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为、风险感知与巨灾保险需求的关联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联性论文,需求论文,风险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5-09-08 长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巨灾保险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2011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1-2015年)》中也明确指出：“增强保险在灾害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明显提高自然灾害保险赔款占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的比例，建立健全灾害保险制度，充分发挥保险在灾害风险转移中的作用，拓宽灾害风险转移渠道，推动建立规范合理的灾害风险分担机制。”保险业通过实行市场化的风险管理机制，可以在损失事件发生后迅速对被保险人进行补偿，帮助受灾单位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或生活秩序。根据瑞士再保险公司《sigma》数据统计，全球保险业对自然灾害的赔付平均占到经济总损失的20%～40%[1]，已经成为灾害补偿环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然而历次灾害过后，我国保险业却未发挥应有的作用。2008年的南方雪灾与汶川地震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保险业的赔偿占比均不到1%，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赔付的主要原因是灾前的保险需求不足造成的[1]。巨灾风险具有“小概率、大损失”的特点，这使得人们对于巨灾保险需求行为有别于一般保险。人们更偏好于对发生概率较高的一般风险进行投保，对于巨灾风险往往采取回避态度[2]。在巨灾保险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中，诸如个人收入、房屋抗震能力和灾害经历等经济因素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主要因素[3]。本研究证实了这些因素对于我国巨灾保险需求会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但是我国现实情况下很难在短时间内对这些因素进行改善，因此这些因素也就难以成为扩大我国巨灾保险需求的有效切入点。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试图找到并描绘对于我国巨灾保险需求起到重要作用的非经济因素，如政府救灾与风险感知。之所以选择政府救助和风险感知作为研究对象，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我国政府在防灾减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府在防灾减灾中的行为可能具有“慈善危害”(Charity Hazard)，即个人对于政府过分依赖，这从一定意义上会挤出个人对于巨灾保险的需求，不利于巨灾保险的发展[3-4]。众所周知，政府在我国巨灾防灾减灾中起着主导作用，2008年国家财政救灾支出占当年总财政支出的0.767%。政府主导的防灾减灾机制与“增强保险在灾害风险管理中的作用”这一理念是否相互矛盾呢？改变政府防灾减灾的行为方式是否能够促进个人对于巨灾保险的需求呢？本文试图通过微观调研数据分析防灾减灾中的政府行为与巨灾保险需求之间的关系。第二，风险感知是导致个人做出投保决策的根本因素[5]。美国洪水保险市场需求不足的原因是个人对于“小概率”风险的重视程度不够高[4]。处于高风险区域的居民往往有较高的保险需求，而低风险区域的居民对巨灾保险表现得较为冷淡[6]，这也间接地说明风险感知会影响巨灾保险需求。Botzen et al.[7](2012)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也证实了洪水保险的购买意愿与人们对于洪水风险的感知呈正相关关系的假设。第三，防灾减灾中的政府行为与个人风险感知具有较大的改善空间，能够作为我国扩大保险需求的重要抓手。我国政府的自主性较强，对于自身行为的改变较为灵活。同时，改变个人风险感知的渠道较多，合理的宣传方式能够明显提高个人的风险感知水平[8]。因此对于这两个因素的研究结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采用武汉大学2013年9月～10月对云南省楚雄州进行的“农村居民地震风险感知与地震保险需求”微观调查数据，以农户对于地震保险的投保意愿与支付意愿作为巨灾保险需求的代理变量，检验防灾减灾中政府行为与农户地震风险感知对巨灾保险需求的影响，并分析了两者对于巨灾保险需求的交互效应。下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现有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主要包括调查的设计方案、变量的选取与估计方程的构建；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巨灾风险具有“小概率、大损失”的特点，这使得人们对于巨灾保险需求行为有别于一般保险。Slovic et al.(1977)认为，人们往往倾向对发生概率较高的风险进行投保，而对诸如地震、洪水等巨灾风险通常采取回避的态度[9]。Dixon et al.(2006)通过对美国洪水保险计划的数据分析，发现在洪水风险区域外，保险渗透率仅为1%[10]。 政府行为对于巨灾保险需求确实存在实质性的影响。Browne and Hoyt(2000)是引用率较高的使用面板回归模型研究美国洪水保险影响因素的文章，他们的研究结果说明，美国的洪水保险需求情况严重不足，其中主要的原因有：(1)个人对于洪水保险的需求情况与个人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这导致收入偏低的个体不会将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主要手段；(2)保险价格与需求负相关，如果政府能够对保费实行一定的补贴政策，那么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提高总体需求水平；(3)个人灾害损失经历会影响保险需求，如果近期经历过洪水损失，那么对于保险的需求会相应提高[11]。Pynn and Ljung(1999)通过实地调研，探究了个人对于洪水保险需求不足的原因，他们一共获取了个人不购买洪水保险的18个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政府修筑的防洪工程会使我免于受洪水侵袭；国家气象局预计今后不会发生洪水[4]。Athavale and Avila(2011)是少有研究地震保险需求的文章，他们认为地震保险需求对于收入和价格几乎不具有弹性(inelastic)，房屋拥有者购买地震保险主要是出于风险的考虑，缺乏投保意识的人群往往认为政府能够在灾后代替保险发挥经济补偿功能[13]。Landry and Jahan-Parvar(2011)通过对美国国家洪水计划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人面临的侵蚀风险(Erosion Risk)与洪水保险的需求正相关，政府修筑的防洪工程不会挤出保险需求，而且高风险地区(V-zone)的保险覆盖率普遍高于低风险地区(B/C/X-zones)[14]。 行为金融学已经认识到了风险感知会对风险决策产生影响[15]，而这一观点最终促使这前景理论得以发展并占据了行为金融学的主导地位。由于采用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难以涉及个体的诸如风险感知等主观因素，而且无法应用于不存在巨灾保险的地区，因此许多学者采用实地调研的方式研究巨灾保险需求，其中的需求往往采用支付意愿(WTP，Wiliness-to-Pay)和投保意愿(WTI，Willingness-to-Insure)来衡量。Botzen and Bergh(2012)是所有关于巨灾保险需求问卷调查研究中较为完善的研究成果，他们采用支付卡片方法(Payment Card)测度了荷兰洪水区居民对于洪水保险的支付意愿，发现当地居民对于洪水保险的平均支付意愿高于精算保费，其中受访者的洪水风险感知、风险厌恶程度以及居住房屋的风险等级对于支付意愿有显著的影响[16]。 由于我国目前没有明确的巨灾保险制度及相应的产品，对于巨灾保险需求的研究大都停留在采用历史数据进行客观因素的研究方面，想要对政府行为与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作深入研究，只能采用微观调查或者实验的方法。Wang et al.(2012)采用了问卷调查研究的方法探寻了我国巨灾保险需求情况及影响因素，发现个人的风险感知、保险经验以及对政府和保险的信任度是影响支付意愿的关键因素[17]。 上述文献基本都是对于国外巨灾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探讨。国外的巨灾保险有着较长的历史，因此大部分文献都采用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这种分析方法较难将个体的主观感受纳入分析框架。我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巨灾保险，因此为了探寻影响我国巨灾保险需求的因素，采用实地调研的方式是必然的。结合我国实情，本文重点关注改变空间较大的政府防灾减灾行为和个体的风险感知对于巨灾保险需求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贡献可以归结如下：其一，在国内首次采用实地微观调查的方法测度了典型地区农户对于地震保险的投保意愿(WTI，Willingness-to-Insure)和支付意愿(WTP，Willingness-to-Pay)，并以WTI与WTP作为地震保险需求的代理变量。其二，本文以政府行为与个人风险感知为视角，重点分析了两种因素对于地震保险需求的影响，并检验了政府行为与风险感知对于保险需求的交互效应。其三，对于政府的防灾减灾行为的分析，本文从“预防”和“救助”两个角度进行衡量；对于风险感知则采用“感觉”(Awareness)、“影响”(Affect)和“可能性”(Likelihood)三个指标进行测度。其四，本研究通过预调查设计了一套适合于农户的问答方式，提高了调查结果的可信度，并结合调查数据，运用概率方程和数量方程分别对WTI与WTP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分析。 (二)研究假说 1.政府行为与巨灾保险需求 “慈善危害”(Charity Hazard)是指“个体因为对政府、慈善机构等外界群体的依赖，而对自身购买保险等防灾减灾行为采取较为消极的态度”[11]。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防灾减灾工作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使我国居民对政府产生了依赖心理。这种后果是政府每年对于防灾减灾的投入越来越多，防灾减灾上的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而个体自身的防灾减灾意识却难以得到提高。然而政府由于信息不对称、政治意图等原因，在防灾减灾的资源分配上缺乏效率[18]，加上每年防灾减灾压力的增加，社会的税收负担也会加重，引入非政府机制势在必行。 我国即将启动的巨灾保险市场是否会存在“慈善危害”(Charity Hazard)？政府在防灾减灾中的主导地位是否允许非政府机构，比如保险公司参与到防灾减灾工作中？Lewis and Nickerson(1989)用理论证明了政府的防灾减灾行为对于居民的保险需求会产生“挤出效应”[19]。Kelly and Kleffner(2003)提出了分析保险需求与政府风险防范之间的理论框架，理论模拟结果表明政府援助会减少个人对于保险与风险防范的投入[15]。政府救助对于保险需求的“挤出效应”就好比“撒玛利亚人困境”，如果将政府救助比作事后保险赔偿机制，那事前的“保费”就对于居民来说就是零。自然灾害过后购买商业保险的个体与没有购买商业保险的个体分别能得到保险人和政府的补偿，那么理性经济人就会选择不购买商业保险，而更多地依赖政府的救助[20]。需求方的消极反过来又会促使供给方提高保险价格，这就陷入了“高保费、低供给”的困境。国际上接受援助较多的国家，自身的防灾减灾意识也相应淡薄，每年因国家防灾减灾投入不足造成大面积人员伤亡的情况时有发生[21]。 政府的防灾减灾行为可以分为“预防”和“救助”。上述实证研究大多以政府在防灾减灾中的支出作为政府行为的代理变量，而且主要倾向于检验“救助”行为对保险需求的影响，对于“预防”缺乏探讨。“预防”可以分为“工程预防”和“非工程”预防，“工程预防”包括房屋加固工程、防灾设施建设工程等，这些工程建设会增加个人抗风险的能力，减少个人风险防范的激励，这表现为高风险地区相对于低风险地区的居民对于巨灾保险有着较高的需求[6]。“非工程预防”主要指政府对个人的宣传与教育，包括地震应急用品的发放，这会提高个人的风险感知，增加个人风险防范意识，从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个人对于巨灾保险的需求；个人对于政府“救助”的信任会放松投保的意愿，更多地依赖政府的援助[12]。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H1a：政府在“非工程预防”投入与巨灾保险需求正相关。 假设H1b：政府在“工程预防”和“救助”上的投入与巨灾保险需求负相关。 2.风险感知与巨灾保险需求 行为金融学已经认识到了预期情感反应会对风险决策产生影响，这使得前景理论得以发展并占据了主导地位[22]。许多研究也已经证实投资者情绪会影响风险决策的改变。接下来，我们从风险感知对风险决策行为影响的角度，分析风险感知与巨灾保险需求的关系。 风险感知在人类的行为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高风险环境中人们通常采取降低、规避或者转移风险的行为来缓解内心的压力[23]。一般而言，个人的风险防范行为与风险感知呈正相关的关系[24]。购买保险属于风险防范中的转移风险措施，个人如果对于小概率风险的重视程度不够，则对小概率风险投保的意愿为零。美国保险市场的需求数据显示，洪水保险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是房主对于洪水风险缺乏足够的重视[4]。Botzen et al.(2012)和Wang et al.(2012)采用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均证实了巨灾保险的WTP与个人的风险感知呈正相关关系[16-17]。周志刚和陈晗(2013)运用期望效用理论与前景理论证实了个人主观概率增加与保险需求呈正相关关系[25]。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H2：风险感知会增强个人对于巨灾保险的需求。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案 1.WTI与WTP的测度 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ing Method，CVM)是一种典型的陈述偏好评估法，是在假想市场情况下，直接调查和询问人们对某一环境效益改善或资源保护的措施的支付意愿(WTP)，或者对环境或资源质量损失的接受赔偿意愿(WTA，Willingness to Accept)。CVM多被应用在对环境和资源价值的评估方面。目前国外对于巨灾保险WTP的研究均采用此种方法。本文运用CVM方法测度农户对地震保险的两种支付意愿，一是农户对地震保险的投保意愿(WTI)；二是农户对于地震保险的最高支付意愿(WTP)。 对WTI的测度方式较为简单，通过向农户提供特定场景和假设的产品，询问他们是否愿意购买。目前有关测度WTP的设计方式包括四种，分别是投标博弈法(Bidding Game，简称BD)、支付卡片法(Payment Cards，简称PC)、开放式法(Open Ended，简称OE)和二分选择法(Dichotomous Choice，简称DC)。Wang et al.(2012)采用OE测度个体对于巨灾保险的支付意愿[17]，Botzen et al.(2012)则采用PC进行测度[16]。目前研究资源和环境的文献多采用DC方法进行WTP的测度。笔者通过对典型地区进行预调研，发现对于政策性地震保险WTP提问时，由于受访农户的文化水平较低，与外界的沟通较少，PC方法与BD方法配合使用效果最佳。具体方法如下： 在确保农户理解问题情境的前提下，出示支付卡片，询问其每年能够支付的最高保费，如果农户能够在支付卡片的引导下回答出最高支付意愿，则该部分提问完毕。如果农民在多次提问后仍然难以选择，则采用BD方式进行引导。首先询问农民在初始价格(PO)下是否购买地震保险。如果农民的回答为“愿意购买”，则继续以一较高的价格(PU)，询问消费者在此价格下是否仍愿意购买地震保险，直到农户回答“不愿意购买”，即将该价格确定为WTP；如果消费者在(PO)价格条件下的回答为“不愿意购买”，则继续以较低的价格(PD)询问，直到农户回答“愿意购买”，即将该价格确定为WTP。其中，(Pi)在支付卡片里面随机选取。 为了保证支付卡片上的价格在合理区间，在正式调查之前，调查组首先进行了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的情况，选定支付卡片的范围在5元～1000元。 2.样本选择 今年，保监会提出要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进行地震保险制度的先行试点。为了保证研究的针对性，笔者确定了楚雄彝族自治州作为调研地点。楚雄州地处云南省地震断裂带，属于地震多发地区，当地居民对于地震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访谈的进行。同时，对我国巨灾保险先行试点地区的实地调研对我国下一步的政策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和可操作性，我们在楚雄州按照地震发生频率、地理位置、农民收入水平三个因素，选取了四个县(姚安县、大姚县、双柏县和禄丰县)。在每个县发放问卷200份，问卷填写均采用调研员面对面访谈形式进行。最终样本结果如表1所示。 本次调研的时间为2013年9月～10月，参加调研的人员为武汉大学保险与精算系的研究生。调研全部采用面访的形式进行，每次访问结束，调研组会给予一定的误工补贴。根据研究方案的设计，本次调研最终获得样本量722份，其中有效问卷681份。由于样本全部由调研员进行面访，而且面访结束后有误工补偿，因此能够对调查问卷的质量有较好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