？今令汝习律，则获益不少，既可免风涛之险，又可得养身之理，学成之后，或为国家出力，或为律令掌教，岂不胜于游历乎？”(页1下)(12)
沈译中父亲则认为只有极度贫穷或极度富裕的人才会冒险，劝鲁滨孙安于现状，在家侍亲、求学、养身，没有提及具体的经济原因，代之以类似于修身齐家之道的言说。而鲁滨孙冒险远游，则是因为“不喜家居，虽好言训诫，置若罔闻”，“游历之志，无有人如吾之切者”(第1页下)。
换言之，“游历之志”也正是沈译鲁滨孙冒险的理由，对此的强调，贯穿译文，而译者保留的几处经商情节，也据此而调整。例如鲁滨孙初次经商，曾自陈逐利动机，沈译则改变其思路：
既至伦敦，居无何，趁舟往阿洲海边一带游历，因囊有余资，尚不致作水手以易食。余欲广携玩具，安置舟中，以便往阿洲哥尼亚等处消售，藉觅蝇头，商之船主，船主允之。(第2页下)(13)
原著中是船主宣称出海经商可获利，鲁滨孙欣然从之，但是在沈祖芬笔下，游历才是主业，虽也经商，却是游历的副产品，只为获取蝇头，借以养活自己，避免沦落为水手(原著中鲁滨孙后悔未能作水手，掌握航海知识)。
后来原著中鲁滨孙在巴西经营种植园，虽然获利，心中却颇为不满，以为生活方式与在家无异，依然处于中间阶层。恰好当地商人计划出海贩卖黑奴，获取暴利，拉鲁滨孙入伙，他为之心动，再度冒险，遭遇海难，流落荒岛。沈祖芬则调转其思路，鲁滨孙先是感叹经营种植园还不如在家安居，“余居此数年，初合伙种甘蔗，遂能获利，自思执业如此，一身已流入下等矣，若安居家中，岂作此微贱之事。回念父训，不觉怅然”，随后又慨叹，“购田地种烟叶，虽较种甘蔗稍胜一筹，而心为利役，几忘初志”(第5页下)，似乎不满于为利所羁绊，一心重振游历之志。而与商人合伙出海，恰是“因思余之至此本为游历耳，久居此地，非计也，遂欣然从之”(第5页下)，与获利毫无关系。直到翻译至《续记》，鲁滨孙前往中国经商，沈译删去逐利的言词，只保留一句“意中不在经商获利，不过藉此游历耳”(第25页上)。通过以上改写，鲁滨孙志在游历，不在盈利，更不在获取暴利，经商只是副业，是支持游历的手段。
原著的经济个人主义，还体现于鲁滨孙对待人际关系的态度，而沈译鲁滨孙既然对金钱不以为意，处理人际关系时也不再以金钱为标准。鲁滨孙初次贸易获利，沈译令其“以金砂五镑九两寄家，藉慰父母之心”(第2页下)。原著中鲁滨孙在摩尔少年佐立(Xury)帮助下摆脱海盗的奴役，但是脱险之后很快就将佐立卖给船长，只是提出只要佐立信仰基督教，十年后需要赋予人身自由，沈译则渲染鲁滨孙“不得已”的处境，“途中因乏资斧，将余所乘之船及黑童售与船主”，“心甚不安，因彼恳诚待我，今不得已被余所卖，为之恻然”，最后佐立“亦颇愿意”，方才成交，之后又“深悔之”(第4页下—第5页上)。鲁滨孙返回欧洲，葡萄牙船主倾其所有偿还欠鲁滨孙的钱，并交付详细的收支账目，鲁滨孙虽然热泪盈眶，依然不脱商人本色，照单全收并出具收据，只是承诺取得巴西种植园就立即免去债务。沈译则删除这些细节，且鲁滨孙取得种植园不需手续，并直接将“余赢之资，首报葡萄牙船主之恩”，随后赠予前船主之妻一百磅，“以作养老之资”，并承诺“余在一日，必尽一日之心，以报前德”(第17页上)，他的两个姊妹也各得到一百磅。原著中此时的鲁滨孙，已然是知恩图报，经过沈祖芬的改动，则更有人情味。
经过文本的比对，可以看出沈祖芬改造原著经济个人主义的思想资源是儒家伦理观。对照译者的传记，更加可以确证这一点(14)。沈祖芬自幼深受儒学熏陶，“十二岁毕四子书、《尔雅》、《春秋左氏传》”(15)。后来自学英文成才，先后在上海、苏州、扬州各学堂担任教习，在扬州执教最久。在亲友学生眼中，他为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诚”，他们纷纷强调“扬之人士皆敬事之，其为人德性坚定，待人接物，一出于诚”(16)，“先生款款之诚，以故少年后进争附慕之”，训诲学生也“诚意挚仍”(17)。
虽然译者对原著中的经济个人主义很难有清晰的认识，但是站在儒家伦理的立场上，译者很容易感受到鲁滨孙对金钱的追求，以及利己主义倾向，而在译者心中，这类文化冲突自然而然转化为义利之辨，于是通过删节、改造译文，基本清除原著体现的经济个人主义。沈译中鲁滨孙虽然从事经济活动，但是并不汲汲于金钱，虽然经商，但志在游历，不在盈利，与人交往时也重情重义。可以说，沈祖芬对原著的改造与调整是有意识的，他的翻译方式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接触经济个人主义时的直观反应，既是拒绝，也是批评。
三、商人的爱国情怀
秦力山翻译的《冒险小说·鲁宾孙漂流记》可能是晚清最早问世的革命小说，译者以此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借体寄生地传达革命思想(18)。1902年12月至1903年10月，该译本于上海《大陆报》第1至4期及第7至12期小说栏连载，涵盖《飘流记》、《续记》两书内容(第一至六回为《飘流记》，第十七至二十回为《续记》)，白话章回体，未连载完，全文约四万五千字。
秦译所依据的文本有两种，第一至四回译自原著，其余部分“翻译”自沈祖芬的《绝岛漂流记》。原著开篇即体现的经济个人主义内容(包括父子争执，鲁滨孙初次行商等)，秦力山应该有所感受；沈译虽然去除、改造了此类内容(包括经营种植园，出海贩卖黑奴等)，但保留了鲁滨孙的商人身份，秦力山也不会不了解。秦力山对此有所取舍，以服从革命宣传的需要。而革命宣传的目的，则是将鲁滨孙塑造成时时刻刻不忘爱国、爱种、爱群的英国国民，商人角色附属于之下。不过，与沈祖芬不同，秦力山的翻译方式主要是“演绎”，即在原著和沈译基础上大量添加内容。
与沈祖芬一样，秦力山改造了鲁滨孙的冒险动机。不过沈译的改动至少以原著为标准，秦力山则插入与原著毫无关系的政治论述：
从伦理学上讲来，大凡一个人在世界上，有对自己的义务，有对家庭的义务，有对社会的义务，有对国家的义务。人生幼时，受父母的教育，自然有孝顺感谢的义务，但是对国家上，自己便是一个国民，对社会上，自己便是一部机关。大凡年纪已长的人，便要挺身做国家社会上的公事，要使我的国家，为堂堂正正不受侵害的独立国家，要使我的社会，为完完全全不受破坏的自由社会，这才算得个人。(第一回)(19)
而他之所以外出冒险，就是为了履行国民义务。这番论述，基本参照梁启超的《新民说》，即中国旧道德中私德发达，以服从为特征，而公德付之阙如，必须树立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以爱国爱群的新道德取代以“三纲”为代表的旧道德(20)。这也是该译本的主旨之一，之后鲁滨孙漂流荒岛、大战蛮族，都是为了履行国民义务。在译者笔下，鲁滨孙“生平以爱群为志，凡有益于国民之事，即把我这斗大的头颅送他，也是甘愿的”(第五回)。在荒岛上，他看到野蛮人食人的场面，“不知不觉眼眶中涌出爱群的万斛英雄泪，大哭一场”(第八回)，决心“抵死也要报复这仇，以达我爱群之目的”，为了履行“救同胞的义务，即是被野蛮夹活吃下肚子里，我也不怕”(第十回)。而营救了白人同胞之后，“素常爱种”的鲁滨孙则因为“得尽义务，心里不知不觉发起快乐来”(第十一回)。他一向以国家为重，即使娶妻，也是为了“使英国人种，生息蕃滋起来”(第十七回)。总的说来，秦力山笔下的鲁滨孙以救国为己任，对他而言，民族主义就是信仰(21)。
不过，秦译中的鲁滨孙也从事经济活动，但是完全与个人主义无关。与沈译类似，秦译笔下鲁滨孙首次出海经商，不是为了“发财”，而是“寻觅远游的机会”，而船主“听得我说有环游地球的志气，他对我说道，若是你搭我船去，我不要你的船钱，若是你要带些货物，所得的利益也是你的”(第三回)。不仅如此，鲁滨孙还时时关注他人利益。例如经营种植园一段，在沈译基础上又加调整，鲁滨孙认为，“生意虽然得利，皆是自己利益，没有一点儿益人的事，想起来当离这地方，再游历去更好，奈未得其便”(第五回)，恰好当地商人拜访，请求鲁滨孙一同出海，帮助经理非洲贸易，鲁滨孙欣然应允，至于贩卖黑奴之类，则删去不提。此外，鲁滨孙还以经商为救国之途径，认为“国欲富强，也须经理人有才干可靠的”(第十三回)。但是他从不认为赢利是为了个人，更反对牺牲他人以成全个人利益。例如原著中鲁滨孙将摩尔少年佐立卖给船长，沈译已经加以改动，秦译更进一步改为佐力为了避免两人“坐以待毙”，“自愿当苦工，只因你(鲁滨孙)能爱群。若你饿死，便是世界上少一个爱群的人了”，鲁滨孙先是“再三不依”，后来“见伊至诚恳切”，不得已同意，并提出“只求十年以后，许秀丽(即佐力)自立”，复又“顿足捶胸，哭道：我自己得脱奴隶之难，反使你做奴隶，我有罪了”(第五回)。鲁滨孙变得完全在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再如鲁滨孙返国时，因缘际会获得大量财产，译者以沈译为基础，大力渲染鲁滨孙的人情味，一面“报前德”，感激葡萄牙船主和前船主之妻，同时也不能忘记“骨肉之亲”，资助两个姊妹。不仅如此，译者还添加情节，令其投身公益事业：
我现在把巴西的产业，一概售尽，算来这款项，尽够我一生受用，但是安居此处，并无干一点儿的事业，尽一点儿的国民义务，不过把伦敦做个安乐窝，是不如一只狗儿了。虽然，我总不肯放弃责任，因与前船主的妻商量做些公益的事，前船主的妻道：“还是教育好”。我接着答道：“我们设一个蒙学塾，我自为教师，我虽没有什么学问，然只教蒙学，若把我学习过的学问教导学生，谅必有彀；而况教育在精神不在形式，我的精神自问亦有些儿，不比那狗彘不若的一班人”。(第十六回)
而对于只顾个人利益的行为，译者则提出批评：
我道：“读书原是很好的事，但是现今的人，往往读我英国的书，不上二三年，便想谋一个馆地，谋了一个馆地，他的什么亲戚，什么朋友，也不问他是做奴隶，是做牛马，便都称赞他的本事高强了，汝欲读书，切不可做这没脸面的事，辜负我的教育精神”。勿赖代连声不敢。我自此日日教他读书，历了三年。(第九回)
译者大篇幅的谈论起读书的意义，借机对晚清时期为西人效力的中国人大加挞伐，只有为救国而读书、谋求职业才是正当，借读书成就个人则不够纯正，为西人效力就更为卑劣，等同“牛马”。
这其实就是秦力山之类革命派知识分子理念的体现。秦力山一生致力于救国事业，可谓职业革命家(22)。他19岁离家，就读谭嗣同主办的湖南时务学堂，后赴日就读梁启超主办的大同学校，追求新知以救国(23)。到29岁于缅甸去世，除了投身革命事业，并无其他追求，“志坚行单，洵为革命党典范”(24)。他倡导大公无私，在中国有奴隶、无国民的情境下，呼吁国人以“公奴隶”自励，不计个人安危，抵抗政府(25)。对于秦力山而言，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个人的幸福，而在于是否履行了国民义务，是否有益于同胞。至于经济活动，对他而言则不可能局限于私人领域，也必须服从于救国的需要。
在此背景下，秦力山自然不会接受原著的经济个人主义话语，而是依据晚清国民论述的标准，重塑鲁滨孙的商人形象。秦译笔下的鲁滨孙也因此具有革命派知识分子的特点，虽为商人，却以救国、助人、利他为己任。这与原著经济个人主义话语南辕北辙。
四、商人的中庸之道
林纾译书种类广泛，不过有相当数量乃是为救国而作，林译《鲁滨孙飘流记》(1905)、《鲁滨孙飘流续记》(1906)之类冒险小说即属此类(26)。不过，林纾与其他译者的翻译方式不同，他几乎传达了原著中的所有内容，正如他在《飘流记》序言中所称：
译书非著作书比也，著作之家，可以抒吾所见，乘虚逐微，靡所不可；若译书则述其已成之事迹，焉能参以己见？彼书有宗教言，吾既译之，又胡能讳避而铲
之？故一一如其所言。而吾友曾幼固宗巩，亦以为然。(27)
但是，林纾并非没有“参以己见”，也并不认同原著的经济个人主义。只是他的翻译方式不是沈译式的大幅删节与细微改动，也不是秦译式的改头换面，而是在序言中用儒家的中庸之道阐释鲁滨孙的经济活动与宗教信仰，并与之对应，零零碎碎地增饰、改造译文。与沈译、秦译类似，林纾阐释、改动的重点也是鲁滨孙的冒险动机和人际关系。
在林纾的阐释下，鲁滨孙冒险远出与中庸之道相联系，这充分体现在《鲁滨孙飘流记》序言中：
吾国圣人，以中庸立人之极。于是训者，以中为不偏，以庸为不易。不偏云者，凡过中失正，皆偏也。不易云者，夷犹巧避，皆易也。据义而争，当义而发，抱义而死，中也，亦庸也。若夫洞洞属属，自恤其命，无所可否，日对妻子娱乐，处人未尝有过，是云中庸，特中人之中，庸人之庸耳。英国鲁滨孙者，惟不为中人之中，庸人之庸，故单舸猝出，侮狎风涛，濒绝地而处，独行独坐，兼羲、轩、巢、燧诸氏之所为而为之，独居二十七年始返，其事盖亘古所不经见者也。然其父之诏之也，则固愿其为中人之中，庸人之庸。而鲁滨孙乃大悖其旨，而成此奇诡之事业，因之天下探险之夫，几以性命与鲨鳄狎，则皆鲁滨孙有以启之耳。(28)
林纾笔下的鲁滨孙之所以冒险，并非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反对“中人之中，庸人之庸”，追求真正的中庸，符合“义”的中庸。林纾对译文的改造基本与之对应。与沈祖芬类似，林纾将原著开篇鲁滨孙父子的争论改造为道德观的冲突。父亲不同意他外出，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因为“以余相汝，殆为中材，胡不据中以图存”，希望鲁滨孙“能为中人”，而“凡此种人举动，名曰中庸”，“中人处世庸庸，恒不一罹其害”(第2—3页)(29)，换言之，即序言中所说“中人之中，庸人之庸”。这里的中人，既是就经济状况而言，“不贫不富之间”(第3页)，大致等同于原文指代的英国中产阶级，同时也代表了道德追求，这是原著中所没有的。于是，原著中鲁滨孙与父亲的争论，在于选择真正的中庸，还是庸俗化的中庸。鲁滨孙不认同父亲的庸俗道德观，于是私自离家，冒险远游。用鲁滨孙自己的话来说，是“非乘风破浪不为功，且抗志于艰险之途以自磨砺”(第2页，译者添加)，于是，追求中庸之道，追求“义”与乘风破浪、冒险远游拉上了关系，经济动机则被搁置。而此类言说不断出现于译文。
譬如鲁滨孙初次经商，以及经营种植园的段落，原著情节为，鲁滨孙因船长经商获利，出于“发财的妄念”(30)，随之出海；后来不满于种植园的生活，“渴望以超出事理所允许的速度迅速发财”(31)，在他看来，守着种植园无非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还不如当年留在家中，何必来到五千米之外，遂再度出海。林纾翻译时去除了关于逐利的言说，不断强调鲁滨孙的壮游之志，下面分别是林译鲁滨孙初次经商，不满种植园生活，以及决心离开种植园，再度出海的三段描述：
余此时职为估客，趁舟而渡，然助彼行舟，为力甚奋，固不以估客自待。……顾余命蹇涩已极，以余囊中有余金，衣服亦颇华美，风致又如文人，因之船人不敢命余以事。……余所识之船主……对余言及于基尼亚之佳况。余闻言悦甚，因告船主曰：“吾虽少年，然至有胸襟，欲纵览世界。”船主曰：“少年苟愿行者，可勿出赀。”且引余同饭，状如朋友。(第13页)
吾躬耕于此，去吾特别之性质，不且至远耶？初志本欲遨游宇内，何为作苦以消衄其雄心，宁非与吾志大戾？若作苦如此，胡不归就吾亲，矧吾亲至爱至美之良规，吾均弗纳，何为又效常人之所为？讵非于上流之中，退托于中人，以自图活？则吾父固屡言之矣。若果如是图生，则家中岂无良沃？亦不至涉百死，冒万险，寄生于此。余平日常与吾友言：“居此必无事业，法非去五千咪之外，不能有成”。且余非驯习荒外之野人，与之相处于狉狉榛榛中，何名为探奇之男子？……自谓果能身至于荒岛之中，尚可博意外之造化。但恹恹于此，为势固骎骎，以眼前卜之，似可致富，然与始怀实悖。(第27—28页)
独不思余身已拥厚资，但以平易之心处此，已足成为富翁，且财源锐进，较余思想上尤速。顾乃决然舍去，入诸陷阱之中，为生人所不历之境地，转与余之命运，诉合无间，而体力因而强健。……(种植园)为日愈久，增益当愈富，余何能舍此而去？既而复念，余生平固好海天之游，设恋巨业弗去，宁非无谓？(第30—31页)
在林纾笔下，鲁滨孙虽为商人，却有文人风致，充满少年志气，出海志不在获利，而为“纵览世界”、“遨游宇内”。本来鲁滨孙是嫌弃种植园的利润不够多，林译则变成厌倦此地“中人”式的安逸生活，安守种植园等同于当年父亲赞成的“中人之中，庸人之庸”，虽然“似可致富”，“财源锐进”，“为日愈久，增益当愈富”，但与其本性不合，且消磨了雄心，违背了志向，算不上“探奇之男子”，故而毫不恋栈。原著里鲁滨孙把自己在种植园的生活比作流落荒岛，林译则说安居种植园还不如流落荒岛，可以经验“意外之造化”，“生人所不历之境地”。一言以蔽之，林译鲁滨孙不想固守种植园，不留恋财富，“好海天之游”，因此冒险出海，商业活动只是冒险的副业。这可谓整个调转了原文的思想内涵，虽然手法不同，背后的思路与沈祖芬的翻译异曲同工。
至于林纾对鲁滨孙人际关系的调整，也以中庸之道为标准。林纾在序言里解释道：
迨二十七年后，鲁滨孙归英，散财发粟，赒赡亲故，未尝靳惜，部署家政，动合天理，较其父当日命彼为中庸者，若大进焉。盖其父之言，望子之保有其产，犹吾国宦途之秘诀，所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者也。鲁滨孙功既成矣，又所阅所历，极人世不堪之遇，因之益知人情之不可处于不堪之遇中，故每事称情而施，则真得其中与庸矣。(32)
《中庸》有“五达道”之说，指的是通过调节五种人际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来致成中庸之道。林纾对于鲁滨孙“真得其中与庸矣”的阐释，就是建立在他的人际关系基础上，包括鲁滨孙报答葡萄牙船主以及前船主之妻，以及资助自己的姊妹等情节。虽然这部分内容仅仅占据原著极少篇幅，又不涉及君臣、夫妻，而且鲁滨孙作为人子也不够符合儒家标准，但是林纾依然加以赞赏，并加以润色。鲁滨孙返回伦敦，寻访前船主之妻，但她已穷困潦倒，无力偿还欠鲁滨孙的钱。原著鲁滨孙已经足够有情有义，不仅未索还债款，还有所接济，并许诺图报将来。林纾在此基础上加以润饰，鲁滨孙不仅“毁券不令偿”，并许诺“吾从绝处逢生，永不忘媪之前恩。使余有径寸之力，亦必佽助，不令贫馁”(第197页)，加强了鲁滨孙知恩图报的形象(33)。
不仅如此，林纾还用儒家观念来改造鲁滨孙的人际关系。这里以鲁滨孙与葡萄牙船主的交往为例。原著中两人之间主要是商业信用关系，兼及友情，林译中却成为忠恕之道的体现。原著鲁滨孙被葡萄牙商船船主搭救，欲倾其所有以示谢忱，遭到船长拒绝，鲁滨孙称其Charitable，generous，honest，Humanity(pp.33-36)，在译者笔下船长救人的动机是“(吾取尔物，即索尔命)此岂仁者之所为？”(第25页)(34)，鲁滨孙也称他是“仁人”、“仁爱覆载”、“仁恕”、“仁爱覆育”(第25—26页)。原著鲁滨孙回到欧洲后，老人虽然穷困潦倒，依然如数偿还欠鲁滨孙的钱，让他大为感动，不迭地称赞老人honesty and kindness，honourable，honest(pp.282-283)，译著中，对诚信的赞美则变成了“平恕不欺”、“忠笃”、“忠”(第200—202页)。“忠”和“恕”正是《论语》中实现“仁”的两种方法，根据朱熹的阐释，“忠”是修炼自己道德的手段，“恕”是帮助他人实现道德修养(35)。所以，林译笔下，两人等于是君子之交，鲁滨孙在老船长帮助下提升了道德修养。
林纾支持维新变法，借翻译小说引进西学，不过他嗜宋学，深受儒家伦理道德影响，终生讲究忠孝节义(36)。使用儒家思想阐释译作可谓林纾一向的策略，旨在强调儒家学说的普适性以及中西文化的契合点(37)。所以，林纾翻译《飘流记》时，一面在序言中用儒家中庸之道阐释鲁滨孙的冒险动机与人际关系，同时对译本加以细微改动，原著体现的经济个人主义基本上被纳入了儒家中庸之道的范畴。但是林纾所说的中庸，又与儒家原典中的含义不同，既包括“称情而施”一类行为，也加入了进取冒险之类新的思想因素。
五、结语
在晚清，一方面国民论述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儒家伦理依然影响深广。译者译书是为了教育国民学习冒险精神，鲁滨孙的经济活动与之无关。换言之，原著中的经济个人主义话语不符合国民论述的建构，甚至损害救亡大业，而对于较为传统的译者而言，经济个人主义又与儒家伦理相违背。所以，无论译者更倾向于传统伦理还是国民论述，都难以接受原著中的经济个人主义。为了启蒙大众，他们也不可能传达自己并不认可的内容，于是他们都用不同方式消除、取代了经济个人主义的影响。
总的说来，沈译、秦译、林译的基本倾向一致，只是改写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沈译与林译都以儒家伦理改造原著的经济个人主义，沈译以删改为主，林译则以阐释、调节为主，令鲁滨孙重义轻利。秦译则以大公无私的国民理想改造原著，在原著、沈译基础上添加内容，将鲁滨孙的冒险历程、经济活动与救国相连。所以，在晚清《飘流记》诸译本中，原著里具有重要作用的经济个人主义或是被遮蔽，或是被转化。由此看来，中国译者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选择性地挪用西方文学与文化，拒绝、批评经济个人主义话语。而与此同时，译本中的鲁滨孙依然保留了商人身份，却呈现出不同的新面貌，他或者富有游历之志，或者具有革命者风范，或者遵循中庸之道，但都充满英雄气概，为人赞赏，这与传统中国文学对于商人的描写大不相同(38)。可以说，晚清中国译者借助翻译，在中国文学的世界里展现了不同以往的商人形象。
注释：
①Robinson Crusoe通常专指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以下简称《飘流记》)，但该书尚有续集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以下简称《续记》)与Serious Reflections of Robinson Crusoe，远不及第一部流行，晚清中译本有的包含《飘流记》、《续记》两书内容。该书主人公中译名众多，本文一律以“鲁滨孙”指代Robinson Crusoe。
②关于晚清Robinson Crusoe诸译本的考证，见崔文东：《晚清Robinson Crusoe中译本考略》，《清末小说から》第98期(2010年7月)，第19—25页；姚达兑：《Robinson Crusoe粤语译本〈辜苏历程〉考略》，《清末小说から》第100期(2011年1月)，第10—13页。
③关于晚清传教士小说的研究，可参见韩南(Patrick Hanan)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Patrick Hanan，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Essay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
④该译本由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姚达兑发现。参见姚达兑：《Robinson Crusoe粤语译本〈辜苏历程〉考略》；姚达兑：《新教伦理与感时忧国：晚清〈鲁滨孙〉自西徂东》，《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宋莉华：《〈辜苏历程〉：〈鲁滨孙飘流记〉的早期粤语译本研究》，《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⑤关于晚清中国知识分子文学翻译活动的研究，可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David Pollard(ed.)，Translation and Creation: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1840-1918(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8).
⑥关于晚清《鲁滨孙飘流记》中译本，已有诸多研究，如崔文东：《政治与文学的角力：论晚清〈鲁滨孙飘流记〉中译本》，《翻译学报》第11卷第2期(2009年8月)，第104—106页；崔文东：《翻译国民性：以晚清〈鲁滨孙飘流续记〉中译本为例》，《中国翻译》2010年第5期；崔文东：《家与国的抉择：晚清Robinson Crusoe诸译本中的伦理困境》，《翻译史研究》第1辑(2011年6月)，第201—223页。李今：《晚清语境中汉译鲁滨孙的文化改写与抵抗：鲁滨孙汉译系列研究之一》，《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李今：《晚清语境中的鲁滨孙汉译：〈大陆报〉本〈鲁滨孙飘流记〉的革命化改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2期；李今：《从“冒险”鲁滨孙到“中庸”鲁滨孙：林纾译介〈鲁滨孙飘流记〉的文化改写与融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期。姚达兑：《新教伦理与感时忧国：晚清〈鲁滨孙〉自西徂东》，《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上述研究有的涉及晚清译者对经济个人主义的翻译，但是没有专门以此为视角。
⑦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and Fielding(London:Chatto & Windus,1957)，p.69.
⑧这里借鉴的是瓦特和黄梅的部分分析架构，至于两位学者提出的其他分析架构，在译本中并不完全适用。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and Fielding,pp.66-82.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2—51页。
⑨本文所据版本为沈祖芬译：《绝岛漂流记》(开明书店，1902年版)，为简洁起见，本文引用该书时直接标注页码。
⑩崔文东：《家与国的抉择：晚清Robinson Crusoe诸译本中的伦理困境》，第205—206页。
(11)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and Fielding,p.72.
(12)这里不妨与英为霖译本作一对照：“后来父亲有病叫我行埋面前，对我话：‘仔呀，你想出外有乜益呢，喺屋企有事可以照应，若係出外，就容易学坏，因噉作恶犯罪嘅，亦唔少，你系係屋企守分造事，亦可以发财，而且亲戚朋友，大众聚埋一处极之快活，你若係必要出外，实在唔听父亲话咯，唔论係边处地方，有好人亦有唔好人，若话出外，怕未必尽係好人，人係大多钱财，佢嘅忧虑是必多，我家中如今得保暖，亦可以过得去，你喺屋企好食好着，冇忧冇虑，重话唔安乐咩，何必出外呢’。”英国教士英为霖译：《辜苏历程》(真宝堂书局，1902)，第1页下—第2页上。英国传教士虽然没有对原著亦步亦趋，但是在思想上再现了原著的意旨：父亲劝鲁滨孙在家平安“发财”，鲁滨孙则希望外出冒险“发财”。
(13)此处也可与英为霖译本作一比较：“仍然上伦敦城，个处遇着一个船主，但只船往来阿州西便基尼国，贸易大发财，所以佢想早日再去。佢好欢喜我，请我同埋去，佢话办的货物，定可贃钱，我即时应承佢，趁呢个机会，就办齐各货，值银三百两。”英国教士英为霖译：《辜苏历程》，第4页上。传教士翻译时遵循原著思路，毫无避讳，直称“发财”。
(14)沈祖芬的生平，见沈祖绵：《先弟诵先事略》，收沈绍勋辑，沈祖绵增辑：《钱塘沈氏家乘》(西泠印社，1919年版)，卷二，第38页上—第39页下；包梦华：《沈跛公传》，同上，卷二，第39页下—第41页下；洪铨：《沈先生传》，同上，卷二，第41页下—第43页下；钱景棠：《沈君诵先诔》，同上，卷五，第60页下—第62页下；鲍奎：《沈君诵先诔》，同上，卷五，第62页下—第63页下；沈瓞民：《高山忆旧录之十四：鲁滨孙漂流记我国最早的译文》，收政协江苏省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内部发行，1983年版)，第67—70页。
(15)包梦华：《沈跛公传》，第39页下。
(16)沈祖绵：《先弟诵先事略》，第39页下。
(17)洪铨：《沈先生传》，第43页上。
(18)该译本未署译者名，经笔者的考证译者为秦力山，见崔文东：《晚清Robinson Crusoe中译本考略》。关于该译本与革命宣传的关系，见崔文东：《政治与文学的角力：论晚清〈鲁滨孙飘流记〉中译本》；李今：《晚清语境中的鲁滨孙汉译：〈大陆报〉本〈鲁滨孙飘流记〉的革命化改写》。
(19)为简洁起见，本文引用该译本时直接标注回目。
(20)参见梁启超：《论公德》，收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2—16页。
(21)这部分内容的论述可参见崔文东：《政治与文学的角力：论晚清〈鲁滨孙飘流记〉中译本》；李今：《晚清语境中的鲁滨孙汉译：〈大陆报〉本〈鲁滨孙飘流记〉的革命化改写》。
(22)秦力山之著作及传记，见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其生平及思想，见王德昭：《从改革到革命》，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1—203页。
(23)王德昭：《从改革到革命》，第171—203页。
(24)居正、陈仲赫：《祭秦先生力山文并序》，收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第189—190页。
(25)秦力山：《说奴隶》，收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第35页。
(26)崔文东：《家与国的抉择：晚清Robinson Crusoe诸译本中的伦理困境》；李今：《从“冒险”鲁滨孙到“中庸”鲁滨孙：林纾译介〈鲁滨孙飘流记〉的文化改写与融通》。
(27)林纾：《〈鲁滨孙飘流记〉序》，收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163页。
(28)同上。
(29)本文所据版本为林纾、曾宗巩译：《鲁滨孙飘流记》，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为简洁起见，本文引用该书时直接标注页码。
(30)原文为：the wild and indigested Notion of raising my Fortune(p.16).本文所据原著为Defoe，Daniel，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为简洁起见，本文引用时直接标注页码。
(31)原文为：pursue a rash and immoderate Desire of rising faster than the Nature of the Thing admitted(p.38).
(32)林纾：《〈鲁滨孙飘流记〉序》，第162—163页。
(33)李今已指出此点，见李今：《从“冒险”鲁滨孙到“中庸”鲁滨孙：林纾译介〈鲁滨孙飘流记〉的文化改写与融通》。
(34)原文为：I will carry you thither in Charity(p.33).
(3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3页。
(36)张俊才：《林纾评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2页。
(37)崔文东：《家与国的抉择：晚清Robinson Crusoe诸译本中的伦理困境》，第212页。
(38)关于中国传统文学中商人形象，参见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