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泼泼的大生命，活泼泼的心——钱穆历史观要义疏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要义论文,生命论文,钱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序：史学思想是钱穆史学的中心
非历史编纂学与非史料学意义的史学之得以成立，在于史学家的思想；历史由“思想”作出解释，而史料却只是史学殿堂的砖料。没有“思想”的史学是不存在的。“史学家”没有自己的思想也称不上真正的史学家。钱穆先生之在当代建立了他的独树一帜的史学，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史学生涯长达七十余年与等身的著作，主要就在于他有自己的思想。钱先生的史学表现在材料使用上，有一最大特点，就是他的历史理解和解释，所使用的都是学人人皆熟悉的最普通的史料，而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也正是由于他有自己的思想。
钱先生的史学思想，不是逻辑的预设，也不靠引证权威。他朗然有志于建立现时代所需要的新史学①，但一无依傍，戛戛独造，是在无直接的西方学术思想背景下治史的。他依据自己的历史思考，提出他的中国历史解释体系，并由此透显、展示及表述出他的史学思想。而这个思想，不是就一人一事而作的评论，不是零碎无统的见解片断，而是一套观念体系。
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体系，史学思想，还有史学方法论，这三大部分构成了钱先生的史学，而史学思想是其史学的中心。他的史学思想又可分为历史观和史学观两部分。应当说，“历史”与“史学”是两个含义不同的名辞，虽然“历史”一词也时常被用来指称叙述与解释过往事件、人类历程的学问，与“史学”概念同，但于文法上终是欠严格，究其实乃是一种习惯用词。简要地说，历史观是对历史的看法，史学观是对史学的看法。在钱先生的史学里，历史观和史学观二者交光互映，连成一体，后者还是前者的思想的延伸。对钱先生的史学作多方面的疏理，甚至对其史学思想作详细的诠表，将会占用超过允许的篇幅。因此，这里仅择要诠表其历史观。
二 “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
钱先生的史学是儒学意义的会通史学。他在《史学导言》（1989年3月收入《中国史学发微》）一书中曾专门阐述了会通史学的意义，在于如曾涤生之将义理、辞章、考据、经（国）济（世）四个成分会通一体，这使他的史学具有自己确切的整体性特征，此我在以前《论钱宾四先生的史学对象论》、《钱穆先生传略》、《论〈国史大纲〉》与当代新儒学》等篇论文中已有指述；他的史学又另有整体论的哲学思想背景，此则在《钱穆新儒学学案》中作了疏论，故均不复赘述。这里要指出的是，更重要的还有钱先生对历史的观念为其会通史学的内在支持与理论基础，这就是民族、文化、历史三者一体的大生命观。
这是个对历史的整体或整全的观念。在钱先生的史学中，它是个首出的观念、基本的观念。钱先生在对历史“从头到尾作通体”②的思考和概念说明中，由表及里，层层推进，会通和展示与论证了这一观念。
存在于人类和人类创造中的“历史”一是史学辞典的头条名词。这一名词，涵义极为广泛，极为丰富，以致学者人异言殊。但史学家必须面对它，作出自己的意义规定，即免不了西方历史学和哲学所谓下定义的过程。而史学家也常能在此“规定”的基础上，提出他的基本观念，建立起自己的学说。钱先生亦然。无论中国传统史学的即事言理、纪事本末，还是自美索不达尼亚陈述已知事实，希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探究人事以降的西方史学，都离不开“事”或“人事”的内容规定，因此钱先生有关历史是人事（记录、记载）的说法，应当被认为是对传统史学观的承袭。他当然没有就此打住。他对“历史”作了内容广泛的说明，而且“说明”强调“历史是一全体性的”③。先是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指谓“民族国家已往之全部活动是为历史”；后在他的史学理论著作《中国历史精神》（香港本）中详说历史的内容，谓“历史便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已往的经验”，他始终坚持历史的整全观。
对“历史”的这个“全体性”，钱先生认为是必须“活看”始能认识到的。《史学导言》讲这个“活看”历史观，说：“讲历史，决不是死历史，一切已经过去了，我们该换一个眼光来讲，全部历史都活在这里”，“一切事，要活看，不能死看”④。因为，“人类整部历史，是一部活历史，非是一部死历史。”⑤他的“活看”历史的“全体性”，实际是从实事、意义、价值和道理上来诠释历史的全体性。按此“活看”：第一，“一部历史只是一件大事”⑥，“学历史的人，分开一件一件事死看，便认不得历史真相与历史精神”⑦；第二，对历史上时间、事件、人物三要项提出新看法，认为历史时间必附随在一件历史人事上，而历史事件远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达未来，故从历史时间上说，历史是个“长时间”⑦，研究历史当如中国古人对历史抱一套长时间观念；第三，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天，是一部大历史从头演变下来的”⑨，“历史是一个大现在，上包过去，下包未来，是一个真实不动的大地盘”⑩。
那么，为什么说历史是一部活历史，是一个长时间，是一个大现在，只是一件大事？也就是说为什么是一个整全体？钱先生说，道理就在于其中“有一番大生命存在”(11)，而生命不能从中间切断。“我们的人生过程，我们人类大生命的过程，才是广义的历史。”(12)因此，“要把研究历史发展当作人类社会一条大生命前进之一项图样、一种法则来看”(13)。
钱先生还从对“历史”的性质分析中证成这个大生命观。他论述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没有变异性同样不成为历史，而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的传统性，研究历史首先就是知道历史这三种特性。此所谓传统性，也就是《国史大纲·引论》中所说的文化与历史之连绵与持续两特征。他还曾以绵延性来诠释历史时间，以持久性来分析历史事件，连绵性与持久性也都属于传统性的范畴。而历史之所以有此三种特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历史的精神性与生命性，即“有它的一贯的一种历史精神”，有一个生命在里头，而“生命一定会从过去透过现在直达到未来”(14)。
对此，钱先生还曾将历史三特性综合在一起分析，认为，特殊性也就是个别性，在连绵持续与不断变化中形成。也就是说，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而“惟其有个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谓之有生命有精神”(15)。历史的精神性生命性，在持续性传统性上见，尤为显然。钱先生说，一部历史、过去、现在、将来，错综复杂，其实会通而观，“一部历史只成一大传统”(16)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17)
他又以他的历史长时间观来阐明历史的精神与生命意义。他说，历史时间有它一种绵延性，在瞬息变化中有它凝然常在的一种特殊性。但他显然以绵延性持续性为历史时间的存在性，特殊性乃指其演变中的内容。他认为，历史时间的意义就在于“所过者化，所存者神”。“神”就神在过去现在未来都在化，却又一切存在。“要能过去透达到现在，才始是有生命的过去。要能现在透达到将来，才算是有生命的现在。这才可说它有历史的精神。有了这精神，才能形成为历史。”换言之，历史时间“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过去穿过现在而迳向将来，它是一以贯之的。这一个生命，这一个力量，就叫做人生。这样的人生才成了历史。”(18)
经由上述多方反复的阐述，钱先生提出并论证了他的生命史观，说：“所以历史是一种经验，是一个生命。更透彻一点讲，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19)
由上论述，我们还有理由把钱先生这个生命观视为一种历史存有论。事实上，与历史整体观一样，历史生命观有其生命形上学的背景，此可详见他《晚学盲言》中〈整体与部分〉、〈变与化〉、〈道与器〉、〈大生命与小生命〉诸篇，兹亦不赘。但他的生命形上学不是超绝形上学，而是认为“形上形下，和合为一”(20)。所以他的历史生命观是既超越又现实，实亦即一民族史观、文化史观。他对历史、文化、民族持一体观，指述民族、文化、历史三者异名同质，“三名一体。一而三，三而一。三名实是同一事实”(21)，亦即同一生命体。这一生命当然不是自然的生命、物质的生命，而是精神的生命、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
钱先生分别就历史与民族、民族与文化、历史与文化的关系分析，进而综合阐述民族、文化、历史三者的一体性。他说，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的国民性或民族性的表现，而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民族精神的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22)因为，民族并不是自然存在的，她与族群在其心灵上、精神上、真切感觉到的民族意识与观念同存在。而此民族意识与观念也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由于民族的历史文化所陶冶而成。“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始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23)
至于文化与历史同样以精神与生命为其存在性，同样是整体性的“大生命”。钱先生说，“文化本身是精神的。仅存着一堆物质，到底不成为文化。”(24)“在文化存在中，它里面有一个生命的性质，这是文化的特性。”(25)说到底，“文化乃一群体大生命”(26)。同时，“文化乃一民族生活的总体”(27)。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表现，这是因为“文化必有一体，主体即民族”。实际上，“文化民族一而二二而一”(28)。所以，“文化传统，便是民族一部生命史”(29)。
在散见各处的论述中，钱先生对历史与文化作了体相关系的辨析与厘定，提出“文化是体，历史是此体所表现的相”(30)的历史文化体相观。此所谓体相，就是说，“历史乃其外表，文化是其内容。”(31)“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亦可说，“文化乃是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此体相实在也是统一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文化即是历史。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舍却历史，即无文化。”(32)同理，“没有文化，也不能有历史。”(33)因此，钱先生强调，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成的文化。而一部通史，也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政治、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诸项，虽都各有其主要内容，却仍应会通以观，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34)
按此民族、文化、历史一体会通观，自不难得出如下认识：生命乃一大共体、总体；历史与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表现，没有民族就不可能有文化不可能有历史，同时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一言之，“历史文化传统即是民族大生命之所在”(35)。在钱先生，可以说，这是形上形下的相通和合为体，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超越与现实的统一。至此，我们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历史整全之实“体”，就是民族、文化、历史三者相通和合的大生命体。这是个永恒的生命，“民族文化历史的生命，则可以无限的持久。”(36)因此，钱先生强调，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亦即历史精神，也就是要认识与把握这民族的生命、文化的生命亦即历史的生命。(37)钱先生的历史存有论的路数和指涉，把局限于判定、把握与编纂、叙述外在事实的一般意义的历史学，提升为整体地、内在地研究历史生命和历史精神、研究历史的真实性（意义）的历史哲学。由此历史大生命观的基址，钱先生建立起他的哲学的历史观以及整个史学思想。在钱先生的史学思想中，这个历史大生命观是个涵盖性原理。
三 “历史常在变动中”
历史不是一堆死材料，而是精神的永恒的大生命；生命是活生生的、活泼泼的。也就是说，历史大生命原理内涵着永远变动的历史法则。坚持这个法则，正是钱先生的历史辩证法观，它与历史大生命观同为其历史哲学的两大基本观点。依他的历史辩证法观，历史不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的，历史是一整体的动，“历史常在变动中”(38)，也就是视变动与持续绵延同为历史的根本特性，对历史持一整体的动态观。“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向前”(39)这个变动观，落到社会制度上说，则强调制度的可变动性，因为“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终了的整个过程中，不断有变动，有修改。永远在变动中。”(40)配合着人事说，则是瞬息万变，不居故常，“人常在变动中，人事常在变动中”(41)。
尽管专业史学家的钱穆先生不采取纯理的逻辑的概念分解方式，但他以“即事言理”方式表达的相关的具体观点，仍不失为对“历史常在变动中”这个基本观点的深入阐述与具体构成。其阐述与构成，大体有六要点。
第一，“历史有变有常，有常亦有变”(42)。这个“常”与“变”，是他从中国文化传统里特别显发出来的两个历时性观念；有时以含有时段比较意义称之，则曰“同”与“异”。他认为此常与变为历史的两大特征或两个精神，实即谓历史有“持续”与“变化”、“久”与“变”两种动势动能，并因此使历史分别显出其整体相、共同相、永恒相与时代相、阶段相、差异相及刹那相。他说，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治史所以明变。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这一时期的历史与前一时间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历史时代的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历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之分，便无历史可学可写。无特殊性，无变异性，便亦无历史可言。
至于变连着化讲，则是强调变之渐、变之实。因为变有突创性，乃化之积，积化而成变；变显化微，化乃变之细腻。钱先生说，“化积了一段时间始成变。亦可说，‘变’只是一空名，化乃是一实事。千真万确者是化，变都是慢慢儿来，它只是在化。”(43)
第二，变与常两种势能与动相，乃“同时而俱存，一相而两显”。换言之，“由积变中见有常，在历史之常中包涵了各时代之变。历史由积变而成”(44)。钱先生认为，常与变这两个观念可以说是相异不同的，但实际上是合一而成的。变完成这个常，常亦是来完成这个变。没有变就不得常。没有常也不得变。“变只是在常的中间变。拿这许多变合起来，就显出一个常。”(45)
第三，变常俱存两显的辩证关系在运动中显现与达成，这就是以变成动，以动显变。早在《国史大纲·引论》即表述了此辩证关系。在这个辩证关系中，动是一全程，一整体；变是时代之间所突然显出的相异状态，而各不同的时代状态均自有其基相。钱先生指说，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的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分部之变。
第四，变动有方向性。钱先生认为，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在历史各时期的变动进程中，仍有一历史的大趋势与大动向。而历史长期变动的大趋势与大动向，正表现出各民族的内在向往与内在要求，表现出各民族的历史个性、历史传统、历史生命与历史精神。所以研究历史，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
第五，特别强调变的意义：“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46)；“中国史之变动，即中国史之精神所在。”(47)《国史大纲》即是通览全史而觅取动态之作。它将国史大体划分为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三大历史事态，都不偏废地予以重视，把社会经济定位为最下层的基础，政治制度定位为最上层的结顶，学术思想定位为中层的干柱。但在实现处理中，则是按此“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的观点，将其着眼处放在变动上。如战国先秦的变动在学术思想，即着眼于当时的学术思想而探究其如何为变。秦汉的变动在政治制度，即着眼于当时的政治制度而探究其如何为变。三国魏晋的变动在社会经济，即着眼于当时的社会经济而探究其如何为变。钱先生的历史观与其史学实践是一致的。
第六，钱先生这个变常辩证观，会通他的历史生命观来说，是“生命没有不变，但生命本身则不变”。他说，生命自始至终必经过几个阶段的变，不断地变。但生命之变，有其一定限度，不能变出这个生命之外去。只是生命本身在那里变。若没有了这个“生命”，也就没有它的变。这个“生命”不能变。这个不能变，叫做“常”。(48)换言之，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在持续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持续”(49)。
以此历史辩证法思想为哲学内核，钱先生进而展述出有进有退的历史发展观与有兴有衰的世运兴衰论。他极不赞同以历史为一条直线径向前推的西方单向直线史观，认为，就历史言，世界有进有退，一切人类历史的演进，常如曲线形的波浪，而不能形成一直线的前向。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50)，这是难免的遭遇。历史演进途中的有进有退，落到各阶段、时代而观，也就是世运有兴有衰，“世事常在运转中，兴了会衰，衰了又会兴”(51)。世运配合着民族国家说，叫国运。“世界各国的历史，民族兴衰，社会治乱，都逃不出这一套；世运永远如此。”(52)唯世运兴衰逃不出气数运转。
这里须补充说明的，气运观原是中国传统里普遍流行于全社会的共有思想，用以看待和解释时代兴替、社会治乱以及个人遭遇。钱先生对它作了理气合一、宇宙论人生论合一的显发。按他的分析和阐发，气运思想由气数和命运两观念合成。他认为，气是极微的能动的最先物质，是宇宙万物的共同原始。气在聚散分合的活动中，积微成著，积聚到一定数量，就会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大变化，这就是气数。宇宙间所形成的万形万象，都是在一大化中生出万变，都是气数。命则指的一种较大较固定的局面，运则能转动，能把此较大较固定的局面松动与化解。所以气数与命运斟酌配合互看，能看得出天地之化机。气数是一个变动，也是一种必然。气数到了，新局面忽地开创。气数完了，一切没办法。“当知气由积而运，但积至某程度、某数量，则可以发生一种大运动。而此种运动之力量，其大无比，无可遏逆。故气虽易动，却必待于数之积。命虽有定，却可待于运之转。”(53)这就是钱先生所显发的宇宙人生一体的气运观。
钱先生认为，这个气运观是宇宙人生界一切变化运动背后的不变真理，若仅落实到人生界言，就有世运，有国运。“积微小的变动，酝酿出极大的兴革来。积微成著，势到形成，从量变到质变，从少数一二人创始，到多数大众随和，而定形，而变质，而开新。”(54)历史时时在变，世运总是不能停留在一个状态下。“历史千变万化，不外这一个治乱兴衰。”(55)这个从其气化宇宙论中阐发出来的世运观，是一个历史哲学的观念。气数运转，这就是世运兴了会衰、衰了会兴背后的一番大道理。它与钱先生“历史常在变动中”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内涵同一。
四 “人心变，斯历史亦必随而变”
在钱先生的史学思想中，有三个连续性相关性的命题：地理是基础，人物是灵魂，人心是动力。这是个系统性的思想，是钱先生对历史所作的心物一体的又是人本主义的表述。
对物质表层的地理因素的重视，是钱先生史学的一个显著表征，《历史和地理论丛》和《史记地名考》等著述所形成的历史地理学原是一重要组成。但这个重视同样来自他对地理的哲学思考，由对中国传统的天地人三位一体思想的结构主义分析中确认了地理的重要性。他认为，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之下，但必须由个别的地，而后能再回复到共通的天，此为人类历史演变一共同的大进程。由是他进而对人物与地理作了历史学的定位：“人物是历史的主脑，地理是历史的基础、舞台。”(56)这里所谓的基础、舞台，不仅是从地理乃历史的横截面上说，更主要的即是其个别性的内涵。地理是历史整体不可或缺的基础构成，是历史表现的舞台。在这一舞台上演的戏，不一定能在另一舞台上演。地理变，历史亦变。地不同，人不同，历史演变亦不同。因此，忽忘了地理的一面，将难见其所代表的个别性，历史也“将失去其中许多精彩和真实”(57)。
不过在人类历史中，地理作为物质的凭藉，终究是个客体、辅体，表演悲欢离合雄壮威武剧的人始是这个舞台的主体。人既受地理所囿又不受其囿，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历史亦因此得以在时空中开拓和发展。当然有鉴于此，故而在此地理、人物、人心的系统性思想中，钱先生所突出与加强的，是主体性的论述，此仅从上述对人物与地理在历史结构中的定位分析就已显见。此外，他更进而阐述，历史虽是关于全人群的人事，但究是人在做事而非事在做人，且人事此起彼落，随表现，随消失，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只有人物永远是此一人物。这是因为历史不断在变，故一切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不复返，唯人则可穿过事态之流变而有不朽的存在。“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表现者，同时亦是历史的主宰者”(58)。人不同，所创造所表现所主宰的历史也不同。因此，历史文化大传统、道的兴亡寄托在每一个人身上。历史无骤兴，也无骤衰，其兴衰的主要关键在人。“一切气运兴衰，背后决定在人”(59)，“每一个人都可为转移气运扭转时代之中心”(60)。
其实，谓人皆可转移气运扭转时代的中心，乃应然之理。从历史的实际进程上言，钱先生认为真正主持历史命运的，还是历史人物。历史最重要的是人物；要把握时代命运，最要注意的，也是人物，“历史人物是历史的灵魂”(61)。此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在全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的少数杰出者，“起领导作用，主持历史命运的，便是历史人物”(62)。历史的主干在人物，“人物为历史中心”(63)，历史“倒底由人物而演出”(64)。所以世运的治乱兴衰，历史的光明与黑暗，全部关系在人物。人物可转移气运，故纵然遭逢大乱世，但“只要有人物，自可开创出新时代”(65)。
然而，人和人物在历史中所处的中心、主宰、灵魂、领导的地位与作用，从本源上说，则还在人之“内心”(66)。这是因为，每人有其内心决定，有其德操与人格修养；而此德性，虽看不见，却生机勃勃，活泼泼的，为外力所无可奈何，“一人之德可以变成一时代的气运，气运转而时代就复兴了”(67)。这个德性就是我心和你心同此的心，千古同然的仁心。钱先生由是提出了他的唯心论的动力论。他在多处论述，推动人生社会的应该是人的这个心，推动一切的力量在于我、在于我的心(68)，移此大气运者则在方寸之一地(69)，旋转乾坤也只在我内心当下这一念(70)，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贵一统而其统均在心(71)，甚至认为中国历史乃是一部人心的历史(72)，等等，不一而足。一言之，历史变动进退与世运治乱兴衰的动力，在于人心。
这个千古同然的人心，这个活泼泼的人心，实即民族精神、文化精神、历史精神，亦即历史大生命之所在。《国史大纲·引论》即明白地说，民族精神即民族生命之所在，是推动一民族一国家历史演进的生力、生原。后来又说，历史演进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即历史精神(73)。人心为历史文化的演进背后所常有的抉择取舍指针，人心的长期指向即是文化精神(74)。钱先生曾著《中国思想史》，而之所以著以书，也因为“此乃指导历史前进最后最主要的动力”(75)。凡此，皆在说明：“人心变，斯历史亦必随而变”(76)，“心已变，则一切自随而变”(77)。
此人心动力论，亦即心性领导论。钱先生说：“心和性向着善前进，故历史也会向着善前进，文化也向着善前进”，而“发扬至善之性，便可创立太平之运”(78)。
“人心变，斯历史亦必随而变”，这是钱先生史学思想的中心观念，所处理的是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即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是动力论，而不是西方哲学中的决定论。它与钱先生一切人文皆由心性展演由心发源的文化哲学中心观念，内涵合一，逻辑一致，但此须待另文论述了。
注释：
①《国史大纲·引论》第7页。
②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9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1月。
②《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页。
④第53页，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再版。
⑤⑥⑦⑧第37、43、59、46页，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再版。
⑨⑩(11)(12)(13)《史学导言》第50、63、61、68、64页。
(14)《中国历史精神》（香港本）第4页。
(15)《国史大纲》下册，第657页。
(16)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第37页，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5年11月台再版。
(17)《中国历史研究法》第6页。
(18)《中国历史精神》（香港本）第4-5页。
(19)《中国历史精神》（香港本），第4页。
(20)钱穆：《晚学盲言》上册第89页，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7年8月。
(21)钱穆：《中国史学发微》第205页，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7年3月。
(22)《中国历史研究法》第6页。
(23)《中国历史精神》（香港本）第5至6页。
(24)《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7页。
(25)钱穆：《中国文化精神》第33页，台北，三民书局，1973年1月再版。
(26)《晚学盲言》上册，第85页。
(27)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3页。
(28)钱穆：《民族与文化》第43页，香港，龙门书店，1962年6月再版。
(29)《中国文化精神》第9页。
(30)钱穆：《中国文化丛谈》(1)，第129页，台北，三民书局，1969年11月初版。
(31)(34)《中国历史研究法》序。
(32)《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15页至116页
(33)《中国历史精神》（香港本）第6页。
(35)《晚学盲言》下册，第728页。
(36)(37)《中国历史精神》（香港本）第6页。
(38)(39)(40)(41)《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8、29、68、10页。
(42)《中国历史精神》（香港本）第6页。
(43)《中国文化精神》第37页。
(44)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第289至290页，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9年8月。
(45)《中国文化精神》第33页。
(46)《国史大纲·引论》第10页。
(47)《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38页。
(48)《中国文化精神》第34页。
(49)《中国历史精神》（香港本）第6页。
(50)《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页。
(51)《史学导言》第34页。
(52)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第69页，香港，求精印务公司，1962年3月再版。
(53)《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第72至73页。
(54)《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第69页。
(55)《中国文化丛谈》第135页。
(56)《中国文化丛谈》(1)第35页。
(57)《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13页。
(58)(59)《史学导言》第69、46页。
(60)《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36页。
(61)(62)《中国文化丛谈》(1)第34、35页。
(63)(64)《中国历史研究法》第81、88页。
(65)《中国历史精神》（香港本）第138页。
(66)(68)《中国文化丛谈》(1)第42、106、111页。
(67)《中国历史精神》（香港本）第135页。
(69)《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第72页。
(70)《中国文化丛谈》(1)第130页。
(71)(72)《晚学盲言》上册第112、110页
(73)《中国历史研究法》第6页。
(74)《历史与文化论丛》第58页。
(75)钱穆：《国史新论·自序》第1页，香港，新华印刷股份公司，1956年10月再版。
(76)钱穆《中国历史精神》第34页，台北，阳明山庄，1983年9月。
(77)《晚学盲言》上册，第112页。
(78)《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