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成人基本认知能力的年龄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认知论文,成人论文,差异论文,年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02)01-0033-05
1 前言
有关成人认知发展的研究是心理学长期关注的课题，大量关于认知能力的年龄差异及其变化的横断资料(Schaie,1983)对于认识不同年龄阶段成人的认知特点具有重要帮助。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不同文化下认知老化的问题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Hui & Triandis,1985)。对成人认知发展的跨文化研究一方面可以对成人认知发展的理论进行补充(Neugarten & Bengtson,1968)，另一方面可以对环境和历史等因素对认知发展的影响进行考察。近几十年来已有大量的有关成人认知老化的研究(O'Hanlon,1993)，但对于不同文化下成人认知老化的比较研究却相对较少。近期的研究发现中西方成人的认知发展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不同文化背景下心理能力的年龄变化模式有所不同（申继亮等，2001）。那么这种差异是否具有普遍性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验证。因此，对中西方成人认知能力的年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对于丰富认知发展的理论是非常有价值的。
本研究根据西亚图纵向研究模型(SLS,Schaie,1983)设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检验中国成人基本认知能力的年龄差异是否与美国成人基本认知能力的年龄差异相一致。具体目的有：(1)建构一套与SLS研究相同的测验来对中国人群进行基本认知能力测量；(2)获取21～80岁中国成人基本认知能力的基本数据；(3)对中美各年龄被试的各种能力水平进行比较。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中国被试抽取自中国大城市之一的天津，年龄范围21到80岁，被试按受教育程度和每10岁为区间分层抽取。共分6个年龄组。每组人数分别为12、22、24、19、22和21名，男女尽量各半。共抽取120名被试，其中男63名，女57名。作为对照的美国被试抽取自美国的大城市西亚图，共521名，其中男235名，女286名。21～80岁6个年龄组每组人数分别为102、106、94、84、87和48名，每组男女大致相等。
2.2 工具
对SLS研究中所使用的成套认知测验进行修订，用来测量中国被试的5种基本心理能力：归纳推理、数字、空间、语义和词语流畅性。语义测验测量辨认和理解语言的能力，为适应中文，测验材料是从中学词典中抽取的不同难度水平的词语。在词语流畅性测验中，修改了词汇规则，要求被试以偏旁部首生成不同的中文字词，而不是用西文的以开头相同的字母生成不同单词的方法。这项测验测量被试的常用词汇和利用词汇规则从长时记忆中流畅地提取词汇的能力。归纳推理指的是发现规则和推导原则或规律的能力。这一能力通过从一组数列中找出其中隐含的规律，以正确预测下一个数字来进行评估。数字和空间能力的测验基本未做修改。数字测验要求被试用加、减来验证题目中所给的结果是否正确。最后，在空间测验中，被试则必须通过心理旋转从多项选择中选取与抽象图形相匹配的图形。所有测验指导语均译成中文再回译成英文。
除能力测验之外，还用修订的“生活复杂度问卷”(LCI,Schaie,1996)来获得被试的个人资料。这项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工作环境、朋友和社交互动、日常活动、物质环境和重要生活事件等主题。
2.3 程序
被试以3～5人为一组，由受过训练的测验人员施测。所有能力测验均要求快速作答，中国参加施测的人员按SLS研究中同样的要求进行培训后进行施测。
3 结果与分析
两种文化背景下的能力原始分数均根据各自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进行标准化处理，转换成T分数(M=50,SD=10)。
为了评估心理能力的年龄差异，被试以10年为间隔被划分为6个年龄组，分别为21～30、31～40、41～50、51～60、61～70和71～80岁年龄组。
首先不考虑教育因素。由于已知5种基本心理能力之间存在中等相关，故使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5种基本心理能力作为模型的因变量，年龄、性别、文化（二分变量分别代表美国和中国）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作为自变量。在5种能力上年龄与文化的交互作用显著(F[,(5,617)]=2.59,p<0.001)。这一结果表明不同年龄的平均能力水平在两种文化上存在差异。进一步对每一能力进行单变量方差分析表明年龄与文化的交互作用在语义、归纳推理和数字能力上达到统计上显著意义（见表1）。
表1 不考虑教育因素的方差分析结果
在美国样本中，老年组被试成绩较低，表现出线性的年龄差异(Schaie,1983)。中国各年龄组被试在这3种能力上表现出更大的差异。在5种能力中的4种（语义、归纳、数字和空间能力），50～70岁年龄组被试的平均成绩明显低于年轻组被试。在每种能力上，发现中国样本中最老年组（71～80岁）成绩非常好。他们不仅在4种能力得分上高于比他们年青10多岁的中国被试，而且他们在语义、归纳和空间能力上也明显比美国样本同龄人的位置要好（见图1）。
图1 中美各年龄组能力水平比较
年龄的主效应显著(F[,(5,617)]=12.03,p<0.001)。3个高年龄组被试的成绩明显低于3个较年轻的年龄组被试。多元方差分析性别主效应亦显著(F[,(1,617)]=7.46,p<0.001)。男性被试在推理、空间能力和数字能力上平均成绩较高。在空间能力上，存在更为复杂的性别、年龄和文化的三维交互作用。中国被试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成绩随年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而美国被试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成绩不随年龄变化。
由于数据通过文化测量的标准化处理，故假定文化的主效应为零。
表2 去除教育因素的协方差分析结果
因为教育和5种基本心理能力测试的成绩适度相关，我们也要考察在平均受教育程度（上学的年数）上的年龄、性别和文化方面的差异。由于男性、女性和不同年龄被试在受教育水平上有很大的差异，我们需要排除教育因素的影响，故此采用协方差分析。将教育因素作为协变量，把每种能力的T分数向教育回归。去除教育影响后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与教育因素未分离之前的结果没有显著差异（见表2）。所以，两种文化之间年龄和性别差异不能单独归因于两者之间的教育差异。
然而，教育的多元效应并不能解释所有5项能力，对能力进行单变量方差分析表明，教育对不同的能力存在不同的影响。若从语义能力中分离出教育的影响，则性别主效应显著，女性表现更高的成绩。若从归纳推理能力中分离出教育的影响，则两种文化下的平均差异降低，从而使年龄与文化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再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分离了教育影响之后，在数字能力上出现了性别、年龄和文化效应的交互作用。这是因为当分离了教育影响之后，美国样本中，数字能力上的性别差异消失了，但中国样本中数字能力的性别差异仍然存在。
4 讨论和总结
总的来说，本研究表明在不同文化下5种能力的成绩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两种文化下不同年龄组的教育差异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差异。年龄较大的被试在所有基本能力测验中平均成绩均较低。性别差异表现为男性被试在归纳推理、空间和数字能力上成绩较好，女性被试在语义和词语流畅性测验上成绩较好。
总体上，中国各年龄组被试的平均成绩表现出一种不稳定的趋势。在所有的能力上，20～30岁组被试在所有能力上的平均成绩均明显高于60岁以上的年龄组被试。除了词语流畅性以外，其他各种能力的成绩在50岁以后均呈下降趋势。但是，71～80岁年龄组的被试在各种能力上的成绩却有所回升，高于他们前一个年龄组。这可能与老年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较受尊重有一定关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者常常是智慧的象征。另外，从时间上推算，这组被试在教育机会和成长环境上可能会优于其后的深受文革动乱影响的年龄组。
然而，应该谨慎地解释这些初步分析的结果。本研究中中国被试与美国被试在5种基本能力测验中有4种能力测验的年龄趋势存在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样本的误差，也有测量技术的误差。
对所观测到的差异的首要原因之一可以归结为中国样本比美国样本小得多这一事实。再者，中国样本来自一个大都市，代表了较为广泛社会经济阶层。美国样本虽然也来自美国的一个大城市，但其样本分布较为集中。故中国样本更具有异质性，所以在考察其平均成绩的差异时，应该考虑这一因素。
对年龄趋势差异的另一个原因可以归因于测验效度在跨文化上的局限性。虽然5种能力的相关模型在两种文化下较好拟合支持我们对测验效度的估计，但应该意识到这些测验仅仅是每一种能力的单一指标。
中国和美国各年龄组被试的测验分数不能直接进行比较。我们所得到的各年龄组的平均成绩的趋势是参照各自文化标准化后的数据。另外，也要注意的是，这些比较是建立在横断研究的设计基础上的，因而不能被外推来说明能力随年龄增长或减少的问题。
最后，本研究是一个初步性的研究。它表明中国老年被试与美国老年被试一样在基本认知能力上呈较低的成绩趋势。研究还表明显著的年龄差异可能会出现得更早，即在50岁之后即表现显著的年龄差异。中国被试数据呈现出的尖峰和低谷形态，尤其是观测到的成年后期较高的成绩水平，说明历史和环境所施于这代人的不同影响。因而对成人认知发展进行纵向地和跨文化地追踪研究来分析与成人智力发展有关的年龄因素和历史因素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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