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及其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3)07-0003-05
一、“比较经济学”的兴起
比较经济学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奥斯卡·兰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冯·米塞斯等关于社会主义的大争论。这是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分不开的。在我国，比较经济学研究的兴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但是随着80年代末90年初，苏联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或者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比较经济学似乎没有了“比较”的对象，这一学科似乎也陷入了困境。同时，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和“欧洲联盟”成立说明，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内部，各种具体经济制度的绩效也存在巨大的差别。研究相同经济制度在不同国家的绩效或不同制度在同一个国家的实施就成为“比较经济学”新的任务。为了区分两个阶段的比较经济学，我们分别称之为“旧比较经济学”和“新比较经济学”。
有人认为，“旧比较经济学”的消亡和“新比较经济学”的兴起有背景原因，即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及其转型、东亚金融危机和欧盟成立[3]。
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实践多种多样。东欧和中欧的许多国家，特别是波兰、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等国家在90年代成功地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和法律制度；罗马尼亚和俄罗斯等国家也开始建立民主和市场制度；亚洲的许多国家并没有进行民主化改革，而只进行了经济改革，并取得了迅速发展。
在转型实践的早期，大多数的讨论集中于改革的速度，并将其作为经济绩效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现在看来，国家间的主要差别与新创立制度的效率——而不是与改革的速度——紧密相关。
这些实践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民主制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吗？或者，当进行激进式改革时，专政有效率吗？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集权政府对完成改革至关重要。然而，中欧国家高度分权的政府在市场化的改革中比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集权政府的改革更加成功。成功的经验既可以看作是对市场成功管制的结果，例如在波兰；同时，管制也导致了更多的腐败。波兰、捷克共和国和俄罗斯推行了广泛的私有化改革，而中国仍然保留了巨大的国有部门。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或转型的实践一方面使得旧比较经济学没有了可以比较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为什么同样的制度在不同国家所取得经济绩效存在很大差异？为什么不同的制度在不同的转型国家都能够取得较好的经济绩效？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从表而上看是亚洲国家自身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原因，是宏观经济现象；但是从深层看，它是否与这些国家正在实行的政治自由化有关？更一般地说，亚洲的经济增长与民主制度是否一致？亚洲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例如新加坡的李光耀，确实认为亚洲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行政干预；另一些人则把南韩和台湾的民主化看作经济进步的标志。亚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对其经济的指导构成了其成功的一个根源，同时也造成了过度借贷、向低效率和无利润活动的扩展以及大量的腐败？
亚洲金融危机令人感兴趣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尽管存在许多共同点，但是也有许多差异。这些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立法体系：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习惯法国家；而台湾和南韩是民法国家。南韩、菲律宾和台湾等国家实行民主制度，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实行独裁制。而且，各个国家危机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新加坡和香港相对较轻；而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则相对严重。这些实践也说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存在差异，各个不同的国家处理经济波动的效率也存在差异。
欧洲经济一体化提出了关于经济制度发挥作用的许多问题，包括各个国家的偏好、法律、习惯和利益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政治家们在为欧盟制订立法规则时认为，他们必须考虑哪些规则确实是好的。因为欧洲各个国家虽然从总体上看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在具体制度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别，例如公司治理结构、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都存在差别。
总之，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和改革，就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什么样的制度对什么样的国家是适宜的？如果观察到的制度不适宜，是什么力量形成了这些制度？这些不适宜的制度能否进行改革，如何改革等？新比较经济学就是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二、新、旧比较经济学的差异
由于比较经济学的兴起是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兴起的，因此比较的对象也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
1.比较的对象
“旧比较经济学”又被称为“比较经济体制学”、“比较经济制度学”等，比较的对象是“经济体制(economic system)”。什么是经济体制？按照保罗·R·格雷戈里(Paul R.Gregory)和罗伯特·C·斯图尔特(Robert C.Stuart)的定义，“经济体制是在特定地理区域内进行决策并执行有关生产、收入和消费决策的一组机制和制度。”[8]因此，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等各种不同经济体制的特征以及它们的绩效。他们认为，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制度是美国、苏联、南斯拉夫等国家的经济制度，其余国家则是它们的变体，如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阿兰·G·格鲁奇(Allan G.Gruchy)认为，经济制度是个动态概念，按照“主义”定义法来划分经济制度已经不是十分合理。他提出，“经济制度是各个参加者的组织发展的复合体，这些参加者是同分配稀缺资源以满足个人和集体需要有关的。”[5]但是，他在比较各种具体的经济制度时，仍然划分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和共产主义经济等。他把比较的对象划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广泛影响经济制度的背景力量或因素；第二，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职能；第三，各种经济制度的成就；第四，经济制度运动的方向及其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5]。当然，关于经济体制还有许多不同的定义。
但是，从这些定义来看，他们比较的对象是拥有不同体制的国家，特别集中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有的经济学家不主张采用“主义比较法”，但是在具体分析的时候，仍然是从这些方面进行比较的，例如资源分配的方式、决策的机制等。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使得随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比较经济学没有了比较的对象。
“新比较经济学”比较的对象与“旧比较经济学”相比发生了变化。其分析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内部具体经济制度的差异。正如安德烈·施莱佛(Andrei Shleifer)指出的，“新比较经济学集中分析制度的多样性”。“新比较经济学”比较的是“制度(institutions)”，而不再是“体制(systems)”。美国斯坦福大学自从1990年开始研究“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Institutional Analysis，简称CIA）”，并发展出了一系列新的方法和内容。青木昌彦等认为，比较制度分析是“通过将经济体制看作各种制度的集合来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和活力的。”[3]
“制度(institutions)”和体制(systems)”是不同的。按照道格拉斯·诺思的定义，“制定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10]。“制度包括人类用来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的制约。”[10]。从而他把制度划分为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如果新比较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进行制度比较，那么比较的对象与旧比较经济学完全不同。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建立的条件并不完全相同，从而在一个国家适用的制度在另一个国家未必适用。正如施莱佛指出的，在母国适用、并能够带来较高经济增长的制度，移植到殖民地并不总是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因此，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将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区分为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与法律规则(rule of law)（注：Simeon djankov等认为，法律和秩序描绘政府的范围(the scope of the government)：政府应该提供哪些服务？它应该怎样征税、征多少？它应该拥有什么？它管制什么、怎么管制？它是否应该处理社会侵害和外部性？它应该实施哪些契约，怎样实施？等；而法律规则形成了政府的信用：怎样选择政治家？存在哪些机制以检查它们？怎样制定政策？权力怎样在不同部门和不同层次的政府之间分配？法官和管制者怎样受到控制？等。）。
总之，新旧比较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存在根本差别，如果说体制是“宏观”的话，那么“制度”更侧重于“微观”。当然，如果按照诺思的定义，“制度”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理应包括“体制”，“新比较经济学”更关注“体制”内制度的各个方面。
2.研究的方法
新比较经济学和旧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根本差别。从一定意义上，旧比较经济学并未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方法上没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没有采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从“旧比较经济学”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的“旧比较经济学”在提出“经济体制”的概念、并根据概念从理论上区分出不同“经济体制”的特征后，就开始列举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例如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特征包括哪些方面、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特征包括哪些方面、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的特征包括哪些方面，还有哪些国家与这些典型国家不同，如何看待这些特殊的国家等等。因此，“旧比较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资料的罗列和枚举。如果从新、旧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看，旧比较经济学更像是旧制度经济学，虽然也涉及制度、研究制度，但是没有统一的方法来清楚说明其来龙去脉，而主要是资料和事实的罗列。
“新比较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有重大创新。从青木昌彦等人的“比较制度分析”看，他们采用的方法几乎涉及到了主流经济学发展出来的所有新理论，包括博弈论、不完全信息经济学以及委托一代理理论等。施莱佛等人的研究也同样采用了这些方法。正是这些方法的采用才使得“新比较经济学”有了一个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从而也才有可能被主流经济学接受。
三、新比较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
Simeon Djankov等认为，“新比较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但是也存在差别。
“新比较经济学”所比较的对象是各个国家的不同经济制度，包括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实施机制等各个方面，所采用的“制度”定义也与“新制度经济学”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比较经济学”完全可以看作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但是，它们在最终结论上存在分歧。新制度经济学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绩效，例如保护产权。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保护、明确界定的产权是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动力，并且明确指出任何国家要取得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必须明确界定并保护产权。“新比较经济学”认为，产权保护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每个国家都适合采用法律明确界定并保护产权的制度[4]。例如，格莱泽(Glaeser)和施莱佛的研究表明，由国家强制实施的法律虽然能够保证在全民中是公正的，但是具体到某个社区、某一种文化中就未必公正。同样，金·恩斯明格(Jean Ensminger)的研究也表明，正式制度要发挥作用，必须要与非正式制度相匹配。因此，由于每个国家的制度环境、风俗、文化、习惯等存在差异，不可能采用统一的制度。明确界定的私有产权虽然总体上看是有效率的，但并不是在每个国家都能够行得通。苏联在转轨之后虽然迅速完成了私有化，但是并没有迅速带来经济的高效率，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新比较经济学”虽然在概念、研究方法等许多方面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但并不是盲从，而是进行了新的开拓性发展。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看，“新比较经济学”完全可以看作“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集中研究不同制度在不同国家实施的绩效，或者是相同制度在不同国家实施中为什么会存在绩效差异的原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较为宽泛的“制度”定义出发，完全可以认为“新比较经济学”从属于“新制度经济学”。而且，新制度经济学家也不可能不注意到，各个国家之间没有普遍适用的制度。每个国家由于自身的历史、文化、风俗、地理等早就形成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制度路径。如果存在普遍适用的制度，那么也就没有了这个五彩斑斓、多姿多彩的世界。
“新比较经济学”也与公共选择理论有共同点。Simeon Djankov等认为，不同国家之间最主要的制度差异都是政府的。如果不理解促使制度演变的政治力量，就不可能理解制度形成及其绩效结果或不同制度对环境的适宜度。其实，不同国家之所以存在制度绩效上的差异，主要还在于对制度公共选择的过程。如果制度完全由政府选择、制定并实施，例如制度的殖民移植，这种制度未必就完全符合殖民地的实际需要，造成制度的低效率也就在所难免。但是，从制度的自我演进看，虽然能够长期存在的制度一般都是高效率的，但是相对于“谁”高效率就成为一个问题，而且由于设计和实施一项新制度本身也存在成本，这样“低效率”的制度可能也会长期存在。因此，就制度选择而言，“新比较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似乎也有共同之处。也许，按照布坎南等的观点，“赞同即正义”。所有人都完全赞成的制度也许是最有效率的，但是要设计这样一种符合所有人愿望的制度的交易成本就可能使得这项制度没有效率。
四、结语
通过对“新比较经济学”及其与“旧比较经济学”差异的分析，笔者感到，国内对“新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还不够或尚未开始。当然，“新比较经济学”在国外的发展也只是近十年的事情。
中国的“转轨”实践至少从两个方面为我国发展“新比较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一方面，我国在借鉴发达国家制度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发达国家移植而来的制度并不都是高效率的。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这些都构成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制度差异。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各个地区之间不仅在经济上存在差异，而且在人的思想观念、风俗、文化、习惯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地区发挥作用的空间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各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就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不同地区之间能否采用完全相同的制度？是否应该允许各个地区根据自己的特色发展适合本地发展的制度？这些都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并从理论上做出解释。
另一方面，中国与其它转型国家的比较，中国是转型经济的代表。从总体上看，中国的转型是成功的，对中国经济转型成功、而有的国家转型失败的原因探讨，中国学者似乎更能够给出真实的解释。
总之，“新比较经济学”为“比较经济学”的继续研究找到了新的主题，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是当前“新比较经济学”深入发展的重要保证。“比较经济学”再也不能只停留在对各个国家不同经济体制的研究上，而是要从更深入、更具体的层面研究构成体制的经济制度的差别，寻找适合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制度。
收稿日期：2003-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