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历史话语的颠覆——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后现代历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考古学论文,后现代论文,话语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1)02-0111-08
米歇尔·福柯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对西方的现代性作了深刻的批评。现代历史哲学是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对现代历史观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拒绝和批判。《知识考古学》既是他前期“考古学”理论的归纳和总结，也是他开始转向谱系学方法的导言性论著。虽然他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在变化着，但是，在这本著作中所阐发的许多历史观念是他一以贯之的。可以说，《知识考古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后现代历史观。
一、话语形成
传统编年史是典型的现代历史观。福柯首先对构成传统编年史的基本话语单位采取了质疑的态度。诸如精神病理学、经济学和医学等话语单位是我们最为熟知和确定的，可是，它们是如何有效聚合起来的呢？传统编年史的回答建立在以下相互联系的、垂直分布的空间中的四个基本预设基础上。福柯正是围绕这四个方面的批判来揭示话语形成的规律性。
第一，话语单位形成是由于陈述群参照的是同一话语对象，或者说由于存在着同一的话语对象（这个物）才可能形成话语单位（这个词）。如精神病的话语单位，它之所以被称为精神病，是由于存在着可以被归结为以不同方式在某个体或社会经验中显现出来的叫“精神病”的对象。这些陈述群围绕这个同一对象建立起来的整体，就构成了精神病话语单位。但是，这个被叫做精神病的对象，在“17或18世纪医学陈述作为它们的对应物提出来的对象与出现在法庭判决或者治安措施中的对象不是同一的；同样，精神病理学话语的所有对象从皮耐尔或是埃斯齐罗尔到布勒雷都已更改了；此处和彼处所提到的疾病已不是同一种疾病，所提到的精神病患者也不是同样的”[1](P39)。不仅如此，精神病这个对象还关涉到忧郁症或神经官能症的话语，它们又构成了各自的对象，并且对它进行了改造，甚至将它彻底改观。如果我们采用编年史方法对对象作起源考察，“当我们要更久远地追踪这种时间的线索时，却一下子失去了足迹”[1](P49)。可见，对象本身是在多样性、异质性不断转换的空间中形成的。话语对象不是先于话语而存在的，而是通过“在出现、界限和规格审定之间建立起的关系整体使这个形成得到保证”[1](P54)。因此，在分析话语对象形成的过程中，编年史所认为的词与物如此紧密的结合就被拆散了。因为话语不仅是使用符号以确指事物，更为重要的是创造对象本身。
第二，陈述形式的连贯。编年史认为陈述形式的连贯性可以确保话语单位的有效性，不同的陈述类型起着分割不同话语单位的作用，或者是由于存在超验的主体或者由于心理主观性这类统一的、连续的主体来保证陈述类型个体化。
首先，作为主体的承担者的个体是如何确定的？即“谁在说话？在所有说话个体的总体中，谁有充分理由使用这种类型的语言？谁是这种语言的拥有者？谁从这个拥有者那里接受他的特殊性及其特权地位？”[1](P62)如在医学话语中，医生这个话语主体的位置实际上是通过一系列社会建制确定的。医生身份包含着能力和知识的标准、机制、系统、教育规范，确保知识实践和试验的合法条件；包含与其他一些个体或群体的区分和关系的系统，以及其他一些特征。然而，这些社会建制本身是历史的、处在不断游戏变换中。
其次，话语发挥陈述功能还需要话语“场所”。如医生需要医院、化验室、图书馆等，这些“场所”的重要性也是不断变化的，有的增加了其重要性，有的则降低了其重要性，并与其他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话语融为一体。
最后，主体的位置由它相对于对象的各种不同的范围或可能占据的处境所确定。还是以医生为例，他在临床话语中，依次成为提问、听、观察、感知、记录和教育的主体。每一种主体身份陈述的类型各不相同，有描述、归纳、推理、因果性等陈述方式，所以，“陈述过程的各种不同形态不归结于某个主体的综合或统一的功能，而表现了主体的扩散。当主体使用某一种话语时，这些各不相同的形态则归结为不同的身份、位置，主体能占据或接受的立场，归结为主体言及领域的不连续性。”[1](P67-68)这样传统编年史把话语单位寄托在某种陈述类型统一的期望也落空了。不存在某种统一的、连贯的陈述类型作为话语单位的标准或规范，只有“分散的和异质的陈述的并存；支配它们分布的体系，它们相互依靠的支点，它们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的方式，它们承受的转换，它们的换位，安排和替代游戏”[1](P42)。
第三，概念的一致性。编年史的另一个前提就是由于存在着持久的一致性概念，围绕这些概念建立起来的陈述群构成了同一个话语单位。福柯通过对概念形成的考察解构了这个神话。对于概念形成，人们通常的解释模式有两种：一种叫“理想性范围”，认为概念形成是一个不断向着前定的、先在的目标不断完善的过程；另一种就是历史实在论所特有的，把概念看成是有着某种神秘的经验起源，即“观念的经验性发展”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是利用连续性工具在机械认识论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一个同一演绎结构。而考古学则“设法对这些概念出现和扩散的作用进行分析”[1](P43)，支配概念出现、循环、分解、重组、替代和位移的是陈述的总体布局。在陈述群构成的网络中概念才得以形成，如一些旧概念消失、新概念出现，从旧概念中派生但与原来概念不相容的概念，旧概念循环中的异质性成分。概念形成一方面是一个充满错觉、偏见、谬误、想象、隐喻化过程；另一方面那种恒久、一致性的概念系统并不存在。
第四，同一主题。编年史还认为话语单位整体性还可以通过统一、连续、稳定的主题加以保证。如经济学、精神病学、生物学等话语单位的存在是由于它们各自拥有主题而形成的分割。这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合情理的，但是只要进一步分析，也是站不住脚的。以生物学为例，从布封到达尔文所谓构成进化论主题的东西却不是同一类别，我们根本不能够把它们作为一个单位。因为“这个主题与科学相比，它更接近于哲学，与生物学相比，它更接近于宇宙学；……这个主题所假设的总比人们所知的更多”[1](P44)。实际上，主题是一些话语策略选择的结果。话语策略确定了话语的可能的衍射点。这种衍射点造成了不同的陈述类型、概念可以进入同一陈述系统，互不相容的成分按同一方面和相同的规律组合，以及在这两者基础上，派生出对象、陈述形式、概念的一致性系统。主题不仅受到与它所属的话语群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周围话语的影响。话语策略的选择还要满足非话语实践要求。如普通语法在教育实践中的作用，财产分析在政府的政治、经济决策及日常实践中的作用等等。
二、陈述形成
正如句子是语语的基本单位，它从属于文本，命题是逻辑学的基本单位，它从属于演绎整体一样，陈述是话语的基本单位，它从属于话语形成规则。话语就是陈述的整体，或者说，“陈述是话语的原子”[1](P98)。要揭示话语形成，还必须进一步探讨构成话语的基本单位——陈述。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把对陈述的描述放到十分突出的地位（注：德勒兹(Gilles Deleuze)指出，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似乎给予陈述以绝对至上的地位”。[2](P563)）。
第一，陈述与命题、句子和言语行为之间的关系。陈述与命题不是同一个单位。这是因为同一命题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陈述。如，地球是圆的或者物种是进化的这样的命题，在哥白尼前后和达尔文前后，都不构成相同的陈述。反之，一个简单自律的陈述却可能是不完整或未完成的命题。像罗素所说的集合悖论或自我指涉的语句，在自我指涉时，会产生悖论，它只有在次一级命题中才能被确定为真实的。对命题而言，陈述是一种“滞留”的东西。句子也不同于陈述。“相同的句子，但不一定是相同的陈述”[1](P110)。如果它出自不同人之口，则不是一个陈述。况且，不是句子却可能是陈述。一幅画、一张图表、一个数学公式、一条曲线、某人的面部表情、云层分布等等，它们既不是句子，也不是通过语法规律连接起来的，但它们是陈述。对于语法来说，陈述是一个语言成分的体系，这种体系是我们或者能够、或者不能够识别某一句子的形式。陈述也不同于英国语言分析学派所说的“言语行为”。一方面，言语行为不是用来确定陈述，而是反过来被陈述确定；另一方面，言语行为只有在多个陈述被连接起来，而每个陈述各在其位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因为“要完成一个‘言语行为’诸如：誓言、请求、合同、允诺、论证，通常需要不止一个陈述。这些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一些不同的格式或者相互独立的句子”[1](P102)。对于言语行为来说，陈述是作为可见物出现的。我们在句子、命题和言语行为中都没有找到陈述的单位，这是因为，陈述以其说是一个单位，不如说是一种功能。
第二，陈述的功能。陈述功能的实施包括陈述对象、主体、共存范围和物质性领域四个方面。它们又是和上述话语形成的四个方面即话语对象、陈述方式、概念形成和策略选择一致的。福柯喜欢提及“键盘”例子。打字机上的键盘不是陈述，但是列在教科书上的键盘就是陈述。这种转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符号体系与一个“它物”即陈述对象存在着某种关联。因为陈述的对象是一种对应空间，是由陈述本身派生出来的。“正是这个派生的对象被作为原始功能明确地限定在陈述变化线路的界限上”[2](P551)。从陈述的主体方面来看，由于陈述的主体不在语言的语义段中，所以陈述主体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句子中主语的语法成分。如“我很快乐”这个句子，它由我说出，或他人说出，或在小说中写出，其陈述主体显然是不同的。那么，陈述主体是否就是说出或写出那个表述的作者呢？我们只要想一下演员在背诵台词、小说中主人翁和小说作者，就会发现陈述主体与说出的或写出的作者，无论是在实体上还是在功能上都不相同。陈述主体实际上就是某些条件下可以由匿名的个体填补的位置，是这种可能的位置的游戏。正如命题真假由它的参照体系（或理论整体）来确定，句子的意义由语境来确定一样，陈述发挥其功能必须有一个陈述共存范围。任何一个陈述都是以其他陈述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正是各种陈述构成的陈述共存范围，使一个陈述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只有在其中的陈述游戏中才能发挥陈述的效果、功能和作用的分配。最后，陈述的物质性是指某种声音，某个表层提供的符号，在某个可感知成分中形成的，某种记忆或者在某个空间中留下的印迹。它既包括发言的实体或支撑物，也包括书写规则、使用和传播的可能性。陈述的这种物质性使陈述被重复、传播，同时成为人们操作、使用、转换、分配、重组甚至毁灭的对象。
第三，陈述的特征。针对传统历史哲学强调总体性、内在性和起源分析方法，考古学反其道而行之，提出重视陈述的稀少性、外在性和并合性的研究方法。所谓总体性就是元叙述的原则，一切文本都被归于某一个共同意义或主题之中，诸如理性、人类解放、现代性等。运用它们作为历史研究中取舍真假、有无意义的标准。借用符号语言来说，就是把所有能指归为某一个宏大的所指之中。陈述稀少性就是要拆散和分割这种总体性，把陈述描述成一个欠缺的、局部的、异质的、支离破碎的和边缘性的踪迹。思想史对历史的描述是建立在显话语和隐话语、内在和外在对立基础上的，它从已经说出的东西表层之下，寻找没有说出的具有重大价值的东西如合目的性、无意识或结构之类。外在性旨在取消内外二重划分，是一种策略选择。它不承认陈述是隐藏着的，在已经说出的表层即实际语言的明显性。对陈述的分析就是要针对某种外在性的扩散，即它们呈现在眼前，供人阅读，有可能复用，可作种种用途或转换，在它物之中而又非它物的这种特殊性。思想史研究的另一个武器就是对起源的回溯，即把对陈述描述归结于某个遥远的起源。显然这是一个连续的线性回溯过程。并合性强调的是歧路、岔口，认为当我们试图追溯那个起源时，我们所遇到的是一张地形图一样的网络，根本不可能理清一条没有分岔的线路来。以其归结于某个起源不如看作是不同支岔并合而成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福柯的历史哲学看作是地形学历史[3]。
三、考古学描述
福柯在对话语和陈述的分析的基础上，概括了考古学与传统思想史的主要区别，认为存在着四种重大差异，即：“关于新事物的确定；关于矛盾的分析；关于比较的描述；最后是关于转换的测定”[1](P176)。福柯通过这种区别完成了他对考古学的描述。
第一，关于新事物的确定。总体化是传统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主题，它建立在一套价值等级的预设基础上，即所谓新—旧事物区分，并且抑制后者张扬前者。新—旧事物区分和编年史时间先后相联系。由于历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所以编年史的“后”要新于“前”。新—旧事物区分和独创与平凡相关。天才的话语是具有独创性的，而平庸者则对前者的模仿，前者为新，后者为旧。旧事物从属于新事物。这样，表面上人们使用多种多样的能指、句子、命题、陈述，但实际上说的是同样的所指、意义、真假判断、话语，即归结于新的、普遍的、宏大话语的东西。考古学拒绝总体化主题，认为编年史先后不能作为确定新旧事物的标准。同时，“也不能接受创造性陈述（它们呈现某些新的东西，传播新颖的信息，可以说它们是‘主动的’）和模仿性陈述（它们接收和重复信息，可以说是‘被动的’）之间存在性质上的差异的说法”[1](P185)。考古学所说的新事物不是建立在新—旧价值等级基础上，而是指对陈述规律性的描述。话语秩序不是编年史的时间先后，而是从属于人们分析的话语、选择的层次、即确定的范围，从属于陈述规律内在等级。这种规律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考古学所面对的是陈述规律性的同质范围，而这些范围本身又相互有区别。陈述规律的内在等级所指的就是在指导性陈述基础上的派生树描述，即“树的根部，是在它们最广阔的范围中发挥形成规律的那些陈述，在树的顶端，在一些枝杈之后，是那些使同质的规律性发挥作用的陈述”[1](P188)。
第二，关于矛盾的分析。矛盾是传统思想史一个竭力排斥、消除的因素。相反，一致性则既是它们理论预设，分析的结果，也是它们追求的目标。对付矛盾的办法有多种多样，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鸵鸟式”和“兔子式”。前者运用策略选择来使种种异质性、差异性的主题边缘化从而直接避免了矛盾。后者则把矛盾认作表层效果，通过不断地向下挖掘，在某个深层上把矛盾变成一致，实质上，矛盾在更抽象更普遍的原则中被消融。对考古学来说，矛盾不是要克服的表面现象，而是需要描述的对象，要“对矛盾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分析。根据这些不同的类型和层次，我们测定出矛盾和它所具有的各种不同功能”[1](P196)。矛盾的不同类型包含：有些矛盾仅局限于命题或者论点之中而毫不影响它们成为可能的陈述体系；相反，另一些矛盾却跨越了某种话语形成的界限，并且使那些不属于同样陈述条件的观点相对立；以及在两种情形之间，描述那些在话语形成本身中展开的矛盾和产生在形成体系的某一点上的矛盾，这些矛盾导致一些次体系出现，我们称为内在矛盾的东西。矛盾的不同层次包括：对象的某种不相适合性；陈述方式的某种分歧；概念的某种不相容性；理论选择的排斥性。矛盾的功能包括：一些对立确保陈述范围的补充发展，即它们打开某些增长的、经验的、验证的、各种推理的序列，它们能使人们确定新的对象，促使新的陈述方式产生，确定新的概念或者改变已有概念的应用范围，却并不改变话语实证性的体系；一些对立促成话语范围的重新组织，即它们提出一个陈述群在另一个陈述群中的可能的表达问题，提出可能把它们相互连接的吻合点的问题，提出它们介入一个更加广泛的空间的问题；一些对立起着某种关键作用，即它们使话语实践的存在和可接受性发挥作用，确定话语实践的实际的不可能性和它的历史歧点。
第三，关于比较的描述。考古学强调比较的描述是要区别传统思想共时性和历时性分析，它是一种侧向的、机动的对角线形式。[2](P546)即在众多话语形成出现的同时性中进行比较，区别出不同时期的话语，话语特殊性以及揭示它们与非话语实践的关系。它由三个方面组成：首先，比较方法是要揭示话语规律性分配在不同形式话语中，从而描述话语际网络的外形。其次，考古学的比较是要揭示在不同话语形成特殊性、间距性中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作用。它有五个目标：指出不同话语形成的考古学同构性、确定话语形成的考古学模式、指出考古学同位性、指明考古学间距、建立考古学对应关系。最后，考古学还揭示出话语与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因果联系。考古学要力图发现在话语实践以及机构的、政治的、经济过程等非话语实践之间相互联接的社会关系的整体性。
第四，关于转换的测定。所谓转换的分析就是描述话语形成系统的不同成分是如何相互转换的；话语形成体系的具有特征的关系如何相互转换的；各种不同话语形成规则之间是如何转换的；各种实证性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转换的。强调转换就是强调思想史的断裂性、不可通约性从而消解历史进化论观念。福柯在《词与物》中指出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知识型和现代知识型之间就不是连续演进关系，而是一种类似格式塔式转换。为了与结构主义划清界线，他在《知识考古学》中用“认识阈”取代了知识型概念。认识阈本身是由区分、差距、巧合组成的整体，它像积木那样，不断地被组建起来又被拆散的图形，各种图形之间虽然可能存在着相同成分，但不同图形之间却不存在累积性、连续性、演变性和可通约性。
四、福柯后现代历史观的启示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对现代历史哲学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见解。
关于历史的客观性问题，福柯和解释学一道反对传统的历史实在论的观点，都否定存在着能够判断不同解释的客观性标准的那个给定的过去[4](P328)。伽达默尔把过去看成是经过存在的历史性过滤（解释）过的。福柯则认为那个所谓自然的、直接的、即刻给予的过去实际上是由阐释性话语操作建构而成的。同时，话语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对话语分析与并不是去发掘前话语的事物。一方面，成为话语对象的事物本身是话语建构而成的；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对象都有对应的“物”，如精神病、解放、自由、民主等本身就是话语、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共同构成的。因此，“确定这些对象不参照事物的基质而是把它们同规律的整体联系起来，这个规律的整体能使人们把它们形成为某一话语的对象，从而构成它们的历史出现条件”[1](P59)。这样，以描述话语对象的有规则的形成替代了对事物的探究。福柯正是通过对对象形成的考察拆解了传统所认为的话语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这对历史哲学中的实在论是一付消解剂。
同时，福柯也反对解释学把客观性引向所谓深层结构的观念，否认存在显话语和隐话语的二元划分。福柯确实认为传统历史观中的客观性是一个幻觉，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他否认了真实的历史。正如他确实反对历史，但他否定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传统历史哲学的历史一样，他反对的是传统历史哲学对客观性的理解（注：当记者提到萨特所说的“对历史的否定”时，福柯答道：“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指责我。对哲学家来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神话。……存在着哲学家的历史学。哲学家的历史学是一个大而广的连续性空间，个体的自由和经济或社会制约在这里相互交错。当人们触及这些重大主题中的某些主题时，如连续性、人类自由的实际应用、个体自由与社会制约的连接；当人们触及这三个神话中的任何一个时，那些无畏的人们便会立即呼叫：这是强奸历史或谋杀历史。事实上，那些与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同样重要的人们，那些英国历史学家，早就结束了历史的这种神话。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操作历史以及历史的哲学神话。人们指控我扼杀了这种哲学神话，不错，如果我能消灭它，我将非常高兴。我想要消灭的正是它：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人们不能扼杀历史，但能扼杀哲学家的历史，这也是我一定要消灭的东西。”[7](P196-197)）。实际上，“人类不过就是他们自身的历史”，“我们除了历史以外一无所有”[5]。而我们自己永远只能从现有的知识型来认识历史，而知识型本身也是历史的，它没有本质，没有永恒性，也没有内在的统一性，所以我们对历史的观看不可能是客观的和一劳永逸的。所谓历史的真实性决不是客观历史本来面目，只是“一些‘真实性的游戏’，或者说，一些真实的程序，真实性与建立它的程序不能分离”[6](P575)；“实践、过程和方法构成真实的程序，构成‘一部真实性的历史’”[6](P576)。也就是说，历史的真实性只能与产生它的程序相联系才能理解，不存在超越这种程序的真实性。进一步地说，我们不能一般地谈论历史客观性问题，不存在跨知识型的客观性，只能在特定的知识型或认识阈中谈论它才有意义；同时，客观性不仅是话语实践内部的一个事件，它还与权力机制这样的非话语实践相联系。就是在这样的范围内谈论历史客观性，也并不是为了重建那个过去，其“目的是为了向当代权力和知识体系挑战”[4](P328)。在他看来，重建遥远的过去是毫无意义的，当我把话语退回到“一个无限遥远的起点，一个从未出现在任何一部历史中的起点；而这个起点本身就可能是自己的一个空无”[1](P29)。
《知识考古学》深化了他的《词与物》中有关消解历史主体思想，把历史主体看作是一个变项，或者说是一个陈述变项的整体派生出来的功能，可以缺席、隐藏、自我委派或者自我分割。“《知识考古学》正是针对这种功能——主体展开分析，如，指出主体是一种依据类型和陈述的界限而不断变化的位置或地位，而‘作者’本身在某种情况下也只是这些可能的地位中的一个。甚至，一个相同的陈述可能有许多的地位。”[2](P568)他自己把陈述主体归为“一个确定的和空白的位置。它实际上可以由不同的个体填充”[1](P119)，也就是说，主体只是话语的功能或建构材料以及可能的位置的游戏而已。
福柯对思想史一直津津乐道的历史线性变化发展模式进行无情的攻讦，认为西方主流传统中的理性、进步观念与疯癫、犯罪一样是特定社会话语和非话语实践建构的，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意义，历史是知识—权力体系的转换，它又会在一定条件下打破它，重建另一个知识—权力体系。我们不能抽象地说这种转换是否存在着由低向高的进步。传统思想观念，与其说是建立在一个自诩理性的基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历史想象力诸如河流的流动、生物生长的隐喻上。福柯考古学方法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打破人们“把历史看成重复不间断的观点和对社会生活的黄金时代的怀恋”[7](P246)的迷梦，要把现代思想史从对令人憎恨的、线性连续性的超验的屈从中解放出来，在不断变化的间断性中去分析历史，更多地谈论断裂、缺陷、缺口，目的是为了“分解由历史学家的不厌其烦编织起来的所有这些网络；它使差异增多，搅乱沟通的线路，并且竭力使过程变得更加复杂”[1](P218)。萨特评价说：“他用幻灯取代电影，用静止的连续取代运动”[8](P195)，这是一种电子综合法，“这种电子综合法轮流利用罗伯格格耶、结构主义、语言学、拉康和太凯尔派以证明历史思考的不可能性”[8](P195)。
福柯反对理性、进步的矛头直指启蒙以来现代性有关总体性、压抑性的宏大话语霸权。理性的求真精神根本不是为了所谓人类解放、进步主题，只是另一种控制性力量而已。自启蒙以来，理性通过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差异性获得前所未有的强制性的力量，一切话语都被整合成为它的力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扰乱它，恢复话语的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给以被排斥、遗忘、边缘化的主题如疯癫话语、惩罚话语、性话语、街头野史、不入流的作品足够的关注。他用这些微观话语对抗宏大话语的霸权，取消整体历史优先权。如果说在历史元叙述中，抽象的宏大叙事占据了历史叙述的讲坛，历史成了大写的History的话，那么，谱系学则是拆除了传统的历史讲坛的微观叙事，把单数、大写的History拆散成众多的、复数的、小写的histories。正如安克斯密特描述的那样，如果把历史学看作是一棵树，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上的传统历史是在描述一棵大树的树干的话，那么考古学则是在描述从树枝上飘零下来的落叶，而并不关心它们在树上位置情形，只关心目前的情形[8]。
收稿日期：2000-11-14
标签：考古学论文; 知识考古学论文; 福柯论文; 功能分析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