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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13)05－0043－05
一、什么是“技术修正”
当今世界已经深深的被技术解决问题时所展现出来的独特“功能性”和“效率性”所打动，于是在工程技术领域之外存在这样一些例子：用避孕环控制人口增长、普及计算机以期缩小南北半球教育质量之间的差距、利用面部识别技术来保护隐私和公众安全等等，这些例子的一个共同点是试图用技术来解决宏大的社会问题，即“技术修正”(Technological Fix)①。
事实上“技术修正”这一现象已经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从乌托邦式的科幻小说中就能找到一大堆此类的例子。但它成为一个独立的议题被纳入技术论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却是从1966年核物理学家阿尔文·温伯格(Alvin Weinburg)(1915－2006)发表其经典著作《技术是否可以取代社会工程》开始的。温伯格在文中首次使用了“技术修正”一词。并提出了——鉴于技术工程的简单性和社会工程的复杂性，社会问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为技术问题，找到快速的“技术修正”才能得到解决——的论点。此后STS学界不仅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关于“技术修正”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热烈讨论，而且还相继区分论述了“社会修正”(Social Fix)和“文化修正”(Cultural Fix)。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无论是从学理上试图对何种“修正”进行阐释，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肯定这些“修正”，尤其是肯定“技术修正”对于缓解社会问题的作用②。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观点似乎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技术修正”的假设是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一个机械模型，可是真实的生活并非如此，比如在需要被“修正”的这一事物上，不同的人由于其所属利益集团的不同经常会持不同的立场；即便所有的人立场恰好相同，实际的情况却是，由于每一项独立的技术都是栖身于“系统复杂性”的现实之中的，因此它们在暂时性的缓解了当前问题的同时又总是带来更多新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忙于对每一个问题运用技术进行修正，接着更多的问题出现，周而复始。现在的人类似乎被围困在了一个技术迷宫之中，距离最初元问题产生的根源越走越远。那么“技术修正”在处理社会问题上究竟为何会展现出如此的吸引力？这一思想的源头在哪里？现在妄谈放弃“技术修正”似乎是一种天真的态度，那么如何对“技术修正”加以合理的利用？这些正是本文在以下部分中想要尝试探讨的问题。
二、“技术修正”的有效性分析
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总会遭遇——究竟是使用“技术修正”来解决？还是使用“社会工程”来解决——的张力，但通常“技术修正”都会胜出。究其原因，让我们先从社会问题产生的本质入手分析。
社会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很多个体在用一种社会无法接受的方式行动[1]。这样一来，要解决社会问题就必须引发一场社会变革，即劝说每一个个体改变过去的行为。例如要减少酒驾车祸发生的几率，就要劝说很多人开车时不要喝酒。也就是说这种传统社会工程解决问题的实质其实是：激励人们为了长远的社会利益而放弃自己当下的个人利益和快感，选择更加理性的行为。为了达致目标，社会工程师们通常还会发明一些社会工具来强迫人们理性行为，比如利用法律、道德和教育来改变个体的动机将他们的行为导引到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向上来。不过作为“技术修正”的第一位坚定支持者，温伯格还是一针见血的点出了社会工程在实际操作中的难度，“即便是想通过促使个体行为改变引发一场中立的社会变革，甚至是对个体有益的变革”[2]，都“将是一件耗时而且费力的事情”[3]，而且结局还可能是“令人沮丧的”。不仅如此，社会问题还很难用各方都认可的语言来清晰的界定，因此它的涵义总是带有一定的争议性，比如人口达到多少就应该要计划生育了？为什么达到这个数值就危险了？这一数值又是根据怎样的标准得出的？
现在再来看一下“技术修正”是怎样处理社会问题的。按照美国技术史学家休斯的说法，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技术与人共存的“无缝之网”之中，因此单纯的社会问题是不存在的③，每一种问题“从一开始就同时包含了技术组分与社会组分”[4]，而技术修正社会问题的逻辑就是将其中涉及的属于社会层面的道德争议搁置起来，从而降低问题的社会组分，把一个貌似难以应付的社会问题变成了一个边界相对清晰简单的工程问题，然后运用工程技术学方法为之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依然以减少酒驾导致的车祸发生几率为例，技术专家们会在汽车的设计上增加车祸发生的难度，比如在车的启动装置上添加一种能识别驾驶员体内酒精含量的设备，驾驶员在开车之前必须要吹气测试，只有当仪器确定驾驶员体内没有酒精以后引擎才能顺利发动。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相对于社会工程来说，“技术修正”进路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技术修正”在操作上几乎不会牵涉到太多的个体决策，因而规避了社会工程中由于众多异质性的参与者形成的不可避免的价值观和选择冲突。无论你是从事低等工作的黑人还是自恃尊贵的白人，只要仪器检测出体内有酒精，引擎就不会发动，这一事实不会因为种族、信仰、地位的不同而有所改变。换句话说，技术修正“存在于人类政治的脆弱、惯性和自私之外”[5]。其次，与“社会工程”要求人们更加理性的行为相比，“技术修正”却选择了接受人类固有的缺点，在不改变个体社会态度的前提下将原始的社会问题回避掉。虽然这样做并没有触动问题产生的实质，但正如亨利·福特所言“相对于需要通过政治或社会变革来达致目的的办法来说，技术修正不会引起太多的痛苦”[6]，因而“不仅是非常实用的，而且短期看还是非常有成效的”[7]。你可以继续选择喝酒，不过引擎却因此无法启动，因而整个社会由于酒后驾驶导致的车祸几率还是会下降，这比起煞费苦心的从道德上说服每个人为了他人的生命安全做到酒后不驾驶似乎要省力的多。温伯格曾经这样解读过技术是如何帮助妥善修正“贫穷”这一社会顽疾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宣称贫穷的根源在于产品的分配不公，因此要消除贫穷就必须要消除这种不公，否则就有可能在将来发生社会革命。于是大量经济学著作中充斥着用各种方法说服人们为了社会的长远利益放弃自身短期利益的尝试。但享有产品分配决定权的群体似乎对于这样的说教是嗤之以鼻的。最终资本主义放弃了这种政治上的努力，转而借助技术提供了一种“修正”方式，即发展大规模生产和自动化，这样一来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质极大丰富，虽然此时产品分配依然是效率低下且不公正的，但至少现在有了足够的产品供分配，不仅消除了贫困，甚至还催生出一个由“物的世界淫秽地大量繁殖，彻底失控”[8]的“消费社会”，成功的使资本主义社会避免了社会革命的发生。当然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9]，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远远不是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产品分配不公这么简单，潜在的社会革命也并不会仅仅因为商品数量的增多而一劳永逸的消失。这里温伯格只是在试图为当代资本主义剥削做合理的开脱罢了，但他的分析在——“技术修正”是在不必要移除问题根源的前提下实现对社会问题至少短暂的缓冲——这一点上还是中肯的。此外，“技术修正”的可行性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只要一个修正方案符合科学原理并在现有的技术、经济约束条件下可以实现就比较容易成功；而社会工程的可行性则无论是其论证过程还是真正的实施过程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是否可以达成预期的结果是无法准确预测的。
三、“技术修正”的有限性分析
与大多数对“技术修正”持肯定态度的技术论学者一样，笔者也不得不承认为了使人类生活的某一方面更加理性化，很多时候社会会主动要求工程师进行“技术修正”，因为与其他非技术的方法相比“技术修正”既节约成本又有效率。然而有一点却是至关重要的——如上文所述“技术修正”并没有真正消除引起社会问题产生的元原因，因此它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充其量也只能算是部分的。
笔者依然以降低酒驾车祸发生几率为例来尝试分析“技术修正”的有限性。目前“频繁发生的酒驾车祸”已经成了摆在很多国家面前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从技术层面说，反酒驾装置由于拒绝体内酒精含量达到一定程度的驾驶员发动引擎，因而在帮助降低酒驾车祸发生几率这一点上是有效的。此时假设某一社会酒驾车祸发生率的确下降了，那我们是否可以确定这一成效是与这个“技术修正”方案直接相关呢？尤其是当此时社会中还同时伴随进行着其他干预措施，如国家加大了对酒驾的法律惩罚措施等，这时候车祸发生率降低这一社会变化究竟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引发的，事实上很难说清。社会问题的形成通常都是很多方面共同促成的，所以“社会问题的解决措施从来也不是清晰的”[10]。
另外“技术修正”的效果经常是不均衡的：某一方案总是对目标群体中的一部分起作用，对另一部分则可能没有什么效果。这一点对于疾病的药物控制来说尤其是这样。由于病理的复杂性，药物对于不同的人效果并非是同一的。为了治疗海洛因成瘾，美国政府发起了一个通过供给美沙酮来消除上瘾者对毒品依赖的项目。不过这一“技术修正”方案对大多数上瘾者都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它忽视了上瘾者更深层次的社会和心理原因。因此著名的技术论学者鲁迪·沃蒂(Rudi Volti)指出：“技术并不总能修正问题”[11]。
那么如何理解“技术修正”的“有限性”与“有效性”共存的这一矛盾现实呢？笔者认为这与看待技术功能发生的层级有关。休斯曾根据单纯的技术组分互动和技术与非技术组分互动分别将技术处理为低层级的单系统和高层级的技术—社会系统，借助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技术修正”的运行环境：如前文所述，技术专家们处理社会问题的逻辑是先将其简化为技术问题，即构建一个单系统环境，在这里应用理性(applied reason)是最高法则，社会、政治、文化等非技术因子则是完全缺席的，因此事实上这是一个因果地带，因为这里的每一对关系都有清晰的指向性、而且是确定和可量化的，而技术在解决有直接因果关系的问题上有着先天的优越性，只要理论上论证为可行的，技术一般就可以做到将某一人类意图通过技术功能与期望的结果可靠地联系到一起，从而达到修正问题的目的，这就是技术论学者丹尼尔·萨尔维茨(Daniel Sarewith)所称的“即刻有效性”。防酒驾装置做到了阻止体内含有酒精的驾驶员发动引擎，在这一层级上该“技术修正”具有无可辩驳的有效性。但是每一个“技术修正”方案真实的运行环境其实是更高层级的技术—社会系统。在这个层级，由于各种非技术因子的加入，打破了前一层级那种与经验隔绝、高度理想化的特质(即，相当于是将边界清晰的技术问题又还原成了复杂模糊的社会问题)，当然技术本身还是确切、精良的，但不确定性、或然性却由于技术因子与非技术因子的互动突增，可靠性降低，实际产生的结果不仅很难再与某一“技术修正”方案之间找到因果对应关系，而且对于某些结果的产生，技术或是应用理性很多时候甚至都无法理解更谈不上作出解释了，因而同一个“技术修正”由于系统层级边界的放大同时又表现出了有限性。
“技术修正”常常在解决掉一个问题的同时总是带来更多问题，其原因正是在于我们将单层级技术功能的有效性直接指向技术—系统层级问题的解决，这貌似是一种范畴上的错位吧。
四、“技术修正”迷思的起源及其佯谬
自“技术修正”作为一个议题首次被提出距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了，尽管这过程中各种批判声不绝于耳，但社会对于“技术修正”的热情似乎却只增不减。这是因为我们已经从元意识层面认可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技术可以实现社会的进步，为所有人带来一份更好的生活。这是启蒙运动留给我们的知识遗产。启蒙运动最光辉的成就在于将理性从此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宣称“应用理性(技术)是实现社会不断进步(progress)的方式”[12]，此后“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被一种笃信永恒进步的信仰牢牢把持着”[13]，坚信技术的线性增长会为社会进步带来同样的速率和动量。这一历史观到今天已经成了一个迷思(myth)④。
那么关于技术是一种内在的持续进步力量的信仰到底是逻辑自洽？还是只是虚幻的假象呢？让我们再来仔细考察一下“技术修正”的发生机理。对于社会中那些令人烦恼的方面，我们所谓的用技术来修正指的并不是利用现有的旧技术，而是寄希望于研发出新技术帮助我们纠正当前的社会冲突和文化失灵。于是乎出现了一幅幅这样的乌托邦式的叙事画面：当人们备受奴隶制和封建制之苦的时候，牛顿科学带来的工业化承诺会最终带给我们一个自由、分权和生态和谐的社会；接着在这一愿景落空之后，我们又满怀乐观主义信仰转向电力来医治这些顽疾，不过可惜的是直到现在信息化已基本完成，最初社会的各种不公和集权现象却依然存在，人类还在为自身的自由奋斗，等待着下一场技术变革的救赎。“技术修正”预设了这样一个原则——旧技术有诸多不足，改进后的新技术则会消除这些顽疾。例如，汽车可以帮助人类实现从A点到B点的移动，却带来了酒驾车祸的麻烦，而装有防酒驾装置的汽车则有效消除了这一问题。不过笔者注意到这里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对新技术的信仰必然要求我们不断忘记对此前技术同样的信仰。而正是这一集体失语才使我们将社会顽疾的根除置于工具的演化之上，从而自我幻想出一幅温情的、毫无疑问的进步叙事。不仅如此，这一行为还隐含着另一个悖论——由技术而来的解放最终还要依靠技术来实现。分析到这里，“技术修正”的这一逻辑似乎恰好与资本内在的需求是一致的：为了获利，资本家必须让消费者相信，尽管旧商品的质量、耐用性和最初的吸引力依旧存在，但是新产品的确是一种必要的改进，而不仅仅是无意义的奢华。
在这里又一次回到了我们最初的分析——“技术修正”回避了问题产生的最原始的原因，所以技术永远不可能真正解决它的支持者希望其解决的问题。幻想新技术能够将我们从持续不断的社会顽疾中解放出来的做法只是让我们暂时的将更深层次的发问搁置在一边：这一问题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它是如何运行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存在？可以说，“技术修正”的因果简单性使它们具有了更大的清晰度，在满足公众理解力的同时也取消了这些问题始作俑者的责任。其实技术将修正一切给我们带来痛苦的论断只是一种市场营销策略罢了，因为经济和意识形态要求新产品(即技术)必须源源不断的出现。
五、合理利用“技术修正”的三条原则
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技术修正”其实是一场资本与技术的共谋，只要资本的利益依旧存在，进步观的迷思没有被打破，妄谈放弃“技术修正”就是一种天真的态度，况且对于某些社会问题来说，“技术修正”也确实带来过重要的进步。不过我们的资源却是有限的，因此如果能够将那些通过利用“技术修正”可以得到缓解的社会问题和那些即便利用了“技术修正”也鲜有成效的问题区分开，这将会非常有益的。美国学者丹尼尔·萨尔维茨(Daniel Sarewith)和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对此在《科学》杂志上撰文提出了怎样确定某个社会问题应用技术修正可能获致成功的三条原则。
第一，技术本身必须要呈现将问题与解决连接在一起的因果关系。如上文所述，“技术修正”需要在一个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技术—社会系统语境(context)下运行，而这个语境本身是难以理解的，因此技术必须能够做到将这一问题涉及的所有重要变量都转译成因果联系整合到技术本身的操作中，才有可能可靠有效。那些过分依赖情境的技术通常不会取得成功。萨尔维茨和纳尔逊以美国近半个世纪来尝试开发提高儿童阅读能力的技术为例，指出无论是开发的各种益智书籍也好还是读书软件也好，这些都没有很好的将“必须做到哪些事”纳入到技术本身中，从而表达出一种在所有情形下都优于其他方法的明显优越性，反而却过度的依赖教师的素质和学生的属性，因此从一开始便注定了这些“技术修正”失败的命运。
第二，“技术修正”的效果必须可以用相对清晰、无争议的标准来估量。也就是说，“技术修正”的结果尽量不要与传统的价值观相左，否则就会加大其使用难度，影响该技术发挥的功效。转基因技术从诞生伊始就饱含了各种来自伦理、道德、社会方面的责难，因此尽管此项技术可以提高作物的产量和抗病虫害的能力，但却很难得到大规模推广。
第三，当研发活动集中于提高一个已有的标准技术核心时，更有可能成功的解决社会问题。很多“技术修正”方案使用的知识在理论基础、原因以及动力机制方面尚需要进一步的科学阐释，这样一来“技术修正”在实践中的运用就需要通过培训、制度激励或组织结构来帮助完成，它需要协调、管理不同实践者的活动，同时这些实践者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判断力和技能，而这一切又是很难被从一种情境转译到另一种情境的。这些与技术事实上的应用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当将一种尚不确定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的时候，新技术的价值就会备受争议。相反，如果与某个标准核心相关的科学解释已经成熟完善，就比较容易被社会认可。
当然即使“技术修正”再成功也无法完全解决问题，还需要有积极的社会行动和正确的心理态度配合，这一点就连温伯格也不得不承认，“只有通过技术专家和社会工程师的合作，我们才能达到最初的目标”[14]。其实，面对由于“技术修正”弥漫形成的技术迷宫，我们需要的是一份对待它的正确态度，笔者认为这还应该从最初产生“技术修正”的启蒙精神那里寻找答案。倡导批判性和参与多样性恰恰是启蒙精神中除尊崇理性外最重要的部分，充分利用好这些精神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对“技术修正”的要么过分崇拜要么过分焦虑，从而找到一个合理的态度。
收稿日期：2012－09－25
注释：
①国内有学者将Technological Fix译为“技术装置”(参见张成岗的《鲍曼现代性理论中的技术图景》)，笔者认为这样的译法遮蔽了该术语在提出之初希望体现的技术在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动态性，故而采取“技术修正”的译法。
②参见《女性主义与技术修正》、《环境的技术修正》、《教育的技术修正》等文。
③事实上关于“单纯技术问题是否存在”这一命题现在也出现了争议。John Schumacher、Bronet Frances和Gary Gabrlelle在《工程与社会：设计艺术》一文中提出“技术＝工具＋人”的观点，这样一来“区分技术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做法就是值得推敲的了”(援引人类学家Linda Layne语)。
④参见威廉姆·范登伯格(Williem H.Vanderburg)《生活在技术迷宫》中一书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